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談到一則新聞：全國人大正在研究新聞傳播立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柳斌杰透露出來的;說是“新媒體發言隨意，吸引眼球;傳統媒體管制嚴格，面容呆板。一樣的傳播兩個尺度，讓傳統媒體常常感嘆‘戴著鐐銬跳舞’、環境不公。而傳播立法出臺，將終結這一局面。”柳斌杰認為，“依法治國，新聞傳播也要有法治思維，走向法治軌道。否則，底線不清、邊界不明，媒體不好把握。哪些東西能傳播、哪些不能傳播，法制、道德、社會秩序的底線要明確，用各種條條框框把體制內的管得很死，眼看著它們的影響力減弱，阻礙它們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傳播立法能使媒體獲得自主權，媒體依法行使法律賦予的職權，可以依法判斷自己的行為。”

　　讀了不解，不知道如何立法解決媒體“兩個尺度”的“環境不公”，是給傳統媒體松綁，還是給新媒體套龍頭;不過，傳媒要立法，這一點是肯定的。所以，我寫了句：“希望這件事應當與網民多商量。”

　　“跟人民商量辦事”，這句話是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里引用毛主席的話。習近平說：“實行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要求我們在治國理政時在人民內部各方面進行廣泛商量。”我非常贊成。所以，經常對治國理政方面的事情，發表一個老百姓的意見。老百姓很想找政府商量他們關心的事情，而政府官員常常是嫌麻煩，不愿意同老百姓商量;傳媒也常常不讓老百姓去打擾政府官員。不知道這次傳媒立法，能不能解決這個首要的根本性的大問題，讓老百姓能言路暢通，言有人聽。老百姓與政府官員見面說話不容易，而用新媒體反映問題是動點手指頭的事情，這里的關鍵首先在新媒體，它是做橋梁，還是做“把門將軍”(民間對鎖的一種叫法)?

　　“跟人民商量辦事”，習近平講的很清楚，是“實行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新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她的第一部憲法就是通過全國老百姓一起來商量制定。我在去前年的文章中多次提出，關于互聯網立法，請與我們網民多商量。從國家來說，人民是主人，從互聯網來說，網民是主體，所以國家對互聯網立法，應當征求主人的意見;不與網民商量，就是在作人民之主而不是人民作主，是專人民之政而不是人民民主專政。

　　再說柳斌杰透露出來的信息，我之不解，是傳統媒體與新媒體有重大的、可以說是質的不同，怎么能通過“傳播立法出臺，將終結這一局面”?

　　傳統媒體如報刊、廣播電視，其特點主要是由上而下，擔負著灌輸，即宣傳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的職能，有可言有不可言，不是什么“新聞”都“先行”，都公開，“不能沒有‘舊聞’，也還要有‘無聞’”，有可言有不可言;就是作為科技理論期刊，由于它關于科學，要求嚴謹。傳統媒體就其信息泉源來說，是十分清楚完全可控的。傳統媒體如報紙、廣播、電視，基本上是宣傳工具，所謂黨和國家的“喉舌”， 階級性、黨性很強，不能有多大的自主能動性。就是科技理論期刊，也要求科學性，內容必然有所選擇且要求論據確鑿論理公允。這不是說傳統媒體沒有自由度，有的，這種自由是有紀律的自由，具有必然性，自由就是認識了的必然性。

　　新媒體的特點是它的群眾性、互動性、開放性、自主性和能動性;參與者非常廣泛，各個階級不同階層的人都有，多元，魚龍混雜，信息泉源不是十分清楚和完全可控。如果說，傳統媒體主要是官方的喉舌，那末，新媒體的職能則可謂是官方的耳目。更深層次看，傳統媒體是傳統社會的交往方式之一，新媒體則形成了不同于傳統社會的網絡社會，全世界的當政者都還不知道怎樣管理這個社會，因而基本上是處于無政府狀態。政府幾年前就力圖控制這個網絡社會，開始是用技術阻攔屏蔽，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種技術性的封鎖不斷被技術所突破，后來警察進來了，法院也進來了，情況似貓捉老鼠，網間叫“打游擊”;現在求助于法治。我看，如果不調查研究，不了解新媒體社會的運行法則，用管理傳統媒體的辦法管理新媒體，用同一個法來“終結”不同的“局面”，將落后于時代發展，后果不會好。

　　關于互聯網，習近平有句話：“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對于這句話，我不知道左翼會不會照舊說習近平是搞折中主義，但是，當局現在的注意力是在“網絡安全”這方面，而不是它的現代化方面，是很清楚的。最近在北京召開的中國的和國際的網絡論壇和會議，緊接著首屆國家網絡安全宣傳周又在北京啟動，核心都是“網絡安全”。 柳斌杰所講的“依法治國，新聞傳播也要有法治思維，走向法治軌道”，其意也在于此。我認為，若如此，就片面了，不僅落后于時代發展，直接就是企圖禁錮社會發展。習近平這句話不是折中主義，是辯證觀點。毫無疑義，由于現在社會的多元和深刻的階級對立，而網絡有利于被統治階級對統治階級進行斗爭，所以，“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是實實在在的。但是，網絡使傳統社會現代化了，發展了民主自由擴大空間的物質基礎，這是主要方面，是非常積極的一面。習近平首先講“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正確地抓住了互聯網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們應當強調和著力于這個方面。上層建筑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而不能阻止經濟基礎的發展。社會制度應當適應網絡所必然產生的新的人和社會交往方式，任何用法律來阻止網絡對社會必然的影響和推動發展的作用，都是徒勞的，是逆潮流而動，反動的。習近平說的好，互聯網就是“互聯互通”，我看互聯網不僅為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機遇，而還為領導與群眾互聯互通，為社會開放，為民眾參政議政提供了物質條件。如果認識不到互聯網積極主要的方面，立法就很難反映、鞏固和擴大這個技術革命為社會革命創造的成果。

　　環球時報的《“中國變左了”是無稽之談》這篇評論，一方面正確看到“互聯網空間與現實空間更加接軌了”，看到了有人利用互聯網“動搖當下的政治結構，把讓出來的那部分權力分配給通常所說的‘自由派力量’”，另一方面又認為“‘左右之爭’是一種過時的東西，這種互聯網上打嘴仗的標簽，根本拿不到嚴肅探討當下國家治理的層面”。這樣認識自我矛盾，否定了網絡上的左右之爭，是社會中的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正是在爭奪對國家治理權利。為什么習近平說“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不知道大家知道(不久前，我在《毛澤東思想是實踐的發展的馬列主義》引用過的)毛主席這句話否：“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的和重要的戰線。”但是下面這句話是許多人都知道的：“凡是要奪取政權，首先要造成輿論。”再沒有如此簡單明了說明網絡在奪取政權方面的首要作用的話了。所以不能掩飾網上的左右之爭。這不僅是客觀存在，也是習近平關于互聯網講話的根據。

　　我還要說一件現在很敏感的事情，就是“四大”。這件事，毛主席支持，并寫進了憲法，在國家治理中推行，后來被被改革總設計師取消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現在，它有以新的形式，在互聯網中重新發生了，沒辦法，草根廣泛生長在大地上。歷史上，封建帝王李世民都知道，“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社會進步了一千多年，今天的國家執政者應當比李世民明智;還有個夏禹王，總結了他父親鯀的教訓，知道治水宜引不宜堵，結果獲得了極大的成果，他也被人民擁戴為領導，塑像供奉著。四千年多年了，現在的領導者應當懂得這個道理，懂得做“領導者”比做“管理者”好。鯀與禹治水的故事，過去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立法者應當有歷史知識，這次網絡立法，是堵還是引，需要以史為鑒。

　　言猶未盡，虛還未實，但文章很長了。此時又看到環球時報的一篇新評論：《讓年輕人滿意，中國治理的重大挑戰》。環球時報確實是提出了中國治理的重大挑戰問題，需要認真探討，所以，本文暫時寫到這里，余下的話，留在15日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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