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民究竟能不能共和?在時下的中國，這真是天大的問題。

　　縱觀中國5000余年的歷史，人和民從來就沒有共和過，也不可能共和;在我眼中唯一的例外，只是在1949年——1976年這短得不能再短的時段內，由毛澤東領導的人民隊伍進行了人類最大膽的實驗，暫時實現了人和民的共和。為了促進并保持這一來之不易的局面，也為了告誡廣大干部、黨員和群眾，毛澤東還在中南海新華門的影壁上題下五個鎏金的大字，為人民服務。

　　記住，是“為人民服務”。不是“為人服務”，也不是“為民服務”，不是。

　　要為人民服務，政府首先就得實現人和民的共和;否則，就是假惺惺的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為人服務，最終就是，民為人服務。

　　民為人服務，的確是歷史慣例。我們看看“民”這個字，老祖宗發明它絕不是偶然的。民字上部是一只眼睛，下面有一把錐子，意為刺瞎一只眼。在遠古時代，部落之間發生戰爭時，一旦俘虜了對方的青壯年，最開始是殺掉解恨，后來發現這些勞力可以留下干苦活兒，甚至可以轉化為自己的“軍隊”，為了防止他們逃跑或起異心，就統一刺瞎他們一只眼，使他們行動不便，易于識別，更重要的，是摧垮他們的心理防線，讓他們成為死心塌地的奴隸，也就是“民”。

        一個俘虜，為了活命，與勝利者達成“共識”，甘愿刺瞎自己一只眼，而成為民。這需要經受多大的肉體痛苦和精神屈辱，我們今天難以想象，但歷史就是這么走過來的;并且從那時起，人類被分成了兩部分，勝利者和失敗者，即人和民。“人”為了維持自己的成果和地位，需要不斷強化與“民”之間的生理和心理落差，強化二者之間的物質和精神落差，最終固化人與民的關系，形成“天然合理性”。

　　因此，“人”漸漸演變為統治階級的代稱，他們權傾一方，信馬由韁，金口玉言，錦衣玉食，依附于他們的裙帶、官宦、士紳階層也算做“人”的范疇，似乎一切美好的詞匯都加在了人的前面，如圣人、仙人、賢人、官人、美人等等。與此相反，“人” 以外的族群，都是“民”;他們衣食無著、飽受盤剝，忍氣吞聲，勞苦奔波，“民”前面囊括了你能想象得到的苦難性詞匯，如賤民、流民、暴民、草民、刁民、災民等等，因為他們都像瞎了一只眼的奴隸，無足輕重，無關痛癢。幾年前，深圳一位喝高了的官員在飯店里狂吼，你們算個屁!就是這種思維的延續;而網絡美分與五毛迅速跟進，把民與氣體排泄物掛鉤，推廣成網絡口語“屁民”，他們最近又發明了“屌絲”，這些都在進一步的、有目的的擴大社會潛意識里“人與民”的地位落差。

　　孔丘原來就是一個“民”，他萌發了眾生平等的大愿，帶著弟子周游列國，苦口婆心地勸說統治者自我約束，把權力關進籠子，結果被那些“人”就像打發叫花子一樣呼來喝去，自己郁郁而終也沒成為“人”。不過他的弟子們學乖了，編了一本《論語》，還在書的前幾頁特別加進去一句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們知道“人”都是不喜歡讀書的，讀書也只讀前十頁，用這句話馴化奴隸再好不過，奴隸只要干活兒就行，為什么要干，為誰而干，就不用瞎想了;用現階段一些公知、大V們的話說，就是不要以“吃地溝油的命”，去“操中南海的心”。顯然，孔丘這句話起到了敲門磚的作用，“人” 們對他終于釋然了，接受了;他們發現，用民的內涵去刺瞎百姓的精神，比用錐子刺瞎眼睛效果好得多，還顯得文明。因此孔丘不但升格為孔子，還成為歷代王朝追崇的圣人，專門馴化“民”的圣人。

　　然而，人與民之間的落差從來沒有因為“人的內疚”而縮小，也不會因為“民的感恩”而減速，這種落差會毫無懸念地走向極致，直到有一批民憤怒的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崩潰。那時，民普遍不認同與人的固定關系，他們要轉而為人。這是他們的動力，也是他們的局限。因為，他們流遍了郊原血換來的成為新主人的結果，是建立在有更多的新民和舊民混雜的群體上的。幾千年來，簡單的輪回，周而復始的流血，始終沒有誰認真考慮過“人與民”的源代碼出了什么問題，也就無人能阻擋在沉默中突然迸發的暴動，和與之相應的朝代更替。

　　孫中山是思考過的，他要以“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撐起理想，建立中華民國。理想熱烈而奔放，現實卻冰冷刺骨。他要反帝，卻不得不借用帝國主義的金錢;他要反封建，卻不得不依賴軍閥和地主的支持;他要耕者有其田，卻不知怎樣才能讓農民得其田，最后他發現理想的風帆竟然拴在了西方資本的大船上，而全體國民將變成不折不扣的金元奴隸。雖然孫有所醒悟，后期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但本質上，他仍將農工當做“民”，當做需要“人”來教化和扶助的對象。中華民國，一語成讖，一個被西方資本刺瞎了眼的奴隸國家——蔣介石后來的所作所為，乃至逃臺殘喘，無不反復應證了這一定論。

　　人與民的源代碼，毛澤東也在反復思考。1945年7月，毛澤東邀請黃炎培等人到延安窯洞里作客。毛問黃考察延安的感想，黃以“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概而論之，并直言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言外之意，中國共產黨能跳出這個周期律嗎?毛澤東當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只要留意一下毛澤東許多年的講話就會發現，他很少無緣無故地談論民主，他說的最多的是人民民主。因為，民，瞎了眼的奴隸，尤其是精神殘疾的奴隸，永遠都做不了主。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頑疾，已經將“民”深深地固化在數萬萬勞苦大眾的腦海中，一朝驅除?談何容易!他只能不斷地把民和人捆綁在一起，強化大眾的平等意識，即人民意識。一個燒炭的警衛戰士張思德犧牲了，他親臨會場講話，“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這樣反反復復強調為人民服務，其實毛是想說，我們的隊伍中就不應該有民，大家都是平等的人；民是還沒覺悟的人，從民到人的過程就是覺悟的過程，就是解放全中國勞苦大眾的過程，更是真正解放心靈的過程。“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人人都覺悟了，中國就是東方的佛國凈土。那樣才能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跳出黃炎培所謂的周期律。

　　是的，毛澤東不但渡己，還要渡人，更要渡天下黎民百姓。1949年進京時，他說“我們這是去趕考”，“萬里長征才開始了第一步”，同行者中，有幾人能想到毛說的這一步是著手建立東方佛國的第一步呢?毛很清楚，那時的中國已經摒棄了“中華民國”，但是，也不可能一步達到“中華人國”，所以取其折中，國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的核心是人與民共和，人與民共和的核心是民逐漸轉變為人，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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