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歷史及對兩岸的意義
林孝信
回顧保釣40年,其意義不在于緬懷過去或是自我表揚,而是期望保釣歷史的真實面目能夠被臺灣社會所了解,最終能把保釣的火種延續下去。這段歷史相當重要,但是它的理念與精神,不幸卻由于各種因素,而被臺灣社會忽略了。再現這段歷史以及其蘊含的精神,對當今臺灣社會應有參考價值,甚至對兩岸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亦能有所貢獻。
突破禁忌示威游行
保釣運動的歷史要從1970年的暑假說起。臺灣的漁民長年在釣魚臺的海域捕魚的地方,當時忽然受到日本軍艦的驅離。漁民回來申訴,引起臺灣媒體的注意與報導。最早報導的是“中國時報”。他們特別派出記者出海到釣魚臺實地采訪,然后做出報導。余紀忠先生當時敢于派遣記者實地專門采訪,是要擔當相當的風險。他做出這個有擔當的工作,為保釣運動發揮催生作用。所有保釣朋友都不會忘記余先生的貢獻。
經由這些報導,日本軍艦驅趕釣魚臺事件開始為海內外大家的注意。留美學生開始醞釀保釣運動,先是在普林斯頓,紐約,波斯頓,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加州柏克萊等地大學(差不多同時)分別自發地在少數留學生圈子談論。這種討論很快蔓延開來,并開始成立保釣團體,進行橫向聯系。保釣運動迅速蔓延開來,得助于當時留學生已經存在的一些跨校組織,包括中國同學會聯合會,大風社,“科學月刊”聯絡網等。
事情發展得很快,不到半年,一個全美國的留學生運動已經隱然成形。到了1970年年底,就有人提議示威游行,很快就獲得各地保釣團體的支持。1971年的1月29日到30日,美國的華人與留學生就在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等六個城市,舉行第一次的保釣示威游行。
這對臺灣學生是一個巨大的飛躍,因為從前戒嚴時期,民眾自發的政治性游行是一種巨大的禁忌。這個巨大的禁忌這么快就被沖破,其原因值得深入分析。首先,它說明大家對日本企圖占領釣魚臺列嶼是很憤怒的,其次,大家覺得這不是狹義的,爭取個人權益或遂行政治斗爭的政治活動,也不是批評政府的活動,而是一個單純的愛國運動,矛頭向外因此。 ,大家覺得理直氣壯,甚至認為政府應該褒揚我們,第三,那時期美國的校園常有反越戰游行,美國學生上街頭示威家常便飯臺灣留學生在此氛圍中耳濡目染也逐漸解除內心對游行示威的。恐懼。
還有一個可能更根本的因素。當時臺灣的社會價值觀比較推崇理想主義,比較不那么現實。如此薰陶出來的留學生,對于大是大非比較重視,比較堅持,比較勇于表達立場。這和今天社會的價值觀差別很大這個因素的作用是間接的,潛在的,你也許很難找出具體的案例證明它的因果關系,也許很難量化它的影響。但卻是根本的保釣運動能夠迅速發展,波瀾壯闊,持久存在,我認為這是根本的原因。
5百位華裔學人上書蔣總統
保釣運動的爆發,引起臺灣政府很大的震撼。誠然,我們這些學生在臺灣都是只知道讀書的乖學生,怎么到了美國就變得“不乖”了?要知道臺灣當時在戒嚴時期,學生幾乎不曾見到自發性的游行示威,更不要說參加。社會氛圍無形中阻礙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學生也都識相地躲避政治活動。不錯,當時出來參加示威游行的同學也受到一些親國民黨學生的規勸或壓力,然而影響不大。這使得臺灣當局大為意外。
由于參加保釣人數眾多,而且原來多屬于乖學生,很難把這么多留學生都打為陰謀分子,或說他們被陰謀份子所利用。于是國民黨政府派遣國際文教處長姚舜前來疏通,可是這并不能夠平息保釣的熱潮,因為大家覺得我們并沒有做錯事。我們是愛國啊,這不是從前學校里的教誨嗎?
接著在3月間,又發生旅美5百位華裔學人上書蔣總統事件。這封公開信提出四點主張,要求保衛釣魚臺,并且強調反對在主權未定前與日本洽商聯合開發附近海域的石油。這個上書的意見正好呼應了留學生保釣運動的主張。這5百位署名的華裔學者很多都是國際級的大師,包括數學家陳省身等多位院士在內,是臺灣政府十分重視的知名學者。如果臺灣當局懷疑參加保釣運動留學生別具目的或受人利用,那么這份懷疑就很難加在這些學者身上事實上,情形正好倒過來:。有些留學生本來還有點兒顧忌,如今看到這些著名學者都站出來保釣,原有的一點顧忌也都消失了。因此,這5百學人上書對保釣運動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次示威游行當然不可能達到目的。但是大家士氣很高,認為不達到保釣目的決不罷休,于是相約4月10日再來一次。為了造成較大的聲勢以達到最大的效果,大家約定美國東岸與美國中西部(其實是在美國的中間偏東各州,從東岸到美國密西西比河)都集中到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紐約與中西部的芝加哥便不再舉辦游行。
1971年4月10日在華盛頓,西雅圖,舊金山跟洛杉磯等城市舉行第二次大示威,這一次示威的聲勢非常浩大,單單在華盛頓那一場估計至少從2千5百人,有人估計到4千人。美國西岸的3個城市也各有數百人參加。當時臺灣出國留學生每年大約在2千人左右,以平均在學3年計(占多數的碩士生平均兩年畢業),估計每兩位留學生就有一位出來示威游行。如果考慮到美國南部與中部地區距離東西兩岸太遠的因素,參加的比例應該更高。
數量之外,游行的對象與訴求的主張也有所擴大1月底的第一次示威對象主要是日本政府的駐外機構。但是一連串的事件讓留學生擔心臺灣政府會不會為了保留聯合國的席次而放棄對釣魚臺列嶼主權的堅持。此外,大家也注意到美國政府偏袒日方。因此這次大游行的對象便包括美國國務院以及中華民國大使館。
不只是外侮還有國賊
游行第一站是美國國務院,他們的回應不僅明顯地偏袒日本,而且態度相當傲慢。面對幾千人的游行隊伍以及保釣人士用心收集各種證據,并指出之前美國政府過去偏袒日本的錯誤言論,如此精心擬定的抗議信,美國國務院的回覆只是重復事前已經表明過的立場:“美國過去只是暫時管理釣魚臺列嶼,將把它連同琉球群島交還給日本。”完全不理會保釣人士在抗議信中陳述的反對理由。游行隊伍一些人聽到了這樣的回應,忍不住哭了。因為這和以前對美國的理解不同。以前被灌輸美國是最重證據,并且一向在國際上主持正義的,因而不少人事前帶有不小期待。這下子落空了,而且發現過去的信念原來很有問題。
美國的回應令游行學生深受刺激,但是美國終究不是我們的國家。因此,第二站的中華民國大使館就令許多游行人滋生出額外的期待,期待自己的政府能夠堅強地保衛國土,能夠理解我們受美國欺負的心情,猶如小孩在外頭被欺負了,想要回家尋求母親的理解與安慰。游行隊伍蜿蜒經過漫長的路途,才從美國國務院走到雙橡園(1937年至1978年年間為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官邸),長途跋涉示威人士都有點累了。在身心俱乏下,大家期待自己政府能夠表達振奮人心的作為。結果完全落空了。雙橡園官員不但沒有表現堅決的保釣立場,沒有理解學生愛國感情受到美國國務院的打擊,連大使本人都沒有出來與游行隊伍講話。在美國國務院所受到挫折就轉化為對政府徹底的失望。保釣學生驀然發現,釣魚臺事件的根源,不只是外侮,還有國賊。自己政府如果立場不堅定,保釣是很難成功的。
隊伍離開了雙橡園,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經過了那一幕,很多人意識到,保釣的關鍵在于自己政府是否決心保衛釣魚臺。從這個過程中,保釣人士感覺到政府并不重視保釣。大家擔心,在聯合國席次風雨飄搖之際,釣魚臺主權可能成為犧牲品。體會到這些,對于下一站日本大使館的抗議,示威人士已經不帶任何期望。大家心中在想的是,如果政府不重視保釣,怎么辦?
游行的各地積極分子,當天晚上在馬里蘭大學的召開檢討會。對臺灣政府的失望以及對保釣運動的出路成了會議的主軸,批評國民黨政府成了主要內容。這樣的會議自然不可能有具體的結果。由于大家感覺到政府不重視保釣,繼續組織游行向日本示威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會議原來想要討論下一個行動步驟也得不到共識。會議草草結束,留下很多人的失望與彷徨。
失望與彷徨也不是全然負面至少大家開始探索:
為什么國民黨不熱衷保釣?甚至有些國民黨忠貞黨員還暗中打擊保釣運動?
臺灣教科書告訴我們,日本戰后洗面革新,特別在蔣總統寬大為懷,以德報怨的政策下,聲稱永不對外侵略。怎么現在又要侵占釣魚臺?
臺灣學校與社會輿論一再說,美國是我們的友邦,而且是主持正義的世界領袖,怎么在這次事件偏袒日本?
這許多疑問涌上心頭。大家開始懷疑過去在臺灣所接受的教育,特別是近代史的部分。
保釣運動的分裂
記憶拉回來了,許多人回想起在臺灣的中學中國近代史課程,內容往往語焉不詳,有些論述明顯不合理。但是好像是禁忌,不能追根究底。然而,心里總是有些疑問。這些疑問本來深藏內心,而且已經漸漸淡忘了。但是保釣游行的挫折又喚起內心深處的這些疑問。于是在4月10日游行后,許多留學生開始探討近代史。美國一些大學收藏豐富的中文圖書,可以看到許多此前不知道的事情。
此外,以前在臺灣的禁忌也不能再限制我們。于是從保釣運動發展出一個近代史的研究運動。不久,5月4日來臨,由于保釣運動有些地方與五四運動相似,于是許多保釣團體辦理五四紀念會,把近代史的研究帶到高潮在這樣研究活動下,大家才逐步解開埋在心中長期的疑問:。為什么日本又開始來欺負我們,為什么美國會偏袒日本,為什么國民政府不愿意認真的保釣。保釣運動就因此從本土愛國開始深化到對歷史發展脈絡的認識。
對近代史的研究,回答了疑問。但是,出路何在,卻依然沒有答案。正在這時候,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他已經派遣特使季辛吉秘密訪問過北京,并計劃在次年訪問北京,打破中美兩國敵對20多年的局面。這個宣布像是一個炸彈,震撼了全世界。20多年高度敵對,從不公開接觸的兩個大國,忽然要開始來往了。這個宣布開啟了國際局勢的新時代。
這個宣布對保釣運動也產生巨大的沖擊。臺灣留學生猛然發現,還有一個中國政府,她已經強大到美國總統都必須登門拜訪的程度。“說不定北京政府能夠保釣”?彷徨中的保釣人士像是在迷霧里看到一盞燈。
逐漸地,部分保釣分子把希望寄托在對岸。當時美國社會燃起一陣中國熱,不少保釣人士也積極去了解中國。因為以前在臺灣念書的時候,對中共幾乎是一無所知的。因此從7月尼克森宣布將要訪華之后,許多保釣運動人士積極設法了解中國的情形以及社會主義的理念。他們如饑若渴地閱讀有關中國的報導與書籍,逐漸把保釣運動轉化為認識新中國的運動,甚至成為認同新中國的運動。由于中國當時還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這個轉化的運動也常常被看作左派運動。
就在許多保釣積極分子轉向認同新中國之際,一些堅定的國民黨籍保釣分子也在謀求出路。受到大量留學生不滿國民黨政府對保釣態度,以及尼克森宣布后國際局勢大轉型的壓力,這批國民黨堅定分子也積極凝聚起來,逐漸形成保釣運動的右派。
從運動中重新認識臺灣
除了這兩個派別之外,還有相當一些保釣分子在這個局勢大動蕩的過程,并沒有忘記對臺灣的關懷。他們多數也熱衷于認識新中國,不少人也開始了解社會主義的思想,但是他們堅持關懷臺灣為重點。他們認為,即使中共要統一臺灣,也需要臺灣人民的認同為前提。因此,如果要促進統一,就應該回臺灣,而不是到北京。他們又說,主張社會主義就應該支持臺灣勞工,農民以及其他弱勢者的抗爭,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換言之,保釣運動應該以關懷與支援臺灣內部人民的奮斗為方向。
于是保釣運動就逐漸形成三個不同發展方向。1971年的9月,保釣運動人士在密西根州安娜堡舉行國是大會。它是保釣運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會議結果,保釣運動分裂一般說法是左右分裂,其實不止分成兩條路線,應該是分成三條路線:。第一條左派路線,或是統一運動路線很多保釣組織就改名稱叫做中國統一運動組織第二條右派。。路線,主要是一些非常支持國民黨,支持國民政府的人組成。他們后來成立了一個反共愛國聯盟。
前兩條路線區分的標準一般采用左與右,但是比較貼切的標準也許應該是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一者持高度批判乃至否定的態度,一者基本上肯定認同,即使也有些內部的批評。所謂左派或統一派,雖然多數接受社會主義的理念,但是更多的是基于民族主義,而當時的右派多數也是贊同中國統一,甚至也有人思想上贊同社會主義因此采用統一派,或是。左派右派,并不十分貼切。他們主要的差別,毋寧是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
第三條路線呢?持這條路線的人,基本上也是高度批評臺灣政府,但是他們強調關心臺灣,支持臺灣內部追求正義的斗爭。他們認為,即使追求中國的統一,也應該基于臺灣人民的利益與認同為基礎,真正的統一運動應該以臺灣內部人民的要求為主力。有采用這條路線的人嗎?當然。一些保釣朋友從運動中重新認識了臺灣。他們發現臺灣還在戒嚴的體制下,還有很多臺灣內部的問題。他們認為保釣運動需要去關心臺灣社會,去做啟蒙工作,去支持臺灣內部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
2011年4月7日
(原文節錄自“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作者林孝信現任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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