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軍人昆侖巖[筆名]昨天在《正在重演的歷史——再讀蘇聯解體的原因》一文中說：“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年底在廣東視察期間指出，盡管有幾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但中國仍然必須記取前蘇聯的深刻教訓。這是向全黨發出的一個重大警告!”

　　為什么說中國仍然必須記取前蘇聯的深刻教訓呢?

　　第一，蘇聯黨垮臺、國解體，在于資改派極力否定蘇聯的歷史成就特別是經濟建設的成就。關于蘇聯解體的原因，西方的主流觀點認為，主要是因為計劃經濟走不通，別無選擇，只有實行市場化和私有化。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茲，對蘇聯解體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在《蘇聯解體的原因》一書中做過多年翔實的考證和系統的分析。他指出：蘇聯計劃經濟體制1928年建立，到1975年大約50年間，不管用蘇聯官方統計數字，還是西方資料，都可證明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蘇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更做不到。從1975至1989年，蘇聯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放慢，這是相對于前幾十年而言，并非像西方所說的“早在八十年代計劃經濟就開始崩潰了”。真正出現絕對下降是從1990年開始，其原因并非由于蘇聯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而是當選為俄羅斯主要行政長官的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導致國民經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在更大范圍破壞中央計劃，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部分截留下來，不上交中央財政，當年蘇聯經濟下降13%。事實表明，九十年代初蘇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于體制內部，而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昆侖巖說：“令人不解的是，中國卻有人偏偏要把社會主義已成功運用的市場配置資源手段，與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對立起來，企圖利用國家權力采取政治手段，人為地在整個國民經濟范圍內完全徹底地搞垮和消滅國有經濟，從根本上摧毀和改變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以達成在中國全面實現經濟私有化的目的，這比起當年犯上作亂的葉利欽，豈不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蘇聯黨垮臺、國解體，在于大部分高級領導干部[包括高級軍官、大企業高管、高級知識分子等]想搞資本主義。1991年6月，美國一個社會問題調查機構在莫斯科對掌握高層權力的黨政要員做過一次調查，結果和對人民意愿的測驗[高達83%的人民群眾都希望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完全相反，76.7%的人認為應當實行資本主義，以便他們享有更大的權力，擁有更多的財富。結果由于這些高級干部掌握著權力，便真的干成了幾百萬德國法西斯匪徒們干不成的事情。

　　昆侖巖指出，雖然我們沒有看到也沒有條件進行那種能真實反映當今中國黨政要員政治傾向的調查，但是通過各類場合、各種渠道了解到的真實情況并不算少。一些以反共賣國著稱、受美國資助、以“中共的掘墓人”為使命的所謂自由派學者及其研究機構，長期得到上層保護，肆無忌憚，暢通無阻。“維基解密”披露的美國在華線人名單更是觸目驚心，那么多黨政高官和大牌學者赫然在目，奸賊當道根深蔓廣，國家安全危如累卵!作為培養中共領導干部的最高學府中央黨校，去年底為紀念憲法頒布施行30周年，與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針鋒相對，召開所謂“優秀骨干師生”參加的務虛研討會，讓做過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皇甫平作了極富煽動性的總結發言：“我們已經下了市場經濟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我們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讓誰發你一條微博，你就都沒有了，多的怕是連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來”。“從根本上逐步消除這種不安全的狀況”，就要“大膽追求憲政法治”。最后還警告：“一贏全贏，一輸全輸。 ”這不就是一篇活脫脫的“憲政”變天動員嗎?更令人遺憾和痛苦的是，沒有聽說當場有一個人站起來反駁的。聯想到習總書記所講，蘇共垮臺時，偌大一個黨，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就解散了，最后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么人出來抗爭。這種情況不正在中共內部預演嗎?!

　　第三，蘇聯黨垮臺、國解體，是在于意識形態領域逐步被資改派占領。昆侖巖寫道，習總書記深刻指出，蘇聯為什么會解體?蘇共為什么會垮臺?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執政黨領導者們的理想信念崩潰和人生觀、價值觀轉變，是他們運用權力不顧一切為改變社會制度開路的思想基礎。占據蘇聯黨政機關要職的“精英”們放棄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代之以典型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盡管這些“精英”們還在不斷重復官方的論點，但相信者是極少數。他們開始考慮實行什么改革方案對自己最有利。顯然，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地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

　　昆侖巖強調，對照之下，當前中國黨政領導干部的思想信仰和意識形態狀況岌岌可危的程度，決不遜于當時的蘇聯。試問，今天中共黨員領導干部中還有多少是真信共產主義、真愿意犧牲個人一切為這個崇高理想而奮斗的? 更可怕的是，這些年來在中國由“精英聯盟”主導、主流媒體操控的意識形態陣地，已經出現公然違反憲法、挑戰國家政權基礎、助長去黨化、去馬列毛化、去社會主義化、去愛國主義化，甚至企圖脫離、取消和脅迫黨的領導的危險傾向。且不說十八大前主張推進經濟私有化、反對共同富裕、大造改旗易幟輿論的鼓噪甚囂塵上，即使到十八大之后，習總書記代表人民意志，反復強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根基不能丟，強調道路決定命運，強調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方向，然而，來自新任最高領導人這一系列切中時弊的重要指示，出乎意料地在這個長期以集中統一著稱的政黨領導集團乃至官方主流媒體中竟然幾乎聽不到什么態度鮮明的積極回應，相反不同程度地被淡化、漠視、封殺、片面取舍和扭曲宣傳。一些黨政官員和主流媒體還在頑固地吹自己的號、唱十八大前的調，只愿講改革必要，不愿談改革方向，連一些官方微博都仍然熱衷高喊“寧要有風險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之類片面口號，甚至有人還在咬牙切齒地叫囂，改革必須“攻堅”，要“殺開一條血路”。“殺血路”這種話簡直比“文革”還厲害。在改革的所謂“紅利”分配已極度失衡、人民呼喚深化和完善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時，你把什么看成改革的阻力和對象，還要再攻哪個堅，殺誰的血，開什么路?這類現象很值得我們注重，萬萬不可書生氣十足，掉以輕心。

　　第四，蘇聯黨垮臺、國解體，在于資改派很善于偽裝自己，欺騙人民。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始時是以更多、更好的社會主義，之后是以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來進行偽裝的。葉利欽掌權初期也顧忌到人民對制度的選擇，在各種公開講話中盡量掩蓋其真實思想，不暴露他準備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企圖，只說要通過改革，引入市場經濟，逐步消滅政治精英的特權。這比公開宣稱要在蘇聯進行一場資本主義革命，無疑增加了欺騙性。

　　昆侖巖認為，中國的這些“精英”們在這方面也遠遠超過蘇聯的那些“精英”。就拿“不爭論”來說，他們偷梁換柱、斷章取義，不講前提地把“不爭論”絕對化，實際上已把“人民擁護、贊成、高興和答應”的大前提偷換成“精英”所代表的私利企圖，把對領導層面的“不爭論”要求偷換成不許群眾質疑爭論。他們其實也不要實踐檢驗，根本不允許黨和人民對長達三十多年的改革實踐進行功過得失的反思和經驗教訓的總結，堅持對的、糾正錯的。他們以“不爭論”為理由，以反“文革復辟”為大棒，對改革搞事實上的“兩個凡是”，即認為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確，凡是改革出現的問題一律不許糾正。如果真的在改革中做的都是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的事情，那還有什么好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難道只能用于前三十年，不能用于后三十年?讓實事求是打開的改革之路，走向實事求是的反面，這正是“精英改革”對人民改革的反動。

　　真正記取蘇聯的深刻教訓，當前我們務必要講清并使多數人認識到只有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思想才能救中國的真理;務必要改變多數高級干部受到“補課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影響的狀態;務必要使社會主義思想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主旋律;務必要進一步駁倒一系列奇談怪論，戳穿各種騙局。能否做到這幾點，事關黨和人民的命運前途，我們一定要為此挺身而出，奮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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