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一部動真格的穿越劇

　　因為國民教育的緣故，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就像一個最初的啟示，決定了我們這些新中國子民擁有共同的初始情感。無論我們身處何地，無論日后彼此有多么不同，都受其影響，哪怕是那些拼命想擺脫的人。我們又注定從起源便開始分道揚鑣，卻在再次重逢時驚訝異常。

　　對于日常生活中的我們，愛國主義畢竟首先是一種紙面上的存在。現代日常生活中的我們，先看到愛國主義，再有愛國的模仿行為。伴隨舉辦奧運、發射神舟等大項目大工程，公眾的民族自豪感操練也成為經常性項目，按部就班開展。即便近年來網絡上雞犬不寧的公知與五毛大戰，圍繞國家、主權話題口水成河，也已經成為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然而，作為現實中的廣場政治運動，民族主義在近十多年來的每一次出現總是帶有“穿越”的意味，仿佛天外來客，令人無比震驚。

　　1999年我國大使館被炸之后，我在校園里目睹同學瞬間沖出校門來到大街上。令我驚異于街頭學生運動的無端爆發，仿佛沒有任何顧忌。

　　2005年各大城市發生反對日本入常的群眾游行，以白領上班族為主。短信、網絡改變了以往的集體組織方式，一種無中心(或者說有無數中心)的串聯方式開始嶄露頭角。

　　2008年天災之后出現的志愿者風潮，讓中國人再次得以感覺自身像是一個民族，有共同的大悲大喜和責任感，其中蘊藏的家國情懷與平民主義毋庸置疑。那些不知公民社會為何物的邊緣人群也加入了這個隊伍，令知識界既驚訝又欣慰。

　　2012年9、10月間由日本“國有化”釣魚島引發的反日街頭運動帶來了更多“穿越之物”。在2010年類似事件中發生的暴力行為(砸車)一直遭人詬病，網絡空間里對“愛國賊”的聲討不絕于耳，但此番運動之猛烈還是超出了旁觀者的預判。游行中也出現了各種出人意料的標識：毛澤東頭像，對社會不公現象的揶揄，所謂的民族主義運動正以自己的方式在各方理解之外運作。

　　最驚悚的畫面，莫過于一位新生代民工手持鋼鎖的身影和日產車主被砸穿的顱骨。對于旁觀者來說，暴力就像一個陌生人，在我們不能理解的情況下，引起我們最大的排斥和厭惡。廣場民族主義運動總是提醒那些被我們有意無意遺忘的事物，總是觸碰到“普世和諧”時代市民的幾大敏感點：集體、國家、暴力、階級。

　　一些媒體人指責官方操控游行，“游行的都是政府從安徽用卡車拉來的。”另一方面，網絡上也不斷有人指責媒體人和“意見領袖”，認為是他們多年來煽動暴力導致了暴民上街。對于這些充滿歧視和戾氣的相左觀點，我更愿意將其看作一種惶恐，是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撞上現實之后的慌亂。三十年改革開放令扁平社會被打破，多元化與多極化同時發生。伴隨各階層的形變，覆蓋在最上面的愛國主義也不斷震蕩變形。但經歷過最徹底革命的中國，底層沒有變，一旦暴露出來，就令蒙眼者震驚。

　　任何一種簡單判斷都將錯過最豐富的現實。就現實來說，我關心這場所謂民族主義運動的載體到底是誰。我關心那些銘刻著愛國情感的人們，怎樣以不同方式走入這場運動。一切要從2008年說起。

　　知識青年的愛國主義

　　——從ANTI-CNN到工業黨

　　2008年，以ANTI-CNN網站為代表，一種新的民族主義話語出現了——以科學求證為形式，以見多識廣為姿態，揭露西方媒體的謊言，較少激烈談論國內問題。他們的主體是歐美大陸留學生，英文閱讀能力決定了他們的話語的精英性質。他們并非官方教育話語下的蛋，他們的愛國情緒基于在海外生活的親身經驗。ANTI-CNN核心骨干為理工科留學生，他們最常說的話是：“到了國外，時間要長一點，不只是走馬觀花，親眼見到歐美的現實，就不再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就情感內核與生活方式來說，他們正是具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新一代。英文優勢使得他們可以繞過國內知識界的篩選，自主閱讀西方話語。1980年代以來國內知識界渲染的西方崇拜恰好給自己挖了坑，出國后強烈的現實反差促使這部分青年開始反思。諸如《美國醫保好?韓寒我和你換一換》之類的網文就是典型。這些精英青年越深入“普世”國家卻越維護中國，越具備國際間的敵我意識。

　　近年來，這些“愛國青年”與所謂“工業黨”也逐漸合流。“工業黨”是個網絡詞匯，噱頭大于實質，絕非工業資本家聯盟。喻意乃是科學、務實，從事實際工作尤其是現代產業的人士。被看成工業黨代表作的《大目標》一書，其主筆就是理工專業出身，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不限于理工，在金融業等需要嚴密邏輯和技術工具的地方也不乏此類精英。工業黨的出現，再次證實了這種民族主義話語的精英性質。

　　相對于“工業黨”，“情懷黨”一般被認為大多隸屬學校或者“紙上談兵”行業。在網絡上“工業黨”與“情懷黨”的爭論中，情懷黨常被看作喜歡高談闊論、執迷抽象概念、缺乏具體操作經驗和縝密思維的人。一位工科出身的網絡作者甚至認為二者之間的戰爭背后就是精英與民粹的博弈。但在我看來，情懷黨絕不是民粹，他們依然是現代精英教育的結果。

　　無論如何，公知、五毛、工業黨、情懷黨都同屬一個民族——網絡文化民族，與大眾都存在脫節。他們的爭端還是話語領域之爭，除了約架，甚至不能轉化為更多集體的行動。在深圳9月16日的反日游行中出現大面積打砸搶和煽動行為。微博上那些記錄、勸阻暴力行為，并在微博上發布照片和心得的勇敢者卻沒法解答這樣一個問題：那些打砸搶分子是從哪來的?我們要問，那些被我們看作爛仔的打砸搶分子到底是誰?他們是否仍然是我們民族主義的承載者?至此，我想努力把眼光投向那另一個“民族”——網絡時代的“沒文化”階級。

　　被遺忘者的登場

　　在關于9月15日西安游行的媒體報道中，據一位目擊者觀察，“西安歷年的游行有個‘上下半場’的特點———上半場以學生為主，打橫幅、喊口號，到了中午，學生們大都就散了，這時其他人群大量登場，一些過激舉動基本都是發生在下午。”(《南方都市報》“愛國青年韓寵光的特別一天”)也就是說，有兩個“民族”。一個上午出現，一個下午才登場。

　　就各方面收集的信息來看，我們對游行發生的機制已經有所了解。游行組織非常“后現代”——網絡化，碎片化，無中心。很多QQ群里會傳播號召游行的信息，甚至貼出地點。QQ群之間也會發生傳播，并非國家所能掌控。這是學生以及其他網絡居民被動員的主要方式。在各個城市游行現場，都有人注意到類似現象：一開始人數并不多，三三兩兩聚集，隊伍一旦形成，就有旁觀者加入進來，匯成潮流。沒有固定源頭，短信息、QQ群，社交媒體的交互混亂不可捉摸卻終究匯流成河。空氣中仿佛有個聲音：“去游行。”令許多人蠢蠢欲動。仿佛吉普賽的大篷車駛過去，各色人等加入了方向不明的隊伍。學生就像催化劑，把別人帶動進來，卻根本掌控不了也無意識去掌控。這樣的游行就是一個民族大拼盤。

　　在2012年的游行隊伍里，一片毛澤東旗幟映眼簾。但在我看來，這些依然只是符號演出。當大學生模樣的青年扛著毛主席頭像，這個圖騰并沒能與他過去所代表的人群結合。相應的，當一位女青年高舉橫幅，上書“誓死不做愛國賊”，這也只是網絡意見群體的自我循環，相當于跑到現實的空氣中發了一個帖子。她的訴說對象其實是攝像機——通過照片再傳回網絡。

　　我覺得有必要好好講述砸人者蔡洋的故事。理解他是理解這場運動的關鍵。

　　在媒體上，我們首先只能從一位中產青年韓寵光的視角注意到蔡洋。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韓寵光今年30歲，河北邯鄲人，每年都有幾個月時間在西安做生意。他自己從不用日貨，在同學、朋友眼中他一直都是‘熱血青年’，高中時組織過同學上街，表達對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憤怒”。所以他正是1999年學生愛國運動的子孫。韓寵光是英語專業大學生。

　　9月15日，他向警方申請在9月18日組織游行。警方勸告說游行會引發惡性事件，讓他上街去觀察。他走上街頭，遇到砸車的隊伍，于是跟著隊伍一路勸阻，救下了一些車輛，直到遇見被蔡洋重傷的車主。他立刻出手相救，將車主及時送到醫院。

　　在十多天后，我們終于得到關于蔡洋的詳細報道。今年21歲，從13歲起輟學5年，18歲來西安打工，做泥瓦匠，粉刷外墻，兩次從腳手架上摔下來。身體強壯，據村民反映，他平時就缺根筋，“一陣一陣的”，常有魯莽舉動。愛看《雪豹》等抗日題材電視劇，小時候就常在村里玩殺日本鬼子的游戲。父親、哥哥都在外面當泥瓦匠。姐姐也在外面打工。可想而知，他過去正是一個留守兒童。

　　在西安，工余他上網、玩QQ空間、玩智能手機和槍戰網游，為找不到愛情而苦惱。這是一個網絡時代的典型民工“絲”。他參與網絡世界，但修養決定了他不可能參與網絡意見世界。

　　他在網上看見反日游行的消息很興奮。下班途中遭遇游行隊伍，從公交車上下來加入進去。犯事之后還不知自己犯罪，不斷對母親說：“網上對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對。”憤怒的車主先用磚頭砸破蔡洋的腦袋，然后他做出了致命反擊。他被捕后這一幕被公布于眾，到這里，這樁行兇案似乎變得可以理解起來。但真正的盲點卻越來越多。

　　蔡洋不是一個人，打砸者中除了一些身披刺青的閑散流氓，像蔡洋一樣莽撞的務工者不在少數。

　　媒體聚焦的另一位打砸青年是在深圳長期做義工的李某。李某其實與蔡洋一樣，是從農村來的打工青年。他早早輟學，四處打工，做過汽修工、餐館服務員、流水線工人，婚姻失敗，生活乏味。“有時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所以他參加義工組織，為老人掃地，為乘客搬行李，這使他感到快樂。可是還不夠，他需要更多的生活意義，“我曾經想過死!然后把我的遺體和器官捐出去!”他在游行隊伍里的感受是：“如果當時發生戰爭，哪怕讓我當炮灰我也愿意!” 一個“義工”會產生打砸行為，是否可單純歸結為民族主義街頭運動，把公民變成了“烏合之眾”?

　　當全“民族”反對蔡洋

　　面對蔡洋、李某們，在網絡上斗爭得你死我活的不同意見雙方，卻在無意中做著相同的事情——剔除他們。有一方指責蔡洋是暴民，是愛國主義熏陶出來的愛國賊。另一方為了捍衛愛國主義，駁斥對手的指責，認為蔡洋的言行不是愛國而是愚民的違法行為，不影響愛國大局。他們會說：任何國家、任何社會總有一小撮爛人，請不要就此攻擊愛國主義。精英愛國主義者的盲目和自負在于，他們總是身心分離——為了捍衛愛國主義，卻無意中將一部分國民剔除出去，他們的飛鏢總是返回來打中自己。是的，犯罪分子當然是極少數，剔除出去也不可惜。但是在傷人事件過去一個多月之后，才由《三聯生活周刊》告訴我們，這個“手藝不算好，愛偷懶”的蔡洋，也在努力尋找著自己的存在感。他的工友說，“僅我知道，他就去街頭獻血車義務獻過五次血”，“工友們嘲笑他干這沒錢賺的‘傻事’，可是蔡洋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在犯罪之前和之后，他不是邪惡的化身，也不是流氓，他只是一個沒人管的孩子，一個沒有身份的國民。

　　蔡洋和李某的事實是，從公益奉獻的角度看，他們的一部分行動已像個公民。可是這并沒有解決他們的生活價值問題，也不能使得他們被免于指責為暴民。一些善良的批評家們意識到蔡洋們的身份和處境問題，他們為此開出的藥方卻是問題的同義反復：改變他們的身份和處境!用教育!用投資!如果人人都能成為教授、企業家、暢銷作家，或許也都克服了李某式的失敗感。他們是否意識到，這樣的說法里已然承認了社會區隔與身份貴賤，又如何讓泥瓦匠、汽修工、保安等等也成為具備自豪感的職業?

　　在學院人士耳熟能詳的“想象的共同體”敘述中，安德森從報紙、方言種種角度，論述分屬各種地方性空間的人們怎樣被民族國家抽離出來，成為自由民，并融入到均質的時空中去，獲得共同體感受。不過，現代化的國家與社會又天然地重新區隔人群——城鄉對立，貧富對立，專業門檻……人群被各種區分裝置分層，生活在彼此分隔的領域。所謂均質空間亦是扭曲的。

　　網絡地球村也不能夠縮小這個分離，而只會強化。技術不會減少情感與身份的差距。世間最遠的距離莫過于同處一個游行隊伍里卻聽不見彼此的心聲。知識分子、意見領袖在網絡媒體上喊話、斗爭。但無論是斥責暴民的人還是捍衛群眾路線的人都不曾意識到，他們的喊話對象恰恰聽不到他們的聲音。比如那個高舉“誓死不做愛國賊”的女生，即便把帖子發到網下，蔡洋也不會看見，看見也不會明白。那只是一個供網絡冤家們消費的概念。至于報刊上再怎么譴責，小學畢業的蔡洋也不會是他們的讀者。

　　今天的知識分子精英卻與平民日益分離，汪暉認為，今天的世界正在經歷所謂“代表性斷裂”的危機，精英與大眾斷裂，整個社會失卻了統一的政治整合。互聯網所強化的全球化幻覺反而會擴大裂痕，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系處于一種“遠程隨機模式”，沒有穩定的結構關系。你不知道你的言論到底會影響到誰，一桿子把球打出去卻不知道會飛到哪里。這正像當代的網絡慈善模式。我們經常看到愛心人士在微博傳播關于某地需要援助的信息，比如某農村小學需要過冬衣服。于是微博上愛心接力，導致最后有幾卡車衣服送過去。但這些愛心援助的彈著點、效果都不可控，也不會改變既有的生產結構。

　　我們可以把做慈善、發帖子看作兩極世界仍然在嘗試溝通，但這種溝通方式就好比兩個星系通過時空傳送門進行不確定溝通。通過傳送門，我們把本世界的物質、思想扔過去，不知道傳到哪里，無法收到反饋，因而無法修正，最終成為鏡花水月或者老三篇。通過傳送門，那個世界也傳遞過來了一些震驚訊息，比如蔡洋的一躍，給我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中國革命曾經通過把知識階層有機地嵌入到底層結構中去，依靠群眾路線，以扎實的組織和工作改造結構本身，從總體上提升福祉，也把所有人整合成同心協力的國民。回到所謂民族主義，今天發生的一切似乎暗示著，依賴民族主義機器運作的國家現在卻和這個民族的一大部分成員分離了。當有人一廂情愿希望民族主義能成為一個分裂社會的黏合劑之時，忘記了今天的民族主義恰恰是為了表達對分裂、離棄之不滿而出現的。我們看見的是一個無結構的民族主義，一個無心靈的情感洪流。

　　在我看來，即便得不到所有人承認，蔡洋們自以為是的愛國依然是最倔強的愛國。這些棄兒是在下意識中想以某種方式證明自己仍然是中國的國民。只是由于缺乏訓練與身份，他們在偶然獲得的前臺時刻里，振臂一揮卻往往砸中自己與無辜者。

　　我們總把分裂、隔絕、條塊割據誤認為美好的“多元化”，實際上因為這些區隔，尤其是財富、知識等級的建立和專業主義的領域劃分，農民工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網絡上的“工業黨”和“情懷黨”也一樣，他們的成員沒有真正的底層。在群眾運動的“神圣時刻”，民工階層以盲目而粗魯的方式使得自身能參與到公共政治中來，并在想象中賦予自己國民身份，這就是蔡洋的自豪感。這無意識卻又不屈的努力，令我在為鮮血遺憾之際亦感到一絲傷懷。即使是被蔡洋傷害的一方，家屬卻“憤怒地把前來采訪的日本媒體推出病房：‘都是因為你們要占釣魚島，我們的車才被砸!’”這是什么樣的民氣?他們依然是中國的底色。蔡洋們其實是中國革命留給我們的無形遺產，只是因風吹雨淋而面目全非。正是曾經深入底層的國民革命、經濟革命、教育革命使得中國人即使是民工，也依然具有強烈的公民意識。

　　我們今天的國家、政黨、知識分子還能與廣大群眾結合嗎?使他們免于壓抑狀態，也使我們免于懸浮狀態。

　　今天的事件并非“民間”民族主義，而恰恰是官方組織和知識分子都遠離民眾的結果。官方民族主義固然古板，但網絡上的論戰雙方也抽空了自己的情感內核，以市儈感情作為填補，從而失去承載民族主義的力量。那些一味貶斥民族主義的知識精英或者“世界公民”，不過是在貶斥平民底色的民族主義。任何離棄與貶斥都不會讓民族主義消失，只會使其迷失在無組織的暴力中，“暴民”的批判將終于把他們變成暴民。

　　來源:《文化縱橫》，2012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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