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部反映二戰后琉球社會的文藝作品中，有這樣的情節：一個從日本來到琉球尋找財路的黑社會流氓，問一個琉球人：
     “你告訴我，琉球是誰的？”
      琉球人想了一下：“ ......美國的？”
      流氓不語。
     “......大和（日本）的？”
      流氓微笑著搖了搖頭：“既不是美國的，也不是大和的，琉球是我們大家的。”
   對于這個黑社會流氓來說，主權問題無關緊要，關鍵是有沒有金錢的味道。也許正如海因·馬雷所說，優秀的犯罪分子往往是“企業家精神的典范”，他們“對于市場機遇表現出驚人的嗅覺”（海因·馬雷《過渡的政治經濟學》，P27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然而我們驚訝地發現，黑社會流氓的倫理與今天“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理念”難道不是很相象嗎！黑社會本質上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社會和文化需要，黑社會的倫理其實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倫理；對于資本主義者而言，錢才是真正的祖國和上帝。而對于在不斷資本主義化的改革中產生的中國外事政策，其指導思想與資本主義世界中流氓們的倫理一致，說到底也不過是“經濟掛帥”這一邏輯的必然。
   釣魚島事件或是別的所謂“歷史遺留問題”都不是今天才有的事，但由于這些事件所形成的國家間激烈的對抗形勢，特別是國民之間劍拔弩張的險惡氣氛確實是近二十年來才出現的。回溯現代中日關系史，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是中日關系的黃金時期，也可以說是中日關系史上最好的時期。1990年代以降，兩國關系——尤其是民間的好感度便不斷地惡化，出現所謂“政冷經熱”這樣的變態但又“合理”的狀態，道理何在？原因在于今天的中國已經基本喪失了來自日本國內的支持力量，而更關鍵的是中國失去了像毛澤東那樣的真正世界性的戰略家。
   如果我們簡單地把日本的政治力量劃分為極右保守派，主流保守派和左派三種，除了反共親臺的極右保守派之外，在毛澤東時代，憑借毛澤東個人無與倫比的戰略能力，中國爭取到了主流保守派和左派（這里的左派主要是指新左翼和日本社會黨）這兩個盟友。但在毛澤東去世及文化大革命被全盤否定后，中國便逐漸失去了左翼一極的支持，同時也造成了日本左翼力量的繼續分裂和混亂，用一位當事人的話說，那種巨大的沖擊力所帶來的精神痛苦和挫敗感就如同1945年日本戰敗一般（坂口弘《淺間山莊1972·續》，P315～316，彩流社）。而當89事件發生時，左翼已對中國完全失望。與此同時，過去的主流保守派也紛紛凋落，后繼乏人，以至于資深的日本政治新聞記者本澤二郎感嘆道：“1972年時永田町幾乎全是清一色的親華派，而現在親華派可以說蹤跡全無。”結果使得所謂“臺灣幫”的影子遍及永田町，而“中國大使館在這方面過于樂觀，對策軟弱無力。”（本澤二郎《日本政界的“臺灣幫”》，P23；P88，上海譯文出版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不少日本人都已將中國視為“資本主義的獨裁國家”時，只有反共親臺的極右保守派還在虛構“共產主義中國”的幻象，繼續玩弄著冷戰時期的修辭把戲和煽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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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的國際戰略空間和國際戰略能力同時上升的時期——我們很難想象如果不是這一時期在國際戰略空間上的成功突圍和拓展，僅憑小平同志的“偉大構想”就能夠使英國人歸還香港；1980年代則是一個國際戰略空間上升——得益于前一個時代的慣性上升——但是國際戰略能力卻開始下降的時期；而1990年代以后，則是一個雙下降的的過程。“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已經退化為市儈和小商人式的外事思想，其典型表現就是“采購外交”，以及把包括國家主權在內的所有問題，都變成“互利共贏”的經濟合作項目的“戰略”，這種思想直接反映了兩點：一）不要惹事；二）一切都可以用錢來解決——這第二點和現代流氓世界中的倫理又是何其相似！這種思想指導下的“成果”之一，就是那位被奉為外交戰線上新旗幟的W君，他曾擔任大使的某個國家在奧運火炬傳遞期間，竟然把反華的黑色旗幟掛到了艾菲爾鐵塔和圣母院上，而就在不久前的毛澤東時代，同樣是那個國家的人民卻是高舉毛主席畫像，在巴黎進行著聲勢浩大的游行。包括釣魚島事件在內一切的一切，之所以在今天都成為了“問題”，不單單是什么歷史原因或者民族國家的領土野心——這些一直就存在——其根本之處正是中國國際戰略空間和國際戰略能力的雙下降，所必然導致的困境。
    誠然，日本的竊土行為令人義憤填膺，而激越者大有將日本炸入太平洋底才罷休的氣概。
    李氏朝鮮末期著名的抗日義兵運動領袖，中華朝貢體系最后的捍衛者柳麟錫（1843-1915）曾對當時的著名儒臣田愚（1841-1923）上疏高宗，建議除誅殺李完用等“乙巳五賊”外，更請誅伊藤博文之事評論道：“何不請斷睦仁頭來？請斷睦仁頭，豈不益壯乎？”（柳麟錫《毅庵集》，《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第17冊，P408，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我也想說，將日本炸入太平洋底，何不干脆把花旗帝國炸入太平洋底？把花旗帝國炸入太平洋難道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嗎？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所謂臺灣問題、南海問題、朝鮮半島問題、琉球軍事基地問題、以至中印、巴印、中東問題，所有這些，都是花旗帝國為了分裂亞洲，使亞洲碎片化而操弄的謀略，釣魚島問題也只是這巨大謀略的一部分罷了——釣魚島在二戰后就是花旗帝國控制下的靶場，而為什么它沒有將釣魚島歸還給與日本同為自己臣民的臺灣蔣介石政權呢？將日本炸入太平洋底，中國人民或許會高興，但花旗帝國一定更高興，花旗帝國是真正具有世界戰略的邪惡帝國。我在想，當我們的官僚用哀求的語氣說什么“不要把經濟問題政治化”時，花旗帝國的戰略家們一定發出了輕蔑的冷笑：政治，經濟，文化，難道不是一回事嗎！？然而這就是亞洲的現狀，不僅僅是中國的現狀。在1976年巨星隕落之后，面對著整體上越來越平庸的亞洲政治家集團，花旗帝國在國力下降的情況下，竟仍能把亞洲的大多數國家玩弄于股掌——它不但使得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國家間猜忌對立，還能讓社會主義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反對資本主義國家，伊斯蘭國家反對伊斯蘭國家，這的確是可怕的戰略能力——只要再鏟除掉朝鮮和伊朗，那真是可以一統亞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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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亞洲，根本沒有什么“和諧海洋”，“和諧天空”，“和諧陸地”，亞洲只有分裂的海洋，分裂的天空和分裂的陸地；放眼望去，盡是四分五裂，一張破碎的地圖。花旗帝國的勢力在亞洲存在一天，亞洲有的就只能是這種可悲的現狀，我想這也是盧麒元先生《愚蠢的東亞人——談釣魚島之爭》中的意思；盧先生希望亞洲聯合，在東亞主要就是指中日聯盟。其實如沃勒斯坦這樣的名士，也曾設想以中日結盟來對抗花旗帝國，可這又談何容易。日本以及韓國都是花旗帝國的屬國，要想獨立是難于上青天。1970年代，田中角榮鼓吹“全方位外交”，稍有自主之勢，結果被華盛頓射來的“花生子彈”打翻在地；進入“新世紀”的2010年，鳩山由紀夫想在琉球軍事基地問題上有所作為，結果落得一敗涂地；奉韓國“左派教父”李泳禧為師的盧武鉉，試圖學習毛澤東的獨立自主政策，對花旗帝國說“不”，卻和田中一樣被所謂“政治丑聞”擊倒，以自殺終結他的政治生命和政治抱負，至今為止屬國惟有的幾次反抗，全部都被輕易地鎮壓了。以中日聯盟為主，把花旗帝國從亞洲驅逐出去的宏圖，至少目前來看，只能發生在像《旭日東升》這樣虛構的漫畫世界里。
    雖然中國今天正在被“中美國”，但是中國要擺脫花旗帝國的控制還是有希望的。因為我們還有毛澤東思想這樣偉大的戰略遺產：他告誡我們應該如何區分敵人和朋友，而不是到處建立沒有任何戰略可言的“戰略伙伴關系”，也不是簡單地把“敵人和朋友”一起炸沉到海底；他告誡我們應該如何創造敵人和朋友，從而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他能夠賦予中國人一個放眼五大洲的世界氣魄，而不是讓CNN告訴我們的CCTV，世界上每天都發生了些什么。毛澤東一手締造的人民共和國的性格決定了中國具備反抗的力量，而能不能重新喚醒這種被故意遺忘的力量，建立中國、亞洲，以及世界的合理面貌，決定了中國當前和未來的領導者們，在人民書寫的青史中的最終評價。同時，如何超越現代資本主義體系下民族國家間結構性的利己、競爭乃至對決關系，才是更為艱巨的課題。而這種超越真正是毛主席所吟詠的“人間正道”，但也真正是一條滄桑之路。

                                                                                                                琉球獨立派 克爾白的懸詩 2010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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