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聯(lián)系群眾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最大優(yōu)勢，但這一優(yōu)勢越來越有弱化的征兆，脫離群眾是執(zhí)政以后最大的危險，這一危險越來越迫在眉睫。黨中央下大決心、以大力度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要重新找回我們的最大優(yōu)勢。

　　這些年來的經(jīng)驗與教訓告訴我們，教育實踐活動“實”最重要，“實”也最難。要把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不空、不虛、不偏地落到實處，首先要在思想上清醒、明白、不糊涂。因此，搞清楚“誰是群眾，如何聯(lián)系群眾”這一基本問題是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第一課。

　　誰是群眾，群眾在哪里?猛一聽，這好像不應該成其為問題，在中國社會每一個人都會回答，不管是誰都認為自己知道。但真是這樣嗎?哲學上有句話：“熟知并未真知”，答案并不簡單。

　　曾有部委機關領導干部講：沒有群眾就沒有選票，沒有選票就沒有進步。所以我很注意聯(lián)系群眾，我對我的部下很夠意思，經(jīng)常與他們一塊出國，一塊打牌，還要怎樣聯(lián)系?還有地方干部講：沒有老板就沒有錢包，沒有錢什么也干不了，所以我經(jīng)常要聯(lián)系他們。

　　這是在聯(lián)系群眾嗎?還真不能說不是。但這就叫聯(lián)系群眾嗎?好像又有些不對味。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似是而非的問題，是因為聯(lián)系群眾不能想當然，真正的群眾要具備三個特點。

　　最大多數(shù)：人民群眾必須是中國社會最大多數(shù)的群體

　　具體到黨員干部來說，真正的群眾就是我們職責范圍所涉及的群體。在中央國家機關工作的黨員干部，他所面對的群眾就是全國人民;在省市縣機關工作的黨員干部面對的群眾就是各自守土一方造福一方那里的人民。群眾決不能僅僅是機關大院、本單位本部門那幾十個人、幾百個人，也不能就是有錢的老板商人。

　　之所以一些黨員干部容易把聯(lián)系少數(shù)人、聯(lián)系小圈子當作聯(lián)系群眾，是因為搞小圈子效果立竿見影，尤其在既有的社會運行體制下，少數(shù)人具有行動的經(jīng)濟性。打個比方，把一個億給了一個人就是億萬富翁，他當然會感恩戴德，甚至還會有“回扣”，但是分給13億人，每人不到一毛錢，可能什么感覺都沒有。

　　想當年，國家減免了農(nóng)業(yè)稅，搞了新型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這本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但表現(xiàn)在社會輿論層面說好的不多，說怪話的不少。為什么會這樣?對于幾億農(nóng)民來說，這是好事，但具體到每一個農(nóng)民區(qū)區(qū)幾百塊錢總不能讓我放下手里的活敲鑼打鼓滿大街去歌功頌德吧，更何況這本來就是政府早該做的事情。而對于那些再不能借此巧立名目沾點便宜撈點好處的人來說當然老大不樂意了，而他們往往又是“嘴巴大的”人，說怪話也有平臺與渠道。

　　共產(chǎn)黨的干部做事當然希望群眾說我們好，但不能就為了聽好話才去干事。共產(chǎn)黨人不能是生意人，就是算賬也要從整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進步的層面算大帳，而不能滿足于少數(shù)人得了便宜后廉價的甜言蜜語。

　　因此，群眾絕對不是小群體，群眾更不能是小圈子，搞小圈子是對群眾的最大傷害，把搞小圈子當作聯(lián)系群眾是南轅北轍。甚至有些時候在某一局部或某一區(qū)域內會出現(xiàn)壓倒性的多數(shù)群體，但對這樣的多數(shù)性也要做客觀分析，要警惕犯以偏概全的錯誤，一定不能把局部區(qū)域的“多數(shù)”當作真正的大多數(shù)。

　　共同利益：人民群眾是共同利益的代名詞

　　在西方社會描繪群眾的話語往往是“烏合之眾”、“ 群氓之徒”、“ 一堆土豆”等等，最好聽的說法不過是“大眾”。 講利益的時候往往是孤立個體的利益或這個階層那個群體的利益。

　　而“群眾”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的專用話語，是對社會階級與階層屬性的政治整合。因此，在中國社會，群眾既是社會中活生生的每一個具體的人，又是社會政治話語中表示最大共性集合體的概念。這是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一個很重大的區(qū)別。

　　認識不到這一點，我們的黨員干部就會陷入今天滿足這部分群眾利益，明天滿足那部分群眾利益的行為怪圈。按倒葫蘆起了瓢，顧此失彼，整天疲于奔命不僅不落好還會引發(fā)更多的問題。

　　在群眾問題上，既要看到樹木，更要看到森林。固然不能滿足群眾具體利益的黨員干部是無能之輩、無用廢物，但看不到共同利益、不能把社會群體引導凝聚到共同利益上的黨員干部輕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重則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進而會敗壞我們的事業(yè)。

　　習近平總書記曾引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一句話“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來講中國夢，這對于我們認識群眾、找到群眾同樣有很大的啟示意義。在利益分化的轉型社會找出共同利益、維護共同利益確實很難，但更珍貴，也更緊迫。沒有共同利益就不會有共同的事業(yè)，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夢想，也不會有凝聚起來的群眾。而當共同利益實現(xiàn)的時候，各自有差別的利益也就順理成章了。所以，總書記講“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好”，“大家”這個詞意味深長，“大家”就是我們的群眾，群眾就是整合了階級與階層的“大家”。

　　進步方向：人民群眾是代表社會發(fā)展進步方向的歷史主體

　　我們現(xiàn)在一些黨員干部熱衷于聯(lián)系有錢人，聯(lián)系老板，這不能說就是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錢人、老板把他們的錢拿出來推動經(jīng)濟發(fā)展也是一件好事，他們本身也是我們所講的“群眾”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但是，人是生產(chǎn)力，科學技術是生產(chǎn)力，資本不能也不可能是生產(chǎn)力。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群眾的主體究其根本必須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排斥資本的積極作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客觀存在社會主義建設者，但社會主義建設者遲早也要主動走向并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者。在正確處理勞動與資本、勞動者與建設者的關系方面，共產(chǎn)黨人沒有必要遮遮掩掩，更不能本末倒置。

　　把這三個特點綜合起來概而言之，群眾就是代表進步方向的有共同利益的最大多數(shù)。聯(lián)系群眾不能以偏概全，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更不能本末倒置。每當我們聯(lián)系群眾的時候，不妨拿這個標準測一測，看看是不是聯(lián)系了真群眾。想當然去代表群眾、想當然認為代表了群眾是要出大問題的，但這正是我們一些黨員干部目前最大的問題。

　　可能有的人會說，你這種做法是不是把黨員干部劃到了群眾外面去了，難道黨員干部就不是群眾嗎?這個問題問得好。黨員干部與群眾是一種辯證的關系。究其本質，黨員干部是群眾，本來就是來自群眾;但是看黨性，黨員干部又不是群眾，而是有信仰的先進分子。論權利，黨員干部是群眾，我們與群眾擁有同樣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權利，我們除了為人民服務的權力外，沒有任何特殊的權利與權力;但是講責任，黨員干部又不是群眾，我們要勇于擔當，率先奉獻。不丟群眾立場，不逃避先進義務，黨員干部這種既是群眾又不是群眾的定位，“魚水關系”而不是“油水關系”，也客觀上決定了黨員干部既有聯(lián)系群眾的必要，又有聯(lián)系群眾的可能。

　　根本是要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當年毛澤東在七大上講：“群眾是從實踐中來選擇他們的領導工具、他們的領導者。被選的人，如果自以為了不得，不是自覺地作工具，而以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錯了。我們黨要使人民勝利，就要當工具，自覺地當工具。……這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374頁。)鄧小平在八大上更加明確地說：“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頁。)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人民群眾實現(xiàn)他們利益、完成他們事業(yè)的工具，不僅不丟臉，反而是我們的驕傲、體現(xiàn)著我們的偉大。正因為是工具，離開了使用者，工具就發(fā)揮不了作用;沒有了服務對象，工具也就沒有用。中國共產(chǎn)黨存在的意義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為了人民群眾也沒有必要要共產(chǎn)黨。現(xiàn)在有些人把“領導核心”與“工具”對立起來片面理解，既然黨是領導核心又怎么能是工具呢?所以“領導”講得多，“服務”講得少，這種想法是大錯特錯的。

　　聯(lián)系群眾，說一千道一萬，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最根本的。人民群眾最淳樸、最善良、最有感情，但同時人民群眾也最有一說一、最敏感如斯、最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我們對群眾是真心實意還是虛情假意，群眾心如明鏡。做到以下“三真”：真心去聯(lián)系群眾、真情與群眾交流、真正為群眾服務，就能贏得人民群眾的認同、支持與感情。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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