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貸是中國經濟陷入滯漲的并發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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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策劃義丐徐超當明星演繹“精神變物質”的精神生產方式時曾經放言，整個世界經濟都將陷入嚴重滯漲，并且，經濟的滯漲會進一步激化勞資矛盾，引發全球范圍內的政治風波和社會動蕩。
而今，美債危機、歐債危機的愈演愈烈以及各個國家失業率的居高不下已經宣告了全球經濟復蘇的破產，而英國的騷亂、希臘的罷工、占領華爾街的游行等此起彼伏的政治事件也都一一應驗。
我的預言并非高深莫測，而是基于“精神生產方式就是信息和知識的共產主義”這一基本判斷，由于精神生產方式使得腦力勞動可以獨立創業，從而使得雇傭勞動制度逐步走向解體，而資本主義也迎來自己真正的滅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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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滅亡期正是共產主義的發育期，正是工業文明讓位于智慧文明、體力勞動讓位于腦力勞動、物質生產讓位于精神生產的轉折期和過渡期。
由于精神生產方式是以人的腦力勞動為核心，它所形成的是知識產權和品牌價值等形式的無形資產，即智本，因此，這種生產方式必然表現為智本運營代替資本運營，是智本要反控資本。
但由于追求錢生錢的資本難以統治精神生產，而又不甘心接受智本的統治，因此，資本便滑向了投機的泥潭而使得資本主義淪為投機資本主義，如果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都被投機資本所驅動的話，其最后的結果便是全球性滯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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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并解決經濟的滯漲，西方經濟學的所有理論都是蒼白無力的，原因恰恰在于，他們只會站在資本而非勞動的立場上思考問題。
他們認識不到人類勞動的發展從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轉移過渡這一歷史趨勢，認識不到腦力勞動所創造的知識產權和品牌價值等無形資產正是勞動者自己的無形資產，他們認識到不到勞動力在發展成人力資本之后、進而又向著知本和智本一路演進。
站在資本的立場上思考問題，這些西方經濟學的權威大師們只會維護資本的利益，他們企圖將腦力勞動繼續視為可以被資本雇傭的高級勞動力，而不去思考如何讓腦力勞動獨立創業，其典型的表現就是，這些西方的政客們只關注就業率而就是不關心創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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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就是一架不斷生產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的“社會機器”。
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資本總是傾向于生產規模的擴大，而同時，卻在分配環節傾向于自己拿大頭而壓低勞動者的工資，但勞動者轉身就是消費者，就是市場需求，于是，資本主義一邊為自己生產出過剩的產品，而在另一邊卻又同時閹割著自己的市場。
這種生產不斷持續的結果便是資本主義初期那種以生產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而為了規避這種生產的過剩，資本主義從初期的“以生產為核心”而轉向“以市場為而核心”了，以至于“以市場為導向”成為營銷學的基本定律。
他們高呼著“消費者是上帝”這種冠冕堂皇的虛偽口號，而眼睛卻直勾勾地盯著消費者的口袋，反復撥打著如意算盤將消費者的口袋換算成自己的市場需求，再反過來調整自己的生產，為了避免生產過剩造成的損失，他們相繼發明了看板管理、零庫存、以及根據訂單生產等一系列管理創新，以至于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好像不復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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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所不知道的是，當他們竭力避免生產過剩的時候，他們手中的資本卻開始過剩起來，當他們喜滋滋的拿著這些資本去放高利貸、去炒股、炒樓、炒期貨，去從事那些以錢生錢的所謂生意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把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轉變為資本過剩的金融危機了。
過剩資本如果用于投資，去雇傭勞動并整合生產要素從事社會生產，還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應該算是有益于社會經濟發展的，但如果過剩資本轉入投機領域，不斷通過金融衍生品的操作低買貴賣而獲利的話，那就意味著資本開始反過來破壞社會生產了。
這種低買貴賣而從中漁利的資本投機行為必然抬高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并使其向整個社會生產體系傳導，從而造成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在本質上是令整個社會為自己的利益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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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投機資本的興風作浪形成鮮明的對立，人類的勞動卻在干涸的大地上踽踽獨行，他們想創業卻沒有資本，想打工而工資卻不夠養家糊口。
這便是資本和勞動的斷裂，這種斷裂一方面是由于勞動的崛起，即勞動從體力勞動向著腦力勞動、從勞動力向著人力資本乃至智本的發展和躍變；而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資本的沒落和腐朽。
資本和勞動斷裂的結果便是，勞動不能順利持續地從事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而資本卻在金融市場、要素市場乃至消費市場投機賺錢。
勞動不能驅動社會生產，就會導致經濟停滯，而資本不斷進行投機，就會產生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就是滯漲的根源，即滯漲是資本和勞動的矛盾在經濟上的反映，是資本和勞動斷裂的必然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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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認識到精神生產方式之后，我們才能更為深刻準確地理解經濟滯漲，才能認識到滯漲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滅亡時的必然癥狀，是資本和勞動的矛盾爆發在經濟領域中的表現形式。
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在全球經濟陷入滯漲的世界形勢面前，中國經濟也不會獨善其身而置身事外，中國，是世界的中國，而滯漲的中國經濟也必然是世界經濟滯漲的一個縮影。
所不同的是，中國社會擁有一個凌駕于資本利益之上的控制力超強的社會主義政權，因而在根治經濟滯漲方面具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比擬的獨特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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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于社會生產，資本已經嚴重過剩，但由于資本又表現為金錢，而相對于人類無止境的欲望，金錢卻又永遠稀缺，這種稀缺既表現為暴發戶們的欲壑難填，也表現為窮人對金錢的現實需要。
于是，在生產中過剩的資本卻從來不象那些供過于求就會價格下跌的產品一樣，接受供求規律的支配，恰恰相反，它總是通過人類對金錢的普遍渴求而維護著自己供不應求的地位。
結果我們看到，在全球低利率的金融環境內，在經濟滯漲的嚴冬里，窮人們對金錢的饑渴一旦邂逅財主們的貪欲，卻在民間滋生出了高利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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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貸不是高利貸本身，而是中國經濟陷入滯漲的并發癥，在滯漲的環境里，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都必然面對收入萎縮而開支上漲的窘境。
在企業界，那些專注于生產制造和銷售的行業會遭遇市場萎縮和成本上漲的腹背夾擊；而作為勞動者和消費者的人民群眾則要遭遇“除了工資不漲，什么都在漲價”的尷尬。
只有那些已經做大做強并能夠腳踩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兩條船的上市公司才過得相對滋潤，產業萎縮不妨礙他們在資本市場靠投機圈錢，由于擁有穩固的融資渠道，他們還可以將低利率的銀行貸款一轉手變成高利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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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貸是貧富分化在生產領域中的體現，是資本在社會生產中配置失衡的必然結果，是企圖以收縮流動性而根治通脹的單純貨幣政策使得廣大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喪失低利貸的產物。
資本主義的銀行以及金融機構都有一個嫌貧愛富的劣根性，他們只愛錢財卻不愛人才，他們從來都是貫徹以資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更奢談什么以智為本了，他們喜歡土地、廠房等有形資產而從來無視無形資產，造成的結果是，專利權、商標權以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這些無形資產一直難以得到來自金融機構的資本。
結果我們看到，越是需要資本的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廣大創業者越是難以得到資本，而越是不需要資本的大企業、大富豪越是容易得到金融機構的支持，這種在生產中的兩極分化能不產生高利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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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的滯漲得不到根治的背景下，生產領域中的高利貸只是貧富矛盾走向激化的第一步，只是經濟形勢惡化的第一步。
可怕的是高利貸從生產而殺入生活領域，當大量入不敷出的低收入群體和貧困人口不得不借高利貸以度過難關的時候，楊白勞和黃世仁之間的悲劇又要出現了。
而一旦如此，則貧富矛盾將再次倒退為階級斗爭，整個社會也將被這種階級斗爭重新炸毀，包括這個以消滅階級而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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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為高利貸大唱贊歌而加以維護的學者是資本豢養的鸚鵡，他們只為其主子的利益而奔走呼告，他們叫囂著高利貸的種種好處，卻從來不會站在社會整體發展的角度上思考問題。
要根治高利貸，就必須承認經濟陷入滯漲這一客觀現實，必須自覺發展精神生產方式，必須發揮出社會主義的制度優越性，必須讓國有銀行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制度優越性而不能象資本主義銀行那樣嫌貧愛富。
要根治高利貸，必須抬高智本而打壓資本的價值，必須使整個社會重視人才而勝過錢財，重視才子而勝過財主，重視精神而勝過物質，重視腦袋勝過口袋，必須重視知識產權和品牌價值這些無形資產的價值并使其容易獲得資本，必須對整個社會草根百姓給予經營管理營銷策劃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訓，必須啟動整個社會的創業熱潮。
《智本論》作者相曉冬2011年10月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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