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一些被稱為“新供給主義”的學術思潮開始浮出水面，然而供給學派出山，從來就不是什么好征兆，因為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人類經濟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供給的問題，一直是需求的問題。而當供給被人提出的時候，無疑是實體經濟出現了巨大的危機，當下的中國是這樣，當年的美國也是這樣。

　　美國實體經濟是如何垮掉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滯漲，這次滯漲主要是由于石油因素，中東戰(zhàn)爭期間，阿拉伯國家以石油為武器與西方對抗，一時間石油價格翻了十翻還要多，與之相伴的則是發(fā)達國家的經濟滯漲，滯漲在歷史上出現的并不多，因為以前的世界經濟沒有聯(lián)系那么緊密，經濟停滯時一般是經濟衰退時，同時一般伴隨通縮，但上世紀七十年代發(fā)達國家的危機顯然不是由于經濟周期所導致的衰退，而是戰(zhàn)爭的結果，因此也不會出現與經濟周期性衰退時所出現的通縮緊縮，而是輸入性通脹，其實這點在經濟學界是有共識的。

　　然而民眾并不管這些，民眾要求控制通脹，政客需要控制通脹，但這種為治理通脹而治理通脹必然會帶來更大的負面效果，其實通脹真要治理，也并非很難，無非是緊縮貨幣，人為的制造一場經濟危機而已，美國確實就是這樣做的，演員出身的總統(tǒng)里根采用用了一個精算師出身的經濟學者弗里德曼的餿主意:緊縮貨幣，控制通脹。

　　然而任何的貨幣緊縮都是有代價的，貨幣緊縮對老百姓沒影響，但對企業(yè)卻是傷筋動骨的，美國在八十年代初期利率最高時達到了20%，幾乎相當于平時的十倍，這是沒有任何一個企業(yè)可以承擔的，因此當時的美國，除了少數大企業(yè)進行了跨國轉移之外，大部分制造企業(yè)都倒閉了。這也是美國制造業(yè)消失的歷史背景。

　　其實發(fā)達國家并非就不一定沒有制造業(yè)，日本、德國、北歐都是發(fā)達經濟，都是以制造業(yè)見長，而沒有制造業(yè)的只有美國和英國，美國用弗里德曼的高利率政策擊垮了美國的所有制造業(yè)，而英國則采用哈耶克的私有化政策變賣了所有的制造業(yè)。現在的美國連起重機都生產不了，而英國連一個自己的汽車品牌都沒有。

　　前人的失敗并不一定會成為后人的教訓，錯誤頻繁上演也是歷史的常態(tài)，不過這次輪到了中國，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之后，中國采取了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反危機措施，同時中國經濟也出現了一個新的高峰，增長速度重新達到了兩位數，然而與歷史上每一次經濟高峰一樣，經濟高峰的同時，也是通脹的高峰，一時間，奧地利學派和貨幣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他們批判政府投資，并且造了“貨幣超發(fā)”和“貨幣空轉”的說辭。

　　貨幣亂象中的“統(tǒng)計陷阱“

　　根據5月份金融數據統(tǒng)計報告，狹義貨幣(M1)余額31.02萬億元,流通中貨幣(M0)余額5.43萬億元，基礎貨幣為25.59萬元，而5月末，本外幣存款余額102.04萬億元，現在存款準備金大銀行高達20%，小銀行高達16%，按平均18%計算，那僅存款準備金就凍結18.4萬億，也就是現在25.59萬億元的基礎貨幣中，有18.4萬億存在央行的保險柜里，在市場上流通的僅有7.19萬億元，約占基礎貨幣的24%，也就是約76%的基礎貨幣被央行凍結，不能進行任何的流通。這就是錢荒的根源。

　　現在大家都通過數據做判斷，但不幸的是這些數據都是錯的，基本沒有參考價值。而大家又拿金融機構的套利來說事，說成是貨幣空轉，但這更是錯誤，這種套利不僅沒有浪費資金，反而大大的提高了金融效率，是市場化的表現，本質是一種信用互助，是信用好的機構幫助信用差的機構獲得資金，從而整體上提高了金融效率，如果沒有這些信用互助，中國經濟的危機更大，中國資金的中轉確實多了，但確實都進入了實體，但總量有限，就像我們上面所講，中國76%的資金都已經被央行凍結，市場上的資金只能這樣變通著高效運行，這就像越是災荒的年份，糧食投機越盛行，但本質原因在災荒，而不是投機，而貨幣與糧食不同的是，貨幣永遠在流通，而沒有儲藏這回事，貨幣只要不脫離商業(yè)銀行，就是流通的，沒有任何人具備囤積貨幣的能力，即使那些長期貸款項目，也通過貸款轉存款重新回到了貨幣流通體系當中，不會發(fā)生任何的資金浪費。也有人歸結為銀行理財產品風險錯配的問題，但這種問題只能影響一個銀行，對銀行系統(tǒng)的影響等于零。就是貧富差距一樣，貧富差距影響不了整個國家的總財富數量。

　　現在的邏輯就是央行的貨幣緊縮導致不同機構之間的利用套利，不同機構的信用套利導致了貨幣數據虛高，而貨幣數據虛高又成為了很多人認為貨幣不短缺的理由，這里面有兩大誤解，一是大部分人對貨幣運行機制不了解，二是由于對貨幣運行機制不了解又導致了對貨幣數據的誤讀，而對貨幣數據的誤讀，又導致了決策錯誤。

　　然而貨幣超發(fā)論確實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其主要依據的是廣義貨幣M2，理論基礎是與美國的廣義貨幣數據進行比較，但這里面確實存在著很大的誤解，針對這種誤解，專業(yè)界已經寫了很多澄清文章，基本上也達到了效果，比如大家指出，廣義貨幣不同于基礎貨幣，并不反映貨幣發(fā)行狀況，比如廣義貨幣M2在統(tǒng)計意義上只反映銀行融資的情況，中國融資主要靠銀行，所以廣義貨幣M2比較高，美國融資主要靠資本市場，不通過銀行，所以廣義貨幣M2比較低。比如中國和美國對廣義貨幣的定義也有區(qū)別，這也是兩個數據無從比較的理由，其實更需要指出的是現代經濟條件下統(tǒng)計M2已經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美國已經多年不公布M2數據了，中國也面臨是否要取消M2的統(tǒng)計與公布的問題了。

　　其實，除了以上那些最常見的澄清，筆者還要單獨指出的就是，中國的M2數據還存在著嚴重的“重復計算”問題，這也嚴重影響著我們的觀感和判斷。根據一些企業(yè)家反饋的信息，銀行在給企業(yè)貸款時往往要求企業(yè)先貸一筆款，存到銀行，再以此存款為抵押，再進行貸款，也就是企業(yè)家向銀行貸款一次，在銀行的賬上卻是兩次，這樣銀行從某種程度上規(guī)避了一些風險，但也更企業(yè)帶來了更大的利息負擔，而對統(tǒng)計數據的影響就是平白無故多出了一筆貸款，而這筆貸款又沒有用于實體經濟，只是導致統(tǒng)計數據虛高。在現實中，這種操作方式我不知道會占到多大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操作一次，這筆貸款所對應的金融數據就會擴大一倍。

　　其實，因貸款違規(guī)操作所導致的廣義貨幣數據虛大，只是小問題，而更大的問題則出在了社會融資數據的統(tǒng)計上，中國的社會融資數據不僅也存在著這樣重復計算問題，而且更加的嚴重。先舉個例子，某企業(yè)獲得1億元低息貸款之后，將這筆資金投資于(可以通過資金運作規(guī)避監(jiān)管)收益率更高的信托產品或者其他金融產品。那么，這1億元貸款并未直接進入實體經濟，對于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為0，用于購買信托產品或者其他金融產品的1億元也許進入實體經濟(也許沒有或者未完全進入實體經濟)對經濟增長產生貢獻。在這個案例中，央行統(tǒng)計的社會融資規(guī)模為2億元，但是真正對實體經濟產生貢獻的是1億元(甚至可能更少)。這就造成社會融資規(guī)模的重復計算以及債務利用的低效率。目前，這部分資金的規(guī)模難以統(tǒng)計，也難以估算。

　　拋開案例，我們再從理論上分析，那就是社會融資數據的統(tǒng)計是分渠道的，但現實中卻是一筆錢可以直接從銀行到達企業(yè)家那里，也可能從銀行先到信托公司那里，再到達企業(yè)家那里，也可能從銀行到信托公司再到高利貸手里，再通過高利貸到達企業(yè)家手里，也可能是從銀行到信托再到國企，再轉貸到民營企業(yè)手里，總之中國每一筆貨幣從商業(yè)銀行轉到企業(yè)手里，可能中間要經歷三四道手，而每經一次手，金融統(tǒng)計數據就倍增一次，而這是成倍的增長，而并非正常經濟條件下，由于企業(yè)正常資金需求增長所導致的那種每年百分之幾的增長。因此中國貨幣數據出現如此的大幅虛高也就不難理解了。

　　而要解釋清這一切，我們還必須回歸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上，那就是：金融數據統(tǒng)計，統(tǒng)計的是資金的“使用價值“，而非”實際價值“，這是與所有其他商業(yè)統(tǒng)計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一萬元錢，其價值是一萬，但是被不同的人使用了四次，那這一塊錢的使用價值就是4萬，而我們的廣義貨幣和社會融資都是統(tǒng)計的這種貨幣的使用價值。在正常的經濟情況下，這一筆錢可能同時被四個企業(yè)家在不同的時間段使用，而現在當前這種貨幣緊縮的狀況下，則是要經過兩三個中間商才能到企業(yè)家手里，因此現在的廣義貨幣和社會融資數據不用說增長百分之多少，即使翻了幾倍也是毫無意義的，對緩解實體經濟的資金饑渴毫無意義。

　　判斷經濟狀況，一種方法是根據實際情況，一種是根據統(tǒng)計數據進行解讀，當下的中國，根據實際情況來解讀的話，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實體經濟缺乏資金，而根據統(tǒng)計數據進行解讀就出現了不一樣的結果，而這背后關鍵是很多專業(yè)人士也缺乏最基本的經濟運行和貨幣統(tǒng)計方面的常識。由于這種常識的缺乏，導致他們不自覺的就調入了學術稱之為的統(tǒng)計陷阱：也就是對于數據，如果不知道它的統(tǒng)計過程，那基本上是沒多大意義甚至是毫無意義的。于是，我們經常會看到各種各樣的、千奇百怪的違背人常識或與我們想象中不同的驚人結論，每當看到這樣的結論時，我們二話不說就會對做出此結論的人一頓謾罵或嘲笑。這些統(tǒng)計調查本身往往并沒有錯，錯的是言說者的語焉不詳，甚至刻意利用數據得出嘩眾取寵的結論。而當前中國的經濟界就是因為對統(tǒng)計陷阱的認識不足，導致對金融數據的解讀出現了嚴重的錯誤。

　　世間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經濟也本無數據，只是為了決策方便才發(fā)明了數據統(tǒng)計，但由于統(tǒng)計陷阱的存在，這些數據并沒有更好的服務于決策，相反很多時候在誤導決策和社會輿論，當下中國就處于這么一種狀態(tài)。而在現實中，越是經濟素養(yǎng)不高的群體越對統(tǒng)計數據深信不疑，而經濟素養(yǎng)比較高的人反而不太在意這些數據，因為他們更明白這些數據背后的陷阱，以至于很多現實版的經濟高手在進行經濟決策時根本不用這些數據，比如前美聯(lián)儲格林斯潘就不相信這些統(tǒng)計數據，而是從具體的經濟現象中體會經濟的細微變化，中國現任總理李克強也不太相信這些宏觀數據，而是從更微觀的用電量，火車運力等觀察經濟的興衰，這也是目前被廣泛采用的“克強指數”的來源。

　　當下的中國經濟確切的說處于病態(tài)，雖然數據上看起來虛胖，但從根本上是機體的營養(yǎng)不良所致，而絕非營養(yǎng)過剩，這是最根本的性質問題，也是最基礎的問題。我們只有看到了這個最基礎的問題，也才能找出這些怪象產生的來龍去脈，才是對中國經濟有完整的診斷。

　　貨幣超發(fā)論被澄清之后，學術界又出現了“貨幣空轉論”。“貨幣空轉”論者將大棒打到國企頭上，這顯然又是缺乏專業(yè)金融常識的表現，因為國企的錢也不會存在保險柜中，他們的貸款也照樣會存到銀行，從而形成派生存款，用于繼續(xù)放貸，這對金融幾乎不產生什么影響，而更現實的是，一些大型國有企業(y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資金“二道販子”，國企憑借相對良好的信用將輕易獲得貸款，轉而投向信托貸款、委托貸款，去幫助那些更需要錢的人，這些做法其實不僅不會加劇當下的“錢荒“，反而通過轉貸和拆解部分緩解了中小企業(yè)的生存困境。

　　供給主義何以成為“巫毒經濟學”?

　　然而糾正了貨幣主義的錯誤也只能解決中國經濟的短期問題，從長期看，中國經濟還是需要從需求入手，也正如我們先前所說的一樣，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永遠不會出現供給不足的問題，除非是人為的用貨幣政策將實體經濟擊垮。

　　弗里德曼的建議并沒給美國帶來好處，相反而是經濟的衰退，里根也馬上發(fā)現自己上當了，并隨之將目光投向了另一個學派，那就是供給學派，供給學派并沒有統(tǒng)一的理論，只是不同思想的大雜燴而已，歸結起來主要有兩大方向，一個是主要扶持實體經濟，增加供給，改善勞動生產率等，另一個方向是減稅，促進消費。

　　扶持實體經濟，大搞企業(yè)改造，提高企業(yè)的勞動生產率，這是正確的，也無可厚非，但減稅就不那么對頭了，這種經濟學在美國被稱為“巫毒經濟學”，所謂巫毒經濟學，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時代的“減稅+赤字+借債”的經濟政策，而當前美國所承受的國債危機、財政懸崖等一系列問題都來源于此。

　　在1988年，老布什和里根同臺競選，提出“不要相信里根，他兜售的富人與企業(yè)減稅是巫毒經濟學”時，沒人相信他的預言，而今天的美國人卻不得不承受巫毒經濟學的惡果。

　　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當年在評論減稅時也曾說，減稅就是讓富人吃肉時，窮人也得到一點面包渣，而其實這只是一方面。減稅的好處只是一時的，其結果是只顧今天，不顧明天。社會文明形態(tài)越高，政府承擔的公共服務越多，人們的生活也越來越依賴于公共服務，比如良好的道路、免費的教育、醫(yī)療等，服務不減，只減稅收，只能靠大規(guī)模的借債。

　　當代政府除了常規(guī)支出外，其財政收入主要用于扶持新興產業(yè)和社會福利，如果削減的話，也只能從這兩個方面入手，其結果一般會導致三方面的危害：新興產業(yè)得不到扶持，經濟發(fā)展沒有后勁：貧富分化嚴重，窮人無錢消費，最終消費不足，產能過剩;財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機橫行，經濟泡沫嚴重，最終爆發(fā)金融危機。

　　盡管總統(tǒng)施行的是有毒的經濟政策，但是民眾仍然像著了魔一樣對這些政要進行英雄般的歡呼。其被稱為“巫毒經濟學”原因也就在這里。

　　而美國歷史發(fā)展也表明，大減稅往往是大危機的前兆，而這種情況其實也并非始于里根，在大蕭條之前，美國就施行過這樣的政策。

　　那時，美國的財政大權，掌握在當時的美國首富梅隆手里，此人歷任哈定、柯立芝和胡佛三任總統(tǒng)的財政部長，是美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財長。梅隆在擔任財長期間，不停地在做一件事：減稅再減稅，國會每兩年就要制定新稅法來滿足梅隆的要求。但梅隆減稅的結果就是大蕭條，而大蕭條之前，他也一度被稱為最成功的部長、“漢密爾頓在世”等。

　　經過大蕭條的美國人老實了很多年，但“好了傷疤忘了疼”。1980年代初，巫毒經濟學又重新流行，雖然第一個實行這種政策的是里根，卻在小布什任內達到頂峰—這也是老布什沒想到的—父親痛罵的經濟政策，卻讓兒子發(fā)揮到了極致。

　　減稅所導致的后果，絕不是“借錢—還錢”那么簡單，其最毒的地方是利息，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不帶利息的貸款。減稅的最終后果是什么?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最新的預測顯示，美國需要在未來10年支付5萬億美元以上的利息。2013?2022年期間，美國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將超出醫(yī)療補助計劃支出;是社會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國未來十年國防開支總和。如果你對這些空洞的數字沒有概念的話，我們可以這樣通俗表述，那就是民眾每年將大量的稅收交給政府，但無法享受任何公共服務，因為這些錢都被用來還利息了。光干活，沒收入是奴隸的特征，美國民眾就即將成為這樣的債務奴隸，而這還僅僅是利息，還不包含本金，如果包含本金，幾百年也還不完。

　　而美國并非我們所擔憂，我更擔憂中國，因為現在中國也開始面臨著類似的問題。而且一直在步美國的后塵：貨幣主義導致實體經濟危機，供給學派提出減稅，民眾被政治和學術的巫毒所迷惑，不明就里的支持，而一段時間后整個國家都成為債務的奴隸。

　　為經濟解套 必須從需求出發(fā)

　　而要從這一切種解套，還是要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上，那就是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問題還是需求問題，經濟危機，經濟停滯歸根到底還是需求出了問題。而本次危機的根源也在于此：

　　首先信息革命導致勞動生產率大幅改善，但生產者的勞動時間并沒有縮短，因此必然出現大規(guī)模的失業(yè)，現在歐美的失業(yè)率都在10%以上，青年失業(yè)率基本上都在40%左右。這就導致了失業(yè)人口的消費需求大減。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縮短勞動時間。

　　其次社會風險在增加，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福利程度卻在下降，里根和撒切爾最大的經濟舉措就是減稅和“去福利化”，這就導致低收入人群的消費需求不足，這些都是經濟危機的根源，也是現在世界遲遲走不出危機的原因。

　　而以前的世界總是處于工業(yè)革命的時代，短期的需求不足可以在新工業(yè)革命中得到緩解，然而世界不可能永遠處于工業(yè)革命當中，需求仍然是人類經濟永恒的命題，世界是這樣，中國也是這樣。中國的問題目前雖然沒有世界其他國家問題那么嚴重，但中國特殊的國情卻決定了中國更容易比其他國家爆發(fā)問題，因此中國更不能掉以輕心，在去年中國曾一度熱論分配改革，但現在又沒了聲音，問題的擱置確實是有現實的難度存在，但問題拖而不決肯定也不是辦法。

　　新福利社會的主張及優(yōu)勢

　　筆者的研究一個很大的領域就是社會福利，近期在新書《世界如此危機》中也提出了新福利社會的主張，新福利社會的模式是“低生存成本社會”模式，著眼點就是物價和稅收的問題，這也是中國現在收入分配難以實行的癥結所在。因為現在人類最恐懼的就是高物價和高稅收，而傳統(tǒng)的福利社會的缺陷之一就是會造成高物價高稅收，而筆者提出的低生存成本社會則致力于建設一個“低物價，低稅收”的經濟社會模式。其核心措施包含，第一，完善消費稅收制度，根據商品的消費層次來進行征稅。對于奢侈品征收極高的稅，對于享受型產品征收比較高的稅，而對于生存性產品免稅，并用享受型消費、奢侈型消費的稅收，彌補在生存型消費方面的稅收損失。第二，適當保存一些廉價的商業(yè)及生活模式，比如不應該禁止居民騎電動車，這樣會加重居民的生活負擔。第三，控制好級差地租，政府合理布局國家的經濟增長極，不要讓全國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將人口分流到其他的經濟增長極地區(qū)。在大城市內，嚴格控制城市密度，將人口均勻分布在各個地區(qū)，在就可以大大降低所謂黃金地段的土地使用租金，從而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特別是大城市的生產成本，等等。

　　以建設“低生存成本社會”為核心的“新福利社會”與“傳統(tǒng)福利社會”比較，具有四大優(yōu)勢，首先，傳統(tǒng)福利社會是行政化的，主要以公民的收入水平為考量，然后再根據收入的不同，進行行政性的分配，這需要大量的人來操作。效率低，黑幕多，公平難保證，中國的保障房之所以廣受質疑道路就在這里，而新福利社會是市場化的，不干預市場，而且主要靠市場的力量完成。

　　其次傳統(tǒng)福利社會存在一定的社會倫理缺陷，容易遭到富人的反對，而新福利社會根本不用參考公民的收入水平，不直接針對任何社會階層，只根據商品的消費性質進行調節(jié)，因此對所有公民都是公平的，可以避免社會倫理問題，不會激起富人的反對，這也是新福利社會第二個優(yōu)點。

　　新福利社會還有第三個優(yōu)點就是更著眼于未來，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傳統(tǒng)福利社會越來越難以維持，因為社會越發(fā)展，人類需要購買的商品越多，福利保障越來越五花八門，而且即使這樣，也不可能面面兼顧。政府也越來越疲于應付。而新福利社會則不存在這些問題，而隨著社會發(fā)展，新福利社會會越來越容易實行，因為社會越發(fā)展，生存必須品所占的比重越低，享受型產品和奢侈型產品所占的比重越高，所以調節(jié)起來越來越容易，而且調節(jié)成本會越來越低。

　　新福利社會還有第四個優(yōu)點，那就是公眾受益更多，更直接，更細微，傳統(tǒng)的福利社會，雖然稱為“福利社會”，但主要存在于“生老病教”幾個大方面，而對“衣食住行用”等直接關系生存的問題幾乎沒有照顧，而新福利社會完全相反，新福利社會主要是從“衣食住行用”等公民生活的細微之處，來降低生存成本，因此民眾可以時刻受益。比如如果我們將糧食加工和流通環(huán)節(jié)，以及小規(guī)模餐飲企業(yè)的稅收全部免掉，那人們以后在外面吃飯，價格就可以降低一半，如果我們將一定標準之內的非豪華住房的有關的稅費全部免掉，房地產價格就可以降低一半，所以新福利社會的好處都是實實在在的，是所有人，大部分時刻都能享受到的，因此也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危機是一種世界模式進入“過去時”的標志，也是另一種世界模式即將成為“將來時”的先兆。人類發(fā)展到現在，模式更新已經是必然，我們相信市場，但又不能容忍貧富差距繼續(xù)拉大，我們渴望福利社會，卻又不想背負沉重的稅務負擔，而要破解這一難題就必須創(chuàng)新發(fā)展模式。同時大危機也就需要大變革。以市場化為基礎的新福利社會形態(tài)，是繼自由主義和福利主義之后的第三種模式，應該可以成為中國未來三十年的出路所在，也是各中國管理者們，構建幸福中國的重要參考。

　　高連奎 知名經濟學者 上海交通大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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