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廣

　　(江蘇理工學院，江蘇常州 213001)

　　摘要：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剩余價值占有的特點與生態平衡和生態文明之間存在難以解決的矛盾，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生態保護和生態重建不可能有效地解決生態問題。成熟的公有制經濟是財產歸全社會所有的經濟，是人民決策、人民管理的經濟，這種經濟必然根據社會性計劃尋求社會生態成本和社會總福利之間的平衡。社會主義國家生態問題與公有制經濟存在非公因素、公有層次低、非公經濟比重大、增長主義的經濟建設氛圍有關系。私有制及其市場經濟導致生態財富分配不公正，其資源占有不平衡產生資源環境生態剝削、財富轉移和環境侵占。發達國家經濟福利和生態福利的雙享受，以國際生態剝削和國際生態侵占為基礎。只有實現大范圍的公有制，才能有效實現生態平等和生態公正。

　　關鍵詞：私有制;公有制;生態平衡;生態文明;生態公正

　　經典馬克思主義、現代生態馬克思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都揭示了生態問題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生態問題的根源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既然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生態問題的根源，幾乎是同義反復的結論應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保證生態平衡、建設生態文明的根本出路。然而，大量生態馬克思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在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破壞生態的弊病之后，卻不談及社會主義國家現實的生態問題與所有制有何關系。與此同時，我國的學術著述、政策研究和相關教材在研究、闡述現實的生態問題時，又從不提及馬克思主義關于生態失衡根源的理論，幾乎見不到聯系私有制和公有制研究現實生態問題的著述。

　　實際上，只有真正認識到資本主義私有制對生態的破壞作用，把公有制作為建設生態文明的最佳制度基礎，才能更好地解決生態問題，也不至于使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淪為空談(談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時不談所有制，等于不知所云。離開公有制，馬克思主義將不再成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也將不再成為社會主義，共產黨也將不再成為共產黨)。

　　一、私有制與生態破壞

　　(一)資本主義私有制破壞生態的必然性

　　當以生態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諸多學者指出資本主義對生態的破壞源于其利潤追求或“經濟理性”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確，資本家對利潤/剩余價值的追求，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實現形式，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的基本經濟規律，這一基本經濟規律必然支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與生態的關系。同時，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與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矛盾——也是融為一體的。

　　按照恩格斯的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中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指的是產品占有，“社會的產品被個別資本家所占有。這就是產生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1] 資本主義產品占有的實質與核心當然是剩余價值的占有?，F代化大生產要求商品生產與生態生產之間保持必要的平衡，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私人占有與私人經營，卻與生態平衡和生態文明存在難以解決的矛盾。

　　資本主義私有制剩余價值占有的第一個矛盾是對作為價值的剩余價值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這與對實物的追求不同——而剩余價值賴以產生的條件資源和環境則是有限的。首先，無止境的剩余價值追求導致的生產盲目擴大，消耗過多的資源和環境;進而，剩余價值的追求導致勞動人民的消費能力與生產能力不匹配，造成產能和產品的過剩乃至經濟危機，而產能和產品的過剩則是資源環境的無謂浪費和破壞;其次，獲得大量剩余價值的剝削階級奢侈浪費，也會對生態環境造成更多的壓力;最后，資產者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還通過推銷宣傳、設計革新、消費信貸來刺激非正常消費，進一步浪費資源和增加污染。馬克思指出，資本“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由此看來，那些贊揚私人資本經濟動力足而看不到這種動力更大弊病的觀點，是非常片面的。

　　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私人占有的第二個矛盾是剩余價值為個人所占有，而環境成本則是社會的。自然環境往往是“無主”的公共財產，在市場中通常是不付代價就可以白白利用的生態財富。雖然社會總福利最大化的均衡條件是“一定生態成本增加的商品福利=一定生態成本減少的生態福利”，但這是整體社會商品經濟在生態制約下最佳發展速度的均衡條件，而新產生的商品福利歸個別企業所獲得，減少的生態福利卻由社會來付出，因而在單純的市場中，追求剩余價值的企業勿需關注自己生產所破壞的環境。由此看來，那種片面推崇企業經營利潤最大化的理論，是非常不科學的。

　　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私人占有的第三個矛盾是利潤的獲得為當下的，而社會對生產要素資源的需要則是長遠的。更多地使用資源是私人企業獲得更多當前利潤的前提，而未來社會資源的狀況是個人無需考慮的。古代的農林牧副漁生產消耗的是生產場所本身的資源，資源保護不好或者資源不充足，生產就難以為繼。而工業生產的設備和原材料都是來自各地乃至全球，大氣和水的消耗也是社會乃至全球共同負擔，因而資源問題不在企業的考慮范圍之內。即使是農業資本，單個企業為了當前的利潤，也會不惜大量透支資源，由于資本在未來可以轉移，因而經營主體也沒有必要關心整個社會未來農業資源的緊張。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指望獲得直接的眼前的貨幣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應人類世世代代不斷需要的全部生活條件的農業有矛盾”。[3]恩格斯還說：“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一個個的資本家所能關心的，只是他們行為的最直接的效果”，“西班牙的種植場主在古巴燒掉山坡上的森林，發現在木灰中有能獲得最高利潤的咖啡樹的足夠用一個世代時的肥料，——以后熱帶的大雨會沖掉得不到任何保護的腐殖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巖石，那對他們來說又有什么相干呢?”[4]由此看來，那些主張利用個人剩余索取權來搞好經濟的觀點，是非常膚淺的。

　　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私人占有的第四個矛盾是利潤在自發的競爭中實現，而包括商品生產和生態生產的社會總經濟要求必要的計劃性和協調性。資本主義的無計劃增長不能合理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必然破壞資源和環境的多種平衡。例如恩格斯指出，“工廠城市把所有的水都變成臭氣熏天的污水，”然后，“資本主義大工業不斷地從城市遷往農村”，造成新的污染。[5] 由此看來，極度推崇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是非?；闹嚨?。

　　需要指出，在以上四個私有經濟主體利潤占有特點與資源環境的矛盾中，小私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其實是相似的，我們之所以主要講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因為在嚴重破壞資源環境的當代世界，資本主義私有制占主體。

　　(二)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生態保護和生態重建的局限性

　　科學技術被認為是解決生態問題的根本手段，但在私有制市場經濟條件下其作用受到極大的制約。(1)生態技術雖然可以提高生態效率，但提高生態效率不等于保證生態健康，因為企業商品生產的增速完全可以比生態效率增速提高得更快。生態平衡的條件是：“生態財富增速-生態成本增速≥商品生產增速-生態效率增速”，但資本家生產的約束條件是“銷售收入-商品成本≥機會成本﹢風險溢價”，生態平衡不是其生產增速和生態技術應用的約束條件。(2)私有經濟主體采取何種提高生態效率的新技術取決于是否提高自己的經濟效益而不是改善人類的生態文明。企業是否采用節能、節材、環保新技術，完全以是否存在利潤以及利潤率高低為轉移。例如，環保裝修、無污染農作物、綠色飼養在技術上完全不成問題，但是賺錢的欲望，推動市場生產主體拋棄生態技術，轉而采用成本低，產量高，利潤大污染也大的生產方法。(3)個別企業降低能源與環境成本之后,卻加大了社會總體對資源能源的消費量。例如新能源仍然需要在原材料比如玉米中提取,仍然需要有廣大的土地種植玉米才能滿足需求。[6]更多的情況是，企業的生態努力是通過宣傳或通過新設計以刺激消費者的眼球。(4)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技術進步同時也是掠奪自然的進步。正像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7](5)新技術的成本較高,有的國家和地區用不起，有的企業和行業用不起，在私有制或自發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態技術推廣難。

　　當代資本主義加強了資源環境的政府管制和國際協調，在生態方面似乎改變了市場經濟的自發局面，然而，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協調和控制，不可能有效地解決生態困境。私有企業不愿在生態問題上做出重大犧牲，總是千方百計地規避管制，將治理環境的費用轉嫁給社會或者子孫后代以降低生產成本，或者將污染轉嫁給國外。同時，政府從根本上說是強勢資本的代言人。溫室效應控制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非常低的減排標準都無法為各國資本所接受，至今無法發揮作用，更談不到提高減排標準。原材料、能源等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是個世界性的宏觀問題，一國節約資源化解不了世界資源的破壞和緊張，很多環境污染也是大面積問題乃至是世界性的問題，局部地區控制住污染也避免不了承受某些整體污染的損害，因此，地方政府和國別政府維護生態平衡和生態文明的動力是有限的。到今天為止，世界生態問題仍然十分嚴峻，很多國家生態惡化成為經濟停滯和貧困的重要原因。

　　二、公有制與生態平衡和生態文明

　　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講的公有制，都是全社會所有制，在國家存在的時期可以是國有制，而合作經濟和局部共有、實為部分人共同私有的集體經濟是向公有制的過渡形式。全社會所有的經濟必然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為目的，沒有必要無止境地追求利潤，福利的獲得和成本的付出都是社會的，當前的利益與將來的利益時一致的，整體經濟的運行必然具有較強的計劃性。因此，不存在私有經濟主體利潤占有特點與資源環境維護的矛盾，這是實現生態平衡、建設高水平生態文明的制度基礎。

　　在公有化程度不很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利潤的追求，但局部的利潤追求必須服從于全社會成員包括生態福利在內的社會總福利最大化(深圳于2004年把寶安、龍崗兩區內的27萬農村人口一次性轉為城市居民，一舉將兩區956平方公里土地轉為國有，有利于城鎮及其經濟發展)。公有制經濟就是全體人民所有的經濟，成熟的人民所有的經濟必須是人民決策人民管理的經濟，因為一種所有制的具體形式要通過“產權”即財產權利來實現，其中必要的權利就是財產支配權，也就是管理權和市場經濟中的經營權。公有制的所有者——人民應當掌握財產的經營管理權，就是要實行社會公眾民主決策。經濟發展的宏觀速度、投資規模和方向、環境保護和資源控制等等都應當由群眾建議、群眾討論、群眾及其選舉的代表表決。公有制經濟要是由公眾來決策，就必然根據社會性計劃尋求社會生態成本和社會總福利之間的平衡，尋求生態福利和經濟福利之間的平衡，尋求今天的GDP與未來的GDP的平衡，也就是把“社會付出的單位生態成本所增加的商品福利=該單位生態成本付出所減少的社會生態福利”當作決策的最佳平衡點。真正的公有制社會經濟也不會導致經濟危機而浪費財富，不需要以異化消費刺激異化生產。

　　正像恩格斯指出的，“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無法擺脫的伴侶，并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占有還由于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揮霍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8]恩格斯還說，資本主義工業污染了城市，工業資本家又到農村去經營，形成新的城市和新的城市污染，“要消滅這種新的惡性循環，要消滅這個不斷重新產生的現代工業矛盾，只有消滅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統一的大的計劃協調地配置自己的生產力的社會，才能使工業在全國分布得最適合于它自身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9]馬克思的一個名言是，在公有制社會中，“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10]

　　揭示私有制經濟解決生態困境的不可能性，需要正視的現實疑難是迄今為止的社會主義國家也都尚未解決好生態問題，比如蘇聯東歐等原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的污染也比較嚴重，過度使用資源的現象也不少。然而，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態問題不是公有制的產物，而是公有制原則沒有得到充分實現，公有制經濟存在非公因素的結果，還存在大量非公經濟，即經濟體制使然。

　　首先，社會主義國家已有的公有制經濟不是很合格的成熟的公有制經濟。在現實中，公有制經濟的支配權都掌握在代理者手中而且沒有所有者社會大眾的有效監督。掌握專斷性決策權的行政官員或代理者必然為了增加自己可支配財政資金，為了用GDP增速表達自己的政績而不顧生態損耗竭力追求經濟增長，掌握專斷性決策權的直接決策者必然為了給自己創造更多的受賄機會，獲得更多的獎金和分紅而不顧整體生產能力過剩盲目地擴大投資。如果由人民決策，人民群眾必然把社會總福利最大化作為決策的基本依據，社會公眾不會為了獲得較小的經濟福利而放棄較大的生態福利，而會把更多的資源用于保護生態，發展生態生產，使得“新增生態財富>即期生態成本”。

　　其次，我國的國有經濟采取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營原則，這是一種公有化程度非常低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公有制的內涵要求公有制經濟實行社會公眾管理，整體計劃管理，按勞分配，剩余歸社會的原則。現行的國有企業奉行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是借用了私有制市場經濟的經營形式，至少使企業具備了相當程度的集體企業性質或非公因素。企業個人收入與經營效益直接掛鉤，尤其是領導層的報酬與經濟效益高度相關，導致國有企業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主體在逐利行為特征方面有著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國有企業產生了與私有制經濟有些類似的經濟主體利潤占有特點與資源環境的矛盾。集體經濟與自負盈虧的國有企業行為特征也很相似。

　　再次，就目前的中國而言，私有制經濟的數量遠超過公有制經濟，公有制企業本身也具有相當部分的私有成分。私有制經濟必然按私有制經濟的行為原則行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態的矛盾不會有多大的改觀。國有企業出現大量個人股，而個人股要求利潤最大化;很多人錯誤地主張利用企業管理層的個人剩余索取權來搞好國有企業，主張管理層實行高報酬，也是私有制的分配邏輯——目前發達國家的國有企業都沒有這些做法。農業集體經濟采取家庭經營方式，與個體私有制的經營機制沒有多大差別;即使是集體經營，客觀上也只是一種小范圍公有的較大規模的私有制。

　　最后，增長主義的經濟建設氛圍成為生態問題比較嚴重的重要原因。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認為，即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過分追求經濟增長的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樣，會對整個社會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壞。社會主義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實踐上經常被理解為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片面追求GDP增速，并且忽視生態生產的重要性，輕視生態財富增長對商品生產的制約關系，從而走上“增長主義”的不科學道路。因此，公有制為解決生態問題奠定了基本前提，但法律上的財產公有權并不能保證經濟發展自然遵循正確的原則。

　　三、生態分配不公與生態剝削

　　私有制及其市場經濟不僅在解決生態問題方面非常無效率，而且在生態方面還會必然導致經濟財富和生態財富分配的不公正。這是當代“生態不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面。

　　(一)要素資源占有不平等及其影響

　　在私有制市場機制的作用下，社會成員對資源的占有和利用必然極為不平衡，形成“資源生態剝削”和資源分配不公。社會成員對資源的占有和利用不平衡產生三個結果。

　　1.相當部分的自然資源為資產者所占有，成為資本家階層獲取剩余價值的工具。這些資源無論是企業主購買所有權，購買使用權，還是承包與租賃，資源都事實上成為資本的組成部分。馬克思在談到自然資源、所有制和財富占有的關系時說，“只有一個人一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作屬于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生存。”[11]與其他領域不同，部分人可以利用資源的不公正占有，脫離常規剝削，遠超平均利潤率與經營勞動付出量而迅速暴富。據保守估計，自然資源豐富的鄂爾多斯擁有資產過億的富豪不下7000人，能源礦產資源富集的陜西榆林的億萬富豪則不在鄂爾多斯之下，2012年3月，山西一煤老板花7000萬巨資為女兒舉辦婚宴大禮。人們列舉了利用資源暴富的不少原因，但沒有提到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把國有資源使用權出售給私人，并且往往是低價出售，在資源價格上漲時，全民的生態財富轉化為少數人的經濟財富，而這些經濟財富的價值是從社會其他領域的剩余價值和勞動力價值轉移過來的。與此不同，被評為全國地級“富裕城市”第一名的同樣靠資源致富的克拉瑪依，卻沒有出現這種情況，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將資源交給私人開采。

　　2.社會公眾在利用資源增值獲利方面形成巨大的利益差異。各國居民的住宅都是居民財產的很大一部分，也是財產保值增值的主要載體。在很多時期，住宅增值速度大于存款利息，并可以帶來增值和租金或虛擬租金的雙重收益。這一點無論是小私有制還是大私有制，無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都是如此。筆者根據相關數據計算，2007年我國城鎮居民平均實際的房租外房產收入占總收入的31.61%。一個價值60萬元的住房，每年增值5%，加上房租或虛擬房租(舊房拆遷以舊換新，基本無折舊)，顯著超過當時一個普通員工的勞動報酬，而不少居民擁有兩處、數處乃是數十處商品房。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02 年家庭調查,在各項財產中,房產的分布是最不均等的。城鎮居民房屋財產占家庭財產財產差距是決定個人收入差距的首要因素。由于房子的磚頭在貶值，壽命在縮短，所以房子增值就是土地在增值。根據“所有制”的經濟內涵，土地使用權和收益權歸業主，實質上土地在一定時期已經私有化。地產增值的價值來源也不是勞動創造的，地產生態剝削和地產帶來的財產再分配是對整個社會領域財富的分割。

　　3.勞動者與要素資源的結合不平等而導致經濟地位差異。資本主義國家有地農民必然比無地雇工獲得較多的地租收益。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的集體經濟之間級差地租差異甚大。城郊土地被征收，一戶補償逾百萬，以當時的收入計，一輩子也積蓄不起來，這也是顯著的資源占有不平等。就業者和失業者之間也存在著利用資源要素的差別。資源與勞動結合上的不平等使普通公眾之間財富差距、生活差距遠大于勞動能力的差距。

　　(二)生態環境侵占及環境福利分配不公

　　私有制經濟還必然造成“環境生態剝削”和環境分配不公。

　　在私有制經濟中，財產的擁有差距懸殊，擁有巨額財產的人可以獲得以生態破壞為基礎的高比例的經濟財富和生態福利，而普通人，尤其是窮人卻必然承受主要的生態負福利，即遭受更多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帶來的種種傷害。比如，高資產者完全可以花費多倍的代價，吃上特殊種植養殖的、專門種植養殖的、甚至親自組織種植養殖的、或者進口的各種綠色食品，他們可以搞到更衛生的水，使用礦泉水，凈化室內的空氣，可以到空氣粉塵更少的郊區、海畔、乃至風景區去住別墅，而一般人則沒有這個能力。

　　在私有制經濟中，為了謀生的雇傭勞動者不得不接受企業中勞動環境的不平等。資本主義社會早期的無產階級工作條件極其惡劣。目前，很多私有企業勞動場所、工房與生產過程中的有毒有害物質,仍然直接威脅到工人的健康與生命。一些私有企業化學品使用管理混亂，不注重塵毒治理，缺少衛生防護設施及個人防護用品，甚至沒有任何針對工人的職業病防護措施。資本通過侵占勞動者的生態效用，實現了自己的資本增值。

　　在私有制經濟中，資本的逐利行為還造成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環境損傷的不平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工業的發展首先積聚在城市，當城市污染達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僅受到城市居民的反對，城市的企業主和決策層也難以繼續忍受，相對弱勢和分散的農村以及經濟發展滯后的地區就成為高污染工廠的轉移地。結果是，企業主獲得越來越多的經濟利益，以農村人為主體企業員工繼續承受不良生產環境，而弱勢農村居民和落后地區居民得到的是越來越遭的生活環境。我國惡性腫瘤上升為農村的第一死因就與地下水的污染密切相關，由于水污染，部分村莊癌癥高發的現象幾乎遍及全國。

　　“世界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最直接、最明顯的體現是對自然資源消耗的極端不平等。”[12]即20%的富人消耗著超過80%的資源，丟棄80% 的污染物。無論在一國之內還是在國家之間都是如此。在那些重要環境案例中,根本問題還是環境正義問題:環境利益與環境負擔在不同群體中的不平等分配。[13] 只有實現公有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實現生態文明的平等享有和生態公正。

　　完善的財產公有制必將消滅資源生態剝削、環境生態剝削及各種生態侵占。資源國有制不僅可以防止少數人利用自然資源剝削他人，也可以避免部分人利用人類共有資源從其他社會成員手中大量轉移財富;成熟的公有制經濟不會出現一部分人享受過高經濟利益的同時，讓勞動者忍受過度的污染的狀況;名副其實的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將實施社會統籌計劃調節，必然有利于解決城鄉、地區之間污染的不平衡。

　　(三)國際生態剝削和國際生態侵占

　　當代一些發達國家環境狀態好于我國，資源利用效率也高于我國，這使人們感到似乎在私有制的基礎上也可以建設好生態文明。首先，這里的比較有些問題。一是一些私有制國家生態狀況相對好一些，不代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生態狀況都良好，況且我國經濟的私有性也非常強。二是資源利用效率國別比較使用的是匯率，而人民幣匯率低估1倍多，由此嚴重低估了中國的資源利用效率。

　　更為關鍵的是，一些富國受到破壞的生活環境得到一定恢復，并不意味著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能夠實現生態平衡。由于很多資源環境問題具有世界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福利和生態福利雙享受，是以非發達國家經濟福利和生態福利雙困境為基礎的。當今世界生態方面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存在國際性生態剝削和生態侵占。國際性生態剝削和生態侵占的動力是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的空間擴展。國際性生態剝削和生態侵占的表現，一是將大量的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廉價利用資本輸入國的資源，二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大肆轉移污染產業和企業，將本國淘汰的嚴重污染環境的設備通過投資方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三是強盜般地向發展中國家(每年5000萬噸)大規模轉移廢棄物，甚至將有害廢物非法投棄或海上焚燒，英國《每日郵報》網站2013年4月5日報道，環境局證實，1200萬噸垃圾被運往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其中大部分最終進了填埋場。四是通過從市場準入到綠色技術標準等一些列手段，防止發展中國家的污染流向發達國家，五是發達國家大量消耗資源財富，將異化消費和異化生產擴展到了全世界，發達國家人均能耗是發展中國家的10倍，更是侵占了人類共有的地球資源。

　　國際性生態剝削和生態環境侵占的客觀基礎除全球化外，主要是發達國家掌握著資本優勢以和科學技術的先發優勢。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不得不追求的經濟增長，被迫接受發達國家的生態殖民主義。經濟技術落后國家由于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陷于經濟困境，在現代世界中想要維持古代社會的簡樸生活都很困難，不得不接受污染的企業、設備、產品乃至垃圾，例如發達國家處理廢物的費用比發展中國家高13-36倍，接受廢物對一些生存困難的國家很有誘惑力。如果發展中國家增長主義的意識和政策占優勢，不遺余力地吸引外資，過度發展出口貿易和加工貿易，那就更使生態侵略暢通無阻了。由于環境的恢復需要付出勞動，原有被破壞的環境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生態生產創造的，因此，生態剝削包含著對發展中國家勞動的剝削。

　　國際性資本主義生態侵占和生態剝削加劇了世界生態危機。不發達國家資源日益枯竭，環境每況日下，廣大落后國家的民眾將為此付出健康、壽命和享受。要想徹底解決世界生態問題，必須實現實現世界大同。

　　綜上所述，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生態危機和生態不公的根本原因，發展公有制并真正貫徹公有制的原則是建設生態平衡和生態公正的制度基礎。僅僅從生態文明的角度看，我們也必須貫徹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原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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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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