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人大會議新聞中心舉行“一線工人農民代表談履職”記者會，邀請數位工農代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引起強烈關注。這其中尤以洗腳妹劉麗的發言最牽動人心。這位1980年出生，打工近20年的安徽妹子，帶著自己關于農民工的議案出席兩會，還說出了一些外人少見多怪的事實，比如長期兩地分居導致農民工大量組成露水夫妻。

　　央視的報道則特別聚焦于她的一番表白。她很謙虛，首先感謝媒體的報道使她得以成為人大代表。然后只有小學五年級學歷的她表示要好好學習，“首先要去學習憲法、法律等，只有這樣你才能更好的去履職。”進學校讀書學習，這是劉麗夢寐以求的事情。劉麗是2010年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之一，其主要事跡就是用辛苦打工賺的錢資助近百位貧困學生讀書。

　　在2010年接受央視訪談時候她說：“因為我小時候，我家兄弟姐妹五個，我是最大的。那個時候要么回家去帶我弟弟，要么就去田里面干活，那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好好讀書。長大了我一定要當個醫生，或者當個老師。我出來打工以后，我就有兩個心愿，一就是我一定要讓我弟弟妹妹都有書讀，第二個就是我自己最想學的就是管理，把店里面的生意弄好了以后，在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建個學校，在廈門給自己買套房子。我也跟朋友聊過，我說開足浴店，是我必須要做的，因為我需要幫助這些小孩子，是我的事業是我一生追求的理想。”

　　自己實現不了的夢想要在別人身上實現，體現了中華民族兒女的美好品德。當然，不想永遠做農民在田里干活，想當醫生或者老師也是人之常情。幫助弱勢群體，這不僅是劉麗一個人的美德，每年自愿報名去農村支教或者為貧困學生募捐的大學生就是證明。可是恰恰因為劉麗本人不是大學生，我有必要多說一點可能不那么中聽的話——

　　假如劉麗夢想成真，假如包括她弟弟妹妹的每一個農村孩子都有機會讀大學，卻未必比劉麗更有價值。因為劉麗不清楚的是，在今天的教育體系尤其是一些文科專業中，反人民的成分在加重。高校輸出的學生往往不如她那樣胸懷人民。尤其是校園公知型教師宣稱自己是為了培養獨立人格、自由精神、公平正義追求而教育學生，但這樣的教育結果往往只培養出成批心比天高命比紙薄自命不凡眼高手低的小小公知們。

　　我經常有機會接觸各種有理想有抱負的熱血青年。比如兩個月前一個大學生不遠千里從京城來滬上交流。他對我大談哈耶克、羅斯巴德等新自由主義學者觀點，并自稱是一個徹底的、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者。我不禁問：你是乘坐高鐵來上海的嗎?他回答說想乘高鐵但是人太多買不到票。我驚嘆：原來是因為買不到票，而不是因為你是徹底的無政府主義者，所以必須拒絕乘坐由政府主導才能修建起來的高鐵。咦，你怎么沒有拒絕由國家傾力組建的公辦大學系統?

　　好孩子們天天在學校讀死書讀書死，凌空蹈虛，雖然有良好初衷，卻不知道快把自己變成反人民反歷史的零余者了。一位青年思想者告訴我，他的很多朋友都宣稱，如果自己是在美國，早就通過選舉當上總統了。我猜，如果他們是開國元勛，早把中國建成天堂了。但其實呢，他們大概連自己都養不活。現代啟蒙教育賦予青年天生麗質難自棄的玻璃心，洗腳的活當然不能讓他們干，但別的活也不一定能干好，倒是很可能成為社會動蕩因素。他們最大的機會，可能就是像托克維爾嘲諷的那樣——沒有任何實踐經驗的知識分子憑借紙筆和抽象教條進行煽動，就把法國拖入了大革命風雨。

　　但我們不能責怪這些熱血青年，我們都有這樣的經歷，對此，教育是要擔責的。精英體制和資源競爭逼著很多學生拼命讀書考試，通過不斷“深造”來給自己貼金，最終卻萬劫不復。沒吃過足夠的苦，沒參與過艱難實踐，不知道這個世界到底怎么運作，卻自以為這個世界可以依靠我們的嘴巴和意見來調整和運作。

　　我看到有社會學高材生一邊感慨自己也很想參加社會運動，很想做點實事卻沒機會，一邊繼續自我感覺良好地繼續寫那些頭頭是道其實非常天真的文章。而這種感慨對于劉麗是不存在的。她就是社會變遷、運動的擔當者。她對農民工現象的把握大約超過很多社會學專家。

　　所以，比起讓劉麗趕緊學習憲法知識，更迫切的是讓知識分子好好向劉麗們學習，向實踐學習。劉麗擁有的非教科書知識恰恰是知識分子和脫離基層的官員們缺乏的。給學生創造更多社會實踐和政治參與機會(這絕不僅僅是批判或者投票之類的游戲)是必要的。我絕非在說知識無用，我反對的只是知識自身的抽象化以及精英和真實世界的脫離。只有放下身段，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知識分子才能有意義，才不會蛻變為一個憑借知識獲得等級地位的專業主義統治集團。就好比美國律師集團已經憑借能把普通人繞暈的法條而為所欲為、綁架民主。

　　一位劉麗的阜陽同鄉曾經自豪地對我說，他是香港大學的博士并獲得香港永久居留權，這證明阜陽人的優秀。我覺得奇怪的是，阜陽人的自豪難道是要通過香港身份來證明的嗎?今天我要說，他應該因為有劉麗這樣的同鄉而自豪。

　　在我看，劉麗的故事多少有點像一百多年前晚清的貧民教育家武訓。這位貧苦的山東漢子，有感于窮人不識字每每被有文化的地主權貴欺辱，于是通過數十年乞討、下跪來集資為窮人辦學，使得他們也能有機會加入士紳階層。他的事跡在1950年被拍成電影《武訓傳》公映，一度深受觀眾歡迎，但很快卻成為新中國第一部遭批判的電影。批判的擴大化還使得不少文藝界人士遭遇沉重打擊。

　　批判什么呢?下面的《人民日報》社論據說是毛澤東同志親自撰寫的：“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武訓傳》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這個措辭相當嚴厲，而且有所偏頗，不過批評并非針對武訓本人——“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后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 文章批評知識分子一起跟著電影叫好，甚至把中國革命看成武訓的繼承者。在這一點上，毛的批評并沒有錯。武訓跪求當時的儒士、官員去給窮學生上課，這增加了窮人的機會，卻完全不改變知識權力的結構。窮孩子即使通過讀書成為晚清統治秩序的受益者，卻也因此承認了那個不公正的秩序，不改變統治系統本身和大局。從辛亥年開始的中國革命不是慈善運動，恰恰是從跪到站到挺直腰身，徹底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結構，建立起平等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體系。這個努力還很不夠，還不是每個人都能讀大學，但至少，誰也不用跪著就能讀小學了。

　　毛澤東的批評并不針對武訓本人，因為武訓已經力所能及。我們不能要求一個不識字的人能有馬恩式的覺悟，只能欽佩和敬仰他。但是知識分子卻有責任提高覺悟，不辜負武訓的苦心，從更高層次去理解和推動事物的發展。中國共產黨正是從民眾身上學習和提煉出很多教科書、西方理論沒有的東西。正是依靠和領導這樣淳樸的民眾，才建立起一個人人能享受普及教育的社會。

　　言歸正傳，這次記者會主題叫“談履職”，多少透露出對低學歷代表履職的不信任。劉麗的發言不亢不卑，穩健堅定。看得出這是一個飽經磨練、堅定自尊的人，是共和國的兒女，與晚清鄉民武訓已經不是一種人。今天的國家教育也不同從前，60多年的努力打下了雄厚的人民教育基礎。但是憂患仍然存在，螺旋上升過程中也會有重大反復。在美國執教的鐘雪萍教授就警覺到，一些我們早已解決但卻一直困擾美國的婦女解放問題今天又回到中國了(《偷不走的“半邊天”》)。

　　我不是人大代表，但作為匹夫有責的公民，我的教育議案則是建議給大學生提供更多長期支教機會(幾個星期的那種短期支教對鄉村基本是災難，這里不多說)，建議高校給考取研究生的學生保留兩年學籍但必須參加社會工作的機會，讓他們可以先踏入社會了解真實世界的運作而不是一直在象牙塔里作繭自縛退化成知識動物。全社會需要創造更多溝通精英與民眾的渠道和合作方式，互相促進，使中國堅定成為齊心協力奮發向上的人民共和國。

　　如何讓知識人真正成為民族棟梁而不是民眾蠱惑者，如何讓民眾知識化并改造舊的知識世界，如何讓政府有足夠自信處理好與知識分子以及民眾的關系，這些問題至今仍然在挑戰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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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一：出席本次記者會的工農代表是王亮、鐵飛燕、朱雪芹、鄧前堆、朱良玉和劉麗。

　　附二：本文部分觀點受蔡翔教授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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