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長時間未寫東西的原因是看到勢不可擋的市場經濟"改革"必將受到懲罰，而這一懲罰的形式是社會財富巨大的浪費，但善良的中國民眾卻天大冤枉地承載這一由權貴資本及其偽精英學者制造的人為后果而"買單"。
    讀了葉檀在南方人物周刊上題為<<用口水淹死厲以寧我們還得忍受高通脹>>......。深感她只講了一個事實結果卻拋開深究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也正是她未講"通脹"她原因的原因在于不經意地在百度上看到了葉女士的簡介,于是寫成拙文<<評:女人葉檀與兩個老人厲以寧和茅于軾>>的標題.
    葉檀---1953年5月22日生于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著名經濟評論人，從2000年左右走出書齋，到報社撰寫經濟類評論，迄今為止已在報刊雜志發表大量文章，偶爾在電視臺財經頻道客串點評經濟新聞，也出版過歷史方面的書籍。現為《每日經濟新聞》首席評論員，評論版主編。其經歷: 歷史博士，財經論者。經濟領域的市場派，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從歷史到現實，從經濟到政治，期間并無軒輊，常有令人驚訝的相似之處。因此譴責任何以犧牲個人充當某種崇高理想祭品的行為，以及脫離生活常識的高深理論。贊賞尊重常識的理論，同情任何憑辛苦工作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
    請注意上引"譴責任何以犧牲個人充當某種崇高理想祭品的行為，以及脫離生活常識的高深理論。贊賞尊重常識的理論，同情任何憑辛苦工作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的這一評價，30年改革承載者的民眾將或多或少地從中意識到這一華而不實掩飾著不可能與極端地極少數人私性的惡性膨脹系數，富士康第十二跳再度發生者不可謂是" 辛苦工作追求個人利益"者，但結果無非向我們展示的是資本的無界與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致的超越勞動者生理承受極限的無奈選擇，也許富士康第十二跳的勞動者如此了結自已是不愿落到累死女工何春梅的下場，正是資本無度榨取勞動者剩余價值所為!
    通脹---通貨膨脹(Inflation)指在紙幣流通條件下，因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也即現實購買力大于產出供給,導致貨幣貶值，而引起的一段時間內物價持續而普遍地上漲現象。其實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供遠大于勞動民眾有貨幣支付能力需求的虛假現象）。換言之，正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使得沒有貨幣支付能力的這一絕大多數工人的貧窮，從而使生產的社會化與社會性消費之間失去了平衡，于是發生了通貨膨脹!正是上引葉檀所要"譴責任何以犧牲個人充當某種崇高理想祭品的行為，以及脫離生活常識的高深理論"，不難看出她所"譴責"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剩佘價值論即：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脫離生活常識的高深理論"；所謂"某種崇高理想"正是為毛澤東為之奮斗終生的消滅私有制。所以,葉檀氣壯如牛地聲稱<<用口水淹死厲以寧我們還得忍受高通脹>>而毫不顧及產生通脹的原因犯了只講結果掩飾私有化資改的原因---毛澤東時代誰敢說隨意開除工人，而今天司空見慣是歸勞動民眾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被掠奪為私人占有。累死的，跳樓的都是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工人無產者。那些沒有被累死和跳樓的，只是為了活著而非生活的工人絕大多數，其默默地只好強忍的原因在于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的憲法原則的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被偷改為"國有"，以改制為名而剝奪!其剝奪的先聲者乃臭名昭著、臭氣沖天勵以寧的國企"爛萍果論"、"靚女先嫁論"沿著張維迎"打左燈向右轉"的資本主義道路從一個勝利走向更大勝利地使國企變異為私企。此乃葉檀"同情任何憑辛苦工作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之釋義! 其所以那些沒有被累死和跳樓的,只是為了活著而非生活的工人絕大多數其所以默默地只好強忍的原因正在于占有著生產資料的私企資本家使勞動過程與工人勞動產生分離的結果，而這－結果作為原因發展到惡性程度是通脹發生的結果，可見葉女士的"同情"追求個人利益行為無恥之極，當然不怕口水淹死厲以寧，高通脹的結果還得忍受道是告訴世人無恥者奉行的一個真理：口水算什么,我是流氓我怕誰？!
 
      中國善良民眾可以說被學霸精英"鐵三角"權貴資本壟斷忽悠到家了：對文革的絕對否定,幾乎使人聽到文革這個詞不寒而栗。這種否定使市場經濟改革之初在勵以寧的國企"爛萍果論"、"靚女先嫁論"，沿著張維迎"打左燈向右轉"的資本主義道路從一個勝利走向更大勝利地工人下崗失業，使國企變異為私企這個石頭算是"摸準了"的同時，就在他們歡天喜地慶功之際卻怎么也想不到，被葉檀女士資本家"贊賞尊重常識的理論，同情任何憑辛苦工作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即，資本家們所奉行的資本無度魔鬼似地導致了新三座大山壓在城市工人頭頂，對于工人的呻吟精英鐵三角本能地發出了資本的強音：改革以社會不動亂為底限,進而沖破中央國務院18億畝可耕地紅線，于是首先發出怒吼的類似通鋼事件一類工人階級首先反抗作為其異化力量而與之同存，以致于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規范農村土地整治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工作，對于地方片面追求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指標，擅自開展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或擴大試點范圍，擅自擴大掛鉤周轉指標規模；違背農民意愿強拆強建，侵害農民利益。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堅決防止違背農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樓等現象”。盡管上述侵害農民利益的違法行為會議認為是有些地方的"少數"，但當過右派的茅于軾卻坐不住地哀嘆：中國一半多人口還處于文革狀態（見附）！
    感謝右派的幫忙，我們發現：在農村"少數"地方因土地發生的沖突，那些在城市打工的民工乘車回到家鄉與鄉親們聯手與地方政府的"武裝力量相抗衡的事件其原因在于地方諸侯割據權力無視現行《憲法》、《土地管理法》、《物權法》等法律、法規明確確認，土地的歸屬有國家所有和農村集體所有兩種形態。作為集體的村民對本村的土地享有完整的所有權。這種所有權與政府對國有土地的所有權是等價的。對于宅基地，農民家庭雖然不享有所有權，但現行法律也承認，這是一種永久性建設使用權。而在農民的傳統觀念中，對宅基地所享有的權利就是所有權。也正是基于這些法律和事實，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規定：“農村宅基地和村莊整理后節約的土地，仍屬農民集體所有。”也就是說，政府或許可以基于新農村建設等理由整理村莊，騰退出一部分農村建設用地。但是，這些土地的產權歸屬不會因為政府的這些行為而發生任何變化，仍然屬于農民集體所有。農村集體可以自由地決定如何使用這些土地，如何在村民之間配置這些土地的產權及其收益。由于農村集體享有對其土地的完整的所有權，因而農民宅基地所占用的鄉村建設用地的所有權，也完全在九億農民的大多數。這正是茅于軾坐不住而哀嘆中國一半多人口還處于文革狀態的原因---“潘多拉魔盒”打開了收拾不住的魔鬼，嚴峻的現實使人民必然遵循毛澤東所言：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的人民去把他打倒！

    深圳市民從香港買到的，不止是手中的實物，應當是“社會主義優越性”!換言之，中國現實經濟基礎應走那條路子并未因不爭論而止息紛爭。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誰英雄，誰狗熊還是由通脹的實踐來檢驗才是。
 
（星期三 2010年11月18日上午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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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哉：深圳人去香港買到了“社會主義優越性”？

云淡水暖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04974905

近來物價高漲，一條類似的新聞被各媒體津津樂道“深圳部分市民因漲價赴香港購生活必需品”（中國證券報），報道曰：

…“沒辦法啊，深圳的物價漲得太快，不少東西已經貴過香港了。”精明的小雯算了這樣一筆賬：在深圳賣2塊錢一包的食鹽，香港超市賣1.1港元，折合人民幣才9毛多；紅富士蘋果深圳已賣到6塊錢一斤，平均一個都要4塊錢，而同樣大小的蘋果在香港10港元能買四個；深圳的雞蛋已經漲到9毛錢一個，差不多大小的雞蛋在香港惠康超市23港元就能買30個，折成人民幣一個還不到7毛錢；…

然而，提起副食品，草民想起了一個經常出現在香港電視新聞中的叫做“五豐行”的公司，五豐行據說是香港最大的菜籃子企業，被譽為香港市民的菜籃子公司，五豐行據說是香港最大的內地食品進口商和批發商，提供的鮮肉在香港市場占有率高達80%以上。

再查資料，五豐行經營的產品涵蓋幾乎全部的食品，計有：濃縮果汁及果汁 ‚ 雞蛋 ‚ 鮮活海產 ‚ 冷藏肉類 ‚ 罐頭食品 ‚ 干制及腌制食品 ‚ 肉干 ‚ 干菜及干果 ‚ 加工食品 ‚ 焗制/腌制花生和豆 ‚ 餅干 ‚ 糖果 ‚ 牛奶 ‚ 奶粉 ‚ 食油 ‚ 鹽 ‚ 糖 ‚ 方便食品 ‚ 中國酒 ‚ 通心粉 ‚ 面條 ‚ 水果 ‚ 米 ‚ 牲畜及家禽…

而且，五豐行似乎與“社會主義商業主渠道”有很長的淵源，網上資料介紹，五豐行成立于1951年，取其五谷豐收之意。已故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年為穩定供港鮮肉價格及數量，下令外經貿部授權五豐行作為內地鮮活冷凍食品在港的獨家代理，至1983年成為有國企背景的華潤集團附屬公司。等于說，當年的外經貿部將五豐行作為自己的“商業代理”，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商業高度發達的城市，開了一個窗口，而且迅速占領了市場。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開行于60年代的“三趟快車”，也即三趟專門從內地往香港九龍運輸副食品的貨車，資料介紹“在深圳北站，82751、82753、82755次列車每天風雨不斷地為香港提供各種鮮活商品。由于“定期、定班、定點”每日開行三趟，被香港同胞親切地稱為‘三趟快車’。”（香港商報）、“在三趟快車開通之前，香港鮮活食品的市場供應極不穩定，物價昂貴，當時，連豬肉都是高消費品，普通老百姓只有在節假日才舍得買來吃。‘三趟快車’的開通，給香港市民帶去了豐富的生鮮食品，即使在物價飛速上漲的日子里，市民也能夠買到價格優惠的鮮活食品。祖國大陸的物資供應穩住了香港的物價，尤其是使生活在較底層的香港市民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證。”

可以說，五豐行是香港市民、特別是底層市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提供者，而五豐行所倚仗的，是所謂“公有制（國有）主渠道”的理念，數十年如一日地發揮“主渠道”的作用，堅持占領食品供應的主導地位，以保證市民的基本生活為己任。近年來，五豐行為保證貨源穩定，開拓市場，還在大陸與內地聯手建立了許多供應基地。

否則，如果以香港濃厚的商業文化，什么都可以炒賣，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食品、副食品如果能夠被炒作，投機者的獲利機會也是很多的。而正因為五豐行的存在，香港的食品價格才不至于大起大落。

深圳受到如今食品、副食品價格大起的波及，市民發現香港的物價便宜過深圳，出現了“倒掛”購物的現象，并非偶然。香港市民的平均收入高于內地，記得前幾年看電視說當地的社會收入中位數是一萬多港幣，所以，其物價水平高于內地是自然的。然而，現在中港之間的收入差距并未有根本的改變，內地農副產品的價格與香港“倒掛”，就值得玩味了。

說到底，以五豐行及其上位公司華潤集團為基礎的香港大眾副食品供應體系，形成了食品、副食品供應的所謂“社會主義商業主渠道”，掌握了食品供應的主動權，可以有效地穩定食品、副食品價格。用五豐行官網自己的話說“在香港，五豐行是最大的中國食品經銷商，鮮肉、凍肉及中國特色食品在香港市場占主導地位，是“香港的菜籃子”，對維護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深圳市民從香港買到的，豈止是手中的實物，是不是還有“社會主義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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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軾：中國一半多人口還處于文革狀態
天則經濟研究所 茅于軾
　　我這一輩子生活在一個非常動蕩，大起大落的時代。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這樣大的變化恐怕是唯一的。過去有過大的戰爭，死過幾千萬甚至上億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沒有這三十年的財富的巨大增長。我親眼看到了中國完全變了樣，從貧窮挨餓，變到小汽車滿街跑。但是中國的問題并沒有完全得到解決，前途還非常不確定。
　　回顧過去的生活，決定我一生命運的許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樣的人物參與進來。我們每個人的經歷不同，但有一點我想是相同的，即，既有感到幸福的時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時刻。而且這些感覺無例外地都是與另外一些人有關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圍的人引起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回憶過去時，會對一些人產生怨恨的心情，對另一些產生感謝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從1957年被劃為右派之后，厄運就降臨到我和我一家的頭上。每次運動免不了都要當“運動員”。我周圍的人中自有不少由于各種原因積極響應號召，以階級斗爭為綱，緊抓“階級敵人”不放的積極分子。這種非生產，甚至反生產的內耗活動，把人民共和國的元氣傷盡。解放后的大好形勢終于弄到了1976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那些對我實施專政的人，實際上他們所傷害的并不是我個人，而是包含他們自己在內的整個社會。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樣險惡的環境下，仍有一些同志不顧自身的安全，暗中保護我。使我的處境沒有落到最悲慘的境地。他們是誰，我至今也并不完全知道。他們并不是向我討好什么，他們是有良知的中國人，是魯迅所說的“中國人的脊梁”。
　　對于助紂為虐的那些人我并不準備寬恕他們。倒不是因為個人的復仇心態，而是從整個社會發展來看，我們不能把犯了錯誤的人和作出貢獻的人不加區分。一個是非不辨的社會就談不上發揚正氣，壓抑邪氣。當然，對待這些人，我不贊成以其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們曾經主張對待敵人要狠，要無中生有，羅織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后還要踏上千百只腳，讓敵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張對他們既要揭露錯誤，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們自身。讓他們認識錯誤，鼓勵他們改正錯誤。這個原則非但適用于對待過去犯錯誤的人，也適用于對待現在犯錯誤的人。我們這個社會在如何對待壞人的問題上需要深刻的反省。過去的控訴會、斗爭會，以挑動群眾的仇恨心理為目的。對待敵人是用加倍的惡去回報他。將群眾培養成嗜血的暴民，這決不是社會安定的福音。
　　我很擔心社會犯了健忘癥，對過去的錯誤有意或無意地加以掩飾，以至于類似的錯誤卷土重來。這絲毫也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類似于文化革命的悲劇在中外歷史上發生過許多次，盡管口號不同，理由不同，大規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紂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對于那些暗中幫助過我的人，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我始終懷著感激的心情。他們這樣做并不圖回報，甚至還冒著危險。他們是從良知出發。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綿延幾千年，中國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著他們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報答他們最好的方法，就是學習他們，并用他們的精神教育后人。
　　無疑，中國必須走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之路。這不但已經為發達國家的經驗所證實，也是理論上可以證明的。
　　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道路，需要有一個合乎邏輯的分析，我試圖稱之為“社會科學中的牛頓定律”，為此我寫過一篇文章。社會發展只能達到一個狀態，才能夠保持穩定。這個狀態就是人與人平等。道理很簡單，如果不平等，處于地位低下的人不會安定，不平則鳴。過去的歷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斗爭史。所以平等是社會發展的目的地。但是還要進一步說明所謂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財富擁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財富的擁有是不平等的。我們不可能達到二者都平等，只能犧牲財富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保持有利于鼓勵財富的創造，有其必要性。我們吃過大鍋飯，結果并不好。當然，財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
　　人與人平等，必然導致自由。因為不自由是因為有人有特權，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與人平等了每個人都有同樣的自由。這就是自由主義者所標榜的自由。自由不是為所欲為，而是人人有同樣的自由空間。這就是人權。所謂人權就是沒有特權，就是人與人平等。
　　在這種條件下必然發生交換，因為交換給人帶來好處。而且每一樁平等自由的交換必定有財富(或方便)的創造或改進。如果沒有新的財富被創造出來，不可能雙方都得到好處。交換使人類走上富裕之路；交換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科學的發達和應用也都靠交換才能實現。人類發明了以交換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之后，發展的軌跡全變了。人口迅速增加，壽命迅速延長。這都發生在市場經濟慢慢地建立起來的過程中。我們中國人對此最有體會。
　　展望未來，自然資源越用越少，人類必須節約地使用。經濟學證明了市場機制能夠最有效地利用各種資源。所以人類社會離不開市場制度；離不開交換；離不開價格。一切拋棄市場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極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誤導我們再次走上歧路。
　　如果人與人平等，沒有了權威，社會如何治理？過去靠有特權的人，皇帝，大官。社會平等了誰來治理？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場經濟是和民主政治相聯系的。
　　市場經濟并不是沒有毛病的。它的特點是私有制和分散決策，所以難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換有時候會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場之外的力量來糾正。這時候我們常常想到政府。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這兒人們往往忘記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就是政府同樣會犯錯誤，它并非永遠正確，靠它也不一定能解決問題。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錯誤糾正起來更困難十倍。全世界因為政府犯錯誤造成的人員死亡不計其數，因為市場盲目性造成的死亡連百分之一都不到。
　　市場經濟有一萬條好處，但是有一條極大的壞處，那就是貧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間合力，對它加以限制。限制貧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權，要對富人溫和地剝奪。而這在通常的政治結構中是極難做到的。因為掌權的人多半就是有權有勢的人，或者說，是有特權，和有錢人。他們很難對自己開刀。依我看，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大矛盾。貧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則就是吃大鍋飯。這種制度我們試驗過，非常不成功，全國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經濟幾乎崩潰。
　　我的理想是掌權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眾的利益。要做到這一點并不難，只要有普選，結果當選的人必定是傾向窮人的。如果他們犧牲了窮人的利益，就會被選下去。因為在社會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數。我理解北歐社會就是接近于這樣的一種貧富的均衡狀態。
　　如何從現在的狀態和平過渡到理想狀態？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覺和技巧。當政者要排除權勢的干擾，大眾要有耐心。不然的話形勢將引導我們走向暴力沖突，對一切人都不利。但是能不能做到，這是非常沒有把握的。所以中國的命運將會充滿著不確定性。從理性出發，我對前景不得不抱悲觀態度。中國占人口一半多的人，還處于文革狀態，或皇權統治狀態。基本上不懂得現代社會的處事原則。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戰士，要么是逆來順從的奴隸狀態。這從網上很多的發言可以看出來。現在當局提出和諧社會，我非常贊成。但是具體做法還是老一套，沒有多大的改進，更沒有分析不和諧的原因何在，對癥下藥。所以中國的前途真是難說得很。
　　中國社會的深刻危機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會充滿謊言，說謊不以為恥。這一狀況和隱瞞過去的錯誤有密切關系。從抗日戰爭的謊言開始，到文革，到后來，犯了那么多的錯誤，傷害了那么多的人，從來不痛痛快快地認錯，就只好說假話。由于假話不受限制，行動就無所顧忌，說假話就可以掩蓋行動的錯誤。社會就沒有了是非感。這是中國最大的社會危機。有識之士提倡說真話，可是沒有說真話的環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說真話。因為說真話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弄得不好會抓去坐牢。這也是統治者能夠繼續維持中國道德缺失社會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