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原理，作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科學論斷。但是，他們也一再指出，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不會自動實現，它的實現有賴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或者說工人階級開展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并取得這種斗爭的最終勝利，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就是它必須具有革命的徹底性。他們根據資本主義社會中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各個階級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地位及其斗爭實踐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指出，在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才是可以寄予厚望的推翻資本主義舊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革命主體力量。

　　應該說，自馬克思主義誕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風起云涌、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凱歌行進等，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性的論斷。當然，這一期間并非沒有人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工人階級革命性的論斷提出異議或者懷疑，但總的說來，這種聲音不是主流，即便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西方所謂的“黃金時期”，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科技革命的推進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許多新變化。最明顯也是經常引起議論的變化有兩個：一是工人階級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工人階級在制造業中的比重下降,具有工人階級組織傳統的一些大的、以工廠為基地的工作場所急劇減少,代之的是一些規模較小的、以服務業為主的工作場所。二是工人運動雖然沒有沉寂，但和戰前相比無疑陷入低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花樣翻新的各種緩和勞資矛盾的手段，諸如建設福利國家、股權分散化改革和所謂管理革命等，使勞資矛盾相對比較緩和，資本主義社會因而保持了相對穩定。

　　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的一系列新變化，西方學術理論界和新聞界可以說是一片贊揚聲。在這種贊揚聲中，一些對所謂“傳統”馬克思主義或者“革命”馬克思主義持有懷疑情緒的西方學者開始公然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工人階級革命性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在他們中間，貶低工人階級并聲稱它正日趨式微已成為一種時尚，有的甚至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產業工人數量相對下降、白領工人數量相對增多的情況宣布無產階級正在消失，正日益中產階級化，因而喪失了革命主體的資格或者說至少面臨革命主體地位的危機。一些西方學者則根據工人階級生活有所改善、福利水平有所提高而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成為“無對立面”的社會了，工人階級在生產勞動方式、物質利益、生活方式、意識形態等方面同資本主義社會已經一體化了，不再有什么“階級意識”了，因而階級斗爭僅僅存在于過去;另有一些學者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工人運動處于所謂低潮而認為，西方的無產階級似乎已經沒有能力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已經不再是一個革命的階級了，他們在討論“革命政治”的時候，總是喜歡談到其他的階級、階層或群體的革命作用，避而不談工人階級的革命作用(詹姆斯•佩特拉斯：《當今工人階級仍然是一個革命的階級》，西班牙《起義報》2005年8月24日。)

　　至于“工人階級革命性喪失”究竟意味著什么，有西方學者直言不諱地指出，它無疑特別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經久不滅。韋伯爾說：“大家都知道，資本主義不會自己壽終正寢。如果資本主義的‘掘墓人’不動手，資本主義就可以在動蕩和危機中無限期活下去。”(H.韋伯爾：《工業社會中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在衰退嗎?——評A.埃馬奴爾、F.鮑恩、M.A.布爾涅、H.馬爾庫塞的“工人階級蛻化論”》，張伯霖譯，《哲學譯叢》1979年第4期。)在他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所謂“無能”，好比是給衰老著的資本主義服了一劑永葆青春的藥。

　　西方學者的上述論斷如果成立，那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理論要么成為問題了，要么就被時代的發展變化拋到后面了，或者如一些西方學者所謂的“過時”了。因此，對西方學者的上述論斷，我們有必要嚴肅認真地予以檢視，努力作出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的結論。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工人階級的革命性并未也不可能喪失

　　支撐戰后工人階級革命性喪失的論據主要有兩個：一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在戰后喪失或者說下降了，二是工人運動在戰后處于低谷，工人階級的“革命革不起來”。我們需要嚴肅認真地檢視這兩個論據，看它們是否真正符合客觀情況，同時還要對這兩個論據與工人階級革命性之間的關系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以便得出正確的而不是錯誤的判斷。

　　讓我們先來看看戰后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情況。西方一些學者認為工人階級已經喪失了自身的階級意識或者說它的階級意識水平在下降。情況果真如此嗎?

　　應該說，西方資產階級在戰后通過提高工人的工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的福利，為瓦解或破壞工人運動在工會等工人組織中培植一些上層人士為“工人貴族”等舉措，使勞資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和，使一些工人運動處在資產階級可控的范圍內，這些很少有人異議。但是，筆者認為，并不能由此得出戰后工人階級階級意識喪失或者說下降的結論。

　　為什么這樣說呢?第一，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雖然不會自動產生，但是卻與它所處受剝削受壓迫的階級地位緊密相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的福利雖然有所提高，生活水平雖然有所改善，但是，它們受剝削受壓迫的階級地位仍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正如馬克思曾經指出的，工人階級“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范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并且積蓄一小筆貨幣準備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頁。)不僅如此，工人的勞動所得在戰后仍然正如列寧很早以前指出過的那樣，在自己創造的社會財富中所占的份額愈來愈小，“因為百萬富翁的財富增加得愈來愈快了”(《列寧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40頁。)

　　收入的兩極分化使西方國家貧富差距的鴻溝擴大，以至于愈來愈無法逾越。據最近英國《金融時報》的哈里斯民意調查,“全世界絕大多數民眾都認為收入方面的差距太大。全球反對財富向富人方面傾斜的人口百分比非常一致:87%的德國人認為收入懸殊太大,76%的西班牙人同意這一看法。甚至在英國,74%的人認為應向富人多征稅,向窮人少征稅。”(PhilHearse.Hasworkingclassconsciousnesscollapsed?--The‘crisisoftheworkingclasssubject’.)

　　與貧富差距擴大相伴隨的必然是窮人數量的增多。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10年11月7日的人口普查報告顯示，美國的貧困人口上升到4910萬，向5000萬逼近，占美國總人口的16%。歐盟27國2010年的窮人數量則有8500萬，平均每6人中就有一個人生活在貧困中。而且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情況正在繼續惡化。有學者指出，日本的“貧困”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也開始泛濫并日益嚴重，且程度超過以往。受2008年秋天開始的全球經濟低迷的影響，日本的貧困問題越發凸顯出來。日本和美國一樣，既是經濟大國，也是貧困大國(宇都宮健兒：《貧困正在日本蔓延》，日本《經濟學人》2009年5月12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工人勞動所得份額比重在不斷下降，社會貧富差距在擴大的情形很好地證明了馬克思很早以前就明確提出過的觀點，即“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然而這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降低為代價換來的。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5頁。)

　　資本主義生產的不斷發展應該說提供了工人階級走向富裕生活的可能性，但為什么工人階級卻難以逾越與資產階級的貧富差距鴻溝呢?美國《每月評論》副主編邁克爾•耶茨有自己獨到的分析。他指出，資本積累需要對工資勞動者進行剝削，需要有勞動后備軍，這些人都同富裕生活無緣。資本主義制造發展不平衡，使富裕集中于少數國家和各國少數人之手。資本主義經濟不可避免地發生間歇性危機，有些人剛看到隧道盡頭的亮光時，亮光就熄滅了。生活在底層的人如果不安分，國家隨時會用鎮壓機器把他們打回到原地(邁克爾•耶茨：《只有工人階級能夠埋葬資本主義》，郭懋安編譯，《國外理論動態》2004年第11期。)

　　資本主義為工人階級走向富裕生活道路設置不可逾越的障礙，西方資產階級自己也是承認的。如有股神之稱的美國資本家沃倫•巴菲特在2006年就承認，“沒錯，確實存在階級的社會福利，但這是屬于我們富人階級的，就這一問題各階級之間確實存在著爭斗，但是我們贏了”(聶運麟、楊成果、劉衛衛：《經濟危機、工人階級的斗爭與反帝陣線的策略——第十二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述評》，《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1年第1期。)

　　因此，以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國家的再分配為由否定馬克思主義關于工人階級的貧困化理論是經不起推敲的。美國著名學者沃勒斯坦就認為，“人們只要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看作一個分析單元，馬上就會發現兩件事情：第一，按照世界經濟的水平，貧困化一直未停，不僅是相對貧困(連世界銀行都接受這一觀點)而且絕對貧困也是如此……第二，關于工業化國家工人階級實際收入不斷增長的言論被一種過于狹隘的觀點所扭曲……如果我們用一個更有用的定義——主要依靠當前收入為生的人們正在兩極分化，就會發現馬克思是非常正確的。”(轉引自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22-23頁。)因此，工人階級的相對和絕對貧困，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受剝削受壓迫的階級地位決定了它不可能喪失自己不同于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相反，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有西方學者注意到，“由于經濟危機加深,人們對超級富豪和名流們的所作所為已越來越無法容忍,這大大提高了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階級意識。”他還指出，在西方國家,階級意識在過去即便可能已經下降,但下降并不表示已經消亡。他表示相信，“只有工人階級才能提高覺悟和組織能力去實現社會主義。這肯定仍將是社會主義戰略和策略的中心任務。”(費爾•赫斯：《全球化與工人階級主體危機》，徐孝千譯，《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5期。)

　　第二，以戰后西方工人階級整體貴族化(法國學者A.埃馬奴爾認為，作為整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已經變成了“工人貴族”。)為依據得出工人階級階級意識水平下降的結論同樣難以令人信服。說工會組織中一些上層人士已經成了工人貴族，甚至說一些自稱為工人階級的政黨“整體貴族化”了，也許并無不可，但是，說西方工人階級整體“貴族化”卻無論如何說不通，前述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貧富差距的鴻溝在戰后不斷擴大的事實，以及連西方許多學者都承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政治、法律等領域仍然存在不平等的事實就足以說明西方工人階級整體貴族化要么是人為炮制出來的一個理論迷霧，要么它本身就只是一個幻影。西方有學者就深刻指出，“我們在感情領域宣告了平等原則，可是我們并不能遵照這個原則組織起感情的世界:由此就產生了它的雙重性，即權利和事實，它撕裂著我們的靈魂。我們在知識領域也宣告了平等原則，但我們無法組織知識的自由交流:由此產生了它的雙重性，即權利的事實，它折磨著我們，使我們永遠痛苦。”(轉引自邱敦紅:《論平等和資產階級的平等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1992年第3期。)

　　不能不指出的是，即便戰后工人階級階級意識的發展變化如同一些西方學者所說，出現了下降或弱化的趨勢，那這種趨勢本身也與“社會生活的私有化和個人化;工作的流動性;工資形式和工作時間的個性化;失業和工作不穩定的壓力;工業和生產組織內部交換的分散”(丹尼爾•本賽德：《“我們不可能拋棄歷史而重新開始”——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D.本賽德訪談》，《社會科學報》2010年12月16日。)等眾多因素相關，僅僅以福利水平、工人貴族之類的理由斷言工人階級階級意識喪失或下降的論斷要么是沒有抓住事物的本質，要么是對事物的某些方面作了夸大。正如第四國際英國支部社會主義抵抗運動組織成員、“www.marxsite.com”編輯費爾•赫斯(Phil Hearse)指出的，這個“說法是夸張的”，“像大多數諷刺畫一樣,這一說法只是基于現實的某些方面……意識,特別是大眾意識,是一個強有力的因素,但它取決于事物的變化,有時在危機爆發期間,它取決于事物的突然變化。因此,任何想要確定和解釋工人階級大眾意識的企圖都是片面的,是一面之詞。”(費爾•赫斯：《全球化與工人階級主體危機》，徐孝千譯，《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5期。)在與階級意識相關的眾多因素中，不能不提到這樣幾個關鍵的因素：一是資本主義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范圍內仍然還有發展的余地，二是西方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受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腐蝕，這些與福利水平、工人貴族之類的因素相比更為根本。

　　第三，即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了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德裔美籍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Marcuse)所說的“革命革不起來的反常時期”，那也不能得出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喪失了或者說下降了的結論。因為“革命革不起來”雖然與階級意識有一定的關系，但革命革不革得起來從根本上說不取決于階級意識而是取決于是否出現革命形勢。也不能不指出，戰后西方國家雖然出現了工人福利水平提高和股權分散化等緩和勞資矛盾的改革或者說改良舉措，但這些改革或改良舉措的出現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資產階級突發善心的結果，它們本身與日益受到革命斗爭和工人運動鍛煉的工人階級的自覺階級意識的上升是分不開的。

　　我們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并未喪失，并不意味著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不會遭到思想腐蝕的危險。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工人并非天生具有革命思想，也并非天然就是徹底革命的階級，只有當它成為全體人民實現徹底民主革命以及所有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反對壓迫者和剝削者的斗爭中的領導者，只有當它“意識到并實現這個領導權思想的時候，才是革命的。”(《列寧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0頁。)因此，馬克思主義從來都主張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尤其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灌輸給工人階級和包括工人運動在內的工人階級的一切革命斗爭之中。但是，毋庸諱言，隨著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國家得到廣泛傳播，同時，它的理論水準被一些人“降低”了，尤其降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水平，受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腐蝕，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雖未喪失，但其水平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因此，對于西方國家的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斗爭，清除圍繞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理論的侵蝕，讓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為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所熟知并指導其斗爭實踐，依然是一個緊迫的任務。

　　再來看看工人運動相對處于低谷的問題。首先需要指出，工人運動有它自身的發展規律，它有高潮的時候，也有低潮或者說處于低谷的時候，它不可能永遠處于高潮，也不可能永遠處于低潮。它整體處于高潮的時候也會面臨自己的一度低谷期，同樣，它整體處于低潮的時候也會一度面臨自己的高潮期。工人運動處于高潮還是低谷，歸根結底與是否出現工人運動的形勢密切相關，這些形勢往往表現為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危機。因此，以戰后工人運動在某一時段相對處于低谷為由宣稱工人階級的革命性喪失之類的觀點同樣沒有抓住事物的本質，至少可以說是相當片面的。美國學者詹姆斯•佩特拉斯根據自己對所謂戰后工人運動低潮時一些關于民眾起義的具體事件的研究指出，工人階級或者至少說工人階級的一些階層在階級斗爭中繼續發揮著主要的作用，他們在繼續斗爭，因為他們認識到自己的能力和在歷史上的作用。他還認為，從歷史和實踐經驗來說，否定工人階級在革命斗爭中的中心作用是沒有任何理由的(詹姆斯•佩特拉斯：《當今工人階級仍然是一個革命的階級》，西班牙《起義報》2005年8月24日。)

　　而且，即便工人運動在戰后的某一時段處于低谷，也并不意味著它從此沉寂下去了，不會再度迎來自己的高潮。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包括一些西方學者在內的許多學者就敏銳地意識到，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正面臨“革命新形勢”到來的難得的歷史性機遇。如美國學者洛仁•戈爾德納就認為，這場金融危機可能在為191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工人起義準備條件，可能會出現革命的突破。他預言未來將在兩種前途的斗爭中展開：或者是一個世界資本的政府，或者是一個可能的新的工人階級的“天堂風暴”。他還表示，“歷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遇，如果我們不能抓住這一機遇，我們這一生就再也碰不到這樣的機遇了”(LorenGoldner.TheBiggest‘OctoberSurprise’OfAll:AWorldCapitalistCrash.http://home.earthlink.net/~lrgoldner/october.html.)匈牙利共產主義工人黨主席久洛•蒂爾默在談到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時也認為，“自從1989年-1990年資本主義反革命以來，我們沒有提到過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現在我們應該提出來了!”(久洛•蒂爾默：《匈牙利資本主義危機與革命前景》，《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9期。)國際著名學者薩米爾•阿明也認為，金融危機后“可能出現新的戰爭和革命的浪潮。這種可能性很大”(SamirAmin，“SeizetheCrisis!”，“MonthlyReview”，December2009.www.monthlyreview.org/091201amin.php.)

　　金融危機后西方國家工人運動的新發展似乎驗證了他們的上述觀點。據2010年12月3日-5日在南非茨瓦尼召開的第12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發表的《茨瓦尼宣言》指出：“過去一年里，對勞工權利、社會保障權和工資進行的反人民的攻擊引發了群眾斗爭的升級，特別是在歐洲。”與會的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等南歐國家共產黨的代表在發言中指出：成千上萬勞動人民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工人斗爭進一步發展。在歐洲，希臘發生了13次總罷工和數十次對政府大樓的占領，法國發生了7次總罷工，其他國家也發生了多次總罷工和群眾斗爭，如英國、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等。他們認為：“歐洲工人運動的興起表明，工人階級的傳統斗爭精神已經被調動起來了。”(聶運麟、楊成果、劉衛衛：《經濟危機、工人階級的斗爭與反帝陣線的策略——第十二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述評》，《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1年第1期。)

　　這里不能不提到，2011年9月17日，彌漫于美國民眾中間的不滿情緒終于通過被命名為“占領華爾街”的和平示威活動得到宣泄。“占領華爾街”活動迅速從紐約向美國其他城市蔓延，逐漸成為事實上誰也無法否認的社會運動。這使一些人不禁認為，在“阿拉伯之春”之后，“美國之秋”或許已經到來。不僅如此，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紐約發起的“占領華爾街”示威活動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迅速演變成波及四大洲、82個國家、1500多個城市幾乎同步響應的全球性民眾抗議活動。從多倫多到倫敦，從羅馬到悉尼，示威者們走上街頭，安營扎寨，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訴求和不滿，而在羅馬的抗議活動還一度升級為暴力沖突事件。

　　三、工人階級仍然是革命的主體力量

　　西方一些學者根據戰后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認為，工人階級正在消失，需要尋找新的革命主體力量。比如，盧森堡學者霍夫曼就認為，現在必須重新尋找新的革命主體力量，因為“這個‘工人階級’已不存在。工薪者的人數固然增長了，但傳統產業工人的人數卻急劇萎縮。勞動條件、生活方式、‘雇員’的需求都發生了分化和個體化”。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重新考慮“誰是社會解放的承擔者”(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編：《當代國外社會主義：理論與模式》，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315頁。)赫伯特•馬爾庫塞也認為，工人階級不再是發達工業社會的革命力量。他把革命的真正希望寄托在少數革命者、青年學生尤其是技術和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及知識分子干部身上,認為他們才是擔負著生產過程中愈來愈顯得屬于要害任務的社會階級,也只有他們才能使傳統工人階級的意識活躍化，因此只有他們才是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動力(參見柏元海：《簡論馬爾庫塞關于當代西方社會革命力量的觀點》，《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法國著名學者亨利•列斐弗爾(HenriLefebvre)也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豐裕的物質生活在腐蝕、瓦解傳統工人階級的同時，又產生了一些新的匱乏形式，從而產生了一些帶有新的異化形式的社會集團，如白領工人、婦女、青年人，他們正在變成一股新的激進力量，將成為未來社會革命的主體(駱沙舟：《異化理論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政治學說》，《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

　　工人階級真的不存在了嗎?與其他力量相比，工人階級真的已經無法充當革命的主體力量了嗎?讓我們逐一進行分析。先來看看工人階級是否真的不存在了。不能否認，因為新科技革命、經濟管理體制的革命以及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全球化戰略，戰后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結構發生了產業工人人數減少，服務業從業人數上升這樣明顯的變化，工人尤其白領工人的生活水平明顯得到改善，但這并不就意味著西方一些學者所謂的工人階級已經消失了，已經中產階級化了。這里首先涉及如何馬克思主義地理解工人階級的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作為無產階級同義語的工人階級或者說雇傭工人階級“是完全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而不是靠某一種資本的利潤來獲得生活資料的社會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頁。)，它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馬克思還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分工擴大、協作加強等特點提出了“總體工人”概念。在他看來，無論是從事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參與生產過程，無論是創造剩余價值還是“創造占有剩余價值的條件”，無論是物質生產部門還是非物質生產部門，都是“總體工人”的成員，都是完成總體工人職能中的某些具體職能，因而都屬于工人階級的范疇，正如他所說：“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6頁。)

　　根據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工人階級的定義，所謂的白領工人和服務業工人，他們作為不掌握生產資料的雇傭勞動者的階級地位沒有改變，無論他們是腦力勞動者還是體力勞動者，他們仍然處于剩余價值生產的整個鏈條上，仍然屬于整體工人范疇，不管他們有沒有意識到，也不管他們愿意不愿意承認。法國當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丹尼爾•本賽德(DanielBensaid)也認為，如果從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就業形式與工資水平以及勞動的社會分工等角度來看，依照馬克思最初使用的階級含義，大多數所謂的第三部門從業人員都屬于無產階級。

　　這里有必要提到英國《國際社會主義》2007年刊登的一篇署名馬丁•史密斯的題為《工人階級狀況》的文章，該文結合新自由主義時代英國工人階級的真實狀況，反駁了新工黨理論家們關于英國絕大部分人口已成為中產階級、英國已進入無階級社會的說法。該文指出，制造業工人的人數雖然下降，但剩下的產業工人仍然能夠控制英國經濟的最重要部門;辦公室白領工人和服務業工人的人數大為增加，但是他們大多不是什么中產階級，他們仍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且他們的勞動待遇和工作條件也和傳統工人階級一樣艱苦，他們實質上仍然是工人階級。該文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英國社會并沒有發生那么大的不可捉摸的變化，它仍在資本主義范疇中，而沉迷在幻想中的新工黨與新工人階級和工會的關系日益疏遠，正被后者拋棄(馬丁•史密斯：《新工黨的階級理論評析——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王小穎譯，《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12期。)第四國際英國支部社會主義抵抗運動組織成員、“www.marxsite.com”編輯費爾•赫斯也指出，盡管工人參加工會的人數下降引人注目，但是,2007年1月英國全國社會調查中心的調查表明,自認為是工人階級成員的人數大大超過了那些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人的人數。不管工人們是否參加工會，57%的人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員。該中心認為,這個數字是“令人感到吃驚的”。所以費爾•赫斯的結論是,“至少在英國,工人階級仍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階級,并且許多人都認為他們屬于工人階級。”(費爾•赫斯：《全球化與工人階級主體危機》，徐孝千譯，《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5期。) 這里也有必要提及西方資產階級及其學術理論界的代表們炮制的所謂的“中產階級”概念，他們喜歡用這一概念說明工人階級因為日益中產階級化而不斷消失，如英國時任首相約翰•梅杰1996年就宣稱“我們現在都是中產階級了”(費爾•赫斯：《全球化與工人階級主體危機》，徐孝千譯，《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5期。)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也接受了“中產階級”概念，認為歐洲的工人階級正在消失，并由中產階級所取代，因而自己的選民基礎已經從工人階級轉變為中產階級了。但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所謂的中產階級“現在的處境和曾經的處境反差太大”，按照坎布里亞大學學者菲利普•邦德的說法，“已經迫不得已變成了工人階級”，他還說:“中產階級的工資已經再也養不活他們自己了……40年前,一個技工的工資足以養活他自己、他的妻子和家人。而現在,即使一對中產階級夫婦都工作,也無法使家庭收支平衡。”(費爾•赫斯：《全球化與工人階級主體危機》，徐孝千譯，《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5期。)歐洲社會民主黨在金融危機后之所以在選舉中紛紛失利，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秉持了錯誤的“中產階級”觀，從而脫離了選民的真正基礎——工人階級。現在，人們普遍認為，對歐洲社會民主黨人而言，屬于他們的時代已經接近尾聲。

　　否定工人階級是革命主體的那些人士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其他一些階級階層上。其他力量真的能擔當起領導反對資本主義的重任?歷史的發展已經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被馬爾庫塞寄予希望的科技領域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在20世紀60年代末雖然一度舉起過革命的旗幟，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中的多數現在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精英”階層。有學者據此認為，知識分子如果不與革命的工人階級結合,很難獨立地將革命進行到底(參見柏元海：《簡論馬爾庫塞關于當代西方社會革命力量的觀點》，《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

　　其他階層呢?美國著名刊物《每月評論》副主編邁克爾•耶茨作了詳盡的分析。他認為，個體戶、私人開業者或家庭手工業者之類的普遍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獨立業主們，雖然他們既做資本家也做工資勞動者，但他們往往向往成為資本家。盡管農民是首先遭受資本主義之害的群體，是革命斗爭中的重要因素，但他們也不可能是主要力量，因為他們零星分散，難以有效地組織起來向資本主義進行全球規模的挑戰。他們成批地被剝奪土地后流入城市，他們更可能作為勞動后備軍，而不是給資本主義帶來麻煩。他還指出，雖然不能說婦女、黑人、和平積極分子、生態主義者、同性戀者等等的運動以及其他多種運動不重要或不起作用，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沒有任何其他群體、運動或力量能像組織起來的勞動者那樣有效地、不可阻擋地對現有權勢體制發起挑戰?？梢姡挥薪M織起來的工人階級才是資本主義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掘墓人，是必不可少的和不可替代的“歷史變革的動力”。因此，他堅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的分析以及關于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埋葬資本的力量的論斷，在今天就同當時一樣地恰當和正確(邁克爾•耶茨：《只有工人階級能夠埋葬資本主義》，郭懋安編譯，《國外理論動態》2004年第11期。)無獨有偶，英國學者馬丁•史密斯根據自己的研究也認為，“工人階級仍然是唯一一支具有挑戰資本主義并帶來長期變革的潛能的社會力量”(馬丁•史密斯：《新工黨的階級理論評析——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王小穎譯，《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12期。)

　　參考文獻：

　　[1] 沈瑞英：《矛盾與變量：西方中產階級與社會穩定研究》，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9年。

　　[2] 孫壽濤：《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的演變》，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7年。

　　[3]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

　　[4] 張世鵬：《當代西歐工人階級》，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5] 費爾•赫斯：《全球化與工人階級主體危機》，徐孝千譯，《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5期。

　　(作者簡介：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列寧斯大林思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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