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政治掛帥”被“一切向錢看”之風所取代之后，“下海”潮涌起，利潤高于良心，發財高于黨紀國法。于是，官商勾結、警賊暗通;于是，社會腐敗、教育腐敗，甚至官場腐敗屢禁不止;于是，不僅勞動力成為商品，人的尊嚴、人格、肉體也淪為可以出賣的商品;于是，新中國早已絕跡的娼妓、梅毒、販毒、吸毒、假藥、有毒食品等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又趁機從陰溝里泛起。細想起來，在舊社會的陋習中大概只剩下小費還沒有復活了。然而，別高興得太早，近日讀報，發現在全國最具影響力的一家晚報上，有一位文章寫得洋洋大觀的評論部主任，心血來潮，竟然鼓吹起資本主義國家所盛行的“小費”來了!請看：

　　“不久前，北京小王府餐館老板王勇建議我寫一篇文章，呼吁一下餐飲業應當提倡給服務員小費。他說，這樣可以刺激服務員為了多掙小費，努力提高服務質量。我以為可以嘗試，小費也未必只能美國有，中國就不能有。既然是市場經濟，股市都可‘恢復’，為什么小費就不行?或許有了小費，就把一些‘上海上層社會的知識女性’和大學生也吸引到國內餐館打工來了，試一試吧!”最后還來個驚嘆號，以表達作者對恢復小費的高度期待和熱烈贊許吧?

　　怎么扯出個“上海上層社會的知識女性”呢?這就要看看這位洋洋大觀的評論部主任的那篇鼓吹恢復小費的大作——《苦活累活出國都能干》了。

　　該文說，劉再復為章小東即將出版的長篇小說《吃飯》寫了篇題為《關于“吃飯”的靈與肉》的序言，讓寫那篇鼓吹恢復小費大作的作者“碰到”了一個“多年困惑的問題”：“年輕作家章小東(現代文學家章靳以之女)第一部長篇小說《火燒經》寫的是國內的生活，那是動蕩的年月，也是連飯都吃不上的年月;而第二部小說《吃飯》，寫的則是海外的生活，也是尋找‘飯碗’的歲月，然而又是找到飯碗卻丟失了‘吃飯味道’的歲月。”這位文章寫得洋洋大觀的作家把這兩部小說抬出來，是說即使像章小東這樣出類拔萃的知識女性也“為了多賺幾個錢，也在周末到餐館‘充當任人使喚的下人。’”因此作者聯想到，“大約二十年前，有朋友從美國回來告訴我，在美國餐館里，特別是中餐館，有很多中國留學生打工。他說，在紐約一個街角的小餐館，也遇到一位擁有雙學士學位的打工者。”因此，作者才大為感慨：“這些年，我一直留心國內的餐館，期待看到有大學生打工。當然，不一定能夠碰到雙學士學位的，有一個學位的打工者也挺好了。我差不多失望了，可以說沒有在國內餐館里遇到過像章小東這樣的‘上海上層社會的知識女性’打工。”然而，“上海上層社會的知識女性可以出國到餐館打工，甚至打黑工，每小時4美元工資也干。”于是作者感到很奇怪：這是“什么道理呢?”多虧北京小王府餐館老板王勇的建議提醒了他，以為國內之所以沒有知識女性在餐館打工是因為沒有小費。于是乎才萌發了作者寫文章呼吁餐飲業提倡給服務員小費的靈感。

　　對此，以筆者看來，這至少有三個問題很值得探討：一是，用小費刺激服務員的積極性，這種“積極性”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二、“上層社會”的知識女性、學士學位的大學生打工，對社會而言，是好事，還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喜?是憂?值得如此“期待”嗎?果真恢復了小費陋習，誰家歡喜誰家愁?三、照此下去，我們的國家，宏揚什么精神?走什么道路?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

　　回想“文革”后落實政策一風吹的那幾年，給人的結論，文革一切都錯了，隨之而來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前面那三個定語也悄然隱退了，于是乎，信仰危機開始侵襲著不少人的頭腦。接下來就是對“兩個凡是”的批判，人們無所是從了，頭腦里一片空白了，原有的激情奔放、意氣風發無影無蹤了，干勁渙散了。這時，“解放思想”的號角響徹云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先富帶后富”的誘人“愿景”填補了人們頭腦里的空白。于是乎，“政治掛帥”被“一切向錢看”之風所取代。無論在輿論上，還是從上到下的實際行動中，人們所感受到的，“共產主義”只是躺在黨章里睡大覺。腐敗、墮落、奢靡、道德滑坡等等，只能證明信仰危機的進一步蔓延。于是乎，如本文第一段所說，社會就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因此，人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舵手、世界人民的精神領袖毛澤東主席，認為他不僅是偉大的革命家，還是當之無愧的預言家。

　　人們的思想為什么有如此大的變化呢?毛主席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得的?》對此作出了精辟地回答：“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任何事務都是一分為二的，當年反右，雖然存在擴大化，但在筆者的記憶里，當年確實有人在《人民日報》上散布了不少反對共產黨的言論，有惡意的，也有只是并非惡意的屬于一般性的批評。俗話說，當事者迷，對非惡意的錯劃了，平反就是了，落實政策就是了，何必讓惡意攻擊者也跟著坐轎，跟著一風吹呢?讓那些惡意反黨者也成為大大的好人了!但歷史是無情的，如今看來，有些當年跟著坐轎的，認為是大大的好人的，原形畢露了，舊病發作了，且有惡化之勢。于是，社會分歧、社會爭論隨之而來。“文革”中的問題也如此。

　　什么叫“一分為二”?對人，不能因為有了過失就一無是處了，堅持正確的，改正錯誤的，如毛主席所說“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人就變得更聰明了;對事，不能因為遇有挫折就全盤否定，說“鐵飯碗”、“大鍋飯”扼殺了積極性，就取消公有制，取消計劃經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區別對待嘛。這就是“一分為二”。用提倡給服務員小費的辦法刺激他們的積極性，只看到了這個辦法的正能量，而沒有看到它的負能量。服務員為多掙小費而服務熱情了，勤快了，對顧客笑臉迎送了;而掙不到小費怎么辦?自然就不熱情了，對顧客怠慢了，笑不起來了。對顧客而言，用小費買笑臉，富人不在乎，而且，用金錢證明了自己的尊貴，心里樂滋滋的;而窮人則因掏不起小費遭遇尷尬、冷落，心里是什么滋味?于是兩極分化更表面化了，更直白了。那樣的社會豈非成為富人的世界，富人的樂園，富人的天堂!

　　關于知識女性、大學生到餐館打工，真值得讓人們期盼嗎?真是好事一樁嗎?當然，“學而優則仕”不值得提倡，但也不能說大學生做服務員就是高等教育的初衷吧?物盡其用，人盡其才是節約型社會的基本準則，是可持續發展的人才保障，是社會公平、進步的象征。再說來，何謂“知識”?何謂“知識女性”?難道唯有有學位者才配得上這一稱號嗎?毛主席在《實踐論》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兩篇光輝著作中，反復闡明了實踐出真知的道理，“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句名言：“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宋朝大詩人陸游也留有名句：“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可見，知識不只來自書本，也來自實踐。因此，把“知識女性”作為高學位女性的代名詞是有偏見的，不確切的，不科學的。

　　至于第三個問題，宏揚什么精神、走什么道的問題，用不著上綱上線就一目了然了。

　　201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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