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節選了張千帆的文章《“輿論斗爭”的階段與走向》，附上個人評論。

　　自八月下旬以來，“輿論斗爭”成為中國官方推出的熱門詞匯。《人民日報》、《求是》雜志、《環球時報》、《解放軍報》陸續發表文章，若干省委書記和宣傳部長也紛紛表態，支持“輿論斗爭”、否定憲政民主。中央軍委副主席更是表示要像“堅守上甘嶺那樣”，“鉚在意識形態斗爭的陣地上”。言下之意，輿論陣地已經失守，現在要靠網絡軍管等非常措施才能奪回陣地。或許在新一屆政府看來，輿論陣地對于信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中國來說尤其重要，再不收復將無力回天。只是中國在經歷了前三十年的全民洗腦、后二十年的精英反思之后，早在十年前就已進入大眾覺醒時代，現在更不可能像以前那樣通過專政手段回到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

　　進入2000年以來，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中國老百姓對發生在自己周圍發生的事件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并自覺或不自覺地和國家制度聯系起來(甄賈按：是誰在互聯網上傳播信息?是誰在將這些信息自覺地和國家制度聯系起來?參看《起底薛蠻子》http://o.wyzxsx.com/s/xuemanziyuzaoyaoshuijun/ 《南方系的七宗罪》http://oisum.com/Article/yulun/2011/12/269312.html)。以2003年發生的孫志剛事件為標志，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復轉軍人乃至被“雙規”的官員從自身遭遇中認識到，沒有法治與憲政，自身基本利益、安全乃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甄賈按：第一、如果沒有新自由主義政策，就不會有這些民事刑事案件;第二，倘要真正走到法庭上，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有效執行社會主義憲法，肯定比只有權貴階層才能夠買到的、本身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憲法”要公正得多。)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破壞法治、胡作非為，但是一旦坐到被告席上，連他也不得不為自己呼吁公正審判。法治、人權、民主等憲政理念不再只是少數學者宣講的書本知識，而已經成為大眾普遍接受的常識和共識。

　　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新一屆政府展開了大規模的“輿論斗爭”，試圖在意識形態領域“奪回陣地”、回到毛時代。除了新一屆領導人的教育知識背景及其形成的個人思維偏好之外，這種政治左傾回潮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胡溫執政期間，上一屆即已形成的各種惡法產生的社會惡果全面發作，造成空前的官民對立、民怨沸騰。(甄賈按：到底是所謂的惡法，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單面推進經濟改革的后果越來越嚴重，社會要求政治與法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讓執政者感到壓力倍增、芒刺在背。(甄賈按：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人民當然要求立法保障國有資產的安全;市場化越來越嚴重，有錢人占有的醫療、教育、法律、權力資源越來越多，普通大眾生活越來越沒有安全感，當然要求國家力量縮小貧富差距。)然而，實質性改革將無可回避地觸動既得利益，執政者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觸碰的;反之，通過現有的輿論控制系統扼殺憲政民主、回歸毛時代話語則似乎代價和風險較小。于是今年“兩會”結束、權力交接完成后，就有了傳達“九號文件”、組織發表反憲政系列文章、打擊“新公民運動”、對青年教師加強思想政治控制、拘捕網絡大V、奪回輿論陣地等一系列“亮劍”行動。

　　當然，從其產生的效果和社會反應來看，這一行動計劃顯然誤判了中國當前的輿論形勢。“九號文件”虎頭蛇尾，在高校傳達引起了普遍的反感，“七不講”成為教師們茶余飯后的挪揄對象。(甄賈按：此處可能真是事情。畢竟反黨從黨校教授開始。《林岳芳：駁中央黨校蔡霞--不要拿薛蠻子攻擊體制》

　　http://oisum.com/Article/yulun/2013/09/305609.html)邏輯不通的反憲政文章多以匿名發表，知名知姓的作者大都是學術圈里名不見經傳的邊緣人物，有的根本算不上“學者”，表明官方已找不到像樣的學者為之捉刀。更重要的是，反憲政文章引起的社會反應幾乎是清一色的批判和譏諷，可見此種言論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種程度。在官方對民間發動的這場“輿論斗爭”中，勝負早已不判自明。除了官媒的自說自話和極少數官員的被動表態之外，如今還有誰在公開支持這股反憲政逆流?事實上，官媒對憲政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不僅沒有鎮住局面，反而得罪了大批體制內學者，讓體制內的“社憲派”、體制外的“自由派”等原本不同立場的派別結成了廣泛的護憲聯盟。在這種生態下，任何學者公然站出來反憲政都是一種職業“自殺”;這么做也許馬上就能得到“封賞”，卻徹底毀了自己在圈子里的聲名。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哪次精英聯合抵制、社會普遍反感的“輿論斗爭”成功過呢?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格局是六十余年來從未有過的。在全民洗腦和精英反思階段，執政者或因自身強勢、或因順應民心，都牢牢掌控著輿論主導權，官民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輿論斗爭”或哪怕是實質性的對話。在毛時代，顯然一切都由他一人說了算，任何公然唱反調者都不會有好下場。有的學者對1954年憲法的上億人“大討論”津津樂道，其實那個年代哪有什么“討論”?幾億人只有轟轟烈烈學習、領會、贊美領袖精神的份兒!鄧小平抓住人民追求自由、富裕的心理，打出改革開放的旗號，主導了意識形態潮流。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辯論”是拉開改革序幕的重大政治事件，但其實也不是任何意義的思想或學術辯論。“辯論”的基調早已確定，剩下的任務是找學者寫文章正面論證，反對者(當時的左派)是不會有任何機會在官方媒體發表意見、正面交鋒的。事實上，這種行事模式和現在的反憲政言論如出一轍，只不過改革開放的立場得人心，因而大批真學者愿意為之效勞。(甄賈按：符合小圈子知識分子利益的行為，即便違反了言論自由的原則，也要加以肯定;不符合小圈子知識分子利益的行為，即便遵從了言論自由的原則，也要加以否定。其實小圈子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永遠是自己的言論自由，而絕非廣大勞動人民也起來言論自由，因為后者將損害小圈子知識分子賴以生存的“話語壟斷”。所以小圈子知識分子永遠無法理解通過抑制官僚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的利益來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地位所帶來的人民的自覺擁護與認同。小圈子知識分子從自己的生活感受出發，自然要得出國民時代月工資幾百洋元的好時代、毛時代只能比工農工資稍高的壞時代的結論。)

　　這就把我們帶回到執政者當前面臨的尷尬。初看起來，新一屆領導人沒有理由不“自信”。畢竟，專政與輿論兩大武器仍然和以往一樣掌握在政府手里。當年位高權重的“四人幫”都抓了，今天抓幾個體制外的大V算得上什么?他們都是耍筆桿子的，而“四人幫”倒臺表明筆桿子最終要聽槍桿子的。但是這種看法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打倒“四人幫”在當時就有一定的民意基礎。且不說長期被壓得抬不起頭的“臭老九”們，相當部分的普通民眾也早已厭倦了讓他們“一窮二白”的意識形態。因此，即便在極左派還掌控著輿論陣地的時候，打倒“四人幫”對于許多人來說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然而，今天反憲政、抓大V的民意基礎在哪里呢?即便政府小心翼翼地撿了薛蠻子等幾個聲譽并不好的大V作為收拾對象，網上也出現了大量調侃和質疑，大V們更是清一色地對政府以道德瑕疵為由進行網絡整肅表達本能的警惕。時代不同了，當代中國人不僅懂得愛惜自己每天都在行使的言論自由，而且已經意識到對別人言論自由的任何侵害也是對自己的潛在威脅。

　　獨立學者陳子明指出，最近的意識形態運動是在“五十年代的底色上潑墨”，但這種“底色”只是政府自己假想和力圖制造的，完全不是當今中國社會的真實底色。當然，作為未曾清理的“文革”遺產，左派言論仍有巨大市場。反憲政逆流掀起后，“左派”確實十分活躍，據說已開始和政府聯動打擊“右派”;如果屬實，那么當今中國已經出現了“文革”時期“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危險跡象。然而，中國“左派”看似聲勢浩大，卻終究是靠不住的，因為他們沒有經得起推敲的治國思想。除了在領土主權等外部問題上可以一時蒙蔽群眾之外，對于民生、反腐、教育、環境治理等和民眾利益攸關的國內實際問題，毛主義中找不出一個答案，多數民眾也不可能對這一套老調重彈的說教感興趣(甄賈按：國內多年來實踐了右翼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卻導致民生兩極分化，官僚系統越來越腐敗，教育、醫療、住房、法律資源向少數人集中，環境污染嚴重。真是“經得起推敲的治國思想”。在赤裸裸的現實教訓面前，大多數被“一時蒙蔽”的群眾的左轉也不可能再被忽悠回去。)。“新左派”雖曾名噪一時，但是其影響僅限于少數學者，政府不可能指望通過他們的鼓噪讓極左主張獲得普羅大眾的支持。除非發生戰爭或分裂等非常事件，作為一種大眾意識形態，左派已走上窮途末路。如果執政者決心向前推進改革，來自左的阻力亦無足多慮。(甄賈按：如果執政者不推進走向邪路的改革，右邊的阻力確實很大。)

　　在經歷全民洗腦和精英反思階段之后，當代中國大眾已經覺醒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主體思維。在今天的學者、記者、律師及普通百姓中間，支持憲政民主的“右派”已占據絕對多數。(甄賈按：行文到此處，右翼的意淫功力令人嘆服。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13年發表的調查數據，當今中國城市居民，18歲以上，左派占38.1%，中間派占51.5%，右派占8%。顯然，如果調查對象是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右派的比例還會更小，小于5%，左派的比例還會更大。有關的詳細數據、詳細圖表、詳細分析，請在谷歌google或百度搜索《當今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分析》(李毅演講稿)。何來右派占絕對多數之說?李毅：點評左中右對薄熙來審判的不同看法http://oisum.com/Article/shiping/2013/09/306368.html

　　)憲政民主雖然還說不上是牢不可破的信仰，但早已深得人心。多數人或許不敢站出來主動維權，但是要把他們的思想拉回到不可理喻的五六十年代，又如何做得到?辯不過就抓人，(甄賈按：抓人是按法律來的，講的是真實證據。不嫖娼，何必恐怖?不造謠，何必刪帖?)也許能制造一時的恐怖氣氛，讓大V們眼下三緘其口，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抓了許志永、王功權，接下來又能如何?他們因言獲罪，只會收獲更多的社會同情。在國際和國內輿論壓力下，政府并不能將他們重判并達到“殺一儆百”的目的。最后的結果只能是提高他們的國際與國內知名度，而自己則四處樹敵并在道義和形象上丟分。

　　思想的閘門猶如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就再也無法合攏。現在早已不是五六十年前的全民洗腦時代，領袖想要人民信什么，人民就信什么;甚至也不是二三十年前的精英反思時代，用專政手段就能讓少數異議者的消聲。大眾覺醒的時代已經到來，武力壓制并不能改變大眾對憲政民主的信仰。(甄賈按：強奸民意的典型表述。上面已闡明大眾中右派比例很小，何來“大眾”對憲政民主的信仰?五六十年代，是黨和政府真正落實了為人民服務的路線，做了對人民有利的事情，人民才相信;現在，右派在中國實踐三十年留下一爛攤子，雖然不同于“四人幫”時期只有“兩報一刊”，擁有了大規模的傳媒資本、傳媒平臺和各式各樣高科技，但人民卻絕不相信。恐怕右派這些年體會最深的是一個萬年不變真理：給人民洗腦真的不容易啊!)事實上，不論中共執政的原始合法性來自何處，它也不是純粹靠武力建立起來的，單純的軍事勝利并不能為它贏得廣泛的大眾支持，而國民黨之所以丟失政權，相當程度上恰恰是因為它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引起了社會尤其是知識界的普遍失望和反感。在今天，國家動用武力更不可能收復思想和言論陣地，反而只能進一步自損形象、丟失民心。而在信息高度多元的網絡時代再實行語態單一的思想灌輸，顯得幼稚可笑、不合時宜。在不合時宜的方向上走得越遠，執政形象所承受的損傷越大。(甄賈按：打擊違背人民利益、違背國家利益的言論，必將得到民心，重塑形象)

　　面對大眾醒悟的中國社會現實，執政者有必要為體面執政做長遠打算。既然不可能扭轉憲政民主的歷史大潮，不如盡早改變“輿論斗爭”的習慣心態，設計或接受和憲政民主更加兼容的話語體系，與成長中的公民社會和諧相處。對于正在進行的中國經濟與法治改革而言，一個具備憲政意識的公民社會顯然是好事而非壞事。要為改革營造一個寬松的輿論氛圍，也必須采用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目前的“政左經右”姿態好比人格分裂，高層傳遞出相互矛盾的信號已經造成嚴重的社會困惑與對立，而官民對立無疑會造成巨大的改革障礙。其實，打破對立的鑰匙掌握在政府手里。要讓中國改革回到八十年代初期上下齊心、官民互信的良好局面，執政者可選擇的路很寬。(甄賈按：總之就是要聽右派的話，要政右經右才好。右派的“民”向來指資產階級。“官民對立”也只是暗含了右派們對左轉的“官”和右轉的“民”對立的擔心。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即，http://www.wyzxsx.com/s/shibajiesanzhongquanhuiguancha/右派們恐怕不滿足于目前的所謂“政左經右”，還要推向“政右經右”的道路上去。這倒提醒了我們，也不能滿足于“政左經右”的現狀，而要推向“政左經左”的路子上去。經濟上的左，才能最終保證政治上的左。否則，政治上的左即便不是遮羞布，也遲早會被經濟上的右顛覆掉。)

　　反之，在打倒“四人幫”37周年的今天，還要把當年那一套搬回來，中國社會能答應嗎?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