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眼里，索羅斯是個偉大的金融投資家，是“金融大鱷”，但他自己并不這么看，他更愿意稱自己是一個“無國界政治家”，既然是政治家，那就得有政治目標，而索羅斯的政治目標就是“開放社會”，他的一生，從金融到政治都是圍繞著這一目標展開的，其中既包含他為這一目標不懈的奮斗，也包含他這對這目標的質疑和再認識，以及最后的否定。

　　其實我們可以先澄清一下立場，索羅斯的目標是讓世界更美好，其實這一點也再尋常不過了。很多人都和他有著一樣的想法，而且比他更為無私地為這一目標奮斗。而與他們不同的是，索羅斯能夠更大規模地開展行動。布蘭科•茨爾文科夫斯基在擔任馬其頓總理時曾評價他為“無國界政治家““國家追求利益但卻毫無原則，”，而索羅斯是“有原則但不追求利益。”索羅斯非常喜歡他的描述，并且努力兌現這一評價。他也認為這個世界迫切需要無國界政治家。

　　索羅斯這種理想主義很大程度上是繼承的其父親的基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父親還是一個胸有大志的年輕人，并且自愿加入了奧匈聯軍。在被俄軍俘虜之后，作為戰犯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當時他雄心未改，成為獄友自編的報紙的編輯。報紙名叫《木板報》，之所以起這個名字，是因為手寫的文章都粘貼在一塊木板上，而文章作者則躲在木板背后傾聽讀者的評論。他父親很受大家歡迎，因此他當選為犯人代表。如果附近的集中營有士兵出逃，犯人代表會被槍殺以示報復。為避免類似事件發生，他父親組織了一隊人馬越獄逃亡。他原計劃建造一艘木筏，順著海洋直流而下。只可惜他不懂地理，不知道西伯利亞的河流最終都將匯入北冰洋。他們漂流了數周之后，才發現自己正朝著北極前進。他們在亞寒帶針葉林里穿梭了好幾個月才回到了文明世界。同一時期，俄國革命打響了，他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歷盡艱辛，索羅斯的父親才輾轉回到了匈牙利。如果當初待在集中營沒有逃跑，很可能早就回到家了。

　　回家后，他父親仿佛變了個人。俄國革命的經歷深深地影響了他。他不再志存高遠，除了享受生活外別無他求。不想發財致富也不想出名，相反，他只是工作到能養家糊口就行。他總和孩子們待在一起。索羅斯很樂意在放學后和父親一塊在泳池里游泳。每次游完，父親就開始講述他在西伯利亞的歷險經歷。

　　1944年納粹德國占領了匈牙利，索羅斯的父親就充分利用了這一經驗。而且早就作好了心理準備，他為索羅斯一家以及其他很多家庭弄來了假身份文件。一些客戶付了錢，而有些人沒有收錢。索羅斯第一次看到父親那么忙碌，那是他最光榮的時刻。1944年的經歷塑造了索羅斯的人生。當年僅14歲的索羅斯對父親充滿了無限的敬仰，吸收了他的世界觀。像索羅斯常說的那樣，德國占領時期的經歷對他來說很有正向意義。

　　經歷了納粹迫害時期的刺激冒險，隨后蘇聯占領時期的情況開始變得枯燥。一開始，冒險還在繼續，索羅斯一家在危險的處境中轉危為安。瑞士領事館雇用其父親擔任瑞士與蘇聯占領軍的聯絡官。瑞士領事館當時負責照顧盟軍的利益，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職位。不過當盟軍各國都設立了自己的代表機構后，他父親就退休了，因為他覺得如果繼續為盟軍效力就會太出風頭。這次急流勇退還真是個明智之舉——他因此躲過了后來的迫害。但對一個習慣了冒險的年輕人來說，后來的和平讓索羅斯變得單調而壓抑。于是索羅斯對父親說他離開這里。父親問我：“你想去哪兒?”我回答道：“我想去莫斯科弄清楚共產主義是怎么回事，要不去倫敦，那里有英國廣播公司(BBC)。”他父親并不支持他去蘇聯：“我已經了解蘇聯了，所以共產主義是怎么回事我就可以告訴你。”那就只剩下倫敦了。雖然去倫敦并不容易，但我還是在1947年的9月抵達了倫敦。

　　倫敦的生活其實并不如意，一沒錢，二沒朋友。經歷過冒險的人生，索羅斯有點兒自命不凡，但倫敦人卻對我不屑一顧。在他們看來，我不過是來謀生的局外人。索羅斯不僅體會到了孤獨，而且經常口袋里空空如也。他對自己說：“我跌到了谷底，我必須東山再起，這是一次寶貴的經歷。”但后來，這次經歷非但沒有帶來幫助，反而阻礙了我，因為自那以后，我一直憂心忡忡，擔心自己會再次跌入谷底。

　　后來索羅斯到倫敦經濟學院求學。在這里，卡爾•波普的哲學思想給了他巨大的鼓舞，同時還幫助索羅斯塑造了哲學觀。在后來成為對沖基金經理之后，他專門從事金融市場中遠離均衡狀態的研究。因此，并憑借這一優勢賺了不少錢。

　　波普的出發點在于，任何有關“絕對真理“的論調都是無效的，因此所有團體都不允許將自己的觀點強加于其他人。他把這樣的社會組織形式稱為開放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觀念沖突、利益不同的人可以和平共處。在開放社會當中，人們能夠享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而且還能尊重他人的自由權利并與他們和諧共處。至于社會必需的限制措施，則通過法治來設立。

　　在卡爾•波普的影響下索羅斯接觸到了開放社會的理念。他的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給索羅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該書為某些意識形態提供了全新的闡述，現實中很多人聲稱自己掌握了現實唯一正確的理解，并要求人們對自己獻上絕對的忠誠。但人類根本無法獲得根本真理，因此這些意識形態只有通過武力或其他強迫手段才能被強加于社會，但是鎮壓最終只能造就封閉的社會。

　　開放社會的理念并不簡單，與自由式民主的理念類似，但二者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即開放社會的理念屬于認識論范疇而非政治范疇。開放社會承認，人類的理解是不完全的，并把這種認識作為基礎，而不是以某種政治理論為基礎。而自由主義則是一種固定的政治理念。

　　真理在科學方法中尤為重要：只有正確的科學理論才有價值。但是在政治以及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情況并非如此。錯誤的觀念可能會占據上風。追求真理和戰勝錯誤觀念，誰更重要?答案并不簡單。每個人、每個社會都要有自己的優先考慮。

　　盡管這種哲學與金錢無關，但它指導著索羅斯應該如何賺錢、如何花錢。索羅斯知道，這種哲學觀對我個人是多么重要。另外索羅斯還在波普認識論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完全不同于波普的新理論，也就是索羅斯所說的反身理論，該理論認為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永遠和真實的世界不相一致，因為我們本身就是這世界的一部分。我們在無意識間的想法也成了我們必須要考慮的。理解思維與現實的關系，就好比射活靶。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也在改變著世界。這樣一來，人們便無法對世間萬物獲得完美的認識。這種理論，索羅斯稱為反射理論，其實稱為反作用理論更合適。

　　索羅斯并不滿足與用自己的理論為自己賺錢，他仍然在探索，看看它能否對其他人也起到類似的重要作用。他之所以能這么做，是因為他擁有“特殊地位“。他是如何獲得這種特殊地位的呢?索羅斯認為他擁有三種資歷。其一，他構建了自己的理念框架，這讓他對歷史，尤其是他所謂的“遠離均衡狀態”形成了特定的理解;其二，他確立了一套堅定的道德與政治信仰;其三，他掙了很多錢。許多人擁有其中一兩種資歷，但很少有人能同時擁有這三種資歷。另外，他建立的非營利性基金網絡為他了解各地區情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他對很多問題都擁有發言權。而基金會的管理者也擁有參與本國政治生活的權利，這是我這個外人所沒有的權利。

　　索羅斯的父親曾經告訴他，當革命風云席卷大地時，一切皆有可能。他說，第一個走進廠長辦公室的人可能會接管整間工廠;而第二個到達的人只會發現工廠已經有主。在這種理念的激勵下，他決心要當“第一人”，并且到社會主義國家去一展身手。

　　在去“接管”社會主義國家之前，索羅斯其實在南非就進行過類似的實驗，那是1979年的時候，他在對南非進行了考察之后決定向就讀于開普敦大學的非洲學生提供獎學金。南非是一個封閉的社會，那里的白人生活在第一世界，而黑人們則活在第三世界。他希望通過向非洲人民提供一流的教育來打破這種阻礙，同時利用獎學金制度從內部瓦解種族隔離。所有學生，不論黑人還是白人，都能免費讀大學。他希望利用這一條款為非洲學生提供補貼，幫助他們就讀于始終奉行開放理念的開普敦大學。不幸的是，白人對黑人學生的疏離和憎惡仍在繼續。他一發現這種情況，便立即放棄了這個計劃。他總結得出，種族隔離政策過于根深蒂固，因此從內部瓦解的難度太大。不過出乎索羅斯意料的是，沒過多久，種族隔離制度就在南非被廢除了，索羅斯也為自己當初的決定感到后悔莫及。

　　他在南非繼續開展其他的倡議。并且開始為東歐持不同政見的組織提供支持，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憲章”運動，波蘭團結公會以及在蘇聯遭到拒絕的猶太移民。除此之外，我還積極加入了赫爾辛基觀察(Helsinki Watch)，它是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前身。在美國，為來自東歐國家的異見知識分子提供獎學金;在這個項目的推動下，在索羅斯的祖國——匈牙利的基金會終于在1984年成立了。獎學金計劃讓索羅斯擁有了一群可靠的顧問，最終匈牙利科學院成為了基金會的合作伙伴。他共同成立了聯合委員會，當局允許我們設立單獨的秘書處。根據規定，科學院必須派代表加入秘書處。

　　基金會為許多獨立于主流黨國體制之外的公民倡議組織提供小額撥款。他們認真仔細地對活動進行篩選，確保不會引起當局的懷疑從而被當成蓄意挑戰政府意識形態的反動活動而淘汰出局。他們的理念是打破一黨體制的壟斷：如果有替代方案可供選擇，那么人們便能清楚看穿盛極一時的政黨教條的虛偽性——這個理念成功了?；饡槲幕逃刻峁┝擞行У奶娲?，它所擁有的資源也較過去大幅增加?；饡_展的非常順利，索羅斯時常造訪匈牙利，而每次索羅斯安排的行動，等我再次踏上匈牙利的土地時，都發現行動已然奇跡般地變為了現實。

　　受匈牙利基金會成功的鼓舞，索羅斯開始在家鄉之外的地方冒險。1986年12月，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致電正流亡在高爾基的索羅斯的朋友安德烈•薩哈羅夫，允許他回到莫斯科繼續開展愛國運動。當時，索羅斯心里暗暗感到，情況有變，薩哈羅夫后來告訴索羅斯說，電話線是在和戈爾巴喬夫和他聯系的前一晚特別安裝的，如果按原來的事態發展，他可能早被遣送出國了

　　1987年初，索羅斯親自以游客的身份造訪莫斯科。依照匈牙利基金會的模式，他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文化基金會合作成立了一家基金會。基金會地址在莫斯科。當時這家文化基金會成立不久，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是該組織的贊助人。聯合基金會的名稱為“文化倡議”(Cultural Initiative)。他原本希望安德烈•薩哈羅夫能夠出任他的個人代表，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絕。他說：“你的錢都會流入克格勃(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口袋。”但后來證明薩哈羅夫的觀點是錯的。截至1987年，索羅斯在波蘭、中國和蘇聯都設立了基金會。

　　索羅斯在中國的合作伙伴是一個推進經濟改革的組織。他們的主要活動是為這些經濟學家出國提供獎學金。中國的被資助者都認為自己應當對贊助人深懷感激之情;但索羅斯認為，這種態度無異于“封建化思想”。索羅斯的基金會在中國還卷入了黨內權力的斗爭，最終被交由外部保衛部門負責，而脫離了內部機構的管理范圍。索羅斯發現，中國政治警察對基金會的管理似模似樣，極富成效。但是我在1989年6月之前關閉了基金會，他的資金得以保全。

　　索羅斯是蘇聯的解體的關鍵角色之一，1988年，索羅斯提議在蘇聯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開放領域，并將該領域植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主體之中。提議在蘇聯當局中引起了積極反響，他們還召開了一系列高層會議。后來隨著形勢逐漸明朗，索羅斯了解到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本身過于虛弱，因而無法孕育市場經濟。后來，索羅斯就將目標集中于所謂的沙塔林計劃。該計劃試圖以獨立國家組成的經濟聯盟取代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聯盟，這一計劃后來直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在波蘭，索羅斯大力提倡和支持該國實施“大爆炸”式的改革——向市場經濟急劇轉變。自1990年1月1日起，波蘭經濟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隨后，索羅斯成功說服匈牙利政府召開會議;會議就如何朝市場經濟方向重組經濟互助委員會(共產主義國家間的國際貿易協定)展開了探索，但會議最終又以失敗告終。就一般規則而言，如果一項任務只需依靠基金會的資源就能順利完成，那么這項任務就算圓滿成功了;只要牽扯到說服決策者或知名人士，項目就會擱淺。在列奧尼德•庫奇馬(Leonid Kuchma)當選烏克蘭總統時，索羅斯向他推薦了幾位顧問。在短短數周時間內，他們幫助烏克蘭成功爭取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助計劃。

　　在葉利欽擔任俄羅斯總統期間，索羅斯密切參與了許多與俄羅斯相關的事務。他沒有參加那場臭名昭著的“貸款換股份計劃”，而是從近處觀察著計劃的一舉一動。但他參與了該計劃舉辦的第一場拍賣會;經過拍賣，一家名為Svyazinvest的國有電信公司實現了私有化，而國家政府在這筆交易中賺了個盆滿缽滿。他之所以參加收購是因為他堅信強盜資本主義終將被合法資本主義取代。但事實證明他大錯特錯，這次收購堪稱我投資生涯中的最大敗筆。那些臭名昭著的交易和腐敗讓他的預想完全化為泡影。

　　索羅斯之所以能以自己獨特的優勢達到這一目標。他認為政治信仰和金融手段是他的武器;除此之外，他還很清楚“把握當下”有多么重要。許多人只擁有其中的一兩項特征，而他三項俱全，這也標榜了他的與眾不同。索羅斯覺得自己有義務將畢生精力投入到基金會的工作中。其他的西方基金會發展緩慢，它們花費多年時間克服法律上的障礙，而他乘風破浪、勇往直前，很少關注法律的細枝末節。在蘇聯，他的基金會比其他基金會早兩年投入運營，因此整個領域盡在他們的掌握之中。索羅斯在愛沙尼亞、立陶宛和烏克蘭獨立之前，在它們國內設立了基金會，對這些國家的獨立起到了關鍵作用。中歐大學是基金會網絡的智力資源中心。甚至在未獲得授權之前，學校已經開始教授研究生課程——第一批學生的學位證書是后來才補發的。在這段迅猛發展的時間里，他們一無計劃二無預算，赤手空拳打天下。他們啟動了一大批新倡議，倘若它們達不到預期目標，抑或不能圓滿完成任務，我們便立即將它們終結。基金會的花費在3年內由300萬美元躍升至3億美元。假如按照傳統模式運營，這一切根本不可能發生。

　　索羅斯指出，改革加速了蘇聯解體的進程。如果某種制度只有在缺乏替代方案的情況下才能繼續存在，改革不僅能帶來各種各樣的替代制度，還能為它們爭取到合法地位。替代制度提出質疑，破壞權威;它們揭露了現行制度中的差異，并通過優化利用資源使差異更加強化。

　　索羅斯的目標是將基金會打造成開放社會的原型，但他意識到這般雄心壯志事實上也是個創造性的謬誤。開放社會應當是自給自足的，但是基金會要生存就必須依賴索羅斯提供的資金支持。

　　蘇聯解體后，國際社會未能幫助這些國家實現轉型，蘇聯轉型最終慘敗，但索羅斯并不代表美國，索羅斯的目標是讓蘇聯轉向開放社會，而政府搞垮蘇聯的目標并不完全一致，盡量索羅斯在搞垮蘇聯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蘇聯解體后，索羅斯幫助蘇聯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失業養老金，但沒成功，這些經歷索羅斯不得不對理念框架進行一些大的變動。

　　政治學家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曾經在俄羅斯基金會工作過，他在一篇文章中說道：“俄羅斯教會了我們：弱勢政府也會對自由造成威脅。”這個觀點頗有新意。在波普看來，極權政權是開放社會唯一的敵人。索羅斯原來的理念框架也認識到，過多的自由和目的的缺乏可能會激起人們對教條思想的渴望。

　　從索羅斯原來的理念框架來里，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互為替代方案，而且這兩種社會組織形式恰巧代表了冷戰中互相對峙的兩大陣營。蘇聯經歷讓索羅斯動搖了開放社會的理念，封閉社會的崩潰不一定會帶來開放的社會，而可能會進入崩潰—瓦解的持續循環過程，循環過后還可能出現復辟或漸趨穩定的狀態。封閉社會的崩潰不一定意味著開放社會的發端，而是意味著社會的進一步分裂。他再也不能將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當做互補的替代品，索羅斯變換了他的思路。開放社會受到的威脅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過分的自由、無政府狀態以及國家的失敗;二是教條思想、獨裁主義者，或是各種各樣的極權政權。開放社會逐漸在各式各樣的極端威脅中占據了一席寶貴的“中間地帶”。開放社會是一種近似均衡狀態，搖搖晃晃地在封閉社會的靜態非均衡與喧囂迷惘的動態非均衡之間徘徊。 索羅斯雖然事后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也發現了波普的錯誤，但他的一系列行動給所在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卻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索羅斯把畢生精力都放在了成立基金會、挑選能委以投資重任的董事會成員、解決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等重大問題上。開放社會不僅要求其公民形成獨特的世界觀，還要求建立相應機制，從而使觀點和利益不盡相同的人們能夠和平共處。

　　蘇聯解體后，出乎意料的是，一直讓索羅斯憂心忡忡的挑戰其實來自于美國。誰能料到世界上最古老、最穩固、最強大的開放社會不僅對國內的開放社會理念造成了危害，還對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構成了威脅?可是“9•11”恐怖襲擊之后，事情就這么發生了。

　　索羅斯認為美國掌握了當今世界的主導大權。議程由美國設置，而其他所有國家必須作出回應，但是布什政府設置了錯誤的議程。由于議程由各種各樣的主題組成，因此很難確定議程的確切內容;但我們不難看出，議程正帶領世界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是議程的一個重要的主題，而且適者的決定因素應該是競爭而非合作。不過這種方法是錯誤的，全球化的世界不是由赤裸裸的強權主宰的原始叢林。世界仍然存在著某種秩序，至于秩序如何發揮作用，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占主導地位的強國的行事方式。

　　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互相依存的程度與日俱增。要解決人類當前所面臨的挑戰，各國必須加強合作。美國在伊拉克損失慘重，這也表明美國并不是無所不能的超人。如果沒有美國的領導或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注定會收效甚微。這也賦予了美國一項特殊的義務：關心其他國家的福祉。其他國家在美國國會沒有代表權，但華盛頓當局掌握著全世界的命運。這不禁讓我想到美國淪為英屬殖民地的那段日子，美國沒有代表權卻不得不向宗主國納稅。既然美國已經成為了超級大國，那么它有義務擔負起對未來世界的獨特責任。

　　其實早在1996年，索羅斯的基金會逐漸在美國活躍起來。因為他發現將開放社會的定義運用于美國，他發現美國社會也存在著一些缺陷，有待進一步改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發現了兩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即死亡和毒品的問題，這也是他在美國成立的基金會首要解決的問題。

　　毒癮是另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然而打擊毒品卻使問題變得更加嚴峻。這就是索羅斯為什么會參與解決毒品問題的一大原因。毒品政策對履行開放社會的原則尤為適用——我們無法獲得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而且追求所謂的“無毒美國”很可能招致不良后果。對于如何解決美國濫用毒品的問題，索羅斯并無獨到見解。身為波普的弟子，索羅斯認為我們可以通過反復試驗的方法改善這種局面。但他確信無疑的是：禁毒戰爭弊大于利，我們必須開辟新途徑減少毒癮危害。這正是我以“減少危害”的名義推行的方法。這里的“危害”不僅包括毒癮的危害，還包括禁毒戰爭的危害：監禁率居高不下、非裔美國人和西班牙人社區瀕臨崩潰、毒品生產國逐漸墮落為毒品國家、腐敗以及權力濫用的問題層出不窮。索羅斯最終發現自己深陷在毒品問題的泥沼中無法自拔，而且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尤為偏執和狹隘。幾乎沒有人愿意涉足毒品政策的改革，許多政客將它當做“高壓線”——輕輕一碰便立即“觸電身亡”。

　　索羅斯在美國身份獨立并且富有，因此比大多數人處在更加有利的地位，更能堅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但也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即將遭遇的惡意反對，索羅斯在毒品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使他更容易遭到外界的抨擊。他受到了種種指責——來自從毒品合法化的“富翁老爹”(約瑟夫•卡利法諾，前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長)到販毒的資助者(丹尼斯•哈斯泰特，眾議院議長)。當然這些都嚇不倒索羅斯，一旦他選擇了參與就絕不輕易退縮。他支持改革包括洛克菲勒毒品法(Rockefeller drug laws)在內的嚴苛的制裁條例。在20世紀90年代，他帶頭為針具交換項目提供贊助，以阻止艾滋病的傳播。他與其他人一道，為選民投票提供資金支持，目的在于促使藥用大麻的合法化、確保人們獲得治療所需的麻醉藥品，而不是因為持有毒品被判處監禁，以及削減警察和公訴人的資產沒收權。除此之外，為推行減少危害的原則和實踐，他支持建立毒品政策聯盟(Drug Policy Alliance)的國家機構。

　　戰役還在繼續。索羅斯發現，一些被人們視為職業的活動正逐漸趨于商業化，這種趨勢是開放社會面臨的又一威脅。包括法律和醫學在內的職業都是如此——更不用提政治了。一旦職業轉化為唯利是圖的商業，所謂職業標準也將危在旦夕;這反過來使開放社會特有的價值觀念變得更加缺乏。這些擔憂主要源自于索羅斯的理念框架。在框架的指導下，索羅斯設立了一系列和法律職業以及醫學職業有關的項目。這些項目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壯大，并且促成了許多意義非凡的活動。項目成立的初衷是為了解決一些特定的問題，但它們在履行初衷方面并未取得太大進展。美國基金會在刑事審判領域展現出了不屈不撓的精神，一方面是因為基金會領導人參與人權和公民自由運動的背景，一方面因為我們要做的還很多。

　　索羅斯遺憾的發現。與項目成立之初時相比，人們越加缺乏對職業價值觀的尊重。如今，這種現象甚至延伸到了科學和學術領域。知識產權將思想變成了財產，人們從事科研活動是為了創造財富而非追求知識。原本純潔的學術研究逐漸失去了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感，對知識產權的追求往往會阻礙人們對真理的追求。

　　更糟的是，科學界和學術界都遭到了意識形態的攻擊。在科學領域，智能設計的擁護者聲稱，非科學理論和科學理論是平等的，如此一來科學理論便越發不能容忍對立假設的存在。在學術界，右翼分子利用人們爭取種族和性別平等的努力鼓吹政治多樣化，進而使政黨政治成為學術人才雇傭制度的一部分。大學院校難以抗拒政黨政治的入侵，因為種族和性別配額削弱了它們擇優雇用的權力。

　　和商業心態一樣，政治事務也在向毫不相關的領域蔓延。這兩種趨勢都對開放社會構成了威脅。在前進的道路上，基金會還將迎來一項新的任務。 此時，索羅斯雖然將矛頭指向了美國，但他對美國并沒有完全失去信心，雖然他的基金會針對的是美國社會的弱點，但他仍將美國視為一個安全穩定的民主國家。他的核心目標仍然是原社會主義國家。

　　為了結束有違人道主義的戰爭，他支持美國加大對南斯拉夫內戰的干預。1992年圣誕節時，我宣布向薩拉熱窩捐款500萬美元，為這座陷入重重包圍的城市提供人道主義救援。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有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辦事處(UNHCR)的庇護，聯合國一定會向參與救援的人道主義團體提供軍事保護。不過這個想法最終未能實現，但是在救援行動的堅定守護者——弗雷德•屈尼(后來死于車臣)的精心組織下，人道主義救援活動為薩拉熱窩的存續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加入了巴爾干半島的兩黨團體——和平行動委員會(Action Council for Peace)，敦促克林頓政府對波斯尼亞采取更為激進的姿態。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也是該組織的一員。他們曾經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進行過游說。他還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對科索沃采取干預行動。

　　接下來，2000年，喬治•W•布什當選總統;才讓他感到美國才是最大的問題，2001年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事件。索羅斯感到，開放社會在美國岌岌可危——原因并不在于恐怖襲擊，而在于布什總統應對恐怖襲擊的方式。布什聲稱，2001年9月11日不僅改變了一切，而且成為了自我實現的預言。向恐怖主義宣戰就意味著布什總統為開放社會的核心——批判性思維模式畫上了休止符。批評布什政策的言論反而被斥責為不愛國的行為。國會通過了《愛國者法案》。國會還未來得及審閱便授予總統訴諸武力的權力。布什總統以虛假的借口向伊拉克發起了戰爭。當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不顧國際輿論的反對，違反國際法，一意孤行地歪曲事實，世界秩序便會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這些情況讓索羅斯措手不及。我一直將美國視為民主國家的典范和開放社會的旗幟，但誰能料到這樣一個國家會成為世界秩序的威脅?索羅斯曾經事必躬親地在國外推廣開放社會的理念，索羅斯認為在國內他也有義務這么做。他在《美國的霸權泡沫》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然后我還尋思著怎樣才能將錢花在刀刃上。一如當初致力于幫助前蘇聯國家實現由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的轉型那樣，為了將布什總統趕出白宮，他煞費苦心。

　　至于如何阻止布什連任，他委任了兩位政治專家專門就該問題提出相關建議。兩人的方案大同小異。5個“戰場州”爆發了一場基層選民動員運動;倘若運動延伸到決定大選勝負的16個關鍵州，選舉結果可能會發生實質性改變。他聯合了少量贊助人，我們許諾為運動籌集足夠的資金，確保它能夠順利開展。隨后在索羅斯的催化作用下，運動還得到了其他人的贊助。索羅斯的資金花得物有所值：在大選的最后階段，他在美國各地巡回演講，并且在《華爾街日報》和其他報紙跨頁發表反對布什連任的觀點。

　　索羅斯其實再次卷入了政黨政治之中，而這段經歷很不愉快。不出意料，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把他視為敵人，協同一致對他進行攻擊。這讓索羅斯親身體會到政治活動是何等的扭曲。經歷雖然不怎么美好，風險又如此之高，但索羅斯所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因為他感覺沒有什么能比阻止布什總統連任更能造福世界了。

　　盡管如此，索羅斯的全部努力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布什總統以絕對多數獲得連任。奇怪的是，索羅斯并沒有被失敗打倒，因為索羅斯已經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以阻止事情的發生。索羅斯有義務深入反思、繼續奮斗。他不能再將責任歸咎于布什政府，畢竟美國選民紛紛對其政策表示贊同。因此他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問題：美國出了什么問題?我們又錯在哪里?這正是他在此必須作答的問題。但在回答之前，索羅斯必須考慮可能會遇到的反對：在布什政府連任還不足兩年的時候，布什總統和伊拉克戰爭便成為了眾矢之的。或許過錯并不在選民;在令人不快的現實還未浮出水面之前，選舉便匆匆到來了。但愿他這么想是對的，可現實并非如此。美國公眾在反對伊拉克戰爭的同時，依然對反恐戰爭表示贊同。索羅斯堅信，美國的問題就出在反恐戰爭上，正是這場戰爭導致美國進入了遠離均衡的狀態。因此，索羅斯認為除非美國全面停止反恐戰爭，否則我們無法完全回歸理性。布什其實與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樣的言辭將美國拖入深淵。

　　在索羅斯寫《美國的霸權泡沫》時，這個模式就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里。布什政府的政策不僅對美國國內的開放社會理念構成了威脅，還對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造成了危害。在他看來，布什政府正在利用“9•11”恐怖襲擊向公眾灌輸恐怖情緒，這樣一來，他們的政策才能獲得人們的無條件支持。索羅斯引用金融市場的繁榮—蕭條理論來證明：布什政府對霸權的追求呈現出了泡沫的特質，因此這種追求只能白費力氣，適得其反。美國的政策之前也存在著一些錯誤，但它們仍然屬于正常的范圍，而且也依舊經得起批判性審查;但是用布什總統的話來說，“9•11”事件“改變了一切”，從那時起，美國便陷入了遠離均衡的領域。批評意味著不愛國，而民主的衛士——政府機關之間的制約制度也遭到了取締。反恐戰爭賦予了總統無限的行政權。在總統的帶領下，整個國家踏上了考慮不周、執行無方的冒險之旅。這樣一來，美國不但不能維護其霸權地位，反而會因此失去其至高無上的優勢地位。

　　當布什總統說道“不支持我們就是支持恐怖分子”時，索羅斯不禁聯想到納粹黨的宣傳旗號。他在接受《華盛頓郵報》的采訪時是這么說的，可是結果卻適得其反。保守派宣傳機構借機宣稱，我把布什總統比做納粹分子。在索羅斯試圖將他們定義為極端分子的時候，他們反倒給索羅斯打上了“極端分子”的標簽。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及其爪牙所采取的策略也讓索羅斯聯想到了納粹分子的宣傳手段。他們完全扭曲了他的形象和他的立場。他們試圖通過反復的報道，將這幅扭曲的畫面深深烙印在公眾心中。

　　它們之間最重要的差別在于：美國是運行良好的民主政府，而且有獨立的司法制度和法治，而納粹德國是極權獨裁主義國家。但我們不能只看到這個明顯的差異，把目光放長遠，我們會發現問題變得有趣起來，因為那樣的話，我們在看到差異的同時還能發現驚人的類似之處。

　　第一，越南戰爭結束之后，德國魏瑪政府與美國政府在生活方式方面有不少共同之處，并且都導致了反恐戰爭：肆無忌憚地追求私利以及永無止境的自我放縱，不僅對道德倫理和傳統價值觀構成了威脅，還引起了兩國社會的劇變。受《凡爾賽條約》以及超通貨膨脹的影響，德國的劇變以民族社會正義為表現;在美國則表現為宗教激進主義的興起，而該主義至今仍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第二，和納粹政權一樣，布什政府也曾實施過恐怖政治(the politics of fear)。“9•11”恐怖襲擊的性質同德國國會縱火案的性質如出一轍。不是在宣揚陰謀論，但政府分別出于自身目的，對這兩起事件加以利用，而這兩起事件只是由外因造成的偶然事件。迄今為止，“9•11”恐怖襲擊是它們當中傷亡最為慘重的事件。

　　第三，在納粹德國以及今天的美國，源自議會制度之外的運動逐漸開始支配國家政治生活，并掌握了國家權力。在魏瑪德國，納粹分子成立了自己的政黨，并通過憲政的道路攫取了政權。在美國，保守派運動首先在共和黨內奪取了勝利，進而獲得了國會以及總統職位的控制權。

　　最后，二者在宣傳手段方面也有類似之處。通過利用廣告業和營銷行業的最新成果，布什政府能夠進一步提高納粹宣傳機構曾經使用的宣傳手段。現如今，輿論操作和行為操縱都有了科學的依據。如前文所述，近年來，認知科學在理解人腦功能的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理性觀點相比，人們更容易受到情感訴求的影響;為了確保有效性，情感訴求不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但奇怪的是，布什政府出色地運用了奧威爾式的官方宣傳語。一聽到這類講話，索羅斯就渾身不自在。而為什么公眾沒有這種反應?人們果真對此充耳不聞?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同樣讓索羅斯迷惑不解。在奧威爾的《1984》里，一切媒體竟在“真相部”(The Ministry of Truth)的控制之中。在今天的美國，右翼宣傳機構雖然談不上壟斷，但也能夠影響人們對現實的看法。那怎么可能呢?這幾乎就像人們強烈要求政府蒙蔽自己。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需要考慮布什政府和極權意識形態的區別，美國顯然不是極權獨裁政權。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布什政府缺乏全面的指導思想。我們能夠辨別不同的意識形態，但它們的總和并不代表對現實全面的理解。在《美國的霸權泡沫》中，索羅斯提出了三大思想流派。他還試圖將它們組合成包羅萬象的世界觀;但是他的嘗試不太令人信服，主要原因在于一個流派的追隨者不一定對其他流派表示贊同。這三種流派分別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宗教激進主義和宣揚美國霸權的新保守主義。在索羅斯看來，三者擁有共同的主題：達爾文主義——生活是一場適者生存的競爭，但適者的決定因素是競爭而非合作。這與市場原教旨主義以及新保守主義的看法相符，但對宗教激進主義行不通。我傾向于把宗教民族主義看做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因為布什政策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但這樣一來，市場原教旨主義又會遭到冷落。迫使布什政府的擁護者接受統一的思想根本行不通。這讓他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由于對政治權力和政治影響力的渴望，本屆政府才能得到不同政治團體的支持。

　　他曾經參加了保守派活動家格羅弗•諾奎斯特組織的著名的星期三早會。會議上，親眼見證了聯盟的力量。從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到《華盛頓時報》的保守主義運動代表都參與了本次會議。這是一次奇妙的經歷。諾奎斯特以鐵一般的紀律主持著會議。會議室里人滿為患，許多與會者甚至都沒有座位。級別最高的代表圍桌而坐，級別稍次的代表則坐在墻邊。發言人的語速比平時快得多，短短一個小時的會議竟然囊括了整整60個項目。發言人只作簡短陳述;人們主動支持別人的觀點，并期望其他人也能對自己表示贊同。在索羅斯參加的這次會議上，有人為選舉拉選票;有人為新書作宣傳;一位白宮密使重申自己對約翰•博爾頓提名資格的支持;還有游說集團七嘴八舌地討論不同的立法提案。公眾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界限并不明顯。如果說會議有什么主題的話，那就是想盡辦法降低稅率、減少法規，但是很明顯，這個目標只能依靠互幫互助才能實現。

　　例會開完之后，主辦方邀請索羅斯為大家說幾句。這也是一天當中最奇怪的時刻。他的講話直截了當，毫不拐彎抹角，意想不到地收獲了強烈的反響。一些與會者甚至迫不及待地討論起他們該如何就特定問題展開合作。很明顯，他們信仰結盟這種方式，也不認為自己是邪惡之徒。當索羅斯談到右翼分子居心不良的陰謀論時，他們只是一帶而過，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而事實上，這種陰謀論在這間會議室里體現得淋漓盡致。索羅斯后來寫到，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些人的自信著實讓他大吃一驚。這個團體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但是反對派那邊卻沒有類似的團體。

　　扳倒蘇聯時，索羅斯是站在強勢者的一邊，在美國索羅斯則是站在弱勢者的一邊。“9•11”事件發生后，由于布什政府對這起創傷性事件的巧妙利用，布什總統贏得了人們無條件的支持。但這種解釋還不夠深入。索羅斯發現早在“9•11”恐怖襲擊發生之前，人們就已經對真相漠不關心了。1996年，當索羅斯下定決心在美國國內成立一家基金會時，就發現美國社會的一大缺點就在于人們對金錢的過分崇拜——這種拜金主義甚至對傳統價值觀念造成了危害。這也是他成立那些項目，加強法律和醫學職業項目的原因。法律制度試圖通過對抗訴訟的方式來調查真相。倘若法律從業者不擇手段地追求成功，那么真相又從何談起呢?當社會對成功的崇拜已經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時，旨在防止欺騙、撒謊等不正當行為的防衛措施也會因此失去效力。于是，人們的幻想破滅了，也不再期望領導層能夠達到高尚的道德標準。這樣一來，人們自愿被騙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成功無休無止的追求是社會動蕩的基礎。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人們必須不顧后果地遵循一整套傳統價值觀念。這種論調得到了經濟學理論的支持：只有當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彼此獨立時，它們才能共同決定均衡價格。如果成功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標準，那么社會可能會陷入由自我強化走向自我毀滅的繁榮—蕭條過程。他曾解釋過繁榮—蕭條理論是如何在金融市場中發揮作用的。這條原則同樣也適用于其他領域。成功中孕育著成功，但當成功無法繼續帶來成功時，這種聯系就有可能產生反作用。所以說，不加批判地追求成功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不穩定的。

　　索羅斯現在必須提出一個質疑。在與自然打交道時，真理的作用至關重要。但在人類事務中，成功有捷徑可循。人們可以直接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他人，而不必大費周章地追求和辯論真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不能想當然地認為真理是至關重要的。

　　美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但是人們并不精通哲學，也不能完全理解開放社會的原則，這就是他們會被誤導的原因。美國是建立公正穩定的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礙。這樣說很殘酷，實際上這也讓索羅斯感到非常痛苦，但不幸的是，他相信這種說法是正確的。

　　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兩黨妥協的基礎上的。極端分子控制共和黨的事實破壞了這一體系。如果我們要重獲平衡，就必須打敗極端分子。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將共和黨從目前控制它的保守和宗教極端分子手中奪回來。如果民主黨在2006年的選舉中獲勝，那么我們就能夠實現這一目標。而只依靠在2006和2008年選舉中支持民主黨是無法實現觀念的轉變的，因為民主黨人并無深入思考的跡象

　　在索羅斯看來，當前的全球化模式并不平衡。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已經變得全球化了，但是一個社會要生存乃至繁榮所需的組織，并沒有實現全球化。政治決策以國家主權為基礎，但這些決策不足以維護包括和平、安全、環境、社會公平以及金融市場穩定在內的人類的共同利益。

　　謂的“全球性開放社會”的含義。很明顯，指的并不是一個世界政府，其實是國際法的作用。當前的世界秩序不盡如人意，新保守主義者對這一點的看法是正確的：國際關系的主導力量是武力而非法律。我們必須改變這一現狀——必須強制執行國際法，這需要比現有機構更強大的國際組織才能做到。很明顯，我們需要國際刑事法院(ICC)，但我們也需要一些意圖不那么明顯的機構。世界貿易組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它擁有有效的執行機制。世貿組織因為對發展中國家不公正而飽受批評，這一缺點可以通過改變規則來解決，但該組織本身是有效執行機制的楷模。全球性的開放社會必須認識到，所有規則都是不完美的，都需進一步地完善。我們必須按照一定的法則來改變這些規則，但我們沒有必要將它們編纂成一套規則體系，因為這樣會在字面含義上引發無窮無盡的爭論——這種情況從聯合國大會身上可見一斑。讓實際運用來決定規則——在國際關系中就存在著許多習慣法的例子。他極力反對伊拉克戰爭，批判布什政府，痛陳歐盟存在的問題和弊端，提出改善能源問題的方法。

　　索羅斯一邊奮斗，一邊不斷的反思他一生為之奮斗的開放社會理念，他最終發現開放社會的理念存在著一個弱點，之前從未被人察覺。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開放社會是以認識論為基礎的。如果現實是獨立存在的且不受人類影響的話，人類一定要把追求真理作為第一要務，并且不再自欺欺人或欺騙他人。柏拉圖認為追求真理是哲學王(philosopher king)的任務;而波普聲稱批判是獲得真理的最佳方式，因為沒有哲學家能夠掌握根本真理。波普就是以這種方法提出開放社會的觀念的。而當現實有了思維的參與，思維是我們試圖理解的現實的一部分。因此，我們的理解注定是不完全的。因為在缺乏獨立標準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判斷表述究竟正確與否。無論什么原因，我都會一直致力于追求真理。我希望大家都能和我一樣一如既往地關注真理。但這并非理性的預期，只是我個人的偏見罷了。

　　現實中，人們并不追求真理，而是將為自身利益服務的表述標榜為真理，人們就能達到操縱現實的目的，但其結果可能會和預期有所偏差。為了將偏差降到最低，我們必須理解現實而不只是操縱現實。某些現實確實不受人類意志的影響，如果我們想要獲得成功，就必須學會尊重現實。因此追求真理和追求成功之間畢竟存在著某種聯系，只是這種聯系不如自然科學直接罷了。

　　開放社會失敗的原因：普通大眾對哲學并不感冒，他們只對結果感興趣。這使得開放社會原則的擁護者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們可能需要一本書的篇幅，或至少幾個段落才能向人們證明自己的觀點，而蓄意操縱真理的人們卻只需幾個類似“反恐戰爭”的口號便能達到目的。事實證明，美國人民很容易被人操縱、玩弄于股掌之間。

　　開放社會要求人人都是高素質，擁有包容精神的公民，但這在現實中不可能存在，即使對所有公民進行開放社會教育恐怕也無濟于事，因為人往往是從利益出發，而是理念和理想，只有少數人才能做到后者，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很多高尚的品德都被寫入了教科書，但從沒有成為公民素質的一部分。

　　人們不希望當選者告知他們真相，只愿他們能為我們帶來良好的感覺。這樣做的后果使開放社會岌岌可危;在跳出理念框架之前，對前面的論述作個總結。只有當人們信任開放社會并把它作為社會組織的最佳形式時，開放社會才能繼續存活下去。因為開放社會沒有成熟的政治綱領——這種綱領只存在于人人渴望自由的封閉社會當中。在開放社會中，人們應不斷維護開放社會的理念，但我們做得還不夠。人們必須決定自己想要生活在什么類型的開放社會當中。這也是為什么開放型社會中會存在不同類型的政黨。但是在政治辯論的背后，政黨之間必須就批判過程的管理原則達成一致的見解，因為批判過程是開放社會的核心。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則是：事實至關重要。如果各黨派未能就該問題達成共識，那么黨派之間的競爭就會淪落為對事實無恥的操縱

　　但人們根本不關心事情的真相。在民主國家中，選民們必須確保參選者和政治幕僚的一字一句都是真話但現實并非如此。一個不愿追求真理而只追求自我感覺良好型社會是無法直面殘酷的現實的。這就使得美國在錯誤的思想、奧威爾式的官方宣傳語以及謊言大話面前不堪一擊。

　　而大多數媒體應當對如今的局面負責，媒體只是以市場為導向的。觀眾希望獲得樂趣，而非新聞真相，這正是媒體竭盡全力滿足的那類市場。大部分人更喜歡通過電視喜劇了解時事新聞。當然，媒體不能只迎合市場需求，自由多樣的媒體是開放社會當中不可或缺的制度，但大部分媒體早已不再履行其制度作用。只有為數不多的媒體仍堅持發揮這一職責，但這樣的媒體屈指可數，所以它們無法為批判過程提供保障。保守派宣傳機構對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不允許它們播放任何負面新聞。各家媒體紛紛向壓力低頭。媒體受到了軍事力量的控制。除此之外，媒體的所有權通常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右翼宣傳機器也漸漸浮出水面并且把自己偽裝成普通媒體的一部分;很明顯，媒體進一步加劇了感覺良好型社會的弱點。

　　羅斯提出如果美國希望繼續保持開放社會的現狀，人民就必須全情投入地追求真理，但這幾乎是天方夜譚。現實中的人民不僅不追求真理，甚至對現實都不感興趣，他們只在乎感覺是否良好， 索羅斯為開放社會奮斗一生，但最終的結果卻是這種社會在現實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作為一個無國界的政治家，索羅斯也承認他不是真的沒有私心雜念。他承認，他希望自己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因為參與歷史事件可以帶給我一種滿足感。其次，他也認為他的認知并不完善，所以注定會犯錯誤。正因為認識到了這一點，他才在金融市場中積累巨額的財富，并改正自己的錯誤。而在國際事務領域，由其錯誤導致的后果則更加持久。

　　高連奎 知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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