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充分認識微博的重大政治意義
2011年世界各地出現了大量民眾對抗政府，甚至推翻政權的突發事件。年初，執政23年的突尼斯阿里政權和執政30年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僅僅在幾周內就被民眾推翻，西亞、北非多國也發生了大規模的民眾反抗運動。人們傾向于用民生落后、民主缺乏等政治經濟原因來解釋中東變局，而忽視了新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發酵、加速等技術因素。直至夏季，美國、英國等數地發生騷亂，人們才開始逐漸意識到，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社會不穩定的背后，都存在一個共同的變量：以社交網站為主要代表的網絡新技術，更確切地說就是微博。這些社交網站在國外以推特（twitter）、臉譜（facebook）等為主要代表，由于種種原因，這些國外社交網站并沒有進入我國，但相應的技術平臺在國內分別衍生為微博、人人網等。
微博，全稱“微博客”，2006年3月最早由美國twitter公司發明，是一個不超過140字內容的信息更新、即時分享的個人網絡平臺。2007年以后，微博慢慢進入我國，2010年逐漸壯大，2011年上半年微博在全球的使用人數迅速翻倍，接近10億，在我國已達2億左右。最初人們沒有意識到微博的巨大政治沖擊力，只是將其視為個人信息發布的一場技術革命，因為民眾能通過不超過140字的信息隨時發表所思所想所見所聞，然后依靠個人所擁有粉絲量（聽眾量）的多少，迅速進行信息傳播。現在，隨著世界各地騷亂的頻發，人們猛然發覺，騷亂參與者很多都是微博用戶，他們用網絡新技術進行相互鼓動、聯絡、溝通，加強群體認同，加快信息蔓延。漸漸地，一些研究者開始意識到，在微博的推動下，個人的公共行為能力被空前地放大。擁有微博，個人便可擁有強大的信息傳播力、活動號召力、政治運作力，且成本低廉。可以說，這種力量已經開始改變傳統社會的運行規律，并具備挑戰國家政治議程的潛在能量。
“微博時代”的民眾力量一度讓西方發達國家以為終于找到了使“獨裁”國家發生演變的技術平臺，美國于2011年5月16日發布的《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報告中甚至公開宣布：“鼓勵世界各地的人們使用數字媒體……組織社會和政治運動”。但西方國家沒有想到，此項新技術“武裝”個人的速度迅猛，以至于很快就將力量傳播到發達國家。最近，美、英數地的騷亂讓這些國家政府不得不宣布，必須通過關網、切斷手機信號等方式維持社會穩定，而這些手段恰恰是先前標榜“崇尚自由”的他們所不屑和批判的。
有人曾做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在微博里擁有10萬粉絲，相當于一個新聞網站；擁有100萬粉絲，相當于一份全國性的報紙；擁有1億粉絲，相當于一個國家級的電視臺。統計顯示，2011年上半年，我國一半以上的熱點突發新聞都是通過微博等新媒體首發。數名地方領導干部因為微博引發的不良事件受處分、調任、停職甚至下臺。因此，我們必須全面認清微博以及“微博時代”的方方面面，了解并學習開微博的各類程序與過程；鼓勵主流意識形態和相關技術管理部門學會微博的經營與管理，進而有效地推動微博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與社會治理。
二、微博的政治功能必須得到重視
2011年7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2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國網民總數達到4.85億。盡管網民規模仍然保持增長，但增長速度明顯減緩。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上半年我國微博用戶數量增長迅猛，已經從6311萬增長到1.95億，半年增幅達208.9%；網民的使用率也從13.8%提升到40.2%。筆者曾采訪一些微博用戶，不少人都表示上微博基本能滿足一天的信息需求與交友聯系。通俗地說，微博通過信息發布、傳播與共享的方式，基本上同時具備了過去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網站新聞、報紙摘要、辦公通訊的所有功能。更重要的是，微博使人人都擁有一個麥克風，各自闡述與互換著對各類事態的看法與見解。這種新趨勢營造了新型的網絡文化，讓社會的文化生態顯得更為多樣。因此，洞悉微博在我國的發展趨勢，尤其是關注微博涉及國家政治穩定與社會健康發展的領域，顯得格外重要。
1. 微博正在向政治領域滲透，人們對政治微博的關注度大大增加。這種滲透與關注，起到了網絡問政、輿論監督的正面作用，但也與復雜的國際政治斗爭相關連，隱藏著許多危及意識形態安全的問題。有研究者曾對近年來210起中國重大輿論事件進行研究，網絡輿論在67%的事件中起到了推動政府解決問題的積極作用，71%的微博使用者認為，微博提高了他們對政治的關注度。與此同時，西方國家更加注重在網絡中推行其自由價值觀，話語中刻意追求社會的絕對自由，神化西方的政治制度，抹黑甚至完全歪曲我國的政治體制，否定我國的發展成就，等等。類似聲音在微博里通過海外匿名人士或深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的人士逐漸向我國滲透，并迅速傳播，不可避免地會給我國民眾帶來影響。
美國學者安德魯·查德威克曾說：“互聯網是西方價值觀出口到全世界的終端工具。”冷戰結束后，中國成為美國意識形態在全球滲透的第一對象。近年來，西方不少政客和相關敵對勢力都看中微博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和政治顛覆功能，叫嚷要像“茉莉花革命”那樣，掀起一場起源于微博的轟轟烈烈的“中國革命”。我國一些深受其影響的人也在借助微博發起所謂“推動中國自由民主化進程”的運動。這些“運動”極容易與普通社會都正常存在的“抱怨文化”發生共振，使得“微博時代”我國國家安全問題日益凸顯。鑒于突尼斯、埃及等“推特革命”的前車之鑒，黨和政府的各級部門必須高度重視微博不斷擴大的政治功能。
2. 盡管微博拓寬了民眾知情權，但也極易在人們腦海中編織一個有損我國整體形象的錯誤印象。微博具有“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的信息慣性，“7·23”動車追尾事故后，微博里出現幾乎一邊倒地批判、謾罵鐵道部的聲音，其間還夾雜與集結了許多負面形象的圖片、視頻、段子、語錄等，所產生的消極效果正如有網民所寫：“簡直不敢看微博了……給人感覺這社會已經黑暗透頂了，比中世紀的歐洲還黑啊……可我扶窗下望，都是祥和的萬家燈火啊，有那么嚴重嗎？”
據相關統計，74.3%以上的人將微博作為“發表自己觀點或發泄情緒”的場所。這些發泄行為盡管可以起到一定的舒緩情緒、疏導民意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微博通過讓每一個用戶短、頻、快地發布新聞，進行“病毒式”、“裂變式”地廣泛傳播，使人們的情緒相互傳染。更糟糕的是，其中許多對政府和社會的批判與指責是片面的、消極的、求全責備的、不近人情的，甚至完全是造謠、污蔑或杜撰。對此，《廣州日報》曾在2011年3月刊文《謠言橫飛或成“公共廁所”，微博還能搏動多久？》，批判微博已經從傳播信息、交互式交流平臺淪落成“公共廁所”。一些西方媒體也對微博的負面功能大加批判，如美國著名期刊《外交》2011年7月刊文稱微博打造了一個“謠言人民共和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8月10日刊文認為微博中的憤怒是“假想中的不滿”，“誤導了民意，在現代中國的輿論中，重演了奧威爾在《1984》中所說的寓言”。
然而，關于微博的這些反思，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很多涉世不深的年輕人對復雜問題不經思考就在微博中大肆宣泄，也滋生了越來越多微博使用者的躁動。這種社會情緒目前還只是處于情緒潛藏與文字表達階段，但如果對其坐視不管、任由發展，會成為巨大的社會隱患，并可能突然爆發。
3. 微博越來越成為輿論話題及議程的主要來源，這雖然推動了人們對政治與社會管理的參與，但也可能使傳統媒體在輿論引導上失去主導作用。2010年以來，通過微博曝光了許多腐敗案件，使不少腐敗官員落馬。這些曝光有助于黨和政府執政為民理念的實現。但另一方面，由于微博議題設置快、思想情緒傳導迅速，對于一些情緒性事件的議題設置能力極強，會引導許多人形成對社會體制的不滿，而不少傳統媒體更是“跟著微博走”，迎合微博中的情緒，依靠微博中的信息源，失去了傳統媒體本身的思想性、嚴肅性與權威性。
微博不能代表整個網民群體，更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社會。傳統媒體如果膜拜微博，集體成為“微博控”，必將喪失其應有的客觀性、真實性，從而成為社會不良情緒的慫恿者、推動者與延續者。這將會使主流意識形態對社會輿論引導工作的難度變得越來越大。因此，培養社會的理性與耐心，是今后微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正確應對微博
1. 推動互聯網管理與微博治理的法制化。當前，微博所呈現的話語、思想、呼吁、批判等已不再是簡單“虛擬世界”的產物，而是現實世界呈現在互聯網平臺上的客觀存在。微博不是過去像QQ、BBS那樣在第一代互聯網世界中“1對1”的虛擬聯系，而是真實的人際交往、信息共享在網絡空間的延續。盡管微博的真實民意代表性還不全面，但它的發展極快，越來越顯現出群體性、煽動性、批判性、交互性的特征，這些特征在失業者、青少年、事業失意者、貧困者身上很容易轉化為抱怨與報復現實社會的欲望、沖動甚至行動。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11年8月12日在倫敦騷亂發生一周后刊登《言論自由底線在哪里？》一文，文中說，“這次騷亂中的英國青年利用社交網絡工具，鼓勵和煽動的是搶、砸、燒等暴力行徑。”“煽動暴力的言論（特別是公開的言論）是要承擔法律后果的。”可見，在西方世界，互聯網世界并不是“無法無天”的。我國也應積極推動互聯網管理與微博治理的法制化，時刻警惕互聯網對現實世界的沖擊。
2. 主流意識形態必須參與到微博中來。可以說，微博推動了“自媒體”時代的到來，微博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也應該具備“當新聞發言人”的能力。主流意識形態參與微博要順勢而為，抓住微博時代個體之間相互溝通的便捷性，提升主流意識形態在互聯網空間的影響力。
3. 重視和參與微博的目的是為了影響微博。微博盡管魚龍混雜，但很多民眾表達的仍然是希望國家更美好的心愿。主流意識形態應進一步抓住這個機會影響微博。一是可以通過微博了解各地民眾對政策的即時反饋，相關紀檢與組織部門還可以將微博作為考核與監督官員的參考工具，了解民眾對腐敗、無作為、官僚化的各種投訴，提升我們黨的內部監督與民主功能。二是可以利用微博的回應、解釋、闡述功能，化解部分民眾的不滿與抱怨情緒，鼓勵民眾了解國情，激勵人們為國家建設獻計獻策。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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