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創新 呼喚“健康愛國主義”
高連奎
對于創新不足，我們往往將之歸為政府投入不夠，但比政府更重要的是民眾。
近日華爾街中文網刊出《“自主創新”政策扼殺中國創新》一文，此文選取了十家在美國申請專利最多的企業作為研究樣本，作者在比較了這十家企業分別在中國和印度的當地實驗室產生的專利數量后，得出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正在導致跨國公司不敢將自己的核心研究工作放在中國，并認為這將最終損害中國的自主創新。
而據筆者分析，作者的研究并不具備很強的參考價值。首先他所舉的這十家公司中有九家屬于IT行業，只有通用一家不是IT行業，而在IT行業的研發上，印度作為英語國家具有先天優勢，因此這些IT巨頭將印度作為自己的研發基地，其實并不足為奇。另外據筆者的研究，盡管有如此之多的優勢，但印度的IT業發展的并不好，還整體上處于代工層次，甚至并沒用產生出類似于中國華為這樣的高科技企業，因此該文作者的研究在現實中也是不成立的。作者在文中提出了跨國公司本土化研發的“溢出效應”，但與“溢出效應”相對的還有“擠出效應”，而這些都不是自主創新的關鍵問題所在。
而與作者的意見正好相反，我們國家所謂的自主創新在初衷上并不認為跨國企業在華產生的專利也屬于中國自主創新的范疇，盡管在2010 5月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中國答應也將外資企業在華創新列入自主創新產品目錄，但中國的自主創新更多的是針對民族企業，外國企業不可能成為我們自主創新的主體和依靠。
中國對自主創新的扶持，雖然有時候出現角色錯位，但從整體上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力度還遠遠不夠，比如到目前為止，我們甚至沒有一個主管自主創新的高層跨部門機構，比如說“國家自主創新工作領導小組”之類。而面對西方壓力，我們在“自主創新”上主動去勢更是不可取的！美國科技實力強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政府訂單，日韓也有政府的支持，因此我們也應該效仿這些國家。
政府在自主創新中要找好自己的位子，扮演好角色。去年，我國首支國家級大型人民幣母基金——總規模達600億元的“國創母基金”正式成立。這也是全國社保基金之后第二家國字頭母基金，而目前，國內PE/VC基金管理公司們正因為國內缺乏大型機構投資者可募集人民幣基金而苦惱，即使一些知名的本土PE/VC基金管理公司也只能從富有個人和民營企業當中艱難的募資。目前在歐美等發達國家，股權投資基金早已超越股票二級市場成為與銀行、保險并列的三大金融業支柱之一，筆者認為政府這樣的決策是正確的。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比如搭建公共融資平臺，完善融資環境等都是政府的分內事。
其實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的這篇文章將2006年中國發起的自主創新計劃，列為與1978年改革開放相提并論的政策，可見作者已經看出了中國自主創新的偉大戰略意義，并且顯現出了表面質疑，實為恐懼的心理。
筆者雖然一直重視政府在自主創新中的角色作用，但并不認為政府是自主創新的主體，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而能給到自主創新企業最大支持的只有民眾。在自主創新這場大戲中，政府是制片人，相關部門是導演，企業是主角，民眾是配角，而我們現在還缺少導演和配角。
自主創新必須同民眾的優先購買結合起來才能更好的實現，而這種對自主創新產品的優先購買其實就是愛國主義的表現，而且是一種“健康的愛國主義”， 在自主創新問題上，我們必須認清這樣一個觀念，那就是“民眾作為消費者對創新型企業的支持要政府的支持重要的多”。這是因為企業需要的是市場，政府能給到企業的那點錢是非常有限度的，政府撒胡椒面式的減稅或是補貼，對于企業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而企業從市場上獲得的錢是源源不斷的，是無限度的。自主創新產品也只有在足夠大市場的支持下才能完成其從創新到應用的循環，而我們的企業與跨國企業比起來規模都比較小，自主創新又都需要較大的投入，而如果沒有民眾的消費支持，那就很難收回成本，也很難形成持續性的創新，這也是經濟學中提倡保護“幼稚工業”的原因所在。
無論是早已發達的歐美，還是后起的日韓，他們的國民都有優先購買國貨的傳統，但我們中國沒有。我們更多的是崇洋媚外。中國一直缺乏偉大的創新，其根源就在于民眾作為消費者的缺位，而這歸根到底還是個文化的問題。文化學者許紀霖也認為，民族主義是現代性的內在要求，不能抽象地否定他，健康的愛國主義是可取的。優先購買自主創新型產品就應該成為我們發揚“健康的愛國主義”，展示民族精神的正確渠道。在這方面我們的文化界和媒體也應該對這種行為進行鼓勵，這樣才能充分發揮來自民間的活力。
注：本文首發于《時代周報》，發表時有刪節。
作者最近一本書為《中國大形勢》，由電子工業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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