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懷特(HaydenWhite，1928—)，美國當代著名思想史家、歷史哲學家、文學批評家。現任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榮譽退休教授。1960年后涉足歷史哲學領域，是當代西方著名的歷史哲學家，被譽為“在文化理解和敘事的語境中，把歷史編纂和文學批評完美地結合起來”的哲學家。他廣泛吸收哲學、文學、語言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構建了一套比喻理論來分析歷史文本、作者、讀者，揭示意識形態要素介入歷史學的種種途徑?！对穼W: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系海登•懷特的成名作，被譽為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歷史哲學著作之一，也是當代西方歷史哲學研究向語言學轉向的標志。

　　5月9—11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與美國維思里安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二屆中美學術高層論壇”在美國維思里安大學舉行。論壇上，中美兩國學者圍繞“比較視閾下的啟蒙”這一主題展開了學術探討與思想交流。本報記者特就此話題與年已85歲高齡的美國當代著名思想史家、歷史哲學家、文學批評家海登•懷特進行了一次討論。

　　一個具有鮮明現代主義色彩的隱喻

　　《中國社會科學報》：懷特先生您好，非常高興看到您出席本次論壇，在此我想代表本報與您就“比較視閾下的啟蒙”這一問題做一些討論。首先我要請教的是您對啟蒙概念的理解。您怎樣定義“啟蒙”?

　　海登•懷特：我把18世紀的啟蒙運動時代當作一個具有鮮明現代主義色彩的隱喻。啟蒙運動被看作是投向自然、社會、文化諸領域黑暗處的實踐事業的“光”，它指向的是曾經讓人類中的大部分群體臣服于無知、迷信與專制力量的壓抑，意在提升、教導、喚醒或是教育人類對“自由”的負責任的使用。

　　有意思的是，啟蒙一詞也有其本身的模糊性，它與“光”的對立面即黑暗、非純潔、混雜和物質緊緊糾纏在一起。部分學者將啟蒙運動這一西方文化階段自身界定為“光”的勝利，但在某種意義上，啟蒙運動仍被視作更多地與黑暗而非光明糾纏在一起。在啟蒙運動家眼里，“光”即使過度，仍是好的，黑暗則是他們試圖借助“光”來解決的問題。

　　隨著現代科學的到來，已沒有人像需要上帝的假設那樣需要精神方面的假設。從科學角度來看，現存的一切事物都擁有廣延、重量和尺寸。某些東西比另外一些東西輕，某些東西比另外一些東西亮，但是無論它們如何輕、如何亮，它們只能被看作物質。按照這一觀點，“光”僅可被當作是物質的各類顯現模式，而遠不是超越和“照亮”物質。事實上，牛頓唯物主義在18世紀的勝利，讓“光”在保持其首要地位時變得岌岌可危。

　　啟蒙運動的力量聲稱“啟蒙運動就是使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狀態”。然而，據說在康德看來，啟蒙運動更是意志和意愿之事，而非知識和理性。康德堅定地認為，人類中的絕大部分是懶惰、懦弱，與“成長”背道而馳，在生活的各個方面上傾向于依賴權威。一旦人類從權威中解放出來后，大眾就可以意識到其自身的個性價值，并對自己的行動負責任。對康德而言，啟蒙運動是自由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先決條件。

　　啟蒙的限度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光就有陰暗面，這是個對立結構的矛盾體。按照您的意思，“光”在啟蒙運動開始發生的時期就具有了固定意義，那是否意味著光明在本體論上被賦予超過黑暗的優越性?

　　海登•懷特：其實，啟蒙運動家所津津樂道的光明的缺陷，已較早地被它的批評家們所察覺，近來人們認為意大利哲學家維柯是其中表述最為清晰的一位。維柯從歷史研究中獲知，知識尤其是關于事物的知識，從來不單純是真理高于錯誤、心靈高于身體、理性高于激情或光明高于黑暗的事情。事實上，維柯解決了這個問題，也就是在沒有神圣介入的情況下，文明如何通過設置錯誤與真理、欲望與需要、情感與思想、黑暗與光明的辯證關系，自野蠻中誕生。這種洞見日后被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爾、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當作是對啟蒙運動批評的基點。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否定的辯證法》中這樣寫道：“無論如何，啟蒙運動無情地消除了它自身自我意識的痕跡。”啟蒙運動家想要為這個世界“祛魅”，但只是成功地拔除了“泛靈論”而已。啟蒙運動家努力將“光”提升至科學理性之符號的至高地位，認為人類文化成就的終點類似于康德努力超越二元論的終點，在這里，“光”的現象就堵住了通往本體之大地的通道。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么，您為什么要用隱喻或者作為概念的啟蒙運動來討論啟蒙運動本身呢?

　　海登•懷特：我確實把啟蒙當作隱喻和概念。隱喻和概念之間的區別，對于理解“啟蒙”這一符號及理解啟蒙運動這一過程的特征、實質與其在相聯系的語境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在我看來是非常重要的。心靈、靈魂或“啟蒙”這一術語是在“光”的比喻中給出的，“光”在此起到的是作為“啟蒙”過程或“啟蒙”所希冀的“變得覺醒”的條件的中介、行動和效果的作用。如果“光”被視作一個隱喻，那么，對它的分析將會采取一系列現象等級的諸成員的形式，在其中，“光”自身是一種范式，其他領域的成員通過相似性、連續性或實質性的認同與它建立聯系。如果“光”被視作一個概念，對它的分析則將會采取一整套對立、矛盾和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在這里，“光”被認作任何東西，它可以是它的對立面，如黑暗，也可以是它的對立物，如任何不是“光”的東西，還可以是對它的對立面的否定。

　　啟蒙運動與物質主義的泛濫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將啟蒙運動比之于“光”，是否可以說是比之于理性?我們該怎樣理解“理性之光”?

　　海登•懷特：我將啟蒙的概念用隱喻的方式表達，而這種方式使得建立在光明與黑暗對立基礎上的世界觀滋生了部分照亮的、“變暗的”或模糊的領域的居間物。事物或被不完全地照亮，或部分地隱匿、突顯或隱退，無論如何，是未完全的光明或完全的黑暗，像所有的感受一樣，過或不及。“光”的概念指向光明和黑暗的純粹形態，遠離混合狀態、雜交、不純等等，而“光”的隱喻則正好指向的是種種混合物，光明在其作為范式的等級中與相互毗鄰、具有差異的成員在同一符號的庇護之下，尋找共同的占有物。

　　“理性之光”告訴我們關于思想的某些東西，這既無法來自對于思想過程的觀察，也無法來自大腦中展開的實驗。它并未告訴我們理性如同“光”或具有“光”的特性。如果有人是或曾是一位啟蒙哲學家，那么理性的作用就是穿透黑暗(無知和迷信)，照亮此世，令觀察變得可能，辨認任何內在地被照亮和需要照亮的東西，從而有助于人類的成熟。但啟蒙也擁有或被認為擁有一種實質，至少在黑格爾看來，它存在于“洞見”之中，即自在和自為的洞見，對于洞見自身的洞見——這賦予它某種與各類形式的純信仰相對立的主體意識的清晰性;純信仰是一種偽洞見，正像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言，是一種想法，而非觀念，因此是某種完全對立于自我意識的東西。而純粹洞見中的真實即自我——正因如此，它們本質上是對于他者的絕對否定。

　　這樣一來，18世紀啟蒙運動必定視“光—精神”既為“黑暗—物質”的絕對對立，又是物質的隱匿實質。正是在這里，18世紀啟蒙運動的歷史具體性可以被界定了：它包含在受到17世紀科學革命影響的將物質認作存在之實質的界定之中。而在啟蒙運動的所有先前實例中，“光”被認作是與黑暗相對峙，從而也是與基礎物質相對峙，或“光”被置于一個從各種程度的模糊性到物質的最低層的等級序列中的最高位置，到了牛頓時代，物質在“被啟蒙的”圈子中風靡一時，而先前被視作非物質的一切必定被重新概念化為物質。在整個18世紀，重新概念化的過程是一場“光”義不容辭地要去贏得的競賽。隨著“光”的退場，啟蒙運動也隨之拉下帷幕。這個時代的物理學傾向于將機械的物質融解為能量——牛頓知道光同時是粒子和波——但是這要到19世紀才出現。與之同時，“光”依然是一種異?，F象，時而是粒子時而是波——這不過是在重復“物質—精神”的二分，即當物質被分解的時候，“光”再次被概念化了。

　　美國資本主義唯一的持續性就在于不斷的戰爭

　　《中國社會科學報》：以上的說法很有意思，也是高度哲學化的。我們現在是否可以回到現實中來審視啟蒙的現代后果?

　　海登•懷特：啟蒙是一個太過理想化的問題，沒能真實地反映當今社會的現實。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更多體現的是國家工具和國家體制的創設，如現代意義上的監獄、公共警察、公共醫療設施系統以及新的學校體制，還包括政教分離等一系列原則問題。所謂的啟蒙，更多體現為國家機器對于啟蒙后公民的一種?？乱饬x上的“規訓”過程。舉個例子來說，目前，美國成年人口的2.7%（約700萬人）被關在各種監獄里面，這不但是人類史上最多的“在押人口”，同時也和美國作為所謂經歷過啟蒙的國家的形象完全不符。這些在押人口中的一半并未涉及暴力性犯罪，80%都是有色人種，這是一件極具諷刺意味的事情?，F代國家體制的創設本義就是要給規訓后的公民一種擁有自由的感覺，來換取他們對國家機器尤其是國家戰爭機器的順從。美國的軍事開支非常龐大，4%的GDP都用于軍事工業。如果我們現在要討論當今啟蒙的發展及其未來的命運，就不能忽視由啟蒙帶來的國家機器的運用。

　　美國資本主義唯一的持續性就在于不斷的戰爭，美國在全球有716個軍事基地，是一個警察國家。美國經濟的發展依賴于對其他世界的剝削，這些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是相適應的。

　　我們到底能從歷史中學到什么?黑格爾曾說，沒有人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我想說，確實如此。當年美軍入侵伊拉克時，我曾告誡人們，歷史教導我們離中東遠一點，但是沒人能聽得進去。美國從越戰中沒有吸取任何教訓，它介入了伊拉克、阿富汗，今后還有可能介入伊朗。

　　毛澤東所設想的未來社會是值得追求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希望把啟蒙與中國問題聯系起來，現在中國的現代化面臨著很大的困境，由于我們急切地需要實現現代化，啟蒙的陰暗面在中國可能體現得更強烈，您對這些問題怎么看?

　　海登•懷特：我對今天的中國所知并不多，很難談論它今天的形勢。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如果引入中國，你就不得不照單全收。在意識形態上，你可以說我們將排除亞當•斯密，但在現實中，現代化卻無法與啟蒙的意識形態共處一室。如果走上這條道路，資本主義、新資本主義、投機活動，所有這些會創造一個富有的資產階級，他們將反對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因為他們唯一關心的是讓自己變得更富有。馬克思也說過，你無法反對資本主義，因為沒什么能反對它，它是自我運轉的。如果中國引入資本主義，它將是毒害性的。

　　我希望中國能找到一條不同于美國資本主義的替代道路，美國資本主義是自殺性的、對環境是毀滅性的。啟蒙引導了19—20世紀中一種特殊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產生，即商業資本主義。你無法不在引入觀念的同時變動經濟基礎。在我看來，中國應該尋找自己的道路，我所知道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對于環境和社會團結而言都是災難性的。你無法阻擋資本主義，但是你不一定非要經過它。這是列寧和托洛斯基都曾討論過的問題。托洛斯基認為可以越過資本主義而實現社會主義，而毛澤東也這樣堅信著。

　　我認為毛澤東是很偉大的，他想象了一個中國式的后資本主義世界，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我相信那是值得追求的。馬克思主義中的烏托邦精神在西方已經喪失殆盡，因為烏托邦被視為無政府主義。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保持了這種烏托邦精神的活力，真希望它能得到發展?，F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都不是烏托邦式的，它們是現實的、實用主義的。中國注重社會團結，儒家的社會團結觀念與西方很不一樣，它更多是有機體式的，較少機械論色彩。

　　在我看來，中國進入資本主義將是災難性的。我也聽說過中國社會在轉型中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我期待著未來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是如此強大，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該如何面對?知識分子的職責是什么?現在已不是19世紀，而是21世紀，知識分子履行職責變得很困難，大多數知識分子最終投降了，接受了現實形勢。這是一些歷史學家常做的，他們原原本本地給你展示事情為何如此，而我們需要激進的歷史書寫方式，告訴我們事情如何有可能變得不同。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對于商品拜物教乃至金錢、權力等拜物教都是持強烈批判態度，但是另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卻認為這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擴張而產生的自然而然的現象。

　　海登•懷特：資產階級歷史觀的核心就是“一切都是自然的”。而批判的歷史學則要告訴你：所有社會都不是自然的。問題在于如何促進批判性的智識以反對官僚制。資本主義太過強大，我們還無法反抗它，而官僚制是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的。這就是為什么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原因，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你無法真正成為社會主義者，至多只能是無政府主義者。

　　真正的問題是如何保留心理學和哲學層面上的烏托邦精神和希望。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為了表明，歷史學并不是進行批判的一個穩固不變的基礎，過去并不是歷史，歷史是人們塑造出來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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