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初北大教授孔慶東公在第一視頻《孔和尚有話說》節目里對“港鐵吃面事件”發表評論以來，各方圍繞著這一話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大陸、香港多家媒體都對此進行了集中式報道，接下來《百家講壇》主講人，知名學者，廈門大學教授　易中天　先生于１月２１日在博客上發表題為《論孔慶東不是王八蛋》的博文。同日，香港藝人　黃秋生　先生在微博上反罵孔公為“白癡”，而后２月４日鳳凰衛視品牌欄目《一虎一席談》也為此事恭請兩岸三地的專家學者們進行討論。繼而網絡上針對這一事件的評論，投票席卷而來。而且據息香港部分朋友還專為此事組織了抗議活動，并要求今年參加特首選舉幾位參選人對此事表明態度。此次事件可以說是近年來，文化界所少有之大事件。而孔公作為事件的當事人，繼去年“三媽的”事件之后再一次成為了社會和輿論的焦點。

本來在下認為，此事會像所有的新聞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的淡出人們的視線，大家舒舒服服的過完２０１２，祈禱著不要世界末日就好了，這樣一切都歸為平靜。但是２月９日，北大教授、當代知名社會學　家鄭也夫　先生在《南方周末》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勿做族群間的麻煩制造者——評孔慶東對港人的言論》一文，將本已經淡出人們視線的事情又從新拉回了前臺。而且此文在網絡上一時間倍受“反孔精英”們的吹捧，并多方轉載。　鄭　先生這篇文章我在他的新浪博客上復制并打印了出來，讀之再三，思之再三，對此文很多的觀點實難認同。我想既然有人不想讓此事塵埃落定，那作為孔公的支持者，也不妨發出些聲音，闡述一下自己的觀點。如果論個人地位，學識修養我是難望　鄭　先生之項背，然《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有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在下后學末進雖不敢自稱有上上智，但只言片語或對先生有所裨益，同時也或許對眾位讀者能公正、客觀的看待此次事件有所幫助。

　鄭　先生在本文中主要闡述了四個觀點，并分為四小目來專門探討。分別是

其一：大陸游客的素質——大陸游客素質低下，不文明行為已達到泛濫的地步；

其二：殖民地人及其文化——殖民時代已經結束，現在要從新審視香港殖民文化的燦爛和優長，不要杞人憂天整天大談殖民主義威脅論了；

其三：誰的奴性強——香港法律完備，大陸人比較香港人奴性更強，孔慶東只知道罵外國人和他們的奴才，卻不敢罵本國的壓迫者和他們的奴才；

其四：臟話評說——孔慶東罵人有虧師德，與秦明瑞婚外性行為都屬不當的舉動。

在下文筆拙劣，又為人懶惰，不善梳理條目。那就還來沿用　鄭　先生原文體例，逐一來闡述在下的不同觀點，同時也方便讀者與　鄭　先生原文進行對比。

一、大陸游客的素質

　鄭　先生在文中列舉了自己參加境外旅游團的所見所聞，并以此來證明大陸游客的素質之低下，行為之不堪。這里面道德素質本身還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我想倫理學、社會學的各位大家，學者們對其的定義，闡釋的內容可能也有不同的見解。而各國根據其宗教信仰，社會制度，風俗習慣的不同可能也都有具體的差異吧。比如說在性生活上，美國可以十幾歲的少年就弄出孩子來，這在中國就是不道德的，要是放到阿拉伯世界甚至是會判刑的。這怎么說呢？如果某人到新加坡旅游，他不知道在當地是不能吃口香糖的，結果觸犯了當地的法律，這是否屬于沒素質？所以我個人認為在這種評論類的文章里還是不要討論這類極專業的問題為好。

而且　鄭　先生在論證材料選擇上也有不妥之處，比如他說：“其中很多人不是去旅游的，完全是去吃喝購物。在埃及我們團到了某個舉世聞名的寺廟，幾位團員嫌天熱不下車參觀，埃及的導游驚呆了，說：‘這是埃及最燦爛的文明遺產，你們不看這些，為什么要來埃及呢？’”這里面就存在兩個問題。　　

一、這位埃及導游有什么權利去質問他（她）的服務對象來旅游的目的，干涉他人旅游的內容。旅游團有組織安排游客的行程和內容的權力，但有權利強迫他的服務對象必須看什么嗎？你組織、我參加，但是我是休息一下還是進去參觀，好像本身不在這位導游的職權范圍之內吧。而且根據　鄭　先生的描述，我反倒認為這位導游朋友在職業素質上是有缺失的。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１０年香港導游因為大陸游客不在指定的商店購物而大罵游客的事件。雖然內容，程度方面有所不同，埃及導游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和對游客的善意的提醒，但是我依然認為這都是對他人的一種不尊重的行為。　　

二，什么是旅游？一個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客觀個體，他的旅游內容是否可以作為對其素質高低的評判的依據？假如明天某位外國朋友來北京旅游，他一不去故宮，二不去八達嶺，而是一頭鉆到西單瘋狂購物、鉆進全聚德大快朵頤，并大贊中國的東西如何有特點、如何便宜，烤鴨如何好吃。那我們是否會得出一個結論，這外國哥哥好沒素質。我想一般中國朋友不會冒出這樣的想法，可能有些人只是感覺這哥們挺好玩而已。以此來論證大陸游客素質問題實在難有說服力。　　

接著　鄭　先生就“港鐵吃面事件”評論說：“我　和孔慶東　先生一樣沒有親歷香港地鐵上的吵架事件。但要我判斷，我是不敢輕易將責任都推給港人的，因為我不敢替大陸游客的素質擔保。　孔　先生應該和我同樣感受到大陸人的素質。我不清楚他因何在瞬間就完成了判斷，在這一糾紛中大陸的游客為什么就沒有責任呢？”。首先我要理清一個問題，孔公在評論這一事件的時候是否認為大陸的那位小朋友在地鐵吃面的行為沒錯，武斷地將所有責任都推給那些香港朋友。這段６分多鐘的視頻我看了多遍，沒有看見孔公說過任何一句這小孩吃面沒錯這樣的話，孔公說：“不過是小孩子在地鐵上吃東西，你就說小朋友不應當這樣做，這有規定，這樣做如何如何不好，對吧。而且人家那個媽媽還說了，我們不知道呀，我們現在不吃不就完了嗎。”通過這段話，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孔公認為小孩子吃面是錯誤的，而香港的朋友應當對這種行為進行善意的規勸，而且應使用普通話。在土豆網上傳的關于此事的視頻（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Z-O1mPs5fM）中第一個鏡頭已經是香港朋友拉緊急剎車了，其中值得注意的一點，哪位孩子的母親說了一句話，“我一直聽不懂他說啥”。這就是說香港朋友一直使用粵語在說話，說什么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交流成問題，必然是會引起理解失誤的。而　鄭　先生此段直斥孔公偏袒大陸游客，那我也不禁想問一句，既然先生與孔公都沒有親歷此事，緣何就敢為香港朋友擔保，并將責任完全推到大陸游客身上呢？這樣做不一樣是主觀臆斷，先生不覺得如此帶著有“色眼鏡”看大陸游客實在有失公允嗎？　　

最　后鄭　先生又說：“我覺得，大陸游客在國外不文明舉動之泛濫，港人、美國游客、日本游客恐難望其項背。”　鄭　先生在此段中用錯了一個詞，就是——國外。我們說做文章咬文嚼字很重要，中國話太復雜，一不留神用錯了問題多多。去香港怎么說是國外，如果說國外不就成了“一中一港”了嗎。所以在此建議先生用詞一定慎重的好，免得被有些人利用，他們可能正希望效法一下阿扁哥的“一中一臺”呢。就這句話我認為　鄭　先生用“泛濫”一詞有些夸張了。社會學是一門極重考證的學問，如您所說中國游客不文明舉動已經達到“泛濫”的地步，可能有人就會問，你有什么具體數字能證明泛濫的程度？這樣到不知道先生如何應對了。我想龍生九子，子子不同。至圣先師三千弟子也不過出了七十二位賢人。這么大的國家，十三億人口，我們不能保證所有人的行為一定符合一個文明標準。這和他們所在的地域文化，物質生活條件也有必然關系。所以以一種行為準則去要求，未免有些不近人情。個不能貶低他們沒有素質。　　

二、殖民地文化　　

這里　鄭　先生為殖民地文化和殖民地人民思想做出了大量的評述，并引用　韓少功　先生《笛鳴香港》一文來印證殖民地文化的燦爛和優長。內容新穎，不乏真知灼見。但是在　鄭　先生評價殖民地文化燦爛的同時，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們如何看待殖民統治與殖民文化的關系，我們是否可以因為殖民地文化的一些優長而認同殖民主義。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殖民地文化的燦爛和優長我們說它是不同文明之間碰撞所產生的一個結果，但同時我們也要看見這種產生是建立在一個不對等的基礎上的。在先天上就存在著嚴重的壓迫性在里面，強勢的一方強制弱勢的一方必須接受某種外來文化。這種壓迫的狀態下可能產生香港這樣的結合東西方文化的具有獨特優長的一種文明的復合體。同樣也可能會產生覆滅一個文明的負面效果。如果不是香港距離大陸極近，雙方文化交流頻繁的話，可能產生負面效果的可能性要大過產生正面效果的幾率。以此來論證，殖民文化的悠長和燦爛不能改變一個侵略活動的性質。我記得拿破侖的法國軍隊撤出意大利的時候，意大利的一位學者曾經說過一段話。大概意思是拿破侖帶來了民法典，帶來了很多有益于意大利的東西，但是當法軍撤走的時候，我又莫名的感覺到喜悅和激動（原話的出處記不清楚了，但基本意思應是這樣的，若有引喻失義的地方請讀者們指正）。凡是一個有著國家尊嚴和民族之好感的人，是決不會殖民者的侵略和統治的。　　

　鄭　先生對殖民地文化的優長的論述，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待殖民地文化，這是沒錯的。我們只要辯證的、客觀的看待一個已存在的事物，它必然會有利和弊的兩個方面。就像黑格爾先生所說的：“存在即合理”。但光鮮背后，負面的東西我們也一定要看清楚。　　

比如說，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時代其公民的身份存在著等級制度，作為二等公民，香港人沒有參與宗主國內部選舉的權力，甚至沒有選舉本地領導人的權力。我們今天來看這在民主文化上，是一個極大的缺失。至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事情在香港是否存在，在下就不得而知了，但想來也不應只是東交民巷、上海租界的事情吧。　　

除了要客觀、理性、深入的認識殖民地文化和與殖民主義的性質這個問題以外。這一節里在下　　

認為還有三個問題值得與　鄭　先生商榷的。　　

    其一，鄭先生在本節中說：“相反，我一直覺得，上海人是中國各城市中市民素質最高的，這在一定程度上還真的是殖民地的歷史所使然，1949年以后的計劃經濟恰恰是上海及其市民衰落的開始。”這里　鄭　先生或許是想以此作為論證香港殖民地文化具有優長的一個佐證，并無其他意思。但是在下愚見為這句話在表述上是不妥的，因為極容易讓人產生極大地歧義。　包括　先生引用　韓少功　先生《笛鳴香港》的一些內容，如“……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國家意識，都需要國籍的尊嚴感和自豪感。……多年來幾無國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國家這個權力結構？他們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已經足夠？他們國土視野和國史緬懷的缺失，誠然收窄了某種文化的縱深，但是否也能帶來對狹隘國家主義的避免……”這些論述必然會被有心人理解為鼓吹殖民主義，否定中國自身的建設和發展，否定國家存在的意義等。我相信鄭先生作為一位新中國培養起來的優秀學者，絕不會行此倒行逆施的事情。出于對先生的關心，在下希望引證論述時，倒要小心謹慎。免得落他人口實，陷先生于不義。　　

    其二、鄭先生對于香港人與大陸人的身份選擇的評述對比有些失當，且沒有結合時代發展來看待這個問題。如先生書：“同為中國人，日后成了大陸人還是港人，幾乎是一種宿命，對個體來說是沒有選擇的。如果說尚有一點微小選擇的話，六七十年代很多大陸人愿意做港人，不惜偷渡，卻鮮有港人愿做大陸人的。”我想這里鄭先生無非想證明香港在某些方面由于大陸，以此來論證香港殖民地文化等方面的優越性。但這個對比確實有不妥。今天香港已然回歸多時，而大陸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面貌煥然一新，相較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語。今天，不僅是香港同胞，臺灣同胞，就是一些外國友人也爭相到大陸投資創業。所以這種以古比今的對比本身是不成立的。　　

其三、　鄭　先生針對孔公說“殖民地遺留癥”這句話，談到當今一些警惕殖民主義的言論。他認為：“而二戰結束后的歷史趨勢是，殖民主義退出了歷史舞臺，幾乎沒有倒車可開。今日大談警惕殖民主義威脅的言論，要么是轉移當下國內斗爭的視線，要么是心態還滯留在反殖民斗爭的時代。后殖民時代鮮見一國家吞并另一國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亡國滅種的故事了，亡黨的事情、內閣解體的節目倒是間或看到。”但在下認為，首先不論殖民主義有還是沒有，在當今這個弱肉強食、波譎云詭的世界大形勢下，必要的自我警醒，居安思危還是必要的。對外部壓力時時警惕，包括對潛在威脅的假想敵人的防備是必然的。日本人總是質疑我們發展自身的國防能力，我記得去年日本前外　相前原　先生還曾經對中國防御性軍事發展的觀念頗有微詞。但是我認為中國人自身是要認清這個問題的。我們不能做魯迅筆下肥大的豬牛，我們也不想做強大的但極富攻擊性的獅虎，但我們倒不妨做一個肥大而不懼獅虎的大象，這倒是蠻不錯的。其次，殖民主義是否真的已經離我們遠去，淹沒于歷史的長河中。我個人認為是沒有的，如今強國或是強大的軍事集團他們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基本沒有什么改變，所改變的不過是表現形式的不同而已，更多的是以民主為旗號扶植他國親己的政權，控制其經濟命脈，挑動地區矛盾等方法。用我們中國的俗語說，就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學界對他們的這種行為的定義是新殖民主義。而且現在反新殖民主義最歡的，聲音最高的恰恰不是我們，而是我們周邊的鄰居們，他們整天都在高叫著中國的新殖民主義，中國威脅論嗎，至少我們的聲音還沒有達到政治層面。　　

三、誰的奴性更強　　

　鄭　先生在這一節通過二個方面來闡述他的個人觀點。　　

其一，以探討一個社會法治的健全與否來論證其人民的奴性是否深重。　鄭　先生說：“　孔慶東　先生說：‘當年英國怎么對付香港這幫狗呢？拿著鞭子不老實就抽啊，生生給抽老實了知道吧。就是用老百姓的話……用北京人的話說就他媽欠抽，啊，就是欠抽’ 但同是這次談話中，　孔　先生又說：‘所以香港呢，有他的好處，比如說，法制，啊。說到法制也是英國人留下來的。’請問，有法還能隨便抽人？中國大陸正式因為法治遲遲沒能建立，改革開放前的農村常常隨便抽人，城市最起碼在文化革命中可以隨便抽人。……在過去半個世紀中，香港與大陸相比，哪里的壓迫更深，哪里的反抗意識更弱。我怎么覺得不是香港呢？……香港享有法治頗有時日了，壓迫和奴性都應該比大陸弱。”　　

這里我要說　鄭　先生兩點不足，一、歪曲了孔公原話的意思。孔公說“抽”這個字，應是一種意象的比喻，而　鄭　先生在這里錯誤的理解為實際的肢體動作，實在有些牽強。二、我認為法律的健全與否并不能證明其所在地人民是否就沒有壓迫這一事實。我個人理解法律是具有雙重特性的，一是它的規范性，二是它的公平性。但是假設掌握立法權力的一方，出于維護自身統治，保證自身利益的需要，那在立法的時候一定會出現規范性超過公平性的結果。也就是說立法的性質決定這個社會環境內是否存在壓迫，而非法律是否健全。　　

我個人沒有接觸過香港的法律，自然沒有什么發言權。所以不妨舉一個其他的例子，來證明一下我的論點。我老家在東北的齊齊哈爾訥河縣，說起來和《孔慶東有話說》節目的主持人　石菲　小姐還算是老鄉。東北地區在抗日戰爭期間是淪陷時間最長的，前后長達十四年之久。而且在哪里日本人扶植了末代皇帝溥儀建立了偽滿政權。當時日本為了維護自身的殖民統治建立了完備的法律體系，據　強磊　先生1987年發表在《學術交流》上的《偽滿洲國法律制度概說》一文中曾說：“在其（偽滿政權）通知東北的十四年時間里，頒布了基本法等近三百個法律，法令達到數萬之多。”這樣的法律體系應當是完備的吧，但是恰恰是這些完備的法律，不但沒有起到保護人民的作用，反而成為了一根奴役人民的皮鞭，那可真像　孔　老師說的，不老實就“抽”哇。據我過世外婆的回憶，抗戰后期由于糧食吃緊，中國人是不允許吃細糧（大米、白面）的，還專門有漢奸帶著日本兵挨家挨戶的搜查。　　

既然法律在某些特定的環境下，已喪失了公平性，成為了壓迫人民的一種手段，那就不能證　明鄭　先生的論點了。那怎么證明人民是否有奴性呢？按　鄭　先生的見解，那就看被壓迫者是否具有反抗精神。我們還以東北為例，在極端的條件下，東北人民并沒有屈服于日本嚴苛的法律和風力的刺刀之下。為了國家的尊嚴，民族的獨立，他們拋頭顱灑熱血，英勇頑強的抗爭著。涌現出了馬占山、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等等一大批民族英雄。就是那些平時打家劫舍為人所不齒的“胡子”們，在國家、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也都是有血性，有民族尊嚴的好漢子。那我們看香港朋友們如何，我說香港的壓迫是深重的，他們沒有選舉權，沒有管理權，一切只能按著英國人的既定路線去做，一旦有所失誤，必然是被“抽”的。而且不要說英國把香港治理的多么繁華，其實說白了，香港在繁榮香港人不過是英國人豢養的一群能夠聽話、吃苦、創收的奴隸而已。他們之間是不對等的，甚至到關鍵時刻可以像丟一只破襪子一樣，毫不吝惜地丟棄。回想抗戰，英國就有一些人以戰略位置為由，要求駐港英軍主動撤出香港。隨讓最后被港府以主動退出回事政府“威信掃地”為理由拒絕了，但是有些地方還是長時間沒有了保護。就在這種情況下，香港人是否反抗過英國的殖民統治？除了一開始帶辮子的同胞不習慣金發碧眼的外國哥哥的統治，有些許反抗之外，也就數1967那次算是“聲勢浩大”了，結果死了50幾位烈士。再無后話。那到底誰的奴性強，安于異族壓迫和統治已不需多說了。　　

其二、先生大談“膚色相同的壓迫者”，如果不是在下曲解的話，　鄭　先生應指當代中國政府和一些社會不平等現象吧。或許中國是存在壓迫的，但是我個人想來還不至于達到　鄭　先生所說的人民為“奴”這個狀態。現在很多人常說資本家剝削勞工，廣東這個資本家集中的地方，眼見得成為了眾矢之的。從富士康連續跳樓事件到迪斯尼中國代工廠壓榨工人等等，一時間廣東簡直成了人間地獄。但我個人認為，這些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恰恰反映了大陸人民的覺悟，大陸人民的抗爭。從另一方面看，就程度而言，個別現象也不能代表整體。以個人為例，我是07年冬南下廣東的，一直在私立學校工作。在惠州的時候確實有些私立學校存在著課時量過大、不為教師買保險、克扣拖欠工資的現象。但是，我　卻少見　老師逆來順受的。好說話的大多另謀高就了，不好說話的直接上勞動局、教育局告你。而且幾乎是上午告上午學校老板就挨批，下午就解決，這也是一種反抗吧。這里面反映了職能部門監管不善的問題和人民的維權意識提高等方面，但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所以不進行展開。　　

先生又說：“罵外國人及其奴才其實是輕松的，罵本國的壓迫者及其奴才要承受真正的、更大的壓力。”想來是在說孔公吧，但是我冒昧的問一句，去年深圳大運會市政府強迫居民遷移，孔公站在百姓的立場上怒斥深圳市政府，溫州動車追尾事件發生之后，孔公大罵鐵道部“草菅人命”這應當算是罵本國的“壓迫者”吧？那作為一位社會學家，對如此大的社會事件先生為何緘口不言呢？如今反而指斥孔公只會 “罵外國人及其奴才”，在下以為恐怕有歪曲他人形象之嫌，實在有失厚道了。　　

其三、　鄭　先生說：“孔慶東說：‘到現在呢我們香港現在回歸了，人心并沒有完全回歸，還有很多這個殖民主義留下的狗崽子，啊。他在殖民主義者面前狗，但他對待內地同胞面前他忽然覺得自己是狼。’當他把權力移交和人心向往這兩種“歸屬”攪在一起的時候，我真的不　明白孔　先生想說的是什么。”隨　后鄭　先生將“人心回歸”分析為政治方面的認同和對公共秩序理解兩個層面。這里　鄭　先生恰恰回避了孔公所直指的要害之處——對國家，民族的認同這一主題。說白了，香港在政治形勢上回歸了，但依然有部分香港朋友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認同香港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依然懷念著他們二等公民的身份，鄙視甚至是敵視著大陸。這才是關鍵，才是要害，才是孔公這段評論的精華。而且我要說孔公這句話不是單單說給香港人聽的，他是說給全中國人聽的。我記得在我的博文《讀孔公<國文國史三十年>之有感》里面曾經說過：“我們看孔公的時評，經常能感覺他一棍子掄去就打擊了一大片，就是他沒罵你，你都感覺他好像是在罵你。”為什么？因為他罵的是一種思潮——崇洋媚外的思潮。我們可以在政治觀點上有左有右，我們可以推崇儒家思想，推崇共產主義思想，推崇資本主義思想。但是有一個底線，我們必須認同自己的的國家，認同自己的民族，因為我們都有一顆中國心。這是一種精神，一種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原因。　　

現在很多人墮落了，精神上墮落了。盲目的鼓吹西方、美國如何如何的好，對自己的祖國不惜用最惡毒的言辭進行詆毀、貶低、污蔑。美國人、日本人或許會否定某個政黨、某個領導人，但不會否定自己的國家、民族。他絕不會對你說我身為一個美國人是恥辱的，但有些中國人會。這種事難道不值得“大驚小怪”嗎？我們沒有被八國聯軍瓜分，沒有被日本帝國主義滅國，不正是這種民族精神在支撐著我們嗎？而現在這種精神不是正在消退嗎？孔公要罵的就是這些人，這些奴性深重的人，不管你是大陸的、香港的、臺灣的都在此列。　　

四、臟話評說　　

圍繞著孔公說臟話這個話題，大家的爭論已是由來已久了，從去年“三媽的”事件一直持續到今天。久的、多的讓人有點麻木了，有點提不起興趣了。好聽點的說這是語言暴力，說不好聽的就是沒道德、沒素質，如今　鄭　先生已加入了這場“大合唱”。而且　鄭　先生采用了一種極老套的批駁手法，先是自我評說，然后抽象的肯定臟話的“積極功能”和“美學價值”，感覺　鄭　先生不像是社會學家到像是語言學家和美學家。最后具象的說了一大堆說臟話的害處，直指一個結論——“在公共論壇上做出武化的表演，悖逆了一個教師的天職：教化”。其實總結起來，通俗的說就是老孔啊，在公共場合說臟話太沒素質了，而且這樣做都不夠格做一名老師！但是在下到不這么認為，我看罵不過是愛和恨兩種情緒的表現。我的敵人恨我，他要罵我，我不怪他，因為這是必然的現象。我不會虛偽到要求我的敵人看見我，還要像紳士一樣向我問好，要罵就來嗎。愛我的，如老爸老媽老婆，他們也愛我，更罵我，我不會說你不能罵我，太沒道德了。如果說了怕是我爸一巴掌就摔過來了，讓你小王八羔子知道知道“花兒為什么這樣紅”，更重要的是他們愛我，我不會傷他們的心。中國有句古話“愛之深、責之切”應當就是這樣的吧。孔公罵人就是抱著這種情懷，他對敵人要義無返顧的，絕不留情的打擊，他不虛偽，直來直去才是真性情。對于他所愛的人民，國家。他一樣要罵，這是一種責任，一種愛護。我不怪他，有人要怪我也實在是管不到特寬的，但是希望不要一說罵人就群起而攻之，口誅筆伐。　　

再者誰說罵人就不是好老師，從古到今有多少前輩們就在嬉笑怒罵之間完成了道德傳遞。孔子說：“因材施教”，換個角度說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在面對不同客體的時候，我們要在教學方式、教學內容上做出適當的調整。教化，教化他接受了，他驚醒了就夠了。只要前提條件是教化，我心中有教化這個責任，至于采取哪種方法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豈能以一個統一標準來衡量它。我倒建議　鄭　先生了解一下一休宗純禪師，就是日本的那位一休哥，他的教化方式就蠻另類的，但是不能去否定他的教化功能。而在今天面對這個紛繁雜亂的世界，冒出個橫刀立馬、大殺四方的孔和尚見天兒的在哪“吃飽了撐”的似得大罵“漢奸”、“走狗”、“賣國賊”，也不失為一帖清熱解毒、提神醒腦、扶正祛邪的教化良方吧。　　

最　后鄭　先生有用孔公與去年北大停職教授秦明瑞進行了一個類比，把他們的行為說成是“不當”的行為。我認為實在是大為不妥。秦明瑞的事件，不但是道德有虧，甚至可能還涉嫌違紀，違法。怎么能相提并論呢？要說如何辨別這兩件事的性質其實也簡單，看他的動機，這沒一看就明了了，一個是不惜以身犯險、有德行、有擔當的教授，一個是衣冠楚楚確荒淫好色的“叫獸”，他們之間可有一絲可比性？如果不懂的話，不妨舉個例子說明一下，殺子這種事不能不說是人倫慘劇，但是同樣是公認的犯法的事情，犯罪主體一樣，犯罪結果一樣，可由于動機的原因在道德層面上卻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我記得兩個案例，一宗是2010年4月《南方都市報》刊登的香港籍鄧姓男子因為兒子撒謊，將兒子衣服扒光，浸于水池中將其溺斃的事情。另一宗是2005年5月《時代商報》刊登的新民市孤家子村柴姓老漢，因兒子吃喝嫖賭，欺壓鄉里，不孝父母怒將兒子打死的事件。那我們看前面的那位父親，我說是枉為人父，禽獸不如。而柴老漢則是可憐和可敬的。在這事發生后，孤家子村1000余位百姓聯名寫信給當地法院，請求從寬處理。前后對比，雖然諸多方面的相同，但人們所表現出來的心態是不同的。所以我說你要看清一件事的本質，不能只看他是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這些的動機。　　

面對當代這樣一個迷茫、高速甚至有些墮落時期，當代學者更需要成為民族的脊梁，民族的精神支柱。這一點孔公做的很突出，很實在。對于他我希望大家支持他，認可他，包容他。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學者站出來，為中國的發展道路點亮一盞引路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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