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不同所有制經濟發展上實施的是主要大力發展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的戰略，在收入分配上采取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戰略，在農業改革和發展上實行的是“第一個飛躍”。我認為，中國現在已經到了開始實行這三個重要戰略轉變的時期。

　　第一個戰略轉變，是在不同所有制經濟發展上，由更重視發展各種私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比重不斷下降轉向更重視壯大公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比重開始止跌回升。

　　第二個戰略轉變，是在收入分配上，由強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強調合理縮小貧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第三個戰略轉變，是在農業改革和發展上，由實現農業的“第一個飛躍”轉向逐步實現“第二個飛躍”。

　　實現這三個戰略性轉變的關鍵，是在繼續發展私有制經濟的同時更要做大做強公有制經濟。

　　這些是由中國的現狀、面臨的突出問題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決定的。

　　一、第一個戰略轉變及其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需要，中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私有制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一大批公有制中小企業通過轉機改制實行了私有化，應該說這是近30年來中國經濟得到巨大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公有制經濟在產值和資產總量上也取得了較大增長，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由99%下降到30%左右，私有制經濟(包括三資企業)則得到巨大的發展，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由幾乎為零上升到60%以上(這可能是海外一些像科斯、張五常這樣的著名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改革是在發展資本主義的重要依據)。雖然從控制力上看，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依然發揮著主導作用，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把握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但是從數量比重上看，無論是產值還是資產總量，中國公有制經濟都已經不占主體地位，并且存在比重不斷下降的趨勢。這種情況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嚴峻的重大問題：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的中國，在繼續堅定不移發展私有制經濟的同時，還要不要做大做強公有制經濟、能不能讓公有制經濟的比重繼續下降下去?我認為，不能再下降了!中國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已經下降到了底線。如果繼續下降，公有制經濟掌握的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也會喪失，必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主義的性質。

　　當然，本文強調要做大做強公有制經濟，并不是主張人為的“國進民退、公進私退”，不是要限制私有制經濟的發展、總量上的增加，更不是要“均貧富”剝奪私人合法資產，而是強調在繼續發展私有制經濟的同時，還必須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做大做強公有制經濟，不僅在總量上要擴大，而且在比重上要提高、改變下滑的趨勢。現在的問題是，多數學者都是在為發展私有制經濟大聲疾呼、獻計獻策，很少聽到、看到有學者為做大做強公有制經濟鼓而呼，這是不正常的，本文也是想要彌補一點這方面的不足。

　　二、第二個戰略轉變及其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在收入分配上我們貫徹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戰略方針，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義的偏差，調動了各個方面的積極性，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但是鄧小平也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雖然不能說中國現在已經出現了“導致兩極分化因而改革失敗了”的局面，但是貧富差距的確也夠大了，造成了內需不足且難以擴大、嚴重挫傷勞動者生產經營積極性、使得勞資沖突不斷、經濟增長的動力減弱、無法維持社會穩定、難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等多重危害，已經到了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著力解決貧富差距、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時候了。

　　三、第三個戰略轉變及其原因

　　鄧小平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發人深思的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兩個飛躍”理論，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也就是說中國農業最終還是要走合作化、集體化的道路。

　　中國現在已經發展到了開始逐步實現鄧小平晚年提出的“第二個飛躍”的階段。因為，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雖然克服了人民公社制的缺點，適合農業生產的現狀和特點，滿足了農民對土地經營使用權的要求，使農民擁有了比較充分的自主權，形成了農地經營得越好農民家庭收入越多的激勵機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經營的積極主動性，有利于農戶增加農業投入，降低生產經營成本，使農業生產適應市場需求，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基本上保證了城鄉農產品的供應，以較低成本滿足了工業化和城鎮化對勞動力和土地的基本需求，有力地支持了工業化、城鎮化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同時給農民提供了最后一條保障線，避免了農村大量“三無農民”(無地、無業、無社會保障)的產生、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和大面積的城市“貧民窟”出現，維持了包括農村在內的社會的基本穩定，但是中國現行的農地制度和經營方式也存在許多不足或缺陷：經營分散，規模狹小，應對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經營風險和家庭生活風險的能力差，不易解決人地矛盾(人多地少)、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小規模分散經營與規模經濟的矛盾，難以實行農業的規模經營和集約經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小農經濟生產分散、小規模、效率低的缺陷。應該說，中國現行的農地制度和經營方式這些缺陷的存在，是現在“三農問題”特別突出的重要原因。如果說中國現行的農地制度和經營方式完美無缺，僅靠現行的農地集體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經營制就能不斷地促進農村經濟的大發展，也就不會出現如此嚴重的“三農”問題。國際經驗和中國實踐都表明，長期依靠現行的農地制度和經營方式已經不行了，必須深化改革、逐步完善。中國現在深化農村改革的方向，就是創造條件，逐步實現農業的“第二個飛躍”。

　　人們現在似乎忘記了鄧小平的這個重要論斷，甚至有人認為中國農業的第二個飛躍應該是農地私有化、農業經營家庭農場化!這是不正確的。鄧小平所說的中國農業的“第二個飛躍”，是要實行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決不是相反!

　　自從實行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以后，特別是取消農業稅以后，除了土地在法律上、名義上還是集體公有之外，許多農村的集體經濟都名存實亡了。如果再將農地完全私有化，農村集體經濟將徹底瓦解，結果將會與鄧小平晚年提出的從長遠的觀點看中國還是要“發展集體經濟”的看法完全相反。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全能神等邪教之所以能在農村蔓延，與農村集體經濟的削弱、農民組織化程度的下降、農村精神文化生活的貧乏不無關系，如果再將農地完全私有化，大家都只“各顧各”，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農業應該怎樣實行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如何實現鄧小平所講的“第二個飛躍”?從理論上來看，有人主張應該像歐美發達國家那樣，實行以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家庭農場制;也有人認為應該實行土地流轉，鼓勵資本下鄉，建立農業企業;還有人覺得應該以家庭承包為基礎，實行多種形式和內容的農業合作制。在實踐上，中國現在出現了家庭農場、種田大戶、農業合作社、農業企業和集體經營等多種規模經營方式。我認為，中國農民數量龐大、地區差別顯著，農業規模經營形式不能“一刀切”，肯定應該實行多種規模經營方式，但是主要不是家庭農場、種田大戶、資本下鄉建立的農業企業，而應該主要是實行新農村集體規模經營、合作經營。這表面上好像是主張退回到人民公社制度、似乎是傳統保守觀點!其實不然。農地主要不能向農場主、農業企業主等少數人手中集中，因為那樣會使得必然會留在農村的數以億計的農民成為無地無業農民。主要應該向社會主義新農村集體集中，實行集體規模經營、產業多樣化經營、分工合作、內部企業化民主化管理，由新農村的種田能手組成農業專業隊，采用現代技術和設備從事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鄧小平所說的中國農業的“第二個飛躍”即適度規模經營、科學種田、發展集體經濟。

　　四、三大戰略的關鍵及其原因

　　如果不做大做強公有制經濟、搞完全私有化，既不能改變收入差別擴大的局面，甚至會引起貧富兩極分化，從而導致改革的失敗。不能否認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公有制經濟比重的大幅度下降是造成中國現在工薪收入(勞動收入)比重偏低、貧富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中國富豪榜排名位居世界第二、數量增長最快、上榜的都是民營企業家(私人企業主)就是明證。不壯大公有制經濟、提高公有制經濟的總量和比重，這種分配局面難以改變，會繼續造成甚至加劇貧富差距擴大必然產生的種種嚴重危害。而且鄧小平所說的中國農業的“第二個飛躍”就是適度規模經營、科學種田、發展集體經濟，也就是要做大做強農村集體經濟。由此可見，沒有在不同所有制經濟發展上的戰略轉變，在收入分配上的戰略轉變和農業的“第二次飛躍”都不可能實現，所以說，實現上述三個戰略性轉變的關鍵，是在發展私有制經濟的同時更要壯大公有制經濟。

　　《經濟要參》2014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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