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聞仇霸天垮臺，特貼舊文慶祝。

　　黎陽

　　2015.3.15.

　　舊文重貼：“仇青天”還是“仇霸天”?

　　黎陽

　　2008.3.8.

　　“鐵腕治吏”還可以說是“青天”，但“鐵腕治民橫行無忌”那就只能說是“霸天”了。

　　仇和2007年12月23日走馬上任就任昆明市委書記到今天共75天，其“鐵腕”本色已經淋漓盡致：“鐵腕”公布官員電話號碼、“鐵腕”“勒令辭職”“磕睡副局長”……如果“鐵腕”公開一切大小官員的私人財產，那至少在反腐這一點上還稱得上“鐵腕治吏”。然而碰到這個最關鍵的地方仇大人的“鐵腕”就不“鐵”了，而是一個“鷂子翻身”，“鐵”到老百姓頭上去了——《廣州日報》3月7日一篇“仇和在昆明推行宿遷式拆遷與醫改”一語道破仇和的“鐵腕”下一步要向誰下手：

　　——拆：一聲令下，七城中村開拆——2008年2月28日，昆明開始開拆336個城中村。

　　——賣：七成醫院變民營——2008年3月3日，一份《關于加快推進醫療衛生事業改革與發展的意見》出臺，規定“到2012年，民營醫療機構資產占全市醫療總資產的比例達到70%以上”。

　　——商：全國拉網式駐點招商——昆明已經從各部委辦局抽調了100多人培訓，并組成35個招商分局，分赴全國各地展開拉網式駐點招商。根據政府工作報告，2008年昆明市招商引資任務將是2007年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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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的且不論，公共教育和醫療衛生屬于“公益事業”，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不由分說說賣就賣，“賣”的結果就是“私有化”，“私有化”的結果就是對“利潤”的最大限度的追逐，“公益性”將不可避免地遭到淡化甚至拋棄。有人把“賣光式”比喻為政府在“甩包袱”，把公共服務作為“包袱”甩給市場的同時，當然減輕了政府的“負擔”，也當然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推給了市場——這難道不是把“鐵腕”伸到了老百姓頭上?先前所謂“鐵腕治吏”其實是“敲山震虎”、“殺雞嚇猴”、“打騾子驚馬”的“下馬威”，意在震住大家，不準任何人有任何不同意見，對自己服服貼貼，“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靠“私有化”搞“公益”等于靠狐貍看雞圈——憑什么不準別人有不同意見?

　　拆、賣、招商這三大塊涉及了多少方面?多少家庭?多少預算?多大工程量?仇和走馬上任75天便下手，究竟經過了什么樣的調查研究?什么樣的可行性研究?什么樣的項目論證?什么樣的組織協調?有什么樣的法律根據?

　　——仇和從12月23日上任到2月28日開拆“城中村”一共間隔67天。67天就大規模動工上馬，好不威風。然而，拆遷戶的安置、補償、賠償是怎么安排的?拆了以后的地方干什么用?給誰用?有什么根據?有規劃嗎?有計劃嗎?有方方面面的科學論證嗎?有預選嗎?有周密的組織安排協調嗎?如何保證沒有“強制拆遷”?如何保證沒有“官商勾結”?……所有這一切如果踏踏實實地按照“科學發展”的路子來，67天夠用嗎?

　　——仇和四年之內要賣光70%的學校醫院，這個70%的比例是怎么來的?為什么是70%而不是60%，也不是80%?為什么是四年而不是五年或兩年?所有這些的根據是什么?是誰論證出來的?怎么論證出來的?涉及整個當地社會的千家萬戶的公眾利益的事，為什么不經過公眾一個人不聲不響就決定了?(賣光了宿遷的學校醫院又賣昆明的學校醫院，不愧是“仇賣光”)擅自處理這么多國有資產，根據的是哪條黨紀國法?

　　——搞投資、上項目都自有其客觀規律，上不上、投不投要看具體條件，要看具體環境，不能腦袋一熱就亂上項目，尤其是資本密集型的高科技項目，必須因地制宜。不管三七二十一全國“拉網式招商”，甚至把招商引資數額當成“硬指標”硬往下壓，這本身就是不管客觀條件的蠻干——如果投資是沖你仇和來的，你到哪投資到哪，那將來你仇和離開昆明是不是投資也要跟著走?如果投資是沖昆明的環境來的，那不管有沒有你的招徠，該來的總會來，除非你的投資環境太惡劣把投資趕走。如果是可來可不來、因為你開出的價碼特別優惠才來，那就是說，你是靠挖別人的墻角發跡——等于逼別人也學你不顧一切犧牲原則留住投資——這就叫“惡性競爭”。下三濫的婊子拉客才只認錢不認別的，拉住哪個算哪個。而仇和招商比下三濫的婊子拉客還賤，還不顧一切。人們記得，1998年仇和所管的宿遷市下屬的沭陽縣給教師下達“招商引資”任務，結果引起集體罷課，此事被央視《焦點訪談》披露。2002年仇和在宿遷推行1/3干部離崗招商、1/3干部輪崗創業，副處級干部的任務是500萬元/年，完不成任務的干部，所在部門一把手免職——國家干部有國家干部編制的崗位責任制。如果用不著那么多干部，可以精簡機構，可以減少人員編織，但仇和憑什么擅自變更現有干部的崗位責任，任意把官員變成“官商”?誰給他的權力?根據是什么?

　　規定“5000萬元人民幣以下的引資者，按實際引資額的3%給予獎勵，引資5000萬元以上至1億元人民幣以下的引資者按5%獎勵;引資超過1億元人民幣的，按7%獎勵。”——這“3%、5%、7%的獎勵”錢從哪里來?是占用國家預算，還是從投資人的投資里扣?如果是占用國家預算，根據是什么?哪條國家財會制度允許這樣使用納稅人的錢?是擠占教育衛生預算，還是挪用扶貧基金?如此不惜一切“招商引資”，只講招商結果不講任何限制，那怎么能保證招商官員為了如此重獎而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犧牲一切來滿足投資者的任何不合理要求?如果這筆獎金是從投資人的投資里扣出來的——投資一億，便要扣下7%即7百萬送入私人腰包——請問哪個投資人心甘情愿?要人家同意，就得有代價：稅收、環保、勞工福利……這難道不是變相地把公眾利益轉變成私人利益嗎?

　　仇和要求下屬“要批文件晚上回辦公室批”——這是根據勞動法的哪一條?除非緊急情況，除非特殊需要，除非是高級領導，國家的規定是八小時工作制。無緣無故減少工作時間不允許，無緣無故強迫別人加班同樣不允許。你要下屬超時工作，第一要給出理由來，第二要給出根據來。沒有任何理由，沒有任何根據，無端要求下屬超時工作，這叫破壞法制，知法犯法。

　　所有這一切都是仇和一個人說了算，從萌芽到出籠一共不過75天。涉及這么多人、這么多國有資產、這么多老百姓生死存亡的事，仇和一個人說賣就賣，說拆就拆，誰給他這么大的權力?

　　仇和說：“為公才改革，為私誰改革!”——果真如此嗎?賣光公益事業，化公為私，“公”都沒了，只剩下“私”了，這還叫為“公”?仇和到昆明才兩個多月就弄出那么一大堆方案計劃，分明是先入為主，蓄謀已久，人沒到昆明之前就已經策劃好了一切，根本不要深入調查研究、因地制、宜深思熟慮后的科學論證。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與其說是“要用50年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300年的路”，不如說是仇大人在“倒計時”，規定自己今后哪年內必須升到哪級，為了“按部就班”按期升官，必須在一兩個任期內拿出足以下一步高升所需要的“政績”——否則為什么如此不顧一切客觀規律、一切實際情況，象“周扒皮”那樣趕著上上下下沒日沒夜地拼命?當真想把事情干好，頭一條就是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按客觀規律辦事——搞好昆明的事，先調查研究弄清楚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不是只能靠招商解決。即便想招商，作為政府首要任務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投資大環境，“種好梧桐樹，引的鳳凰來”，而不是到處撒大網抓“鳳凰”。但這就不能“立竿見影”，不能在仇大人計劃好的時間內出下一步升官所必要的“政績”，所以才會如此迫不及待，不管三七二十一瘋狂蠻干——也就是說，逼昆明全市從上到下都為自己的升官加倍、拼命、做犧牲——這叫“為公才改革”?

　　仇和動不動就是：“不爭論，做了再說”——如果跑到大街上看見哪個姑娘漂亮，哪個人腰包鼓，上去就硬拽人家，然后說：“不爭論，跟我走，到地方再說”，行得通行不同?人家會是什么反應?日常生活中誰如此，誰不是拐賣人口的人販子就是殺人綁票劫道的。把生活中明顯犯罪的事搬到官場上，不叫飛揚跋扈叫什么?如果當了官就可以“不爭論，做了再說”，那可不可以“不爭論，斃了再說”?可不可以“不爭論，把全國耕地毀了搞房地產再說”?可不可以“不爭論，炸掉三峽大壩再說”?可不可以“不爭論，扔了原子彈再說”?“文化大革命”算不算“不爭論，做了再說”?為什么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大躍進”、“畝產萬斤糧”、“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算不算“不爭論，做了再說”?既然“精英”們現在還這樣干，可見當年搞“畝產萬斤糧”、“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并非毛澤東——“精英”們整天罵毛澤東“專制獨裁”，現在看看，究竟是誰“專制”?是誰“獨裁”?

　　如此專橫，這還叫共產黨的市委書記嗎?分明是“仇霸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一邊把這樣的“霸天”捧為“明星書記”，一邊喋喋不休“民主”、“法制”，諷刺不諷刺?

　　提拔、重用這樣的“霸天”，允許他們稱霸一方為所欲為，實際就是在為中國“封建割據”、“諸侯分裂”、“軍閥混戰”創造條件。——在他們的地盤上他們說一不二，無法無天，等同于獨立王國，這難道不是分裂中國?有人難道真要“不爭論，分裂了中國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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