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看新聞報道，得知有關部門正在組織記者下基層、改作風、改文風。記者眼下的作風、文風存在什么問題？又要改成什么樣的作風、文風更好、更符合有關部門的要求？新聞報道里沒說，我也不好妄加揣測。

自工作至今，我已在四五個行業工作過。其中有兩年在南方一家報紙當記者，之后又在北京一所大學念傳播學，前幾年又在一家企業干新聞主管，對新聞這一行的甘苦也有所體會。坦率地說，今天中國新聞界，既有不少有學識、有思想、有膽量、有耐心的好記者，特別是一些新聞單位的調查記者，冒著風險，花費幾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認真深入地調查，向公眾報道、揭露真相，以幫助解決問題，令人十分感動和敬佩。但同時，新聞界也有許多坑蒙拐騙、欺世盜名之徒，他們嘩眾取寵之心常有、實事求是之意全無。有些記者寫出的報道，毫無中國立場、大眾立場，這樣的記者常常引人反感、招人蔑視。

記者的優勢在于走南闖北、見多識廣，但普遍存在的劣勢在于——看戲不知做戲的難。記者見過的世面確實很多，寫過的有用沒用的文章也不少；但實在說，自己真正踏實做成的事業，每一位記者又能數出幾件？一事當前，高談闊論、指手畫腳的人，從來不會少；但真正能夠迅速想出辦法、妥善解決好問題的人，又有幾個？

感情用事易，老成謀國難。大到治國理政、小到春種秋收、外加吃喝拉撒，哪一樁事情辦起來都不容易。所謂事非經過不知難，正是如此。記得有一年我所在城市的一個山區縣突發山洪，我跟隨市水利局長前往受災地區做報道。在去現場的路上，這位局長問我：“小伙子，以前經歷過抗洪嗎？”我告訴他沒有這方面的經驗。這位局長馬上囑咐我：“到了之后，你注意跟著我走。水火無情，千萬要注意避險。”事情已過了十多年，我至今還對這位局長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后來經歷的事多了，我逐漸知道，無論是救火、抗洪，都有規則可循，絕不能豪情沖天地蠻干。正是從與報道對象的這類交往中，加上之前、之后在別的行業工作的經驗，我多少體會到實際工作的難處，記者看準、看清問題的把握有限。

最近一段時間，媒體不時揭露出騙購保障房、詐領社保金等問題，并且往往把指責的矛頭對準政府工作人員的敷衍塞責和當事人的道德低下。實事求是地說，這種指責可能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實，有它的道理。但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更應該看到在一個基本的財產申報制度缺失的環境下，人們事實上很難分辨出誰富誰窮，更難于把分配保障房、社保金等工作做到完善的地步。如果不能大力推進全社會的數字化管理水平，建立財產申報登記制度，那么，要想迅速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實際可能性很小。由于未能對癥下藥，媒體類似的揭露和批評，對改進實際工作的幫助有限。

人們越深入實際，對工作所抱的責任心越強，則往往越能夠找出問題的關鍵所在，從而抓住主要矛盾、實事求是解決問題。反過來，類似記者這樣的工作，幾乎在他出現的任何場合，都處于一個看客的地位，要想把問題研究清楚、解決徹底，就十分不易。煤礦事故、交通事故、社會沖突、政治戲碼，其中往往包含了很多深層次的原因，走馬觀花者往往失于淺嘗輒止、浮光掠影。對記者來說（特別是有點兒表演天分的），表面上的慷慨激昂、一二三四、質問反問、嬉笑怒罵、潸然淚下，其實都不難，但能夠解決問題的實招，往往一招都沒有。

美國大蕭條之際，羅斯福總統曾講過一句非常尖銳的話：“什么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就是在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干的時候，他們知道怎么說。”這話當然有偏激之處，但也恰恰反映出作為實用主義者的羅斯福，對于那種不著邊際的教條主義言論的反感。坦率地說，今天的新聞記者，類似的毛病何嘗少了？

記者這出戲不好唱，全社會其實都在看。最近，駱家輝背包出機場、拜登北京吃炸醬面的新聞，炒得沸沸揚揚、叫好喝彩的也不少。但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作為美國政壇摸爬滾打幾十年的老牌政客，這類“作秀”對駱家輝、拜登簡直是小菜一碟。中國有的媒體記者為此叫好不止，是暴露了自己的無知無聊，還是刻意在裝蒜？或者是因為收了美國基金會不菲的研究經費、只好“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軟”？或許兼而有之？

據王紹光教授的研究論文（文題似是《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這會兒記不確切），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類機構，歷年來都散出不少銀子，招募其他國家的一些“意見領袖”和新聞記者、開展滲透性傳播，以確立美國在世人中的美好形象。想必中國記者、“意見領袖”里也有收這類銀子的貨色吧？倘若如此，冒出一堆為駱家輝、拜登喝彩的“啦啦隊員”，也就非常好理解了。不過，對在一旁看熱鬧的其他中國記者而言，是否從此該瞪大些眼睛，從中瞧出更多的門道來？否則，一再地跟著起哄，也頗為無聊。

這樣說來，讓記者下基層、改作風、改文風，不是一點兒意義都沒有。但真要有進步，一得有中國立場、別把美國的利益當成中國的利益，二得有大眾立場，別把高官富豪的愿望當成人民大眾的愿望，三要克服自己的職業病，看戲看出門道不易，做戲則更難。

 

大民工，2011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