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鳳凰衛視5月17日播出的《名人面對面》節目中，接受獨家專訪的任志強回憶道：1985年，我因“投機倒把”在看守所中待了一年兩個月零六天，時任商務部副部長的父親沒有找最高院院長等戰友來“營救”;他們不相信我會犯罪，對子女有充分的信任;但他認為如果我犯了罪，就應該接受法律的制裁，他們有權利管他們也不能去管。
鳳凰衛視《名人面對面》特別節目《和大佬聊爸媽之任志強》 ，以下為文字實錄：
我出生在一個“紅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但許多人卻不知道，我這個“官”連七品都不夠，只不過是北京市西城區國資委管轄下的一家小公司的經理……也有很多人誤以為我是一個個體戶，是在利用父母的歷史關系為個人謀發財，卻不知道華遠是一家國有企業，我不過是個打工的……有人說我是任弼時的后代……
無論是“文革”被打倒時，還是社會在攻擊“官二代”時，我都會毫不猶豫地公開我父親的名字--任泉生，并告訴所有人我是他的兒子。
任志強：我父親實際上是算一個知識分子。我父親這個上的這個叫師范，完了以后就當教員，然后從教員以后開始當稅務官，因為他懂一些，相對來說懂一些經濟上的東西，所以就包括新四軍發行貨幣，包括做財務，包括這個管后勤，包括當稅務官，當地方專員這樣的。
我父親確實是這個職務比較高了，五幾年，就是第三次人大的選舉的時候，任命的副部級干部。
許戈輝：商務部部長。
任志強：商務部部長。
30歲之前，我幾乎從來沒有在父親的面前抬起過頭，總覺得面對的是一座高高的山……
任志強：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跟我父親在這方面的決裂，就不是感情上，或者其他問題，就說是事業上的決裂。就是我立了很多次功，從部隊。
許戈輝：你好像立過七次功是吧?
任志強：那么級別不一樣，有的是戰士的時候立的，有的是我當參謀的時候立的。我父親非常看不起那個樣子，你都三十歲才當個連長，我那個時候都是恨不得軍長、師長什么的都當上了。就那種感覺，我就心里好像。
許戈輝：所以你父親曾經指揮千軍萬馬。我估計因為您在這個和平年代，做不到這一點了。所以就，我覺得是您是后來把這樣的一種情懷，就寄托在商場上了，在商場上去揮斥方遒。
任志強：你說的對。所以我就干脆我復員了，我不干了，我去弄個別的。我復員就是跟我父親堵一口氣，就是你讓我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就非要自己干一個什么出來。所以實際上我去的是一個集體所有制企業，就是安排待業青年的集體所有制企業。我在青年服務社，就是賣過土坯，賣過香蕉，什么都干過。后來又到農科院去托管農科院的勞動服務公司。那可能就是做餐館，那時候打印室，就是沒有計算機，都是敲那個鉛字打印的那種，那個打印室，然后裝訂室，然后在“五難”里頭，其中有什么修理難，做衣服難，我們開這些小商店，為大院，為居民提供各種服務。但是我覺得我自己能干出來。那時候我的工資也挺高的。那時候我可能我手底下管著也有很多人，我的工資也差不多三四百塊錢。
父親是個嚴厲而慈祥的人……一種特有的威嚴，卻也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一種溫暖，一種依賴，一個港灣……他幾乎沒有時間陪伴孩子，但只要有空閑就會常常給我們許多驚喜，讓我們感受到深深的父愛。
任志強：我記得他有一次出國去蘇聯，歐洲，去訪問，然后就買了三樣東西，第一個是買了一個照相機，我印象很深，因為他喜歡照相。第二個是買了一個陀螺，陀螺就是這么大一個圓圓的，它有一個拉桿，一啊一轉，就滿地跑那種陀螺。半機械式的陀螺。第三個買了一個莫斯科大劇院的一個外形。然后把那個蓋子一拿掉呢，是個八音盒，小天鵝，天鵝湖。這兩個東西，實際上是為我們，為孩子用的。
他帶我們去這個玉淵潭去游泳，那時候那個地方有個叫做少年發電站吧，一個實驗品的一個少年發電站。我們去玩去，去什么，給我們照相。我父親還有一個，就是這個雖然其他的方面生活很困難，我們穿的棉鞋，可能都漏著腳指頭。但是他省下來很多錢，給我們買了冰鞋，帶我們到那個北海公園，冬天可以去滑冰。我印象中那個冰鞋，可能沒用太長時間，沒有多少次機會，但是他起碼我父母表現出來這樣一種心情，就是愿意跟子女去想著這個事。我說出來這些事情，實際上都很短暫。次數很少。但是越是次數少，你反而印象越深刻。
我理解了父親的道理：職務不代表個人的榮譽，而代表你必須承擔的公共責任。這種思想一直深扎在我的腦海中，不管是在部隊等級森嚴的紀律下，還是在此后的商場拼搏中，職務從不被我看成一種重要的標識與榮譽。
任志強：我父親實際上在退休的時候，姚依林專門到我們家里去跟他說，你要到哪哪去當個什么官什么之類的，還可以繼續干幾年的時候，我父親不干了。那也就是說他們自己這個心里有一個這個底線，就是我為革命做貢獻，是必然的。但是我絕不是為了自己當官去尋求一些什么過分的東西。你比如說這個專車，他可以用的，隨便打電話，不需要花錢的，是吧。然后那個老干部局就派車來接你，送你去到處走。你哪怕去私人玩的，也沒人管，你說去哪哪就去。但是他不愿意這樣做。除非特別遠的，去參加一些國家的，或者是大會堂的這種政治會議的時候，你比如說每年大會堂，過去有這個叫團拜，春節，十一這些活動，他會用公車去。剩下的時間，他很少用。
戈輝：讓我特別好奇和關心的是，就是你給你父母帶來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父親以前是商務部副部長，掌管著這個最。
任志強：他是我們家最窮的人。我們所有的孩子們這個參加工作以后，突然發現，所有的收入都比他高。我父親就經常騎自行車出去。我哥哥就很憤怒，說你不準再騎自行車了。然后我哥哥就說，我一個月給你五千塊錢，你打的，足夠了，是吧，你去哪都夠了。我就可能比我哥哥收入還高，所以說我哥哥要給五千塊錢，我就得給他一萬塊錢。
一開始我們覺得我父親，可能把這些東西都買什么東西，都自我消費了。后來我們才知道，一直到他死的時候，我們才知道，他養了好幾個大學生，免費給他們贊助，然后讓這些窮孩子們上大學。最后一個大學生是到研究生的時候來了信，我父親死了以后，去世以后，來了信，說這個該交學費了，我們才知道。但那以前，他已經養了好幾個人畢業了，就是最后一個，后來就是我們出錢，讓那個人上完研究生。他是音樂學院的研究生，是個拉二胡的，我父親把自己的二胡也送給他了。
任志強：2007年的時候，在網絡上出來的時候，叫做人民公敵。叫做就是中國人最想打的十個人里頭，我排第三。第一是小泉，第二是阿扁，第三就排到我了。父母也會根據網上，報紙上對我的批評，提出一些意見。我會跟他們去解釋我的真實意思。因為通常在媒體里頭報道的東西，都是斷章取義的。
我出生時媽媽在丹東負責商品供應與管理，那是抗美援朝時期，1951年3月，我就出生在鴨綠江大橋的邊上……媽媽的家庭是一個村中的大家族，其中四五十個同齡人中，一半在奔往延安的路途中先加入了國民黨領導的抗日隊伍，另一半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隊伍……
記者：你小的時候，父親打過你嗎?
任志強：我印象中沒有。
記者：那挺少見的。
任志強：因為他沒時間打我，他們太忙了。
記者：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呢，你說。
任志強：我記得我父親直接管我的時間很少，大部分都我們的學校老師，班主任，都會找我母親。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小學的時候，四年級的時候，我的作文很差，然后班主任就找我母親，我母親就狠狠批評了我一頓，然后給我一堆書讓我看。我一看那些書都是他們看的，什么《紅樓夢》，《牡丹亭》，我小學四年級，后來就看這個三國，水滸，三俠五義什么的。現在覺得挺好，它反而養成了一種習慣，所以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沒書可看，只有一本紅寶書了，沒得可看了，我們就想法去看各種各樣的書。我印象中，我那個十八世紀的書都是每個人都是這么一摞一摞的，巴爾扎克的一摞子，左拉的一摞子。所以現在呢，我這幾年這個，就是在華遠以后的這很多書，我樓下有個私人圖書館，我把我的書都放在那，說你們誰愿意來看誰看。
媽媽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從不對黨的指示表示懷疑，只要是黨中央的指示就堅決執行，無論是毛時代，鄧時代，還是后來的時代……
許戈輝：他們的信仰在你身上，有什么樣的影響?
任志強：我覺得我們最初的時候，也是受影響很大的。比如說我們小的時候，就知道要做共產主義接班人。我們兄弟姐妹四個吧，幾乎都是住校。只有禮拜六、禮拜天，可能父母才有時間去把我們接回來。但是我父母經常因為出差，沒法接我們。所以我們就只能被這個學校里的阿姨，帶回到阿姨的家里去過禮拜六，禮拜天。
許戈輝：那個時候會很想家嗎?
任志強：很想家。這種生活過慣了。為什么我現在有時候不回家，但是去忙工作，就是牢牢記住他們那個時候。就是我們那個印象中，就是我們經常我們回不了家，因為我的父母都是為革命，為工作，出差了，或者怎么樣。
許戈輝：是不是在你的腦子里會有一根弦，就是為了革命工作。
任志強：傳統的時候是這樣，就是我父母實際上特別強調的就是，你要在這個所謂的全民所有制，或者說是集體所有制，或者是相對于公有制的一種企業里頭去干活。改革開放的時候，很多人都去做個體戶了，其實我也可以去做個體戶。那么個體戶，他們總認為是好像是為自己掙錢。那么在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呢，你好像是為大家掙錢，為國家掙錢。所以要把更多的智慧和精力時間用在這上面。
1985年9月29日上午，我接到區紀委的通知，去區紀委談話……事由來自1984年年底的分獎金……在看守所中待了一年兩個月零六天。按貪污罪被捕卻按投機倒把罪判決，這大約就是不按法律而按長官意志和有罪推定辦案的結果……
任志強：我父母和別人的不一樣，他們會努力去保護自己子女。比如說抄我們家的時候，我們幾個人要跟造反派打架。我母親就攔著我們，我們并不知道，實際上造反派拿刀捅著她的后背，是吧。但是她會就是很愛護自己的子女。但是我父親在這個政治問題上，是原則是非常清楚的。我被關起來的時候，第一個就是他們不相信我會犯罪。他們有對子女有充分的信任。第二個，他認為如果我犯了罪，就應該接受法律的制裁，他們有權利管他們也不能去管。因為那時候的高院的院長，什么這個中國最高院院長，都是他的戰友。
記者：他真的沒找過?
任志強：我父母會比較固執地堅持，就是我母親幾次跟我父親說，要去找這個，要去找那個。但是我父親都不同意，我母親也沒去找過人。
我回來以后，我父母當時很坦然。他們自己就蹲過那么多年牛棚，被冤枉過很多次，他們怎么會把這些事當回事呢。所以出來的時候就，回來了，我說回來了。
記者：你父親就這么說話呀，就是這種。
任志強：就是覺得，好像你就該回來似的，就是那樣一種感覺。就是說我母親會問的多一些，我父親就是這個將帥之間的這個胸懷，還是有點差別的。你比如說我父親被關牛棚，就是因為他國務院開會，上海要求增加物資配置，我父親就堅決不同意，王洪文就不干了。因為王洪文那時候是管上海，他非要特殊待遇。我父親說我沒有那么多東西給你。然后最后第二天，跟王洪文吵完了以后，第二天總理說你去干校吧，就去干校了。沒什么別的理由。像這種東西，怎么說，就是那個時代，或者是那一個階段的，這個不正常，就導致大家幸虧這些老革命心懷很寬闊，沒有把這些東西當回事。
我出來以后，我的總經理請我吃一頓飯，那時候在酒店里吃飯，還是非常少見的。然后就談一談，我說，我跟他說的就是，我們還會跟著共產黨走。
1、任志強：尤其是堅持自己的原則的時候，更需要有厚臉皮。因為真理常常是不太容易一下子被大家所接受的。
2、任志強：他老說我見了女同志不笑，我說這個前面說陰陽是平和的，白天如果笑的多了，晚上回家就不笑了。
3、任志強：我最看中的品質，就是他喜歡不喜歡我女兒，別的我沒有任何要求。
我的父母帶給我的不是榮譽，不是財富，不是享受，而是良好的教育，嚴格的管理和對家庭忠誠的信賴。父母教會我們這些子女的不是如何當官，而是如何做人……
許戈輝：你覺得你的性格更像父親還是更像母親?
任志強：我可能更像父親一些，當然大家都覺得，這個我長相，或者是什么的像母親。在家里這四個孩子說，我父親最喜歡我妹妹，我母親最喜歡我。可能這個大家都選了一個小的去幫助，因為大的已經提前就是有謀生能力了吧。但總體而言，就是一個家庭中，父母實際上是以榜樣來傳遞的，就是他們做了一些什么，也會傳遞到子女身上。所以我特別強調的就是做人，尤其是在家庭里做父母，你的榜樣精神，對你的孩子教育，是最印象深刻的。比如我們為什么要努力去做大量的公益活動，就是希望讓我們的子孫后代看到，你不要僅為自己活著。你比如我做讀書會，我拍賣45萬，我都沒見到錢在哪，就直接建立讀書會了。但我努力去做很多工作，讓他們可以得到很多錢，去做這個公益活動。就是我們自己要掏出錢來以外，你還要掏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還要動腦子，怎么樣想法讓這個組織的影響更好，這個做的事更多，然后怎么樣，怎么樣。所以你要全身心的撲入進去，變成一種信仰。
對家庭的忠誠讓這個家庭充滿了愛，而不論你在這個家庭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在這種家庭中生活的每一個人都會將這種愛傳遞給整個社會……
許戈輝：那會不會讓在你們在父母走后，心里面總覺得有所缺憾?
任志強：我們一直覺得，就是我們陪他的時間太短了，在經濟上我們可以給他很多幫助，我們當時家里兄弟姐妹四個人，定了一個，就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屬于那個有錢出錢的，我妹妹屬于那個有力出力的。
許戈輝：所以父母晚年應該說相當幸福了，一個是他們也比較長壽了，都活到差不多九十多。
任志強：都是九十多。我父親是剛好過完九十歲的生日，我母親是九十三吧。
許戈輝：再有就是你們兄弟姐妹又那么和睦，那么幸福。
任志強：我們和睦，就是因為常常分離，所以就是我剛才說的，小的時候，就沒都在一塊，然后在一起沒待幾年吧，就文化大革命就又分開了，然后以后就各自工作。所以這個養成一個好習慣，就是家庭里頭這個，應該說從父母開始的，比如說我剛才說我父親去幫助那個窮學生是吧。其實在這個工作期間，他也幫助過很多人，就是這種這個友愛精神，你不要看他表面很嚴厲，但內心還是友愛精神很強烈的。
許戈輝：那么這些寶貴的品質，應該是傳承下去。但是你覺得，到了您女兒的那一代人身上，他們還能不能傳承，或者說還應不應該傳承這些東西?不管你愿不愿意，在外人眼里，任志強就是一個官二代，然后任志強的女兒就是一個富二代。
任志強：我覺得重要的不在于你的出身是什么，而在于你自己是不是做出努力了。換句話說就是我的富，不是因為我父母。要是因為我父母的話，我哥哥姐姐是不是都可以這樣富，我妹妹是不是也可以這樣獲得這個，通過權利去獲得致富。為什么他們很窮呢。那就說明在整個家庭里頭，不是因為我父母，讓我們這四個兄弟姐妹獲得了官位，獲得了職位，獲得了工作，獲得了什么什么，不是。
我結婚生子的年代，還是“只生一個好”的政策，但母親已經開始相應黨的號召，要求我們幾個子女都只能生一個孩子，而現在看來，這也許是一種失誤，但已經無法挽回了……
記者：所以你相信窮養兒子富養女?
任志強：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重要的是讓她知道，應該有一個過苦日子的好習慣。但是不一定要限制她花錢一定要那么苦。有時候有些需要的時候，可以放松一點。你比如說你如果給她說，固定這么多零花錢，她就不知道拿這個錢去買書。她可能就買他自己認為最需要的那些奢侈品了。但是給她錢多了的時候，他多出來那部分錢，并沒有用在奢侈品上，而是用來買書，或者是買一些學習用品了。
她們這個年代的時候，學習不是第一位的，滿足自己需求是第一位的，然后第二位才說，滿足了以后，我有更多的學習機會，要買一些書看看。這個差別已經出現了。
我覺得思想認識上，我教育上，我會要求，說你還是要有吃苦耐勞的精神，比如說我會在很小的時候，告訴她你應該自己學會洗衣服，刷鞋，是吧。這些我們可能會要求她，比如說至少學會做三個菜，五個菜。自己能吃飽肚子，不至于出去的時候餓著。但是我不是要求他，每天你必須去做，這是有差別的。
當然我做這些東西，對她是有好的影響，至少她知道，人應該去做公益，對吧。她也會參加，比如說放暑假，就到我們的秘書處待個幾天，學一些東西，或者是做一些東西，做一些義工什么之類的。那我覺得就很好。她不至于到了那個，看到這個路邊有個老太太摔倒了，不敢去扶，不敢去做這些這個公益的事情，不會到這種程度。也不會說疏于對自我的言詞要求。我覺得這就夠了。
雖然父母離開了我的生活，但父母永遠活在我的心中，永遠影響著我的一生，父母的形象永遠是我追求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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