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破解當今中國的困局
——也談“頂層設計”問題
作者:云帆
最近,吳敬璉“吳市場”在他的一次講演中又拋出一番高論——“全面改革要有頂層設計”。“吳市場”先是羅列了一大堆當今中國改革中遇到的難題,認為中國的發(fā)展已經陷入了兩難困境,而轉變發(fā)展方式,就必須要經過一系列的全面的改革,“為了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改革要有頂層設計’被提了出來”。既然被提出來了,筆者正想對這個所謂的“頂層設計”見識見識,一探究竟,不料通篇不見“頂層設計”的真容。不知“市場”大人是故意賣關子、吊胃口,還是有何難言之隱,一提到“頂層設計”就欲言又止,欲說還休,總之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顧左右而言他,總不肯正面闡釋“頂層設計”的含義。
其實,“吳市場”之所以如此含蓄自有他的苦衷。就在前不久,吳邦國委員長在十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正式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zhí)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的聲明言猶在耳。因此,頗識時務的“吳市場”盡管有一肚子話要說,在當下也不能不有所忌憚,只好點到為止。但“頂層設計”的潛臺詞仍不難通過旁敲側擊的言語顯露出他的真跡。在論述到“頂層設計”的阻力時,“吳市場”特別提到了意識形態(tài)的阻力:“二是意識形態(tài)的阻力,因為我國長期受到從蘇聯接受過來的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有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阻礙,市場化改革必然會受到影響。”從蘇聯接受過來的意識形態(tài)是什么意識形態(tài)?毫無疑問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在與中國的實際國情相結合后這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表現為:政治上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并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力;經濟上堅持以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思想文化上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而這一切都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明確無誤地寫明的。因此,包括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在內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zhí)政之基。可就是這樣的立國、立黨之根基,在“吳市場”那里卻成了“頂層設計”的一大阻力,并欲除之而后快,可見他之所謂“頂層設計”是個什么貨色了。
誠然,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發(fā)展,在伴隨GDP規(guī)模急劇膨脹的同時,中國各類社會矛盾也日益凸現出來,尤其是深層次的矛盾問題就像一根根繩索,盤繞糾纏在一起,而且越繞越密、越纏越緊,最后形成了一個又一個數不清的死結,于是中國面臨越來越多的兩難選擇,發(fā)展陷入了困境,中國似乎又一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中國必須做出選擇。而此時,諸如 “吳市場”之類的右派學者、資改派給出了答案,他們一反過去慣于從“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微觀視角觀察經濟社會的常態(tài),提出了著眼于“長遠目標”、“全面改革”的“頂層設計”。乍一看,這個“頂層設計”著實有些玄奧,還有幾分嚇人,仔細分析,全無新意,不過仍是些販賣來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殘渣剩飯,無非是“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才能促進各行各業(yè)的蓬勃發(fā)展”、“要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出現了一種開倒車的現象,不是朝著市場化方向走,而是朝著相反方向走,強化了政府對資源的支配”等等陳詞濫調。不同以往的是,這次他們已不再滿足于市場化改革,也不再滿足于經濟領域的改革,而是把“頂層設計”當成了一個大系統,“在這個大系統下的各個子系統都要有這樣的設計,包括經濟系統、法治系統、文化系統、教育系統等等”,顯然,“頂層設計”是一種上層建筑的設計,是沖著政治體制改革來的,是一場企圖畢其功于一役的根本性變革。其實質是對吳邦國“五不搞”的反動,是要變“五不搞”為“五要搞”,變革的對象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而且文中最后還特別強調:“所有這些改革不但要有頂層設計和具體實施方案,還要有去除各種阻力障礙的決心和令行禁止的執(zhí)行力,這樣,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在當前面對種種困境、種種危機,人民群眾日益覺醒,回歸社會主義的呼聲不斷高漲的形勢下,資改派也許預感到時日不多,為保住“改革開放的成果”,他們不但拿出了“方案”,還拿出了“決心”和“執(zhí)行力”,其需之急,其情之迫,已是溢于言表、躍然紙上。
眾所周知,盡管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財富取得了巨大增長,但隨之而來的嚴重的社會危機又幾乎將之前的財富增長抵消殆盡。國內官僚腐敗、貧富分化、通貨膨脹、環(huán)境惡化、資源流失、信用危機、文化頹廢、道德淪喪;國際上美帝國主義完成了對我的C型軍事戰(zhàn)略包圍,南海被蠶食,釣魚島被強占,巨額外匯儲備、美國垃圾債券以及海外投資每天都在遭受天量的貶值和損失,一頭扎進WTO的圈套被強加上種種不平等的世貿規(guī)則,中國就像滿身被插滿了吸血的管子,每天都在大量地失血……總之,中國在GDP總量榮登世界第二的同時,卻使自己陷入了前所未有、內外交加的困局,而且積重難返、愈陷愈深。至此,人們不禁要問,一個曾經從毛澤東時代走來,一個曾經萬眾一心、昂首挺胸、意氣風發(fā),一個曾經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擁有完整國民經濟體系,即將信心百倍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究竟緣何走到今天這樣的困局?又有誰才能破解當前中國的困局?
30年以來,中國的確是發(fā)展了,但結果卻是使經濟社會的發(fā)展與民生產生了嚴重的對立,而這種對立的日趨加劇,有使經濟社會走向崩潰的危險。這一切都表明,一定是發(fā)展本身出了問題,當前官方主流的說法是發(fā)展方式問題,實際上是發(fā)展方向問題、發(fā)展路線問題。資改派曾經津津樂道“發(fā)展才是硬道理”,今天的事實證明,比發(fā)展的道理更硬的是發(fā)展方向、發(fā)展路線的道理。長期以來,資改派懷著一己之私,只抽象地講發(fā)展,卻有意回避沿著什么路線發(fā)展、向著什么方向發(fā)展、為了誰而發(fā)展的問題。他們一開始打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幌子,叫囂“砍旗”、“闖禁區(qū)”,將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丟棄在一邊,自以為比毛澤東高明,拋出“貓論”、“摸論”、直到最后的“不爭論”,期間又大肆啟用經過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敵對勢力豢養(yǎng)、洗腦的右派學者,接受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大搞市場化、私有化,蛀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使公有制經濟成分占國民經濟總量比重下降到不足30%;逼迫工人下崗、農民失地,使工人階級由領導階級淪為弱勢群體,工農聯盟也早已不復存在。當這種改革已帶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本應痛定思痛,自我反省,但資改派仍然遠忠近佞、拒諫飾非,對改革拒絕反思,全然不再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卻胡說“在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要靠深化改革來解決”,遂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以致今日積弊日深、積重難返。今天的困局昭示著中國再也不能這樣走下去了,中國這樣再也走不下去了!中國必須正本清源、改弦更張!否則,中國面臨的就是邪惡、就是災難、就是深淵!
就在中國深陷困局需要做出歷史選擇的時候,以“吳市場”為代表的右派學者、資改頑固派又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又一次將早已在西方金融危機中破產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包裝成“頂層設計”變本加厲地禍害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新自由主義為禍中國數十年,期間對市場經濟、私有化的迷信幾乎被打造成為21世紀中國人的思想牢籠,在這個牢籠的束縛下,市場化、私有化被當成解決經濟社會問題的萬能良藥,所謂“市場經濟,一私就靈”,就是當前中國這種迷信思想的寫照。在這種迷信的主導下,中國老百姓經歷了住房改革后有房買不起,經歷了教育改革后有學上不起,經歷了醫(yī)療改革后有病看不起,經歷了養(yǎng)老改革后有老養(yǎng)不起……凡此種種禍端,不勝枚舉。很明顯,資改派自掌權以來,長期在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鼓噪下,早已背離了當初“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鞏固和完善”之初衷,培植私人資本而不節(jié)制,侵害百姓民生而不自斂,壓制大眾民主而不反省,縱容反動言論而不過問。毛澤東思想明明是當今世界最先進的思想理論,明明是唯一能使中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使中華民族走向復興強大的思想,卻被右派學者、資改“精英”斥之為“極左”而加以排斥甚至否定,卻整天熱衷于趴到早已臭不可聞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狗屎堆里尋找什么治國之道,他們不愧是瑜中求瑕的典范,屎里覓道的楷模。今天,在資本主義世界遭受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以致演化成日益加深的經濟社會危機的時候,就連包括資產階級學者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也正在掀起了對市場原教旨主義、新自由主義進行反省和批判的思潮,中國以“吳市場”為代表的資改“精英”卻仍冥頑不化,死不改悔,仍然抱著市場經濟萬能、私有化萬能的原教旨主義不放,將使中國徹底走向災難的深淵。更令人不齒的是,這次他們又是故技重施,又一次翻著“魔鬼大辭典”把市場原教旨主義、新自由主義的陳詞濫調包裝成“頂層設計”以售其奸,企圖繼續(xù)忽悠中國老百姓。只是人們在這個“頂層設計”中絲毫看不出破解當今中國困局的希望,卻分明看到二十年前早已臭名昭著、導致蘇聯亡黨亡國的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
如果僅從尋找根本出路的意義來理解“頂層設計”的話,中國時下是的確需要“頂層設計”的,而且是迫切需要。因為要使中國走出困局,已不能再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了,必須找到一個根本的解決辦法,這就是真正代表人民大眾的利益和歷史必然走向的“頂層設計”。當然此一“頂層設計”與彼一“頂層設計”有著本質的不同,這一“頂層設計”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革命路線,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在此路線方向的指引下,執(zhí)政者應從全局整體的宏觀戰(zhàn)略高度來審視和把握中國的發(fā)展,而不應僅僅再局限于個別的技術層面修修補補。這就要求真正的共產黨人臨危而振、痛下決心,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氣魄和膽略撥正航向、改弦更張,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思想文化等各領域展開一系列的、全面徹底的撥亂反正,以毛澤東思想統領全局,才能真正破解當今中國的困局。
政治上,全面繼承毛澤東關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要承認在社會主義階段,還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而要進行這一階級、路線斗爭,就必須走革命的群眾路線。一是要充分發(fā)動群眾,向群眾宣揚“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精神理念。不怕群眾運動、不怕群眾造反,而且要創(chuàng)造條件、環(huán)境支持群眾造反。當然這種造反是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下的和平造反,而不是像在文革中受破壞分子挑唆而引發(fā)的群眾間無序的武斗。造反的對象是嚴重脫離人民群眾的修正主義、官僚主義和走資派,而不是像在文革中別有用心的人所蠱惑的打倒一切。造反的方式是充分利用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權利,如四大自由、罷工自由、選舉權、監(jiān)督權、罷免權等。二是破除清官政治,恢復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和參與國家社會事務管理、對政府實行有效監(jiān)督的民主自由權利。特別是落實人民群眾的罷免權,亦即黨員干部不論職務高低,只要他脫離群眾,不再為人民服務,人民群眾可通過行使罷免權隨時結束他的政治生命。唯不如此,不足以防治官僚腐敗;不足以使共產黨時刻保持強大的免疫力和自我更新能力,防止黨變修、國變色;不足以徹底拆除干部和群眾間的藩籬,實現黨和人民的魚水關系,而不是舟水關系。
經濟上,要鞏固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節(jié)制私人資本。特別是在關系國計民生和經濟社會安全和發(fā)展戰(zhàn)略的要害關鍵部門,要使公有制經濟占據絕對的優(yōu)勢,發(fā)揮絕對的主導作用。唯不如此,不足以為實現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不足以從根本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從而徹底消除兩極分化;不足以形成強大的科技研發(fā)力量,實現自主創(chuàng)新;不足以反制國際壟斷資本,打破外資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真正走獨立自主之路。
外交上,運用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zhàn)略,徹底擯棄“和平崛起”的幻想。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現今仍處于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要團結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支持他們的正義事業(yè),把中華民族的生存發(fā)展同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斗爭結合起來,采取“立足于打,以戰(zhàn)制戰(zhàn)”的戰(zhàn)略,貫徹毛澤東“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的斗爭哲學思想。
思想文化上,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占領思想輿論陣地,要在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念的同時,著力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路線。要充分利用建國以來前后兩個30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教育人民,讓人民認識到修正主義、資改派上臺就要復辟資本主義,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老百姓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要讓防修反資的斗爭信念深入人心,成為群眾自覺的行動。讓那些被國際敵對勢力收買和豢養(yǎng)的漢奸學者、反動文人在群眾面前無處遁形,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天塌下來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在中華民族再次面臨生死危機,再次面臨兩種命運抉擇的歷史關口,郭沫若的這句詩正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最好寫照,而毛澤東思想的革命路線、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也正是破解當今中國困局,引領中國人民走向光明未來的唯一法寶。
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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