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時刻不忘詆毀國有企業的經濟學家又借機攻擊國有金融企業，他們認為：

   在中國現有的金融制度安排下，出于金融機構的自利本性和對風險的控制，銀行主要為大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服務。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和個人，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和可能的道德風險很難從銀行貸到款，而資本市場的國有性質也使得直接融資的渠道對它們基本堵塞。因此，企業或個人要發展，只能轉向地下錢莊或向一些親朋好友等特定人群或公眾借貸。但是，民間金融的未開放使得放貸者必定要考慮到此種政策風險，所以，民間借貸的利率一般都高于正規市場的利率。因此國有銀行一刀切的限貸是推動民間高利貸的直接推手，這個責任應該是國有銀行應該承擔的責任。

    這就叫做拿著不是當理說，民間高利貸本身就是違法的，做了違法的事情造成了惡果，自己跑路而不承擔責任，不去查自身的原因，反而怪國有銀行沒有給其貸款，這正如一個人搶劫犯了罪，不去懺悔自身的罪惡，反而怪銀行沒有發給他足夠的錢一樣。

    還是看看實際的原因是什么吧。

　　在溫州實地調查期間，多位溫州商界人士感嘆溫州商人的可貴品質正在淡去，投機逐取暴利使得溫州商人偏離了發家時的實體經濟，轉而投資房地產等暴利行業，并且有一些還漸漸沾染上了賭博等惡習。溫州中小企業聯合會會長周德文表示，大部分溫州企業主依舊保持創業激情，但一些“跑路”老板卻迷戀虛擬資本游戲，倚重高息的民間借貸，押寶房地產，最終只能飲鴆止渴，作繭自縛。

　　溫州大虎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周大虎向晨報記者介紹，自己在1992年以5000元下崗工人安置費起步，創辦工廠生產打火機，兩口子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義無反顧打拼天下，到1997年獲中國最強打火機企業稱號。

　　對于那個時代溫州商人及其骨子里面的精神，周德文概括說，“上世紀80年代為‘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萬水、歷盡千辛萬苦、說了千言萬語、想出千方百計；90年代為‘四自精神’，即自力更生、自擔風險、自強不息、自求發展”。

　　現如今

　　1998年全國取消福利房，推行商品房制度，敏銳的商業嗅覺讓溫州人感到了又一次投機的機會，于是溫州炒房團名聲鵲起，以至于發展成老公開廠賺錢，老婆全國買房的掘金路徑。

　在暴利的引誘下，更多的溫州人開始迷戀上房地產這個游戲，甚至不惜鋌而走險借助高利貸。與此同時，富裕起來的溫州商人也漸漸沾染上賭博的惡習，甚至靠高利貸籌集賭資。

　　中小企業難以獲得融資使得民間借貸繁盛。今年以來，溫州民間借貸空前活躍，上半年，溫州當地發生的民間借貸高達485.5億元，是中小企業資金來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周德文強調，隨著去年以來全國房地產調控政策頻出，房地產利潤難以支撐高昂的高利貸利息，資金鏈斷裂成為壓倒諸多溫州商人的最后稻草，于是“跑路”成為必然的結局。

    看明白了嗎，溫州跑路老板借高利貸不是發展經濟，而是炒房，搞虛擬經濟、賭博。

    難道讓國有銀行貸款給這樣的企業、這樣的老板嗎，如果這樣，國有企業隨著他們的跑路不也要受到拖累嗎？正是因為國有企業相對嚴謹的制度才限制了這種高利貸游戲只是集中在溫州等少數幾個“資本運作”活躍的地區，否則全國都從銀行貸款炒房子，我們面臨的就不是幾個老板跑路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崩潰的問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日本不就是全國炒房嗎？日本經濟崩潰之后，20多年依然在泥潭中掙扎。這種教訓不值得吸取嗎？茅于軾等人鼓吹放開金融，放開信貸，其目的到底是什么，這不是在給已經瘋狂逐利的游戲火上澆油嗎？

    想想茅于軾當初提出的農村18億畝耕地紅線不必收、為富人說話等言論，此人真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來運作其搞垮、搞亂中國的大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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