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 Thomas Piketty)于2013 年9 月在法國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半年內賣了五萬本;2014 年3 月英譯本在美國出版后，更是不到兩個月就賣掉八萬本(還不含一萬兩千本的電子書銷量)。這種銷量對嚴肅的學術著作而言，可說是天文數字。皮凱提本人也因此成為舉世矚目的“公共知識分子”，全球演講邀約不斷。

　　由于這本書的書名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似乎有向馬克思的《資本論》致敬的意味，再加上皮凱提的父母曾是法國老牌托派團體“工人斗爭”(Lutte ouvrière)的成員，更容易讓人產生皮凱提是左翼經濟學者的印象。皮凱提是法國社會黨成員，2006年和2012 年都曾協助社會黨總統候選人競選。他在政治光譜上的位置是不是“左翼”或許見仁見智，但本文將指出，他的研究取徑與理論架構和馬克思幾乎沒有共通之處，《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資本論》的延續或更新。

二、《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主要論點

　　皮凱提的主要論點可歸結如下。首先，他提出兩條“資本主義基本規律”及一條“資本主義核心矛盾”，認為財富和所得的(益趨)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的內在本質，且正在惡化。不平等擴大的主因是以利潤、利息、地租等形式出現的資本所得(capitalincome)(非勞動所得)所占比例越來越高，而“遺產繼承”又使不平等的狀況惡化(資本主義的游戲規則不是“白手起家”，而是“祖上積德”)。于是，當代資本主義越來越接近“靠爸”(patrimonial)資本主義。為了矯治資本主義的弊病，皮凱提主張透過大幅的稅制改革，重新建立“社會國”(social state)，否則資本主義的發展將威脅民主社會本身。以下再針對兩條“資本主義基本規律”及一條“資本主義核心矛盾”略做說明。

　　“資本主義第一條基本規律”是α(資本所得∕國民所得比)= r(資本報酬率)× β(資本∕所得比)。與其說這是“基本規律”，不如說這是一條計算公式，用來衡量α值的高低。α越高，代表社會中靠“資本”累積而來的財富比例越高。除了1910-1950年這段時間外，β呈現大幅提高的趨勢(見第五章的討論)，而r 又幾乎不變，因此α也趨向提高。請注意，皮凱提(2014: 52)認為這條“規律”可以“應用于各歷史時期的所有社會”，也就是不限于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后文會回來討論這個問題。

　　“資本主義第二條基本規律”是β(資本∕所得比)= s(儲蓄率;一個國家總所得中沒有被消費掉的比例)/ g(經濟成長率;所得成長率)。這條規律的意義是“一個國家若儲蓄得多、成長得慢，長期下來將積累大量的資本(相對于其積累的所得)，而這又會對財富的社會結構和分配產生重大影響”(Piketty, 2014: 166)。

　　最后是“資本主義核心矛盾”：r >g(資本報酬率高于所得成長率)。根據皮凱提的說法，人類社會兩千年來，只有二十世紀是所得成長率高于資本報酬率(主因是戰爭、進步的租稅政策和戰后三十年的高經濟成長)，而他推估這個趨勢很快就會被翻轉(見第十章)。而根據公式α = r × β，可得出α = r × s / g，因此，若r> g，則α(資本所得∕國民所得比)趨向提高，財富分配將更加不均。他觀察到，“我們目睹的是1970 年代以來富裕國家內私人資本的強勢回歸，或者換種方式說，是一種新的靠爸資本主義的興起”( Piketty, 2014:173);“在二十一世紀初，繼承而來的財富所具有的重要性，已接近巴爾札克筆下《高老頭》(Pere Goriot)的時代(按：19 世紀初期)”(Piketty,2014: 22)。

　　在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平等方面，他的研究發現很豐富，如包括：(1)自1970 年代以來，英美前10%的所得占總所得的比例明顯增加(英國增加約10%，美國增加約15%)，不平等的狀況相當嚴重，但德、法、瑞典等國的變化幅度則有限，顯示“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是有地域差異的;(2)1810年，歐洲∕美國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社會總財富的80%∕60%，最富裕的1%則占有50%∕25%，這個狀況大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1910 至1970 年間，這個比例大幅下降，但1970 年后又開始回升。皮凱提認為，如果沒有激進的改革措施，21 世紀末將重現整個19世紀收入和財富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狀況。

　　皮凱提在最后幾章提出了他的政策建議，如重新建立“社會國”、約束金融資本主義、進行稅制改革、大幅提高高所得者的最高邊際稅率、課征全球資本稅等。根據他的說法，“本研究的整體結論是：建立在私有財產上的市場經濟，如果放任其運行……會具有強大的分歧力量( forces of divergence，按：導致不平等的力量)，而這將對民主社會及其基礎，即社會正義的價值， 構成潛在的威脅”(Piketty, 2014: 571)。但Piketty自己卻對改革的前景不樂觀：“全球資本稅是一個烏托邦的理念。很難想象世界各國短期內會同意這類提議”(Piketty, 2014: 515)。但他也強調這些想法是“有用”的烏托邦理念，能夠成為提出進一步政策建議的參照點。

　　此書出版后，除了保守派了無新意的批評(如批評皮凱提是“馬克思主義者”)之外，輿論界大致褒多于貶。由于已有許多文章討論主流學界的回響，我就不多做討論。我比較關心的是左翼學界和社會運動界如何看待這本書。大體而言，他們的正面響應分為兩類：(A)皮凱提針對18 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提供了翔實的統計資料，為左翼運動提供了彈藥;(B)皮凱提在書中展開了與馬克思的深入對話，對復蘇馬克思的思想極有幫助。而批評也分為兩類：(a)皮凱提充其量是社會民主派(法國社會黨成員)，只主張約束不受節制的資本主義，并不倡議任何激進的左翼政治;(b)皮凱提的理論架構與馬克思毫無共通之處，且他對馬克思的許多批評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可以發現，(B)和(b)是矛盾的。究竟孰是孰非?皮凱提是否真如意大利學者Lucia Pradella(2014)在《衛報》所言，“針對如何理解資本主義、面對資本主義的矛盾，與馬克思展開了隱微的對話”?

　　在我看來，皮凱提與馬克思的“對話”多為沒有根據的批評。一個最明顯的誤讀馬克思的例子，就是皮凱提(2014:10,22)竟然認為“馬克思和前人一樣，完全忽略了技術持續進步和生產力穩定成長的可能性”;“馬克思的理論隱含的假設是生產力的零增長”。這是令人驚訝的誤讀。就算沒有讀過《資本論》對相對剩余價值(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成正比)的討論，只要對馬克思有最粗淺的認識，也一定知道馬克思的理論非常強調技術(生產力)進步帶來的正負面效應。只要引《共產黨宣言》一段廣為人知的文字就夠了：

　　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Marx and Engels，2014:104，108)

　　事實上，另一種更常見的反面誤讀，反倒是以馬克思1847 年的《哲學的貧困》、1859 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文獻為基礎，主張馬克思的理論是“技術決定論”(相關討論見萬毓澤，2008;MacKenzie, 1996)。[1]從這個誤解就可以判斷，皮凱提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認識是非常有限的。

三、左翼政治經濟學如何看《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繼承馬克思傳統的左翼政治經濟學者，在閱讀此書時，最質疑的問題之一就是Piketty 處理“資本報酬率”的方式。比如說，法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Michel Husson(2014)就建議將第一條公式(或皮凱提所謂的「規律」)α= r×β改寫成r=α/β。在馬克思主義的架構下，這樣的公式就有意義了。我們先假定Piketty 所謂的資本報酬率相當于(馬克思主義傳統下的)利潤率，則：利潤率= 剝削率(“資本所得∕國民所得比”大致反映了剝削率，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和“可變資本”的比率)∕資本有機構成(“資本∕所得比”大致反映了資本有機構成，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率)。換言之，利潤率與剝削率成正比，與資本有機構成成反比。

　　重點是，利潤率(或資本報酬率)是應該考察的對象。皮凱提(2014:199)承認“關鍵問題是：資本報酬率是如何決定的”，但他并沒有發展出關于資本報酬率的理論。他基本上接受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架構，[2]根據資本的邊際生產力來解釋資本報酬率(Piketty, 2014: 212 )。Husson(2014，重點為我所加)特別指出，“資本報酬并不是資本的內在特質，而是生產層次上的社會過程和技術動力的產物，也是宏觀制度層次上勞資力量對比的產物”。無獨有偶地，法國調節學派(régulation school)代表人物之一Robert Boyer(2013，重點為我所加)也強調皮凱提完全忽略“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組織所獨有的支配關系(le rapport de domination)”(類似的討論見Harvey, 2014)。

　　雖然皮凱提(2014: 212，重點為筆者所加)確實承認“在比較復雜、也因此更貼近現實的模型中，資本報酬率還取決于各方的相對議價能力”，但是他并沒有在理論上發展這個正確的觀察，而是繼續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解釋架構(資本所得取決于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從純粹技術的角度來理解資本報酬率。[3]另一方面，在解釋勞動所得的部分，皮凱提是高度批判勞動邊際生產力理論的。他的批評是：“邊際生產力理論的主要問題，是它無法解釋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工資分布狀況的歧異。……勞動力市場不是完全由自然不變的機制和嚴格的技術力量決定的數^p 學抽象，而是建立在特定的規則和妥協之上的社會建構物”(Piketty, 2014: 308)。因此，我們應該將權力關系納入考慮：“高級管理者擁有制訂自己薪酬的權力，在某些狀況下完全不受限制，在很多狀況下與其個人生產力沒有任何明確的關系”(Piketty, 2014: 24，重點為筆者所加)。但同樣可惜的是，他未能將對勞動邊際生產力理論的(正確)批評整合進他的理論架構，也未能據此闡明勞動與資本的關系。

　　再者，皮凱提認為“資本主義核心矛盾”是r > g(資本報酬率高于所得成長率)，導致不平等的狀況漸趨嚴重。但他并沒有解釋為何如此。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說，r和g不是相互獨立的，因為利潤率就像資本主義生產的引擎，利潤率高(低)的時候容易帶動(削弱)投資與增長(Shaikh,2004)。二戰后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利潤率高漲(及其帶動的長期經濟擴張)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焦點。如Ernest Mandel 在“長波”(long wave)理論視野下撰寫的《晚期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法國調節學派強調的積累體制(régime d'accumulation)、美國社會積累結構(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理論所強調的“社會積累結構”等，都試圖研究利潤率起落的內生因素、外部沖擊及制度條件。[4]這類討論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是相當少見的。雖然皮凱提很強調1970-80 年代以降財富及所得分配不平等的惡化，但他卻沒有將這個現象聯系至1970 年代以來“勞工在政治與經濟力量上的下滑”(Harvey, 2014)。更具體地說，1970 年代以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平均利潤率顯著下滑，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套意識型態、政策取向和治理模式)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但這個不論在學術或實踐上都至關重要的主題卻幾乎沒有出現在皮凱提的討論中( 請特別參考Harvey,2010;Duménil and Lévy,2004, 2011)。

四、資本報酬率與利潤率

　　皮凱提認為過去兩百年來，資本報酬率(r)都是穩定的(約4-5%)，而這個預設對他的解釋有關鍵影響(回憶“資本主義第一條基本規律”)。據此，他大力批判馬克思關于利潤率趨向下降的理論。他說：“資本報酬率在許多經濟理論中都是核心概念。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尤其強調利潤率的下降，而這個歷史預測已證明大謬不然”(Piketty, 2014: 52)。

　　皮凱提如何計算資本報酬率?方式如下：“把國民賬戶中所有資本所得相加(不管其法律上的分類為何，包括租金、利潤、股利、利息、權利金等……)，然后將這個總額除以……國

　　民資本存量”(Piketty, 2014:201-3)。這里的關鍵，是他如何定義“資本”。根據他的說法：

　　我將“ 國民財富”( national wealth)或“國民資本”(national capital)定義為某個時間點某個國家的居民和政府所擁有的一切(可在市場上交易的)物品的總市值。這代表非金融資產(土地、住宅、企業庫存、其他建物、機器、基礎設施、專利以及其他直接所有的專業資產)和金融資產(銀行賬戶、共同基金、債券、股票、各種金融投資、保險、退休基金等)的總和，扣除金融負債(債務)的總和(Piketty, 2014: 48)。

　　他又說：

　　在一切文明中，資本都發揮了兩項經濟功能：首先，資本提供了住宅(更精確地說，資本產生了“住宅服務”，其價值可根據相應的租賃價值來衡量，而后者可定義為與餐風露宿相比，在房子里生活起居所增加的福祉);其次，資本可充當生產要素，來生產其他的物品和服務……(Piketty,2014: 213)。

　　這里有兩項關鍵問題。首先，皮凱提將“資本”等同于“財富”，甚至包括住宅。因此，他所謂的“資本”既不是馬克思主義傳統下的“生產數據”(或“對生產數據的控制權”，亦即社會關系)，甚至也不是新古典經濟成長模型中的生產要素，即“實體資本”(physical capital)。從馬克思理論的角度來看，只有“生產性資本”(廠房、機器、原料等“不變資本”)和“工資”(“可變資本”)可以放入利潤率的分母，而既然住宅既不是不變資本，也不是可變資本，在計算利潤率時自然應該扣除。有趣的是，阿根廷經濟學者Esteban Ezequiel Maito(2014)根據皮凱提的資料，重新調整范疇后加以統計，反倒得出了“利潤率趨向下降”的結果。換言之，雖然皮凱提批評馬克思，但他的數據實際上佐證了馬克思的理論。[5]

　　第二個關鍵問題是，皮凱提在計算資本∕所得比時，采計的是這些“資本”的市值，但起伏不定的市值容易使統計結果缺乏效度。比如說，歐洲在1910 年后資本∕所得比的劇烈下跌，主要不是因為資本設備(實體資本)的損失(一戰期間，法、德、英在這方面的損失都很有限)，而是因為戰時動員使所得相對提升。1930年代大蕭條期間，資本∕所得比再度大幅下跌，主因仍然不是實體資本的毀滅，而是“貶值”。只有在二戰期間，實體資本的損失才比較明顯。皮凱提把物質(物理)的變化和價格的變化混為一談，引發James K. Galbraith(2014)等經濟學者的強烈批評。

五、馬克思與皮凱提

　　皮凱提雖然在書中多次提及馬克思，但多為批評，且他自承沒有仔細讀過馬克思的著作(見New Republic資深編輯Isaac Chotiner 對皮凱提的訪談)。我們不能因為皮凱提也使用了“規律”或“矛盾”等用語，就理所當然地認定他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傳統。大體而言，皮凱提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架構下寫作。在任何意義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都不是對《資本論》的延續、更新或致敬;皮凱提也不是《經濟學人》所說的“現代馬克思”(modern Marx)。

　　我認為皮凱提與馬克思有幾項根本差異：

　　(1)馬克思將資本理解為社會關系，皮凱提將資本等同于財富。

　　(2)馬克思分析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皮凱提并沒有針對資本主義特有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進行分析。正因為“資本主義”并沒有出現在皮凱提的核心問題意識之中，他才會去討論“ 最原始”( the most primitive)的人類社會中的“資本”(Piketty,2014: 213)，也才會自相矛盾地認為“資本主義第一條基本規律”竟然可以“應用于各歷史時期的所有社會”;而《資本論》分析的“原始積累”、馬克思主義史學界探討的“資本主義起源”等課題，對皮凱提來說都不構成問題，也都隱沒在他對歷史長時段的統計資料分析之中。

　　(3)皮凱提關心的是財富如何分配(經濟不平等)，而不是剝削關系或資本積累;馬克思則關心財富如何生產出來(“價值形成”和“價值增殖”)，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趨勢。

　　(4)皮凱提認為資本報酬率穩定(高于增長率);馬克思強調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及反趨勢)，以及資本主義以不同方式表現出來的危機(如生產過剩、大量失業、分配不均，乃至后來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強調的生態危機)。

　　整體而言，這些差異連帶影響到他們提出的“處方”：皮凱提強調透過稅制改革來改善分配不平等;馬克思則主張挑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

六、整體評估

　　我在前文中試圖指出，《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并不是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盡管這件事實本身并不構成否定《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理由。我個人認為皮凱提最重要的貢獻是他長時段的歷史視野、詳盡的統計信息，以及誠實、誠懇而公開的研究態度(公布所有統計數據來源、歡迎學界及大眾檢驗)。此外，皮凱提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也值得歡迎。如他所言，“經濟學這門學科至今仍對數學抱持著幼稚的激情，追求純理論的、往往帶有高度意識型態的推測，而不惜犧牲歷史研究，犧牲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合作”(Piketty, 2014: 32)。從馬克思的傳統來看，皮凱提的研究和“資本”的關系不大。他的研究重心，毋寧是“對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的估值，這些資產的分配方式，以及代代相傳的財富繼承”(Galbraith, 2014)。這樣的研究仍然具有重大意義，因為這些資產可以用來衡量權力，包括政治權力，盡管擁有這些資產的人本身不一定活躍于政界。只要想想美國的科氏兄弟(Koch brothers)，或臺灣在總統大選前紛紛表態力挺“九二共識”的企業家，就不難理解了。在這個意義上，Piketty的研究確實復蘇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傳統。

　　然而，學界及輿論界在關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之余，不應忽視晚近對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研究亦有復蘇之勢。從David Harvey 到Frederic Jameson，近來都出版了閱讀《資本論》的著作(另請特別參考Callinicos, 2014)。我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特別應該重新檢視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并整合進對資本主義長時段的研究之中。只關注分配不平等的問題，很容易忘記資本主義的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有其獨特性，而不是統計數據的機械重復。舉例來說，1913-1950 年期間雖然資本所得比偏低，但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般民眾而言卻是可怕的災難(大戰、蕭條、饑荒)。總之，Piketty 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有其獨立的價值，但他沒有試圖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進行深入對話，仍然多少讓人感到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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