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警察為什么對農民工如此“仇恨”？

　　—再談“太原警察暴行”現象

　　郝貴生

　　筆者前兩天剛寫了一篇《為什么會出現“太原警察暴行”現象?》后，喉嚨中總感覺有些話還沒有完全吐出來，于是再談“太原警察暴行”現象。

　　12月31日的鄭州《大河網》報道了這次太原警察暴打女農民工丈夫的具體細節：

　　記者采訪被警察致死的女農民工的丈夫王有志時寫到：“王有志很累!十多天前在派出所被警察打斷4根肋骨(后糾正，實為6根)的他，如今仍打著特殊腰帶，不能直立行走，每天需躺在醫院病床上輸液治療。接連兩天，他不斷被檢察官傳喚并配合調查，但他說：‘累死也愿意，就是想早日給躺在太平間冰柜內的妻子一個說法。’” 王有志回憶當時遭到警察暴行的情景時說： “我被警察抓住頭發拉下警車時，我看到妻子躺在派出所院內的水泥地上一動不動，就想上前看她有事兒沒有。但從車上下來的一個警察推著把我推到派出所屋內了。他經過我妻子身邊時，還踢了她一腳罵‘操你媽，裝死裝得還怪像’。他把我推到一個小屋內后，先是一名警察用皮鞋底子朝我臉上猛打，我的嘴被抽得流了好多血，然后十幾個人開始把我跺倒在地，亂踢亂打，我的肋骨就是那時候被打斷的。后來，他們把我的手銬去掉后，讓我去洗嘴上的血，我看到七八個人進屋去打李康了，這些人長啥樣、有啥特征，我都記得很清楚。”這只是警察暴打王有志的情形，而如何暴打其妻子的情景不得而知，但完全可以根據這一情景推斷比其有過之而不及。

　　讀到這里，頭腦中立刻有兩種情景浮現出來：一是在電影、電視上經常看到的舊社會黑衣警察欺壓、暴打窮苦百姓的情景。我想60歲以上的老人看到這樣的情節有無數次吧!二是想起1958年由著名電影演員仲星火主演的反映新社會警民關系的《今天我休息》的電影。這兩種情景并不奇怪。前一種是舊社會，警察本身就是統治階級壓迫人民的工具，警察暴打人民群眾恰恰就是那個社會的本質表現。《今天我休息》電影中表現出來的警民魚水情恰恰是新社會國家機器的本質反映，是人民警察為人民的具體體現。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能處處感到現實生活中那種警民深厚情感的客觀存在。然而我們今天建國已經65年多了，在堂堂的號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代中國，舊中國、舊社會警察暴打人民群眾的真實版再次上演。如果這是極個別現象，也情有可原。但這是極個別現象嗎?我想當今許多人都能夠從自己所經歷的事情或者是媒體上的有關報道感覺到，這絕對不是極個別。現實生活中警察和各種執法人員以執法為名，對人民群眾態度粗暴、口出穢言、胡攪蠻纏、動手動腳、亂扣亂罰、欺壓弱勢百姓的事實還少嗎?上海楊佳殺害多名警察事件的導因不就是警察誣陷楊偷自行車，無理拘押、刑訊逼供而導致楊佳報復的結果嗎?這與舊社會人民群眾所極端憎惡的所謂“黑狗子”有什么區別呢?再如這些年來，由于種種社會不公導致的人民群眾上訪現象極其之多，這本來是人民群眾遵照法律行使自身權利的正當表現。可實際生活中人民警察不僅不予以保護，且對上訪人員圍追堵截，強行扣押、甚至拳打腳踢，不管白貓黑貓，截回就是好貓。筆者記得2009年，在北京一次會議上聽到山東某市一原派出所所長自述，他在職期間就經常被上級領導派出執行截訪任務。然而他發現本市公安系統領導腐敗行為后多次上告到省公安領導，卻遲遲得不到解決。于是幾個人秘密上訪公安部，結果也遭到普通上訪群眾同樣的遭遇。其上級領導也派出大批警察多種途徑對其截訪，說服不成時甚至武力綁架，并以開除黨籍、公職威脅之。我清楚地記得這個同志說，他父親曾是一名老八路。當他帶上有國徽的人民警察的帽子時，他父親語重心長地說，希望他永遠不要忘記作為人民共和國標志的國徽的含義，永遠記住自己是人民警察，永遠要為人民服務。但他自己行使正當民主權利時，不僅得不到支持，卻遭到如此待遇。真切感受到權力性質變了，人民警察的人民性質也變了。他特別為自己過去盲目執行上級錯誤的指示而悔恨，他表示寧肯脫下警服也再不干危害人民群眾的事情來。再有就是近些年來，各地人民群眾自發地組織紀念毛主席的活動幾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公安機關的監視、跟蹤、威脅、武力阻止，個別組織者還受到拘押、逮捕和判刑。而各地群眾舉行的罷工、游行等活動更是受到警察隊伍的特別“照顧”比比皆是。

　　近些年來，黨中央一再強調建設“和諧”社會，主流媒體也一再宣傳 “大愛無疆”，十八大后新的黨中央又提出踐行24字的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也包括“友善”。太原警察以及筆者所列舉的類似的種種現象是建設“和諧”，還是破壞“和諧”?對人民是“大愛”，還是“大恨”?是“友善”，還是“憎惡”?事實非常清楚，從女農民工丈夫所具體描述的情形看，這幾個太原警察的行為體現的就是對人民群眾的極端“仇恨”心理。

　　筆者作為一個理論工作者，從來不相信“大愛無疆”。根據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人是具體的、歷史的、處在一定的經濟、政治、思想關系中的社會的人。在存在利益根本對立的階級社會中，人們必然產生對一部分人的愛和對另一部分人的恨。無產階級的愛憎情感就是對人民的愛和對敵人的恨。周恩來談到雷鋒精神時說過，學習雷鋒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因此根本不存在抽象的無條件的“大愛”和“友善”，“愛”從來都是有條件、有限 的。在根本利益對立的社會中怎么能夠存在無邊界的、無條件的“大愛”呢?記得2011年，玉樹地震后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抗震救災募捐的晚會題目就是“抗震救災，大愛無疆”，這顯然是個錯誤的提法，暴露了中央電視臺領導和編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無知。同時唯物史觀也不絕對地否定“恨”。恩格斯談到英國憲章運動中工人階級表現出來的情感時說，他們對資產階級的極端“憤怒”、“熾烈的憎恨”、“切齒痛恨他們的壓迫者，痛恨那種使他們陷入這種境地并把他們變成機器的制度!” “只有靠著對當權的資產階級的烈火般的憎恨，靠著不可熄滅的內心激憤才能保持人類應有的意識和感情。”如果沒有這種“憎惡”和對資產階級的反抗斗爭精神，完全讓資產階級把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任意宰割，那就真的淪為牲口了。但我們強調的不是仇恨一切人，而是仇恨剝削和壓迫制度，仇恨一切統治者、壓迫者、侵略者，而絕不能“仇恨”人民。反之，對人民則是無限地“熱愛”、“友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太原警察及其類似行為的錯誤不是他們的一般的“仇恨”，而是對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的“仇恨”。固然這些警察與致死的農民工原先也無冤無仇，我想他們也應該知道，造成農民工討薪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農民工自身，而是欠薪者。但為什么在執行所謂“維穩”過程中對農民工如此狠毒、暴打農民工呢?因為他們這次暴打農民工導致農民工死亡，被農民工親屬曝光，后媒體追蹤報道。假如農民工雖遭暴打而沒有死亡，不被曝光，或者農民工雖死亡，但被打人警察及其上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其暴行就永遠被掩蓋起來嗎?就永遠受不到社會譴責和制裁嗎? 公檢法系統就沒有這種自查自糾的機制嗎?這種現象警察隊伍中究竟是否還存在許多?

　　筆者不具體了解當事人當時的具體動機，但依據筆者對社會現象的觀察，分析其對農民工的如此“仇恨”有以下幾種具體原因：

　　第一，把自己受到的委屈、情緒轉嫁到農民工身上。心理學有一個情緒轉移規律，意思是說一個人受到某種對象欺侮、侵犯而產生消極情緒但又無法向直接對象發泄時，于是就把這種情緒向低級別的人轉移，從而化解自己心中焦慮，緩解心理壓力。這幾個警察也可能受到過單位權勢者的欺凌、壓榨、不公待遇或其它原因而產生各種各樣消極、怨恨情緒積累起來而無處宣泄時，于是就把這種情緒一古腦發泄到農民工身上。

　　第二，受傳統文化“欺弱怕強、欺善怕惡”的嚴重影響。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是嚴格的等級制度，因而造成人們的社會心理“對上是奴才、對下是主子”的嚴格的等級心理。他們在上級領導、權勢者等大人物面前唯唯諾諾、絕對順從，眼睛往上看。而一旦遇到地位、級別比自己低的人面前，立刻就擺出高高在上、盛氣凌人、眼睛往下看的姿態。這種人把權勢者對自己的侮辱、欺凌方式和結果轉嫁到比自己低的人上。清王朝的和珅就是歷史中的這樣一個典型人物。而今天現實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和珅”式人物也比比皆是，尤其是官場和知識分子隊伍中。舊社會之所以把欺侮老百姓的黑衣警察稱之為“狗腿子”，其道理也在于此。太原警察是否也受到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呢?

　　第三，警察隊伍中沒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30多年來，由于否定了毛澤東“政治掛帥”思想，整個社會包括黨政機關、軍隊、學校、各種企業事業單位幾乎都拋棄了思想政治工作領先的基本原則。各種剝削階級意識形態大肆影響、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同時也包括公檢法系統。雖然各級組織都還存在黨委、軍隊武警系統存在政委，但這個共產黨人的“政治”工作傳統早已拋到九霄云外。各種社會組織包括公檢法系統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教育，沒有為人民服務思想的學習教育，沒有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的學習教育，沒有是非善惡、愛憎分明的教育，沒有對封建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沒有對社會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錯誤觀念的批判揭露。其所謂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樹立為人民服務思想，而是如何用好“自私心”(見拙文《反映軍隊意識形態問題的一部理論專著》)。同時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等各種原因造成整個社會是非、美丑、善惡等一系列的價值觀念徹底顛倒，公檢法系統也不例外。太原警察如此“仇恨”農民工事件就是在一定意義上所折射出來的整個社會包括公安隊伍內部這種價值觀念顛倒的具體表現。

　　需要在這里指出，自上世紀80年代末提出“依法治國”思想后，整個社會特別是公檢法系統陷入一種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法律萬能”的法治思維方式。他們用這種思維方式解讀一切社會問題的最終根源，也用這種思維方式當做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和萬能鑰匙。例如2013年8月27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對中國當代愈演愈烈的官場腐敗現象的解讀和解決方式就是如此。黨的十八大四中全會關于依法治國的重要決議在一定意義上是對法治萬能思維方式的糾正，但遠遠分析批判不夠。因此這種錯誤的思維方式影響仍然極其嚴重。就太原警察暴行一事，官方還是單純從違法角度解讀，目前給幾個暴行警察暫定的罪名是濫用職權，而不是故意致死。即使是故意致死，也遠遠沒有找到事件的真正根源。必須把這一事件放在整個社會的大背景中全方位、多視角去認識問題。

　　去年10月底，黨中央在毛主席開創的我黨思想政治工作的發源地福建古田召開全軍思想政治工作會議。會上習近平同志闡發的一個極其重要思想就是：“政治是軍隊工作的生命線。”其實，政治不僅是軍隊的生命線，也是我們黨領導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毛澤東建國初期，就強調政治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以后他多次強調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鞍鋼憲法的一個極其重要思想也是“政治掛帥”。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官員腐敗、軍隊腐敗在一定意義上的思想理論根源就是放棄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致勝法寶思想政治工作。太原警察暴行僅僅是整個社會問題的一個極其微小的側面，但其反映的社會問題的總根源是一樣的。筆者雖然認為，新的古田會議也有不足的地方，但畢竟闡發出毛澤東的這一最重要思想。習近平闡發這一思想后，不僅軍隊應該結合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軍隊實際認真貫徹，各行各業，包括企業、學校、機關事業單位、特別是公檢法系統也應該學習貫徹。但遺憾地看到，新古田會議剛結束，主流媒體喊了幾天。以后對這一思想的宣傳貫徹又銷聲匿跡了。從媒體上根本看不到各個系統、單位、組織如何貫徹習近平所提出的這一基本思想的有關報道。如此下去，太原警察暴行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還可能繼續一再重演。近幾天發生的上海踩踏事件、哈爾濱大火事件、云南大理600年明代城樓被燒毀……，類似事件30年來發生的還少嗎?就在筆者寫這篇文章時，又從網上看到，河南安陽兩名中學生撿到裝有3700元現金的錢包交給出警警察后，竟然被該警察擅自截留2200 元。這又是一個中國當代警察人格、素質的一個縮影。這就是全黨全社會放棄毛澤東思想、放棄政治掛帥思想自我吞噬的惡果。

　　政治掛帥思想回來吧!毛澤東思想回來吧!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才能徹底根除太原警察暴行、官員腐敗等愈發嚴重、積重難返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真正使中國沿著科學社會主義大道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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