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類聚  臭味相投--雜評李銳與辛子陵

文刀

最近有幸看到李銳為辛子陵的一本什么《千秋功罪毛澤東》的書寫了序，說什么“功勞蓋世，罪惡滔天”。普通老百姓一看，會說李銳這個人可能精神出了毛病太不正常了。其實這是善良的老百姓的一種誤解，如果這類話出自常人的嘴屬不正常，而出自李銳的嘴，那才是正常的事，因為這是由李銳的基因所決定的，不是階級基因就是思想基因。如果只要認真研究一下李銳的歷史，就不難找到其現實表現的來龍去脈了。
同時最近還看到了辛子陵2008年2月20日，在《炎黃春秋》春節聯誼會上的講話和他的所謂《胡溫新政縱橫觀》的材料，從辛子陵的講話和文章以及李銳為辛子陵的“書”寫的序，字里行間，看得出這兩個人之間以至如同一對“熱戀”，已經到了誰也離不開誰的地步了，李銳說：“我又一次從辛子陵的書里找到了知音。”辛子陵卻說：“得到李銳諸前輩的支持和指導，使我能夠心明力定地把這件事完成”。真是唇齒相依。而且兩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把凡擁護毛澤東思想反對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復辭的人，統統都貶斥為極左教條和“極左派”，而且還咬牙切齒地叫囂：“讓那些‘復辟資本主義’的攻擊者見鬼去吧！”真有要對這些“極左派”實行資產階級專正的氣勢！他們對不同意他們那一套的人，開口是“極左派”，閉口還是“極左派”，這實際上已經把他們兩人自己定格到了“極左派”的對立面——極右派的位置上了，而這頂極右派的帽子，完全是他們自己戴的，而且恰如其分，當之無愧！
對于辛子陵來說，他的那本什么“千秋功罪毛澤東”。本人沒能看到，其中編造一些什么東西，如何具體評判，沒有發言權，但可從李銳的所謂序言折射出來的，即能夠同李銳這樣的人沆瀣一氣的人，能被李銳視為知音的人，也就可見一斑了。
至于李銳其人，別的不說，只從他的所謂序言的題目“功勞蓋世罪惡滔天”，即可透視出他靈魂深處所隱藏的東西了。一個“蓋世”，一個“滔天”，是兩個根本對立的極端，作為兩個詞來講，之間并沒有內在的必然聯系，但是作為毛澤東的實踐前后是有內在聯系的而且是一個承前啟后的密切關系，即解放前的28年是為了奪取政權，這個政權正是中國人民特別是勞苦大眾翻身過好日子的根本保障。而解放后不斷為鞏固政權的斗爭與不斷發展經濟的工作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即政權不鞏固則無法正常發展經濟，反之經濟不發展又不能有效地鞏固政權。大家還清楚地記得，剛剛被推翻的反動政權必然不斷反抗，而新政權又必然不斷地打退這種反抗，而這種反抗與反反抗的斗爭會持續到反抗者感到無望時才能逐漸有所緩和，國內外均是這樣，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外部的帝國主義從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之后，才由封鎖、顛覆轉而上門求和的；內部的反動派是在經過了三反、鎮壓、反右后才不再公開進攻的。可是執政黨內部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不斷滋生，并逐漸演變成為執政黨的主要危險。故才有了不斷的整黨整風和社教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等，都是為了鞏固人民的政權。而解放前后兩個28年的根本區別，在于解放后共產黨成了執政黨，而執政黨的根本任務，是能帶領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根本任務的前提就是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在延安同毛澤東的著名的“窯洞對”，即防止共產黨步李自成的后塵，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支佩力。對此，毛澤東不遺余力采取了各種措施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且取得了不少階段性的重要成果。無數事實說明，毛澤東的后28年正是前28年革命的繼續和深入，這一種承前啟后的關系。可到了李銳那里卻變成了建立新政權之前是“功勞蓋世”，而不斷鞏固政權并在鞏固政權的過程中積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積極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偉大實踐，反而成了“罪惡滔天”了，這是一種什么邏輯？只能作如下解釋：
1．李銳解放前他跑到革命隊伍里去，原本就是動機不純，甚至是投機的，所以他反對不斷鞏固人民的政權，就純屬他自己基因的必然反映；如果解放前他加入革命隊伍，是真的想解放勞苦大眾并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話，那么他現在如此惡毒攻擊不斷鞏固政權的各項措施是“罪惡滔天”，那就說明李銳從根上背叛了人民。
2．還有一種解釋，就是李銳當年跑進革命隊伍里來，原本就是想免費搭蹭事，借以達到個人的某些目的，果然解放后還當上了一個國家水利部的副部長，雖然對這個副職總感不滿足，但畢竟算是高官了。由于他的“革命”主要是為了滿足自己，所以對共產黨的繼續革命、繼續同老百姓同甘共苦不愿意。由于在思想上跟不上形勢，在行動上就難免投機（以上大家去看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毛澤東傳》（下）“糾‘左’的努力”上、下和“廬山會議”這兩部分即P885頁至P1010頁），所以常挨毛澤東的批評是少不了的，他對毛澤東的不滿，甚至刻骨仇恨，以至發洩所謂毛澤東“罪惡滔天”的肺腑之言，是人們意料之中的事。
另外，李銳為了讓老百姓相信他的所謂“罪惡滔天”的誹謗，還儲心積慮地玩起了數字的變戲法。下面就讓我們來見識見識李銳是如何玩數字魔術的。他說“大躍進三年全國有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被活活餓死，損失一千二百億；文革十年照葉劍英的說法，整了一億人，死了二千萬人，浪費八千億”，“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萬人以上，經濟損失一萬四千二百億……”。李銳的這些核（黑）武器是怎么生產出來的善良的老百姓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只要從中抽出幾個數字進行仔細分析，即可明顯地看出李銳是在蓄意欺騙善良的老百姓。他為了歪曲文化大革命，就說文革十年整了一億人，對此大家可以算一算，中國在1966年時全國的干部總共才近二千萬人，還包括知識分子在內，而且文革開始后也沒有增加什么干部了，因此即使所有的近二千萬干部100%都挨整了，也只有近二千萬人，何來的一個億呢？！何況干部中還有不少沒有挨整的。再說，我們還要界定一下，其一，所謂挨整者是指什么人？其二，什么叫作挨整，大家通常所說挨整的主要是指干部和知識分子，至于群眾之間互貼大字報，雙方都不算是挨整的對象；至于什么算是挨整，應該是單位黨委癱瘓革委會成立后立案審查的和革委會成立前兩派群眾組織進行揪斗的干部和知識分子，屬于挨整，至于群眾貼了某某干部一張大字報，說×××是走資派、特務、叛徒……之類，但并沒有批斗或停職審查的，都不能算是挨整。正如毛澤東說的“有的干部平時脫離群眾，不關心群眾疾苦，甚至欺壓群眾，群眾有意見無處提，憋了很久。”運動來了，群眾趁機發泄一下，貼張大字報，甚至言詞比較激烈尖銳，不能算是挨整。甚至有些干部本來有毛病，而且老虎屁股摸不得，運動中群眾貼張大字報，就是挨整，這就太不公平了，那就變成了只許州官放大，不準百姓點燈了的霸道規則了。所謂一億人挨整，豈不是天方夜談聳人聽聞嗎？
李銳又說，文革十年死了二千萬人，這是一個什么概念，二千萬是否包括自然死亡數在內？如果包括自然死亡，算在二千萬里是何居心，豈不是故意制造混亂嗎？如果說二千萬人都是整死的話，我們可估算一下，文革期間全國人口約六億多，農村人口就有四億多，城市人口還不到兩個億，而當時文化大革命在農村影響不大，所謂“整死人”在農村不多見。這樣一算，我們城市里幾乎不到每10個人就被整死一個人，我們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身邊或自己的單位是否不到10個人中就整死了一個人，是事實嗎？
李銳還說：“大躍進三年，全國有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活活餓死”，我們再來算一算，當時中國的總人口約五億多，農村人口滿打滿算四個億，當時城里的機關、學校、工廠幾乎沒聽說有人餓死的，那就是說當時的農村在一年多時間里（所謂一年多是三年困難時期的頭一年并不嚴重，主要是第二年即1961年、第三年的下半年就全面好轉了）幾乎每10個人中就餓死一個人，是事實嗎？
善良的朋友們，你仔細地想一想，李銳的三個數字即他的三件核（黑）武器，即：①文革十年，中國近二千萬干部有一億人挨整；② 文革十年中每10個人中被整死一個；③大躍進三年（實為一年）農村每10人中就餓死一個。這不是彌天大謊嗎？真是利令智昏！身為一個有幾十年“黨齡”的高級干部，居然能把這些惡意編造的聳人聽聞的謊言，塞進辛子陵的一本攻擊誹謗毛澤東的所謂《千秋功罪毛澤東》的書中為序言以欺世盜名，真是物以類聚，臭味相投！
我們從李銳所編造的純屬欺世盜名的數字來看，已不是一個對歷史的看法和觀點的問題了，已純屬一個政治品質的問題了；已不是在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的問題了，而純屬蓄謀的惡意誹謗和個人私憤的無理發泄，可是像李銳這種蓄意歪曲歷史、篡改歷史甚至造謠說謊的人，居然還被所謂《千秋功罪毛澤東》的作者辛子陵捧為是所謂“德高望重”的人，請問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德”？難怪有人哀嘆中國社會出現了道德淪喪，不過也難怪一些尚不懂事的青少年受毒害，就連所謂“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干部”都到了如此地步，如果都是些這樣的人，那真的這個社會沒救了。
更有甚者，“書”作者辛子陵還要Q似的玩弄壯膽術，說什么黨中央特邀了李銳列席了十七大，是對李銳為毛澤東定的“倒三七基調的肯定”，也就是說我們的黨中央對李銳的所謂毛澤東是“功勞蓋世、罪惡滔天”的誹謗是肯定的；還說“這是中央巧妙的做法是很有深意的”云云，這純脆是小人的如意算盤，他們惡毒誹謗毛澤東，否定黨的歷史，做賊心虛，還要把黨中央拖進來替自己壯膽，他還儼然在代表黨中央表態支持李銳誹謗毛澤東，這真是賊膽包天，是蓄意制造思想大混亂，他們居然把現在的黨中央看成如同他們這些背叛人民的政治小丑，這才真正是罪惡滔天哩！
叫李銳列席一下黨的十七大，就等于黨中央同意了李銳對毛澤東的誹謗，是這樣的嗎？真是十足的Q！我們黨歷史上的王明，犯了兩次路線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了巨大損失，但毛澤東還是耐心勸說大家選王明當中央委員，難道這就是中央同意了王明的錯誤路線嗎？
歷史上還一個頗有意思的小故事，即康熙皇帝廢了二阿哥胤仁的太子名位，擬在皇子中另立一太子，于是九阿哥、十阿哥串通十四阿哥和眾臣，要推舉八王爺為太子。為此十阿哥還特地請了一個江湖妖道圍在庭院為八王爺測字打氣，恰逢八王爺來到，當場喝斥妖道，并要十阿哥差人把妖道拿下，妖道狡辯說：等我說完，如說的不對，任恁處置，接著說：“你們看這樹上開的什么花？是白花”，又說，“白花下面站著什么人啊？是八王爺，那么白字下邊一個王字是什么字啊！是皇帝的‘皇’字；再說八王爺的乳名中有個‘美’字，這美字就深藏玄機，把它拆開：上面一個八字、下邊一個大字，中間一個王字，連起來讀就是八大王，再從上往下讀就是八王大，前后一連貫就是“八王爺是老大，日后會是皇帝”。此事很快傳到了后來康熙的實際繼承人（即雍正皇帝）四阿哥胤禎的耳朵里，弄得四阿哥心急如焚，坐臥不安。此時四阿哥家的王子家教（實為四阿哥的高參）鄔先生聽后附之一笑說：妖道實不可信，如果叫我來解說這個“美”字，又會是另一種說法了，鄔先生把美字拆開后把順序翻了一個個，結果八王大變成了大王八。兩人哈哈一笑，此時四王爺如釋重負，豁然開朗。講這個小故事，是說明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解釋，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釋。就拿李銳列席黨的十七大一事，同樣可以有不同的解釋，既可以理解為黨中央海納百川，團結各種不同意見的人，有時團結他是為了更好地教育他；也可以理解為巧妙地發揮反面教員的作用。
總之，像李銳這樣的人，為了蒙騙愚弄世人，不惜喪失做人起碼的誠實，編造謊言塞進一本“書”的所謂序言里，即由此可以折射出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澤東》這本“書”的欺世盜名的本質了，他還專門祭起鄧小平的所謂“把評毛引向深入的遺言”作為自己的強心劑，就更令人深思了。
所有善良的中國人民，千萬要擦亮眼睛，萬萬不可再次上當受騙，再做出一些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來，因為善良的中國老百姓已經受了一次騙，即文革后某些人采用了李銳和辛子陵同樣的手法，對毛時代進行了完全歪曲的傳播，即把一場完全為了摧毀廣大人民最深惡痛絕的腐敗官僚體系這樣一場偉大的反腐防變的民主運動，歪曲為“禍國殃民”的“大浩劫”。大家只要看看眼前的身邊的腐敗貪官橫行、吸吮人民的血汗，揮霍人民創造的財富這個現實，你就清楚了到底是誰在“禍國”，又是誰在“殃民”，你就會深深地感受到文革的合理性了！

二OO八年九月十日于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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