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日報一條不知所云的微博

　　9月24號早上，人民日報發了這么一條微博：“應當摒棄‘加班為榮’的上班文化，遏制朝九晚‘無’現象。不少加班緣于上班時間效率低下，能在上班時間辦妥的事情非得加班加點。關鍵是要向八小時要效率，加班加點只是應急措施，不應成為常態。”

　　“加班為榮”居然成為我們時下流行的一種上班文化，這個論述讓我大開眼界。除非是人民日報編輯們自絕于中國社會，我實在找不出其他的理由。難不成人民日報的編輯們整天發一些“中國全體人民生活幸福”、“中國絕大多數官員廉潔奉公勤政愛民”、“中國全體人民為建設特色社會主義干勁熱火朝天”的報道，最終把自己也給忽悠進去了?

　　二、當今社會，“加班為榮”為何不可能？

　　在現今的中國，加班加點者有之，但絕大多數并非是以“加班為榮”，相反地，絕大多數人圖的是加班以外的東西。受益于市場化大潮和主流媒體“新自由主義”的教育，當下絕大多數參加工作的中國人都變成了“理性經濟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在于是否自我能獲得最大的利益。“榮譽”一詞在“理性經濟人”那里，倘若無法變現，就沒有人會把它當做作出行動選擇的標準。就像做慈善給公司帶來廣告效益進而增收，政府打悲情牌、眼淚牌獲得民眾同情進而落實挾帶私貨的政策。不一而足。

　　對廣大農民工而言，他們希望工廠給他們安排加班，圖的是較高的加班費。這是因為日益高漲的城市物價、地租和教育、醫療費用，使這個群體在法定工作時間內的工資，根本不夠其支付生活及再生產的成本。而對于坐辦公室的白領而言，由于受過教育，還記得錢理群說過的那句話么，“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所以，白領們內心的“理性經濟人”的功力更為深厚精到。在高房價的現實壓力下、在金錢衡量一切的社會風氣下，他們和公司的契合點絕非公司做大做強給員工帶來的榮譽感，而是無論公司好壞的實際工資上漲。他們可以通過吃回扣使公司財務出現虧空，可以通過出賣公司關鍵技術而使自己狠賺一筆，甚至可以通過跳槽、帶走公司的客戶而獲得另一家公司更高薪水的職位。

　　從而我們可以看出，一家公司做大做強與員工工資能否上漲并沒有一個必然的因果關系，更重要的是科層制的公司運營體制當中，員工作為某個細小分工的承擔者，他的努力與公司能否做大做強也不一定相關，即便有也是微弱相關，而且這種相關隨著公司規模越大而變得越弱。換句話說，“理性經濟人”的員工對于自己當下的加班投入能有多少體現到公司的財務賬面增長，最終又能有多少表現為自己的工資賬面提高，預期極不穩定。所以，斤斤計較投入產出比的理性經濟人會做出這樣的加班選擇，是不可想象的。

　　每個理性經濟人都會問自己，我加班為了什么?畢竟，通過自己一人加班之力使得公司做大做強幾無可能，更別說公司在做大做強之后返還給自己適當報酬的決定權又根本不在自己手里。通過這種渠道去做遙遠的公司做大做強、工資上漲的幻想，倒不如在工作之余兼職掙外塊來得實在。當然，如果他們經過計算，發現通過加班博得上級青睞進而上位的回報要大大優于當下兼職所掙的外塊，雖然存在不見得最終能夠上位的風險，但是這個風險還是值得冒的。

　　無論如何，我們都會發現，倘若存在主動加班的情況，絕大多數都是為了“利”，倘若不是現實的金錢，那就是可預期的更高的地位、高大的權力帶來的利益。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加班為榮”的上班文化，這從大多數畢業生選擇進公務員系統是為了能夠更輕松地工作、又有更好的福利保障的愿望中可以看出，也從大多數被迫加班而又沒有合適報酬的人的抱怨里可以看出，更可以從大多數人在正常上班期間就磨洋工、能少干則少干，能不干則不干里看出。

　　三、“加班為榮”文化到底有益無益?

　　組織學大師巴納德認為，一個組織的成立需要三個條件，第一，能夠相互進行信息交流的人們;第二，這些人們愿意做出貢獻;第三，實現一個共同的目的。關于“共同目的”，巴納德予以充分的強調：“一個組織的目標決定了該組織的性質，這個目標指的是組織的根本目標，關系著組織成員的根本利益，與組織的信念追求聯系在一起。”上面我們分析了，“加班為榮”在當下社會不可能，折射出企業和企業員工相互之間目的的分裂。那么按照巴納德的理論，如果公司無法將員工協調到一致的目的上來，使這些員工樂于奉獻，則公司作為一個組織的效率將非常低下乃至最終解體。巴納德認為“組織的活力在于其成員貢獻力量的意愿。這種意愿要求有共同目的能夠實現的信念。如果在進行過程中發現信念不能實現，這種信念就會降到零點。這樣，有效性就不存在，作貢獻的意愿也就消失了。作貢獻意愿的持續還取決于成員個人在實現目的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滿足。如果這種滿足不能超過個人所作的犧牲，這種意愿就會消失，組織就沒有能率。如果個人的滿足超過其犧牲，作貢獻的意愿就會持續下去，組織就有能率。”而我們剛剛也分析了，公司最終業績上升和員工工資上漲的關聯并不強，而當公司越大，分工越細，員工的這種預期則越弱，他就會把更多的時間放到掙外塊或者休息上面，而不會選擇“自愿奉獻”。而如果員工與企業沒有共同的信念，企業通過“物質刺激”手段給員工帶來的滿足效益又呈遞減趨勢，員工喪失自覺性，企業組織內部的成本將非常巨大，組織的效率也會急劇下降。

　　而這對中國的發展而言絕非好事。“加班為榮”實際是一種樂于奉獻的集體主義文化，它以集體的需要而非個人的利益最大化作為行動的出發點，實質也是“上班為榮”、“奉獻為榮”，流行這樣文化的社會才能人心一致，內聚力強，活力高漲;相反，流行“加班怨念”文化的社會只能是相互算計，人心渙散，效率低下，成本高企。

　　那么人民日報作為肩負引導社會正面風氣、宣傳社會主義正能量的中國第一大報，作出攻擊、貶低“加班為榮”文化的言論，是要引導社會向何處去?所以，至少在發這條微博和審核這條微博通過的幾位編輯身上，存在嚴重的價值觀問題。首先是，如果社會真的存在“加班為榮”的上班文化時，該肯定還是該否定?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那作為為人民服務首當其沖的第一線擔當者，八千萬黨員，他們分布在各個機關單位、事業單位、企業單位當中，他們該不該以加班加點為人民服務為榮?其次，如果社會本就不存在“加班為榮”的上班文化，而且，最讓廣大老百姓不滿與詬病的，正是原本最應該以“為人民服務”為榮的公務員系統，竟然常常是工作不滿點，并以“工作輕松、收入不菲”作為其招牌的時候，那么作為第一大黨報，人民日報是應該反向鞭策黨員，提振社會風氣呢，還是竟然攻擊“加班為榮”的文化，為不加班、進而是不滿點提供強大的公共說服力?

　　“加班為榮”文化，是“兩彈一星”文化，也是“長征文化”，是當一個人為了夢想、信念去奮斗而不計較個人得失的時候，不單能爆發出極其驚人的意志，而且一個團隊由于其內部交易成本極低，從而擁有極其驚人的效率。事實上，不單是如果公務員系統真流行起“加班文化”，即樂于奉獻，無私奉公的文化，公務員系統就能更好地運轉，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社會會更加和諧，社會運轉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而且，如果我國每個企業的員工也能夠流行起“加班為榮”的文化，則我國的競爭力將極大地提高。

　　四、從毛時代看“加班為榮”如何形成?

　　我們無法在當下去尋找“加班為榮”的無私奉獻文化，然而毛時代，這種文化恰恰是主流。那個英雄主義的年代，給我們留下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

　　還記得鐵人王進喜吧?我們引用石油部老部長余秋里對王進喜的回憶：“由于吊車少，不夠用，卸車有困難。王進喜組織全隊職工用人力卸車。他們以撬杠、大繩、木板、鋼管為工具，采用‘人拉肩扛’加汽車的辦法，經過7天7夜的苦干，把鉆機和其他設備化整為零，搬運到井場，并安裝起來。開鉆時調配泥漿缺水，王進喜領著工人找老鄉學習打水井的方法，從附近水泡子用臉盆等容器端水，終于使薩55井開鉆了。他和大家吃在井場，睡在井場，日夜不離井場，連續苦干。只用5天零4個小時，就打完了一口井，創造了當時的最高紀錄。”“連續苦干”，是一種“加班為榮”的精神在引領這支油田上的隊伍。王進喜帶領隊員，以極其艱難的體力勞動搬運設備，這實質是以勞動的過度投入，去替代物質資本匱乏的限制。

　　在鉆井隊打完第一口井后搬家時，還是沒有吊車、拖拉機，再次得靠人拉肩扛地搬運鉆機。在鉆井隊打第二口井時，出現了井噴事故的苗頭，若不趕緊把井壓住，鉆機就有陷到地球里去的危險，井也要報廢。由于當時的鉆井作業缺乏重晶石粉，鉆井工人就再一次“土法上馬”地進行緊急處置——王進喜要求把準備固井用的水泥往泥漿里加。同事在旁邊提醒說，泥漿里加水泥有風險，萬一凝固在井筒里井會報廢，還是先請領導同志來看一看再說——其實這樣不過是將風險改由管理者來承擔。王進喜完全沒有怕承擔風險的想法，他說：“領導同志又不能帶重泥漿來，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搶時間，干革命就是要敢于擔風險，寧可個人擔最大的風險，也決不能讓社會主義事業受一星半點的損失。”即便這樣，做起來還是很困難，一沒有泥漿槍，二沒有攪拌器，泥漿攪不均勻，就壓不住井。王進喜再次發揮“身體萬能”的工具作用，率先跳到泥漿池里用身子去攪拌。結果，其他人也一個個跟著跳下去，在連續搞了幾十個小時之后竟然把井噴治住了，保住了油井和鉆機。后來王進喜反思說：“要是前怕狼后怕虎，損失就大啦。”

　　沒有“加班為榮”的精神，王進喜可能冒著生命危險、跳到泥漿池里用身子攪拌嗎?到底為什么他會這樣選擇?我們看看第二個故事也許會有幫助。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1966年6月22日，在四川，一次井噴事故引發了大火，事故現場沒有一個人脫逃，為控制這次井噴造成的大火，有6名工人付出了寶貴的生命。當年32111鉆井隊的救火英雄彭家治，后來被問起當時為什么大家那樣舍死忘生沖入火場救火。彭家治很簡單地回答說：一個井噴事故發生，只有幾十秒或者一兩分鐘處置時間，那些處在第一線附近的人，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去搶救，其他人都來不及，要是臨陣逃脫造成重大損失，就比當叛徒還要可恥。這是就毛時代老工人深入到骨子里的精神和理念：不認為自己是在為別人打工，不把自己看作一個純粹的勞動力只是附屬于外在的主人，因此，工作中間遭遇到的一切困難和風險，都是自己的本分和天職，理應由自己承擔起來，從不想著推脫和逃避。

　　那是怎樣的制度安排使得“加班為榮”“舍生忘死”“無私奉獻”的精神能夠根植在工人的心中?是怎樣的制度安排使得工人的目的和企業的目的保持高度一致，乃至有主人翁的感覺?我們來看看第三個故事。

　　第三個故事是唐山大地震時的開灤煤礦。1976年7月28日3點42分53.8秒，在唐山地下12公里的地方，相當于400顆廣島原子彈的能量瞬間釋放。多位幸存者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描述，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聲響，由遠而近轟隆隆地奔騰而來。瘋狂的大地，垂直著顛起又跌落，跟著就是左右搖晃。幾起幾落，建筑物便酥松了。短短的23秒過后，唐山被夷為平地。

　　但就在地震發生時，還有一群人正處在距離震源最近的大地深處。他們是開灤煤礦的1萬多名井下工人。幾乎沒有人懷疑，這上萬名礦工將成為災難中境況最慘的人。

　　現場管理者即是抗震指揮者。一個臨時的黨支部和指揮部成立，由賈邦友擔任書記和指揮。他鼓勵大家：“要看到光明，增強勇氣，在撤離過程中，一定要遵守紀律，團結互助，服從指揮。”最后，賈邦友宣布了撤退路線，撤退的順序是，兄弟單位的同志先走，然后是井上工人、采煤工人，最后是機關干部。“各單位都要先群眾后黨員，先工人后干部，領導必須最后撤離。”

　　從采面撤到大巷，從大巷撤到井口，在撼人心魄的余震中走完十幾里路，攀上一千多米的陡坡，是何等艱難。在黑暗和恐怖中，誰也看不清誰，一千多人在并不寬敞的巷道里，猶如一條前不見頭、后不見尾緩緩蠕動的長龍。但是，在這個決定生死的通道下卻沒有擁擠，也沒有嘈雜，有的只是賈邦友鎮定自若的指揮。

　　終于來到最后的關口，風井的梯子道。呂家坨礦的風井是豎井，豎井的梯子道是礦工生還的唯一通道。這梯子長達90多米，分為 14節，每次只能上—個人。上的人多，會造成擁擠，甚至梯子倒塌。梯子—塌、上井的路就斷了。上人少了，又拖延時間，如果地震再次發生，井口變形，剩下的人便會失去生存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絕對維護好秩序，做到緊而不亂，以最快的速度按順序撤離。” 賈邦友說。

　　“女同志先上!” 賈邦友指揮著，她們一個接一個地爬上了幾百米高的鐵梯，每攀上一級便向生還靠近了一分。她們頭上是暴雨般的淋水，腳下是不斷搖動的大地，無數礦燈光柱無聲地照耀著她們。

　　“新工人上!”

　　“老工人上!”

　　最后是干部，這是一群真正受人尊敬的領導者。

　　最后，呂家坨礦震時井下工人1006名，零傷亡;位于極震區的唐山礦，震時井下工人1600多名，零傷亡;趙各莊礦震時井下工人3000多名，2人遇難;馬家溝礦4人遇難;唐家莊礦1人遇難。

　　第三個故事給我們極大的震撼，我們可以實實在在地體會到一個無私時代、集體主義時代、英雄主義時代是如何煉成的。在這個故事中，我們不單可以直觀地感受到“領導帶頭”“領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時代風氣，也可以從大地震下的煤礦居然死傷總共僅有7人，看到當時煤礦的安全標準是多么高，而這個安全標準的落實，則是完全利于工人的一種保障。這種保障，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而那個時代的政府認為這種投入是值得的，然而，這種政府政策指導精神，在近三十年的頻繁礦難中蹤影全無。

　　不得不指出的是，煤礦那死傷的7個人中，唐家莊礦唯一遇難的礦工張勇，是井下炸藥庫的保管員，地震時張勇距地面僅有150米，因為擔心炸藥庫發生危險，他一直沒有撤離崗位，直到飛速上漲的地下水把他吞沒。還有林西礦正在值夜班的絞車司機吳顯東，地震時絞車房已經搖動不止，吳顯東卻按操作規程要求，把閘把打到緊急制動的“O”位上。就在那生死攸關的幾秒中，車房倒塌，把他砸在里面。當礦上派人把他扒出來時，他仍然坐在操作位上，手還緊握著閘把。

　　我去過很多地方，看過很多當年國企的老同志，講述他們當年建設新中國的情形。有人說，如果有加班的名單，如果誰不在加班之列，誰就感到恥辱，就要去找廠長理論;也有人說，當年有人工作了八個小時不下班，硬拉也拉不下來。擁有了這種精神，我們才能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變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打造出一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

　　如何在當下發揚“加班為榮”的文化?

       首先可以在政府系統內落實。社會主義政府本就要求真正為人民服務，政府領導要帶頭為人民服務。所謂“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一旦領導為人民服務，不多貪多占，這就體現了領導與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領導的決策最終都會落實到提高人民的生活上來，這就非常容易將公務員和其領導的工作目標協調一致，使得公務員樂于加班，樂于奉獻。其次，倘要在更大的范圍內落實“加班為榮”，則必須回到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畢竟你無法設想在私有制的經濟體中，工人被剝削還高興自覺地加倍奉獻。

       我們回顧毛時代，國企的廠長沒有特權，包括經濟特權和政治特權，廠長工資比高級技工低，無權開出職員，這就體現了國企的發展與員工的生活水平緊密相關，員工生于國企，死于國企，一生為國企奮斗，而且沒有人多吃多占，你多干點，國企就好一點，國家就好一點，大家就好一點，員工很容易被統一到企業的發展目的中來;同理，在人民公社里也一樣，村民就很容易被統一到公社的發展目的中來，毛時代那8000座水庫，就是農民加班加出來的，因為當時的農民相信，加班趕制的水庫水渠，即便花十年二十年之力建成，最終也會落實到自己和后代的農田灌溉上，是公共利益，自己勞動的成果不會被私人占領。這就是巴納德所謂“共同目的能夠實現的信念”，毛時代員工的“信念”來自底層群體相信精英群體不訴求自我利益的擴張。為了做到這一點，毛時代通過了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很好地保證了精英群體不能夠通過自己的權力和資源強行占有更多的利益，更別說會出現賤賣國企、貪污腐敗等行為，這就使底層群體自發地產生“共同目的能夠實現的信念”，進而樂于奉獻。

　　“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要想形成“加班為榮”的社會風氣，首要做到的是黨要“加班為榮”，領導要“加班為榮”，政府要“加班為榮”。作為第一黨報，人民日報的編輯們應該加強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正確引導民族國家的發展方向。在我國經濟層面還存在大規模私有制的時候，人民日報至少應該正確地引導政府官員和領導，在這塊僅存的公領域里，去建設和發揚“加班為榮”的無私文化。讓黨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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