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盡早把“人大”還給人民

安慶仁

選舉人大代表的權力，天經地義屬于人民，否則經這些所謂的人大代表提議、制定和通過的法律，就不可能真正的體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形式邏輯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因果相依、循序漸進，歷史上有很多人試圖從超邏輯觀點出發，證明絕對偶然和絕對突變的存在，結果無一不以失敗而告終，諸如科學超人們在永動機研究上的遭遇，已經成為永遠的笑料，原因就在于他們錯誤的把尚處于科學探討中的能量不守恒假想簡單的理解成了可以完全不需要能量。

社會問題盡管不能簡單套用物理學現象，但就系統論的觀點研究，二者之間是存在必然聯系的，因此無論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派還是資產階級的社會學派，都共同承認“愛”或“恨”都需要基本前提或原因這樣的觀點，簡而言之，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因此這必然引出另外一個問題即：法律如果是人制定的，那么受人的主觀立場影響也就是受人內心感情傾向的影響，法律必然會打上個人愛憎意識的烙印。

不特理論上如此，實踐中也在不斷證明著這個規律，這里不妨就以中國的“人民代表”為例，三十年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會場里，舉目四望，普通勞動者占了人民代表比例的一半以上，所以那些涉及普通勞動者利益的提案，總是能以高票通過。而來自其他階層的代表，因人數不占優勢，所以他們的提案，就常常被大會廢止。正因此故，在那時像教師、演員、媒體編輯、播音員等，無論社會地位還是經濟地位，與普通勞動者都沒有多大差異，可能不滿意，但是得接受和適應，除此別無它法。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像演員、媒體人、專家教授、證券交易人員、律師、企業高管以及負責設計、策劃、廣告投放等人群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高的讓人咋舌，而同時普通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越來越低，特別是其中有那么一大部分人，其經濟收入之低，甚至都不能保障其自身有尊嚴的生存。所以會出現這個強烈的反差，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大代表中已經看到不到普通勞動者的身影了。

多年前白克明同志曾經風趣的說：河北吃冷飯，那是寡婦睡覺——上邊沒人。這個理同樣適用于不同的社會群體，誰在人大會議上有人，誰就能得到實惠，誰在人大會議上沒人，誰就必然的要吃冷飯、搜飯，甚至根本就沒飯吃。舉例說，人大會議上沒有下崗職工，所以下崗職工就沒得飯吃，豈止是不給他們飯吃，進而還不許他們申訴，以至于有些人實在過不下去了，找個地方想自殺，都被斥責為“是不懷好意的消極抵抗”，由此足見“人大代表”對社會群體的的巨大價值。

解鈴還須系鈴人，要想消除如此嚴重的社會不公，最根本的一點，就是還人民代表的本來面目，讓人民代表真正的體現出人民性，而不是像目前這樣，寄希望于人民代表體現人性。就社會學和哲學的雙重原理講，人性是不能作為經濟學術語使用的，因為人性首先體現的是階層性，也就是說不同的階層對人性有著不同的理解，因此在他們施舍或曰釋放人性的時候，不可避免的將首先選擇同一階層的群體，正因此從古到今，有錢人把肉扔給狗而將乞丐亂棍打跑的事情一直層出不窮。就這個意義講，人性是個無法用金錢量化的東西。

從另外一個角度上分析，捐助與應得是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情，捐助屬于道德行為，捐助的過程，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憐憫和救助，如果行為人對“高尚”不感興趣，捐助就僅僅是個抽象的概念，正如今天的中國社會，富人集體無“高尚”意識，所以社會公益基金中來自私人的捐助少得可憐。但“應得”就是另外一碼事了，應得是法律行為，是拿到法律所規定的酬勞，獲益者即無需感謝誰，也不必為自己的所得誠恐誠惶，更不必把希望寄托在富人的良心發現上。

筆者從來不愿意像有些學那樣，整天就知道抽象的談論民主，而對弱勢者的生存狀況卻視而不見。筆者要的是實實在在的東西，看得見、摸得著，吃到肚子里頂餓，穿到身上保暖，摟在懷中管用，因此筆者觀念里的民主，首先是保障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幸福，而不是拋棄掉絕大多數人的權利和尊嚴，僅僅保障少數人的利益，這樣的民主，與其說是民主，毋寧說是對絕大多數人的餓殺。是故筆者一直認為，假如民主不可避免的要犧牲掉一部分人，那么選擇犧牲少數人而保留多數人才是真正的理性。

有位客居美國的中國女學者，曾經在文章里說，民主是多數人才玩得起的游戲，不適合發展中國家。應該承認，這位女學者對民主有著非常透徹的認識，但心地未免歹毒，只因其自身屬于中產階層，就要一舉滅亡中國90%的人口。不過我們同時也必須承認，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民主的確是個很難做到彼此兼顧的兩難抉擇，這大概也正是很多右翼學者一方面渴望民主一方面猶疑不定的原因，所以他們心中的民主，也就不停的扭曲著、煎熬著，進而遲遲不把“人大”交還人民。

201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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