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家看空，投資者拋售，金價暴跌或預示黃金進入熊市》，路透社倫敦/紐約4月12日電，彭博社網站4月13日報道。記得年初的時候，各大投行還在紛紛做出黃金依然會創新高的預測，只過了一個季度，這些分析家們的立場就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當然，盡管分析家們占據著主流媒體的資源，但是他們從來不用為自己屢戰屢敗的預測負責，相反，他們的這些預測卻反過來成為評判別人的投資決策是否科學的標準，進而成為別人做投資決策時的依據。可見，唯心主義牢牢統治著這一領域，并且依然養活著大批的拿著高薪的分析家，而向這些分析家們支付高薪的壟斷資本家們所看中的正是這些預測報告的錯誤可以誤導其他投資者，而其他投資者的錯誤則是這些壟斷資本家掌握更多財富的一個必要條件。劣幣驅逐良幣，蠢貨取代智者，導致這些歷史現象得以產生的原因從來都不是無利可圖的事情。因而，盡管某些人被授予代表智者的獎項以及不菲的獎金，但是，他們之所以獲得壟斷資本家們的青睞，那只是因為他們敢于堅持自己的錯誤主張，壟斷資本就是需要這種能夠充分體現無知者無畏精神的奴才。

　　資本主義的個人所有制和資產階級的世襲制決定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必然是人治而不可能是法治。因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真正的權力交接只體現在資產階級內部的權力斗爭上，而不是所謂的民主選舉上，民主選舉從本質上來說是資產階級統治無產階級的一種手段。究竟誰在資產階級內部說了算，那完全依靠資本家個人的能力，這種能力不僅體現在他所掌握的財富的規模，更體現在他支配資本運動的能力上。因而，單是靠繼承祖輩留下來的財富，因而也就是單靠擁有規模龐大的財富，那是不足以取得資產階級內部的領導地位的。正如封建社會的朝廷中，皇帝的權威不取決于他既得的名位，而是取決于他對整個封建統治本身的理解和駕馭能力。總之，“核心”是不能靠繼承、任命或選舉獲得的，而是要靠真槍實彈的斗爭獲得的。可是，資產階級為了維護統治而必須要搞的愚民政治也影響了資產階級自己的子弟。愚人愚己的結果使得資產階級的領導者的產生過程總是處于原始社會的那種每一次勞動都要重新發明工具的狀態之中，而這一選拔資產階級領導人的無序狀態本身和資產階級的世襲制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這個矛盾在資本主義危機時期就會表現得十分明顯。

　　當然，被資產階級民主論調洗了腦的人會以為不同的資本家之間、資本集團之間、資本家與政府之間的斗爭是所謂的民主政治的表現，當然，如果將“民”理解為資本家的話，那么這個由古希臘民主觀念發展而來的邏輯倒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此一來，也就意味著把絕大多數正在這么想問題的無產階級自己排除在“民”之外了。因而所謂的以民為本，實際上只是“以資本家為本”。于是，在危機時代，就會出現這樣的怪事，很多無產階級會相信資產階級政府提出的主張是會有利于自己的，更令人奇怪的事情是，每每相反的結果并不會讓這些選民清醒過來，因為他們很容易就相信了資產階級給出的改革之所以會失敗的原因，最有名的就是所謂的因為知識或經驗的不足而導致了改革的失敗。可是，只要看一看改革讓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更加嚴重的結果，換言之，也就是讓推動改革者自己更加富有，讓盲目信任改革的人更加貧困的這個結果，就可以知道這種改革的反動本質了，因而也就能看出選民們在這一問題上的愚蠢了。

　　當然，謊言不能騙人一世，在危機中，謊言被揭穿的速度尤其快，因此，當說謊不能再起到騙取選民支持的時候，資產階級也就愈加開始使用強行霸道的做法來維持其統治和謀取利益了，進而也就推出了赦免改革失敗者的法案，換言之，也就是要將禍國殃民的罪行做無罪化處理，因而也就是要顛覆憲法本身，最后必然導致的結果就是，改革的所謂失敗必然導致人民起來造反，因為，人民如果不起來造反，那么就會有更大的改革的失敗等待著他們，而改革所導致的全部損失將由人民來埋單，而改革者除了獲得更多的權利之外，根本不會有任何“非法的”損失，除非人民用“非法的”方式讓改革者為失敗的改革承擔責任。在此，法的階級性，進而民族性，已經非常清晰地展露在人民的眼前。那種赦免執政者自己罪責的法案自古以來都是反動的，因而是絕對會遭到歷史批判的。盡管世界各國的執政者都在彰顯自己反腐的勇氣，但是，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因而，那種提前赦免自己一切罪責的法案必然是導致前無古人的腐敗惡行的必要條件，因而，僅從這一點也無法讓人相信改革者是愿意反腐的，更不要說加大反腐力度了。

　　此外，新華社為了讓新華網盡快上市，三天發了五篇文章批判證監會加強IPO審計力度的文章，甚至還無恥地聲稱“弱化事前監管，強化事后監管”才是法治。然而，既然新華社認同依法治國，那么在現有的法制條件下，新華社憑什么反對證監會依法加強IPO審計力度這個舉措呢?新華社反對證監會加強IPO審計力度的這種言行豈不正好就是在反對依法治國嗎?新華社和新華網天天在喊要打倒既得利益集團，結果，從郭樹清被調離證監會一事來看，恰恰就是新華社自己就是一個勢力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更為自相矛盾的是，人民網刊登要求赦免改革失敗者的文章，實際上也就是要取消事后監管，因為已經不必為改革的失敗負責，因而事后監管也就毫無意義。而新華網刊登要“弱化事前監管，強化事后監管”的文章。中央核心機關刊物居然出現如此自相矛盾的觀點，那么，讓人民群眾和各級黨政機關如何把握正確方向呢?最后可能的結果就是，改革之后，既沒有事前監管，事后監管也會因改革者不用承擔失敗責任而形同虛設，這種改革，與其說是“放權”，還不如說是“棄責”。

　　《比印錢更有效，外國投資或更能刺激日本經濟》，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4月11日文章。匯豐銀行的磚家們又出來忽悠了。磚家說，日本應當考慮采取措施促進外國直接投資(FDI)。據稱，日本獲得的FDI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8%，是美國所占比例的1/5。研究顯示，在日本的外國公司的生產率增長通常更快，而且在研發上比本地的競爭對手投入多。隨著外國公司利用它們在其他地方磨練出來的新戰略進來爭奪市場份額，商品價格下降，服務得到提升。瑞士的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外國公司常見的抱怨包括，過高的租金和勞動力成本、勞動力的英語熟練程度不高，產品和服務的技術標準過分繁雜。另據調查顯示，在獲得投資許可證、建造許可證和土地交易許可上的繁文縟節都是FDI面臨的障礙。日本對企業收購和企業重組征收重稅，而這些(收購或重組)都被磚家視為是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此外，日本的企業稅高達38%，是經合組織中第二高的，遠高于領國韓國24.2%的稅率。不過，磚家表示，隨著日元下跌，日本對于外來投資者來說正變得更加有吸引力。“這種勢頭使得結構性改革變得更加緊迫，否則將會喪失一個整頓日本的機會。”

　　這篇文章所反映出來的邏輯之所以那么令人熟悉，主要恐怕還是因為這個邏輯與我們在主流媒體上從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及其青睞的學者和企業家那里聽到的那個深化改革的邏輯如出一轍。

　　對此，首先要問的是，如果促進FDI真的那么有效的話，那美國為什么不擇手段地阻礙中國企業對美投資?既然企業收購和企業重組是FDI的主要形式，那么美國為什么不擇手段地阻礙中國企業收購和重組美國企業呢?美國對此的回答總離不開“安全”二字。那么，很顯然，日本之所以對FDI嚴格限制，關鍵就在于日本深諳其道，而且，日本很清楚自己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所處的弱勢地位，盡管從經濟總量上來看，日本已經在二、三位上了，但是，由于日本不能通過政治軍事手段向外轉嫁危機，因而也無法掌握國際金融霸權，因此，實際上處于完全被美國束縛的狀態之中，如果日本放寬對FDI的限制，那么日本國內的市場將很快被美國資本收購干凈。

　　日本之所以不用“市場換技術”，關鍵是因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生產力又決定一切。匯豐的磚家就是以如何提高生產率這一點展開他們的忽悠的。既然提高生產率如此關鍵，而科學技術又是提高生產率最為關鍵的技術，那么掌握核心技術的外國資本憑什么要拿出來交換呢?只要掌握了核心技術，就能將市場上的其他競爭對手排擠出去，因而掌握著核心技術的外國資本所需要的只是對象國向外國資本開放市場而已。

　　“對外開放市場”的實質就是允許外國資本將本國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變成外國資本。因而所謂的增量改革實際上是以削減和消滅存量資本為前提的。因此，表面上沒有觸及存量資本的既得利益，但是，實際上，由于市場的開放，存量資本既有的市場地位的喪失同時意味著存量資本的既得利益的損失。欺騙就是從人民不理解資本的本質是運動的這一點開始的，通過利用人民對資本的形而上學式的理解，由此編造能夠讓人民接受的改革理論，進而推出改革舉措，最后達到掠奪人民財富的目的，而人民群眾到頭來還是搞不清楚為什么自己在改革開放中就變成窮人了，更搞不清楚養老金和醫療基金為什么會有巨大的缺口。實際上很簡單，就是因為原本屬于人民群眾的資本通過改革開放被境內外的私人給無償占有了，這種占有的方式就是允許私人資本進入市場。在此，我們還是在完全合乎法律的條件下來認識這個問題，因而根本沒有涉及實際上大量存在的非法竊取國有資產的問題。當，僅次一條，也足以讓人民變成窮人，讓中國重新半殖民地化了。

　　正因為保護本國市場不受外來侵犯就是保護本國資本，因此，從美國到日本都極其重視保護本國市場，因而，才能說美國政府和日本政府是堅決維護其民族資本的根本利益的。由此可知，那些將對外開放視為正道的政府實際上就是民族資本的死敵，無論民族資本是公有的還是私有的。

　　其次，根據匯豐磚家的強盜邏輯，日本需要抓住日元貶值的這個時間窗口進行改革，否則將錯失一個整頓日本的機會。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國官方對國內流動性過剩這個問題給出的解釋是，因人民幣升值導致外部資本涌入中國內地。前者說，本幣貶值是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有利條件，而后者卻說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是因為本幣升值。如此自相矛盾的言論居然都是符合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那么，使得兩者不再矛盾的條件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說，資本家真正在實踐中使用的和教科書或主流輿論相悖的指導理論究竟是什么呢?日元貶值使得美資收購日本資產的成本降低，人民幣升值使得已經購入人民幣資產的美國資本能夠獲得巨大的利益。因而，在“空間”形式上看來相互矛盾的兩件事情，在“時間”形式上卻不再矛盾了，這兩件事成為了一個過程的兩個前后相互聯系著的環節。美資要進入日本市場，所以要利用日元貶值的機會，而對于早就壟斷了大部分中國市場的美國資本而言，人民幣升值是其實現資本增殖的最簡便的手段，而中國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出現的流動性過剩只是由資本增殖導致的貨幣總量增大，尤其要注意的是，這個時候的資本增殖完全不是由經濟因素引起的，相反，根本是由以匯率自由化改革為核心的金融改革所引起的，因而是由政治因素引起的，因而，匯改的實質就是中美合作掠奪對中國人民的財富。

　　《經濟繁榮不能以“毒飯碗”為代價》，美國《時代》周刊4月22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該文道，“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鐵飯碗’的承諾足以使共產黨得到一個又一個忠誠的新成員。”的確如此，無論漢奸國賊及其走狗如何解釋“社會主義”，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就是要有“鐵飯碗”。因此，正因為改革開放砸碎了人民群眾手里的“鐵飯碗”，所以改革開放才喪盡民心，現在“砸碎鐵飯碗”的運動正在向事業單位和公務員進軍，換言之，正在向此前最為擁護改革開放和仇視文革的階層進軍。我們當然是歡迎這種改革的，因為，非如此不足以壯大無產階級革命隊伍，非如此不足以提升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的文化層次，非如此不足以擴大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的影響力。清朝滅亡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廢除了科舉制從而讓知識分子沒有鐵飯碗，民國滅亡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讓知識分子沒有鐵飯碗從而使得知識精英階層出現了嚴重的分裂，歷史總是這么重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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