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江（資料圖）

　　最近，正當人們關注圍繞《遼寧日報》一封信所反映的高校以及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問題的時候，筆者從網上偶然發現，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教授2008年11月17日在《北京日報》(理論周刊)發表一篇《要仔細研究一下<共產黨宣言>的邏輯》一文(以下簡稱王文)。因筆者也寫過關于《共產黨宣言》邏輯的有關論文，于是對該文發生了興趣。但閱讀之后，發現該文打著研究《共產黨宣言》的旗號，實質是一篇歪曲和反對《共產黨宣言》，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極端錯誤的典范文章。

　　王文說，《共產黨宣言》之所以有巨大的魅力和吸引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有非常強的邏輯性，“這個邏輯不是空中樓閣，不是抽象的推理，而是與現實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從現實出發。”這個觀點是對的。那么《宣言》中的“邏輯”是什么呢?王文認為：“它從工業革命把人變成了機器的奴隸開始，進而推斷出社會越來越分裂為兩大階級;兩大階級對決的時候，工人階級應該成立自己的政黨，維護自己的利益，實現自己的政治統治，爭得民主。”實際是說，由于工業革命才導致人變成機器的奴隸、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尖銳對立以及維護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共產黨人要奪取政權、爭得民主等。王文對自己所揭示的《宣言》的這個“邏輯”思想非常欣賞，并評價說：“這個邏輯非常準確地描繪了當時的現實，非常能打動人。”然后就點中了本文的主題：要學習《宣言》中的這個“邏輯”，而不能“拘泥于那時得出的結論”。王文雖沒有直接指出《宣言》的結論是什么，實際上就是指大家所熟悉的“兩個必然”、“兩個絕大多數”、“消滅私有制”、“兩個決裂”等思想。然后筆鋒一轉說，既然《宣言》結論是建立在工業革命和人變成機器的奴隸這一“現實”基礎上的，那么二戰以后，人類科學技術得到迅速發展，人已不再是機器的附庸，人變成了主體。那么依據《宣言》的所謂“邏輯”，新的“現實”基礎就決定了《宣言》的基本結論過時了，應當拋棄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消失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性消失了，“公有制”的含義也不是與“私有制”對立的含義了。我們要“重新思考政黨、思考發展”的意義了，整個馬克思主義基本結論過時了，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徹底拋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了。這就是王文要研究《宣言》的“邏輯”所做出的最后結論。

　　一、王文的錯誤要害是歪曲了《共產黨宣言》的科學的邏輯思想。

　　任何一個認真學習和研究過《共產黨宣言》的人都知道，《宣言》的邏輯起點是階級斗爭。《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話就是，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自原始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然后《宣言》從奴隸社會的階級斗爭講到封建社會的階級斗爭，再講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確實認為，階級的存在與發展與一定的社會生產力相聯系，但生產力的發展不能直接產生階級和階級對立。生產力的發展促使生產關系的變化，私有制才是階級存在和發展的經濟根源。所以《宣言》認為，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不是私有制的消滅而是私有制的新的發展，資本主義不是消滅階級，而是新的階級斗爭表現形式。這種社會更替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奴隸社會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不適合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發展，才為更新的封建社會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所取代。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之所以能夠取代封建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歸根結底也是封建生產關系不適合生產力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結果。所以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評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和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工業革命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適合和促進生產發展的結果，工業革命也確實進一步促進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但人變成機器的奴隸這一客觀事實不是工業革命決定的，而是機器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即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的。但資本主義社會并沒有逃脫社會的基本矛盾運動的客觀規律，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要從適合促進生產力發展到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宣言》第一章第27自然段開始到本章結束，就例舉大量事實，論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狀況。27自然段一開始就明確指出：“現在我們眼前又進行著類此的運動。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幾十年來的工業和商業的歷史，只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系、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系的歷史。”而階級矛盾的尖銳、激烈恰恰就是社會基本矛盾不適應的表現。也正是依據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出現的經濟危機、階級斗爭激烈的客觀事實和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邏輯”，《宣言》做出了“兩個必然”、“消滅私有制”、“兩個決裂”等科學結論。而王文的錯誤要害就是根本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是階級對立和尖銳化的決定性因素，卻玩弄詭辯手法，抽掉“所有制”這一根本問題，單純、片面歸結為“工業革命”，根本否定唯物史觀中社會基本矛盾的原理。

　　王文正是依據“生產力”直接決定“階級關系、階級斗爭”的“邏輯”，認為二次大戰后，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改變了“人依附于機器”的事實，變為人是主體，階級利益的“涇渭分明”的對立已經變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所以《宣言》的基本結論今天看來錯了、過時了。當今中國共產黨人就應該“與時俱進”，共產黨人的“階級性”該變了，“消滅私有制”的最高綱領也該拋棄了。這就是王文研究《宣言》的荒謬“邏輯”和荒謬“結論”。

　　二、王文的荒謬“邏輯”和荒謬“結論”暴露了王長江教授對馬克思主義的極端無知。

　　首先，對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的無知。學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同志都知道，馬克思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一個極其重要的基本觀點是，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馬克思這里是說，階級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私有制才產生了階級。但這里不是說，生產力直接決定階級的存在和消滅，而是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系即私有制的產生、消滅決定階級的存在和消滅。王文卻歪曲了馬克思這一思想，認為是生產力直接決定階級對立的存在和消滅。所以他認為，工業革命導致人是機器的奴隸，又導致階級對立尖銳化。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是機器附庸的事實，又決定了階級關系緩和甚至消失，那么具有階級性的共產黨人也應該改變自己的性質和職能。

　　其次，對無產階級斗爭史的無知。19世紀初，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確實由于大機器的使用導致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附屬品，工人也確實把怨氣發泄在機器上。因此歐洲工人階級斗爭的最初階段的斗爭內容就是搗毀機器、燒毀工廠。但這一現象不能證明，工業革命直接決定階級對立。工人階級在斗爭實踐中逐步認識到，造成工人階級貧窮的根本原因不是生產力和大機器本身，而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占有大機器的資本家階級和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因此以后的工人階級斗爭就從單純的搗毀機器的經濟斗爭發展到奪取政權的政治斗爭。《宣言》中對工人階級斗爭的這種發展歷程講得清清楚楚。但是王文卻視而不見，竭力歪曲這段歷史，把工人階級斗爭的最初表現形式、現象看作本質，錯誤地認為，資本主義初期階級的對立是單純“工業革命”的產物。

　　再次，對二戰后階級關系的錯誤判斷。王文既然認為，生產力直接決定階級的對立和消滅，工業革命決定階級關系的尖銳化，那么二戰后，也是由于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即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必然導致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即“我們看到社會發展的另一種趨勢，即形成了中間部分越來越大、兩頭越來越小的‘橄欖型’社會。”這種社會“恐怕不好像過去那樣簡單分屬兩大階級，而是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有各自的特殊屬性，也有相互之間的交錯地帶。”這是完全錯誤的判斷。二戰后的人類的科學技術確實得到了飛速發展，但絲毫沒有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性質。盡管整個世界國家、民族及各國國內的人與人的關系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私有制的本質沒有改變，因而整個世界包括各國國內的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壓迫的階級關系沒有根本改變，西方國家對弱小國家的威脅、侵略的本質沒有改變。甚至有時更加激烈、尖銳。絕對不是如王文中所描繪的那樣階級對立的弱化、消融。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最近發表的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當今中國和世界“仍然處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斗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馬克思恩格斯1872年寫的《宣言》第一篇序言中說，不管25年來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宣言》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我們今天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不管160多年世界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出現了多少馬克思恩格斯生前沒有預料的更多的新的情況，但實踐證明《宣言》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邏輯思維及科學結論仍然是正確的。當今世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尖銳對立的客觀事實沒有改變，國家的階級壓迫的性質沒有改變，帝國主義對外擴張、侵略的本性沒有改變，“兩個必然”的歷史趨勢沒有改變，政黨的階級屬性沒有改變，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沒有改變，共產黨人“消滅私有制”的最高綱領和“兩個決裂”的歷史任務沒有改變。

　　三、當今出現“王文現象”究竟說明了什么？

　　王文發表已經六年了，但筆者認為，“王文現象”沒有消失。這里所說的“王文現象”包括三個內容：一是指王文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二指王文作者是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教授，三是指王文刊載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上，且有多家網站轉載，特別是轉載在《求是理論網》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也就是說，盡管黨的十八大已經召開兩年了，但此類文章沒有消失，包括中央黨校等體制內的個別人員公開發表反馬克思主義言論現象沒有消失，一些主流媒體刊發或轉載這類文章的現象沒有消失。因此有必要對“王文現象”做一深入分析。

　　第一，王文打著研究《宣言》的旗號反《宣言》是中國近三十年意識形態斗爭和改旗易幟的突出表現。

　　任何學過馬克思主義的人都知道，《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之作，是人類思想史上第一部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統一的著作。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其它幾乎所有著作特別是《資本論》，都可以說是《宣言》一書的延續、拓展和深化。列寧、毛澤東兩位最大程度繼承并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都從《共產黨宣言》一書中汲取了極其豐富的營養。列寧說，《宣言》是每個覺悟工人必讀的書籍。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也是從《宣言》開始的，且一生讀此書無數遍。《宣言》一書是人類思想史上僅次于《圣經》發行量的著作，是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發行量最大、傳播最廣、影響最深遠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因此，用什么態度對待《宣言》實際成為衡量是否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試金石。本來我們黨自成立起，就公開宣稱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堅持《宣言》的基本思想一直是全黨的共識。毛澤東生前就號召全黨讀六本馬列基本著作，第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然而改革開放后，特別是近些年來，國內一些學者打著學術研究、學術自由的幌子，頻頻對《共產黨宣言》發難。固然《宣言》是一部歷史著作，我們不可能要求《宣言》中句句是真理。1872年馬克思恩格斯合寫的該書《序言》中就說：“其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某些地方本來可以做一些修改”。但同一《序言》中也說，不管25年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而這些學者質疑的不是個別結論，而是基本結論。他們根本否定《宣言》中的階級斗爭理論和“兩個必然”，鼓吹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性”，《宣言》的根本錯誤是提出了“消滅私有制”思想，社會主義陣營的垮臺和蘇聯解體證明了社會主義不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馬克思恩格斯是基于“道德情感”做出的空想的結論。原國防大學辛子陵教授就是如此囂張地攻擊《宣言》的。還有些學者不敢如此赤裸裸，而是隱晦一些。他們說，《宣言》中的“消滅私有制”和“兩個決裂”中的“消滅”、“決裂”兩詞翻譯錯了，歪曲了馬恩思想，都應翻譯為“揚棄”。有的說，《宣言》中的“消滅私有制”思想不是消滅整個私有制，而只是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用以勞動為基礎的個人私有制代替以剝削為主的資本主義私有制。還有的說，傳統觀點認為《宣言的》核心思想是階級斗爭、“兩個必然”、“消滅私有制”、“兩個決裂”是錯誤的，整個《宣言》真正的核心思想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王文這里卻玩弄詭辯論，把自己主觀捏造的所謂“邏輯”強加于《宣言》本身，以此根本否定《宣言》的科學結論。這些人為什么對《宣言》大打出手呢?根本原因就是這些人代表了中國當今社會一股復辟資本主義的勢力，積極充當西方國家和平演變中國的馬前卒和急先鋒，是中國當今意識形態領域內階級斗爭尖銳、激烈和改旗易幟的突出表現。這股思潮源于1978年那場大討論和1981年歷史《決議》，當時表面上是從毛澤東晚年思想中解放出來，實際發展到從整個毛澤東思想中解放出來，從列寧主義中解放出來，從整個馬克思主義中解放出來。從此質疑、歪曲、攻擊、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著作包括馬恩列毛的人格就成為思想理論界“思想解放”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宣言》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奠基之作自然就成為其靶中之靶。王文的出現，就是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盡管王文已經發表6年了，但這股思潮并沒有消退，且還在通過多種方式頑強地表現自己。真正的共產黨人一定要認清這股思潮的實質，絕對不能讓其得逞。

　　第二，“黨校反黨”現象何時休？

　　如果說，王文的作者是個極右派或黨外學者，發表這樣的文章不奇怪，問題在于作者是中共中央最高級的研究馬列主義和培養黨的高級干部的黨校教員，且是黨建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不僅僅發表過一篇這樣的錯誤文章。如他2008年1月8日在《廣州日報》發表的談話中講到，改革就是“還人以利益—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動力。” “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的邏輯起點，是禁止個人追求利益;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的邏輯起點，是鼓勵人們去追求合法利益。”再如2004年在《馬克思主義與現實》雜志和2010年在《學習時報》上發表文章，鼓吹共產黨也有“自身的利益”。同時，中央黨校此類教授也絕不僅僅王長江一個人。如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2013年6月連續以“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為主題在微博發表言論，建議大中專學校取消馬列課程。他說：“向中央和教育部建議的是，在大中專學生的課程中，取消這個論，那個論性質的課程。其對他們就業和創業毫無用處，是當大領導用的知識。如果學的太多，他們失業了，拿著資本論去農民工的工棚，宣傳受剝削壓迫理論，將是極大的社會動亂的不穩定因素。為什么執政后還要學革命理論呢?” 中央黨校教授、學習時報總編周其民教授2009年3月發表《從當前危機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為制造全球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新自由主義辯護。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原副主任董德剛教授發表過多篇文章，指責《宣言》的一些重大論斷如階級斗爭、消滅私有制等都有錯誤。人民群眾把中央黨校以研究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己任的大教授、學者卻充當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急先鋒現象稱之為“黨校反黨”。地方黨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現象。今年6月遼寧省委黨校一教授在500多人的大會議廳講《毛澤東的領導方法與藝術》一課時，卻離題萬里，用十分輕蔑的口吻，講起了毛澤東如何心胸狹小不能容人;如何給政治對手羅織罪名;如何冷酷無情往死里整人;如何一失意就生大病，如何一得志就沒病了，身體好時性欲特強，在長征路上給賀子珍整的總流產等等。同時，課上不講毛澤東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胡講什么毛澤東的權謀、毛澤東的排序法等等。據學校其他教員講，這位教授不僅在遼寧省委黨校大放厥詞，且學校每年還經常安排他到全國各地去講課。《遼寧日報》11月14日的一封信中指出高校一些教師的“三個缺乏認同”，他們其中一些人本就不信仰馬克思主義。而各級黨校特別是中央黨校的教員本身就是直接從事研究、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竟然也反黨、反社、反毛。這種現象難道不比高校“三個缺乏認同”更為嚴重嗎?黨校是直接培育共產黨各級領導干部的專門學校。任何一個準備提拔或已經提拔的各級領導干部都必須定期到各級黨校學習培訓，特別是省部級以上的領導干部都必須到中央黨校學習進修，且一些省部級領導干部的研究生學歷就是在中央黨校拿的。象王長江一類教授能夠在課堂上給學員講授真正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嗎?他們不僅做不到，且會給學員灌輸各種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烏七八糟的東西。仔細查閱已經揭露出來的省部級的腐敗者的人生歷程，幾乎都有在中央黨校學習的經歷。我們能否可以說，這些腐敗者喪失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走上腐敗之路，王長江一類的黨校教員也是罪魁禍首之一呢?同時還繼續深問一句：各級黨校包括中央黨校領導為什么允許王長江一類人發表如此之多的反黨言論呢?黨校的組織路線哪里去了?他們中的一些人是否也是王長江一類人呢?黨校不清除王長江一類的人物，不對其反黨言論進行徹底的批判，不徹底解決“黨校反黨”現象，“絕不改旗易幟”、“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靈魂、根本不能丟”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第三，中國的意識形態權力究竟掌握在誰手中？

　　當今中國一些公知反毛、反黨、反社的言論、文章大多發表在微博、微信、民間網站甚至一些大學的學報等學術刊物上。而象王文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卻發表在堂堂的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理論版。作為一個北京外的讀者，不可能看到《北京日報》，而是在其它轉載這篇文章的網站上發現的。其中就有“求是理論網”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這樣中央宣傳部門直接主管的網站。這就不能不提出問題：王文中如此小兒科的荒謬觀點和思維方法，如此對《宣言》的歪曲和詆毀，為什么作為黨直接主管的宣傳部門不能發現，且發表出來并予以傳播呢?固然，我們不能說其報社編輯、領導及網站管理者也都是反馬克思主義者。但我們起碼可以說，這些人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和識別能力太低了。唯物史觀基本矛盾的原理講得非常清楚，階級利益的根本對立是由私有制決定的，從來沒有講過由生產力直接決定階級斗爭。而王文捏造出《宣言》的這種如此荒謬“邏輯”怎么就不能識別出來呢?我想這些人員的學歷最起碼也是本科學歷，甚至相當多的是研究生學歷。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材中如此清晰明確的社會基本矛盾原理怎么到了這些高學歷的人手中都丟棄得一干二凈呢?其它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頭腦中究竟還存在多少?北京日報、求是理論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有這種遺忘馬克思主義常識的糊涂編輯，全國其它報社、雜志和網站呢?同時，也不能排除這種現象，他們中的有些編輯在大學學習時，就可能受到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造成其本身就不信馬列。因此工作中一旦發現質疑、歪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或原著的稿件時，就如獲至寶，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權力，竭力刊發和傳播。當今中國意識形態領域內如此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不可能不反映到宣傳部門。10多年前，《中國青年報》發表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污蔑、詆毀義和團的文章、今年春節后《中國檢察報》發表清華大學某教授攻擊《紅色娘子軍》是“刀片大腿舞”的文章、今年8月人民日報發表其副主編張建星詆毀毛澤東的文章，說明刊發這些文章的編輯、主編絕對不是簡單的認識分歧問題，而是反人民、反歷史的唯心史觀和歷史虛無主義的立場所決定的。且一些報刊、雜志、網站雖不直接刊載反馬列、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章，卻經常轉載《炎黃春秋》、南方系等其它報刊的類似文章。任何一個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常識，并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頭腦清醒的人都能夠看到共產黨人的宣傳陣地已經不同程度地陷落了。因此才導致共產黨人主管的報紙、雜志、刊物、網站竟然刊登王文這類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據筆者所知，《北京日報》就曾經發表過其它歪曲、反對《宣言》的有關文章。這種宣傳陣地的不同程度的喪失在一定意義上比高校個別教師“三個缺乏認同”更為嚴重。

　　王文最后說：“我的結論是，我們應該學習《共產黨宣言》的邏輯，它對我們思考今天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政黨活動具有非常大的啟發性。”這句話是對的，但絕對不是學習王文主觀捏造的強加于《宣言》的荒謬“邏輯”，而是唯物史觀的邏輯、是階級斗爭的邏輯，是“兩個絕大多數”、“兩個必然”、“消滅私有制”、“兩個決裂”的邏輯。《宣言》的科學邏輯對于當今中國共產黨人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其精華思想仍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王文又說：“不是《共產黨宣言》告訴我們的結論，而是《共產黨宣言》教給我們的世界觀、方法論，才是今天應該予以傳承和發揚光大的精髓。”這句話是荒謬的。《宣言》的世界觀、方法論與其結論完全是一致的，沒有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就沒有科學的結論。王文割裂《宣言》世界觀、方法論與科學結論的一致性，再次暴露出作為馬克思主義專家、教授的王長江的如此之“高”的馬克思主義水平。

　　附王長江教授的文章：

　　要仔細研究一下《共產黨宣言》的邏輯

　　王長江

　　2008年11月17日 北京日報《理論周刊》

　　《共產黨宣言》里面包含著大量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時也包含著對政黨基本問題的回答。為什么要建立政黨? 政黨到底是干什么的? 政黨建設有什么樣的規律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我們研究政黨問題的學者來說,《共產黨宣言》是研究政黨政治不能不讀的一部原著。

　　我體會，《共產黨宣言》之所以有巨大的魅力和吸引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有非常強的邏輯性。這個邏輯不是空中樓閣,不是抽象的推理,而是與現實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從現實出發。它從工業革命把人變成了機器的奴隸開始,進而推斷出社會越來越分裂為兩大階級;兩大階級對決的時候,工人階級應該成立自己的政黨,維護自己的利益,實現自己的政治統治,爭得民主。這個邏輯非常準確地描繪了當時的現實,非常能打動人。但是,我們思考今天的現實,就不能拘泥于那時得出的結論了,而應學習它的邏輯。

　　《共產黨宣言》的邏輯起點是,機器把人變成了奴隸、工具、附庸。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沒有地位。但是,我們知道,二戰后整個社會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腦力勞動逐步占重要的地位。這意味著,人成了生產力的主體,用強制性的奴役的方法,是不可能讓人們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的。只能通過提高人的地位,包括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人的地位的提高,就改變了過去人變成機器附庸的情況。因此,腦力勞動推動下的科技革命給了我們一個認識問題的新的起點,也就是說,人由附庸、異化又開始向主體回歸。這對于我們重新思考政黨、思考發展很有意義。

　　比如說政黨的組成人員。當人的主體地位越來越體現出來的時候,人不可能僅僅停留在無產者的身份上。他們的政治地位、也包括經濟地位的提高,使他們不再是一無所有的勞動者,而成了中間階層,成了小有財產的勞動者。這樣的人數量增加,就使我們看到社會發展的另一種趨勢,即形成了中間部分越來越大、兩頭越來越小的“橄欖型”社會。面對這樣的趨勢,政黨作為把具有相同利益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的組織形式,性質上究竟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恐怕不好像過去那樣簡單分屬兩大階級,而是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有各自的特殊屬性,也有相互之間的交錯地帶。

　　又比如說政黨的功能。政黨既然要在這些千差萬別、利益交錯的階級、階層、集團之間縱橫捭闔,又如何發揮它的功能呢? 肯定和過去涇渭分明的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有明顯的區別。這又是個很大的問題。

　　再比如說政黨的目標。共產黨的目標是消滅私有制。以往各種社會形態的私有制給社會帶來的問題,確實是巨大的。和私有制對立的是公有制。但是,我們要的是什么樣的公有制? 難道就是像斯大林時代實行那樣一套公有制嗎?看來結論是否定的。那么,這個公有制又是怎樣的? 我們在探索,可以說,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搞清楚。當然,我們在探索,別人也在探索。比如說,職能社會主義,就是對所有制進行解構的一種新的觀念,一種新的角度。你不能說這個東西完全沒有一點道理。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消滅私有制的含義,就會有更加深入的認識。我不認為這種認識已經到頭了,但我以為,它說明這個問題還是值得我們今天進行再思考的。

　　還比如說政黨的手段。政黨要達到自己的目標,有很多手段。在當時階級斗爭相當尖銳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主要強調暴力手段,這一點我們應該承認,應予理解。當時矛盾太尖銳了,階級斗爭勢不兩立。你不用暴力,在統治階級面前示弱,你就無法在斗爭中占據強勢地位。發展到今天,還是不是這種情況? 暴力到底還有多少道義上的優勢? 如果暴力已經失去了過去那種道義的力量,政黨怎樣達到自己的目標? 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手段?

　　所以，我的結論是,我們應該學習《共產黨宣言》的邏輯,它對我們思考今天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政黨活動具有非常大的啟發性。不是《共產黨宣言》告訴我們的結論,而是《共產黨宣言》教給我們的世界觀、方法論,才是今天應該予以傳承和發揚光大的精髓。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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