2012年12月4日，習近平主席為紀念憲法實施公布30周年發表了題為《恪守憲法原則弘揚憲法精神履行憲法使命　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講話。在習主席的講話中，習主席強調憲法與國家前途、人民命運息息相關。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我們要堅持不懈抓好憲法實施工作，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可以說習主席的講話是對新時期、新階段社會主義憲政的新解讀、新詮釋，從宏觀戰略的高度將尊重憲法、實施憲法提高到了新的歷史高度，這是對黨的十八大精神的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

　　可是在某些喜歡揣測“圣意”的失意文人眼中，習主席的講話似乎放出了某種讓他們興奮的信號，以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為代表的某些所謂公知法學家開始借此掀起了所謂的憲政潮。

　　這些公知法學家有意的將所謂憲政與社會主義對立起來，將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對立起來，將黨的領導、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事業的方向與他們所謂的憲政改革對立起來，進而隨意解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發言，制造輿論，鼓動不明真相的網友，試圖產生倒逼機制，逼迫中央對此進行表態。

　　憲政是一個國家政治文明的最高體現，是一個國家政治實踐的最終結果，他本身就體現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歷史榮譽感和價值感。同時憲政的實施也是本國公眾普遍參與所形成的基本契約，代表著基本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社會認同。在習近平主席的講話中，習主席同時也強調了“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可見對于政府是否濫用憲法賦予的職權，是否可以有效保證憲法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保護是所有人都關心的問題，但是以這種關心為出發點，隨意解釋憲政的含義，將憲政與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方向，與黨的領導，與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相對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首先，憲政不是賀衛方們可以隨意解釋、詮釋的東西。雖然賀衛方們以所謂法學家的身份斥責別人是外行，但是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個國家、民族和社會的根本契約，它本身同時也具有政治性、民族性和道德性。任何的政治反思之前都應該先有道德的反思。任何國家的憲法在保證了公民具有言論表達的自由的同時也保證了公民具有不虞恐懼的自由。對于憲政與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割裂，對于中國未來的走向與中國歷史的對立，這本身就造成了全體國民身份的巨大恐懼。難道為了所謂憲政改革，我們每個人都要再重新思考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要到什么地方去這樣的哲學問題嗎?難道我們建國前長期的革命史和建國后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歷史還不足以建立起我們這個社會、這個民族基本的認同嗎?難道我們只有實施了美國憲法才能重建我們的社會認同?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寫道，普通公民只是一群被囚禁在洞穴中的囚犯，他們看到的所有景象都是墻。只有走出洞穴，看到太陽，才能抓住事物的真實面貌。因此，必須超越偏見和日常生活的慣例。道德反思并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追求，而是一種公共的努力。道德反思需要一個對話者，只有在對話中才能形成公共的道德和公正。

　　網絡本來應該是一個形成對話的理想空間，然而在民粹式的憲政浪潮中，原有的對話變成了單向的辱罵，原本的對話者變成了被妖魔化的對象，于是對話的途徑板結了。而引領這股民粹式憲政潮的所謂公知法學家們，那些賀衛方們應該對此承擔一定的責任。中國的憲政本應通過共同討論形成的代表中國國家、民族和社會的道德和正義，而在賀衛方等人的手中，所謂憲政變成了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單向輸出。而道德反思的中斷也導致以合法性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最終必將導致中國在與美國的意識形態對抗中完全失敗。

　　很多人都很討厭意識形態，刻意丑化意識形態，最近也有人有意的將中央發出的要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講話與所謂憲政相聯系，將兩者對立起來。但是任何人都離不開意識形態，因為他與每個人的政治合法性都息息相關。

　　其次，為什么說賀衛方們是漢奸法學家?眾所周知，所謂漢奸就是投靠外國人出賣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的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國，然而中國的文化力量還遠遠不是世界第二，目前正是中國文化方興未起之時，也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借助文化的力量打斷中國崛起的最后時機。那些宣傳美式民主，美式人權，美式憲政的所謂法學家成為了西方文化入侵的帶路黨。他們在憑借所謂的法學常識，將大眾參與討論的憲政變成了所謂精英階層的玄學，將原本代表本民族政治共識的憲政包裝成了所謂具有普世價值的西方憲政，將代表中華民族崛起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歷史歪曲成了憲政改革的阻礙。

　　我們要知道，意識形態的對抗不是對一個具體事務的爭奪，而是一個社會建構性的競爭。他需要的是寬容、參與和對話的，是一個社會進程性的概念。中國要想建構起自己的意識形態，要想樹立起中國特色憲政，這個社會就要形成包括道德、公正、良知為核心的對合法性的公共討論。國之爭，其上攻心、其中奪勢，其下爭形。而美國對華輿論戰，其本質是對這一社會進程施加干預，并最終達到控制的目的。憲政的目的是善治和善政，對西方憲政打包式的削足適履其目的就是徹底破壞中國的意識形態，對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甚至中國社會的合法性進行系統性的顛覆，這樣的憲政難道是善政嗎?賀衛方們在意識形態上充當了西方國家的帶路黨，這難道不是在社會中制造不和諧的負能量，開歷史的倒車，以憲政為借口破壞中國現有的政治實踐和憲政理念嗎?

　　再次，賀衛方等人的邏輯錯誤。再美好的政治理念，如果沒有接地氣，沒有與人民的根本利益結合在一起都會淪為貧瘠的烏托邦。在賀衛方等人對憲政潮的推動中，他們極其羨慕美國的投票制度、美國的司法制度和美國的新聞制度等等，似乎外國的月亮一定比中國的圓，甚至外國人的快樂也一定比中國人的快樂更快樂。

　　憲政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歷史性、實踐性的概念，即使對美國來說也是這樣。美國建國之初，黑人和婦女都沒有投票權，這個時候為什么沒人說美國的憲法不保護人的基本權利?中國自革命時代到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當家作主，人權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為什么賀衛方們沒有看到這些基本的道理，反而要將憲政與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照此邏輯，美國的憲政難道是在推出憲法修正案之后就要完全否定之前的憲法嗎?

　　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一直在推廣，這從中國以“法治”這個詞取代了“法制”就可以看出中國在理念上和實踐上的進步，為什么所謂的公知法學家要以“二元論”的姿態非要制造出憲政改革的對立面?為什么要在中國的憲政與美國的憲政之間制造出非此即彼的比較?快樂的對立面是痛苦，然而吃蘋果的快樂和吃香蕉的快樂能形成對立嗎?蘋果和香蕉都是水果，為什么中國的憲政不是憲政而美國的憲政是憲政呢?賀衛方們就是在系統性的制造著中國文化的不自信。以西方政治學的皮毛來否定中國長期政治實踐所形成的政治文明的進步。

　　最后，思考憲政不是技術性的分析而是道德的反思。賀衛平們以所謂法學家的身份將所謂司法獨立、司法審核、立法權等等法律名詞貫穿在對憲政的解釋之中，簡直形成了一門玄學。憲政也好，憲法也罷，本身需要的，或者說要表達的核心應該是道德的反思，他是與公平、公正、正義、寬容這些基本的政治道德相聯系的。在賀衛方們以技術肢解著道德同時，他們也在用自己所謂的理論詮釋殺死了憲法的精神。如果他們真的想對中國的憲政有所推動，為什么他們不討論如何形成司法正義、司法公正這樣的務虛概念呢?為什么要將目標直指中國的政治改革、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呢?只能說他們是別有用心。

　　人是會思考的蘆葦。面對那些衣著光鮮的所謂公知在推銷自己那些光彩奪目、振聾發聵的大理論、大道理的時候，我只奉勸受眾和聽者能夠保持一絲警醒，多一點思考，少一點臆斷，多一點懷疑，少一點盲從。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被理論拋棄甚至傷害的“他者”。我也奉勸那些以賀衛方為代表的公知法學家，不要以法學研究為幌子，誤導公眾對政治和道德的思考，更不要成為真正的人民意愿和真正的憲政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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