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一個系統保持穩定，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系統的框架結構的穩定，核心框架松動之后，系統必然失去穩定，最終完全崩潰。對于社會系統來說，維持社會結構的核心要素是規則，而規則有兩種，一是法律，二是道德。法律用槍桿子維護，依靠軍隊、法院、警察、城管、計生委等暴力機構行使法律；道德則由社會輿論、習俗維護，依靠的主要是媒體、人文知識分子等。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中，大量的規范本應該由道德來規范，道德的維護成本遠遠小于法律。一個社會系統的法律條文越多，范圍越廣，規則越細，則維護成本越高，在每一道法律條文的背后，都需要養一群暴力機構的成員啊。原本小商販亂擺亂放只需要由市民進行道德譴責就可以完成的維護動作，由于制定了相關的法律，就產生了城管這個專門部門來執行，每一個部門都意味著一筆社會開支，而這些部門成立之后，為了凸顯自身存在的價值，他們又必須更多的“加強管理”，從道德領域內抓權，將原本社會習俗就可以規范的東西納入自己的“業務范圍”，于是自己“業務”更繁忙了，人手又不夠啦，于是繼續添加人手，人手多了就繼續攬事——再從道德領域內抓權，比如鄭州的饅頭辦大概就是這樣產生的吧。這樣，法律的手越伸越長，社會的維護成本越來越高，以至于“維穩開支”居然超過了“軍費開支”，這真是社會管理的恥辱。

　　當然，這些也不能全怪管理者。自從“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之后，我們飽受委屈從牛棚里面出來的“知識分子們”就活躍起來，他們一方面大力鼓吹法制化，要“完善法制”，要完善法制當然就東瞅瞅西瞅瞅，看看哪些方面法律還沒有規范到，趕緊上書立法，于是法制就越來越“完善”了。法制化的同時，產生了一大批“法律黨”，特別說明一下，“法律黨'是黎陽網友提出的一個概念，主要指那些靠吃“法制飯”的律師、法學專家、法官等等相關人員；在另外一方面，那些掌管著社會輿論道德的媒體文人，他們則一次又一次的突破道德底線，主動的壓縮道德空間，以此來表明自己的“解放思想”，這邊道德領域內在“扔”，那邊法律領域內在“撿”，“一扔一撿”在完成法制化的同事，也造就了中國社會的“道德崩潰”，而那些始作俑者卻作出一副痛心疾首狀——這都是“思想解放出”來的結果，裝什么無辜啊？

　　實際上，輿論是社會道德的塑造者，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絕大多數人都是處于勞動狀態的。因此，很少有人能將眼睛盯在自己的工作范圍之外進行思考，一是沒時間，二是沒精力，三是也可能沒有興趣。所以，對于社會輿論來說，什么是“真相”？往往媒體說的就是真相。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在思考，可實際情況卻是自己的思考都被媒體輿論控制著。也很少有人能對抗輿論的壓力，哪怕輿論顯然不合事實、不合邏輯，有人做過實驗，拿著兩根明顯長短不一的小棍，找了9個人當“托”，每個人都說短的那根棍更長，第十個人是被實驗者，讓被實驗者判斷哪一根小棍更長。實驗的結果很讓人沮喪，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接受了輿論的暗示（前面九個人的判斷），昧著自己的眼睛和良心將短的說成是長的。所以，社會輿論是強大的，足以顛倒事實真相，而這正是輿論的力量所在，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三人成虎就是這個意思。

　　這兩年美國政府一直和中國在谷歌的問題上鬧別扭，為了一家企業不惜上升到國家政治的層面，他們到底在爭什么呢？其實他們就是在爭奪對中國社會的輿論控制權。由此可見，輿論控制權對于一個國家的安全有多重要。這里要給那些官僚們上上課，輿論控制權不僅僅是控制輿論的發布權，更重要的是輿論的可信任度，CCTV作為一個反面案例已經可以被拿開了。而南方報系的洗腦能力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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