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稅法的本質是通過法律體現(xiàn)的統(tǒng)治階級參與社會產品分配的國家意志。作為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意志，無疑要體現(xiàn)占人民主體的工農群眾意志，然而，改開以來實行的“特色”稅收政策，恰恰沒有體現(xiàn)占95%的工農群眾意志，更沒維護他們的利益，相反，卻體現(xiàn)了占5%的富翁意志，在維護富翁的利益。占中國0.4%的人口，明明攫取了中國70%的財富，卻不承擔相應稅收責任;而占中國95%的中低收入者，甚至是廣大窮人，卻成納稅的主體。《經(jīng)濟參考報》：美國《福布斯》雜志推出的榜單顯示，中國的稅負痛苦指數(shù)世界第二。

　　一、工資累進稅就是向窮人收稅

　　1980年9月10日由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毛澤東時代從沒對工薪報酬開征所得稅，卻伴隨改開的腳步實行了。

　　1、工資累進稅征收對象大都“工薪族”。工資累進稅計算有7級標準：

　　全月應納稅額超過1500元至4500元 10% 105

　　全月應納稅額超過4500元至9000元 20% 555

　　全月應納稅額超過9000元至35000元 25% 1005

　　全月應納稅額超過35000元至55000元 30% 2755

　　全月應納稅額超過55000元至80000元 35% 5505

　　全月應納稅額超過80000元 45% 13505

　　工資累進稅起征點從500元、800元、1500元，提高到2000元，再后來提高到3500元，可伴隨這個提高，物價不再提高?在中國一線城市掙工資達到3500元就不是窮人?在北京月工資一萬啥時能買住房?而凡掙工資的有幾個是富人?又有哪個億萬富翁給自己開工資?原本個稅是向富人征收的稅種，咋讓老百姓成納稅主體。

　　2、重慶市長黃奇帆痛批工資累進稅。在2014年全國“兩會”重慶代表團審查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時，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市長黃奇帆一針見血的指出：“國際慣例是個稅稅率不超過企業(yè)所得稅稅率，但中國個人所得稅稅率最高，竟達到45%。”

　　作為工資累進稅存在兩個弊端。他痛批：“一是部分私營企業(yè)業(yè)主不拿工資以避稅;二是一些高收入白領，尤其是外企高管，通過一些渠道把發(fā)工資的地方放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享受當?shù)?5%的所得稅稅率。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每年70%的個稅都是中低收入群體所交，高收入群體交納比例反而很少。在國外，30%高收入群體繳納的個稅要占75%的比例。”

　　透明納稅的工薪族最大的不幸。黃奇帆：“目前，中國的情況是高收入者通過逃稅和避稅，稅負反而低，倒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拿點死工資的，因為收入充分透明，所以老老實實的在繳納名義稅率!” “老百姓繳稅不少，特別工薪階層貢獻最大，但他們在住房，醫(yī)療、上學、就業(yè)、老保、交通，甚至環(huán)境保護，都要自己承擔，這才是最大的不幸!”

　　工資累進稅地地道道冒似公允。從黃奇帆的講話，人們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工資累進稅就是冒似公允的在向窮人收稅。國家財政部發(fā)布2013年財政收支情況，其中，工薪所得稅4092億元，增長14.4%，無論這個稅收的基數(shù)，還是增長中的大部分，都是向窮人的剝奪，因低收入者占得比例最大。

　　富人有辦法逃避納稅，而老百姓只能在開工薪時，老老實實把個稅繳足。面對這樣明明白白的事實，全國人大常委，農業(yè)專家任正隆卻有句名言：“起征點太高就剝奪了低收入者作為納稅人的榮譽。”剝奪低收入家庭的財產是榮譽?為七級工資累進稅辯解的公知精英，簡直喪盡天良!

　　二、存款都負利率了還征利息稅

　　中國的利息稅始于1950年，當年頒布的《利息所得稅條例》規(guī)定，對存款利息征收10%(后降為5%)的所得稅，那時，有大量存款的是富人;那時，存款是正利息。而隨公私合營之后，1959年利息稅停征。而1999年11月1日根據(jù)第九屆全國人大第十一次會議《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重新征收，稅率為20%，2007年8月15日稅率由20%降至5%，2008年10月9日起暫免征收。

　　1、自改開以來銀行存款一直負利息。僅以1978年為基數(shù)，到2012年中國的財富增長300倍，但貨幣投放增長9000倍(當年1塊錢等于現(xiàn)在30塊錢)。1992-1993年、1998-1999年、2002-2003年、2009-2010年，每次應對經(jīng)濟減速都采取貨幣刺激，貨幣投放量位居世界第一，比美國還高出1.5倍，是除美國之外全世界貨幣增發(fā)的總和。30年前的1000元，能在重慶買套100多平米的房子，現(xiàn)在卻要幾十萬元，類似這樣的例子還用舉嗎?中國的物價到底漲了多少，那個老百姓沒痛苦的感受?在物價飛漲的36年中，銀行的存款那一年不是負利息?

　　2、負利息下的征稅讓百姓苦不堪言。就以2008年來說，當年5月12日，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4月份CPI為8.5%， 1-4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累計同比上漲8.2%。且不說老百姓對這個消費價格指數(shù)是否認同，就算認同了統(tǒng)計部門的“瞎說”，可這個平均數(shù)的價格指數(shù)中，糧食和副食品上漲都達到兩位數(shù)之多，而窮人的消費結構中，糧食和副食品恰恰占到絕大部分。作為消費價格指數(shù)構成中的什么新車、機票費用、氣油、汽車保險、玩具、寵物及寵物產品、運動設備、入場費等，即使上漲幅度不高，甚至降價，同普通老百姓都沒大關系。即使在國家公布的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8.2%，一年期存款利率是4.14%，五年期為5.85%，與CPI漲幅都相去甚遠，這意味著存款實際利率已為很大負數(shù)，如果再將存款利率扣除利息稅后，這還不是強搶?

　　3、征收利息稅的五個特點。即使在存款實際利率已長期為負的經(jīng)濟形勢下，還強征10年利息稅，這個征收有五個特點：一是稅率高達20%，比建國初向富人征存款利息，還要高一倍;二是銀行存款的負利息，本身就是銀行對百姓的搶劫;三是負利息了，卻還要征利息稅，更是銀行在老百姓手里搶錢;四是征收存款負利息的對象，主要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百姓，或工薪族，因沒地方投資，才老老實實到銀行存款;五是負利息的搶劫從來就沒停止。僅以國家統(tǒng)計局有關2011年的報告，全年CPI比上年上漲5.4%;而最新調整的銀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為3.5%，若把錢存一年定期，一萬元會“縮水”190元。改開36年，這就是銀行為什么躺著睡覺，也能掙錢的秘訣!

　　面對負利息的征稅，銀行似乎為老百姓手中“活命錢”的保值著想，又弄出了名目繁多的“理財產品”，可到了最后，那些銀行衍生出的各種理財性金融產品，哪個不是對百姓的再度搶劫?王夢恕老院士站出來直陳其弊：“改革什么，什么就失敗，老百姓就遭殃”，這話是瞎說?

　　三、老百姓吃一個月餅半拉是交稅

　　改開以來，中國的稅收每年都兩、三成增長，那是因中國稅收種類全世界最多，稅收額全世界最高，老百姓稅收負擔全世界最重。過去都說：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可現(xiàn)在中國大陸的老百姓還有啥共產黨的會參加，反倒稅多了。

　　1、老百姓買一塊月餅包含多少稅？拿一塊月餅來說，在出廠和銷售本身，就已被稅務部門收取好多種稅，而老百姓買一塊月餅，所花的錢中就包含這些稅。

　　增值稅：增值稅按銷售收入17%繳納。包括城建稅按繳納的營業(yè)稅的7%繳納;教育費附加按繳納的營業(yè)稅的3%繳納;地方教育費附加按繳納的營業(yè)稅的1%繳納;印花稅：購銷合同按購銷金額的萬分之三貼花;帳本按5元/本繳納(每年啟用時);年度按“實收資本”與“資本公積”之和的萬分之五繳納(第一年按全額繳納，以后按年度增加部分繳納等)。

　　附加稅費：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按元/平方米繳納;房產稅按自有房產原值的70%*1.2%繳納;車船使用稅按不同車型××元/輛繳納;企業(yè)所得稅一般稅率25%，經(jīng)稅務核定的小微企業(yè)稅率20%，經(jīng)稅務核定的高新技術企業(yè)稅率15%;負有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的義務。

　　除了生產企業(yè)，作為銷售公司也需繳納增值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費附加，水利基金，房產稅，土地使用稅，有車的話還有車船使用稅，代扣職工個人所得稅，企業(yè)所得稅等等。

　　2、人均宏觀稅負達一塊月餅半個稅！中國人均宏觀稅負6338元，宏觀稅負包括4項：公共財政預算、政府性基金、社會保險基金及國有經(jīng)營性資產收入。這4項加起來，2014年上半年基本占到GDP的44%。以2014年各省區(qū)市的公共財政收入預算為分子，以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人口數(shù)為分母，上半年全國人均宏觀稅負水平約為6338.76元，地方人均宏觀稅負的前三甲是北京、上海、天津，分別為20347.8元、19192.8元和17993.5元(2014年8月30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如果加上各種收費，我國宏觀稅負已超過20%。財政部數(shù)據(jù)顯示，光2009年1至11月全國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55687.26億元，同比增長7.1%;非稅收入7705.84億元，同比增長高達27%。僅2009年全國罰款、收費的總額為2.2萬億元，相當2009年全年稅收的三分之一。至于各種亂收稅和亂收費，都沒在計算之列。數(shù)額之巨，駭人聽聞。

　　四、個稅為何不征財產稅和遺產稅

　　中國的稅收政策，挖空心思，變著法的，創(chuàng)造性的向百姓巧立名目收稅，不知是遺忘，還是有意保護富人，作為全世界個稅征收中最重要的財產稅和遺產稅，竟然自改開以來，就沒列在征收之列，這不是咄咄怪事?

　　1、為什么不征財產稅？財產是指具有金錢價值、并受法律保護的權利總稱。大體上，有動產、不動產和知識財產。外國對財產的課稅財產，既有對個人全部財產課稅和對某一種財產課稅，又有對財產占有額課稅和對轉移財產額課稅。

　　中國現(xiàn)行財產稅主要是房產稅和契稅：房產稅是以房屋為征稅對象，按房屋的計稅余值或租金收入為計稅依據(jù)，向產權所有人征收的一種財產稅;契稅是對房產在買賣、典當、贈與(包括有獎儲蓄中的中獎房產)和交換而訂立契約，向產權承受人征收的一種稅。中國現(xiàn)行的財產稅，對富豪們不管財產如何增加，除房產稅和契稅外，一概不做征收。

　　公知精英們調門喊得賊響的一句話，就是與“國際接軌”，可國際上很多國家都通行“對個人全部財產課稅”，在中國為何只征房產稅和契稅。況且，只征房產稅和契稅，這也基本是向中低收入者征稅。中國大富豪的財產增加，極少與房產稅和契稅有關。為啥一從老百姓身上割肉，就巧立名目與“國際接軌”?對富人收稅就閉口不談與“國際接軌”?

　　2、為什么不開征遺產稅？遺產稅是一個國家或地區(qū)對死者留下的遺產征稅，這有助于加強對遺產和贈與財產的調節(jié)，防止貧富過分懸殊。遺產稅最早產生4000年前古埃及，法老胡夫為籌措軍費開征遺產稅。近代遺產稅始征于1598年的荷蘭，其后英、法、德、日、美等國相繼開征遺產稅。

　　美國：最高稅率50%。最低稅率為18%，達到2500萬美元以上最高稅率為50%。包括其個人在世界各地的所有資產。遺產額在60萬美元以下者免征遺產稅。日本：最高稅率70%。繼承稅稅率共分13個檔次，從10%到 70%。德國：最高稅率50%。實行7級超額累進稅率，稅率從7%到50%不等。臺灣：最高稅率50%(現(xiàn)調整為10%)王永慶遺產凈額為200多億元新臺幣,依當時50%的稅率,需繳納逾100億元新臺幣(約21億元人民幣)的遺產稅。2009年后調整為稅率10%。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遺產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注意保護窮人的遺產不征和少征稅。

　　五、對富人又出臺了多少免稅政策

　　不征富人的財產稅和遺產稅也罷，可自改開以來，各級政府又五花八門地的為富人，出臺了多少優(yōu)惠稅收政策、免稅政策、補貼政策?

　　1、給富人減稅的政策。什么免征所得稅，免征土地出讓金等等。僅2012年3月，審計署組織對54個縣的調查中，有53個縣2008年至2011年就出臺了221份與國家政策明顯相悖的招商引資優(yōu)惠政策文件，以財政支出方式變相減免應征財政性收入70.43億元，其中2011年將企業(yè)繳納的稅收、土地出讓收入等，通過財政列支等手段返還給相關企業(yè)，變相免征33.36億元，相當于其當年一般預算收入的5.81%。更有甚者，海南高速前總經(jīng)理陳波將價值46億元的土地，以440萬元就優(yōu)惠轉讓給富人。就是這樣荒唐之極的腐敗，已是司空見慣!

　　2、給富人的補貼政策。什么政府招商引資給補貼，保護企業(yè)發(fā)展給補貼，上大項目給補貼等等。就是這種種違規(guī)的真金白銀補貼，說到底都是拿窮人的錢補貼富人。一是用窮人的負利息存款補貼富人。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林毅夫直言：“是那些將錢放到金融服務體系，得不到金融服務的相對貧困人。事實上，就是那些窮人在補貼富人進行投資經(jīng)營”;二是拿百姓創(chuàng)造的財富和上交的利稅對富人進行各種補貼。身為國家級貧困縣的安徽霍邱縣縣級財政收入不過7億多元，可人大主任權俊良卻主持縣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一項決議：以6億元財政補貼獎勵當?shù)孛衿蟠蟛V業(yè)集團，以支持其在霍邱上馬年產100萬噸球墨鑄造項目。此舉因省領導過問取消，但在他主導下又以過橋資金形式，將獎金提供給大昌礦業(yè)。類似這樣匪夷所思的事，在“特色”中國卻成一大特色!

　　至于那些五花八門優(yōu)惠富人的稅收政策，因篇幅所限，就無需列舉了。

　　改開以來，中國造就了世界第一多的富豪，也造就了世界貧富差距第一。可中國的稅收只注重保護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顧中國普通百姓的相對最窮，這別說不是社會主義應有的稅收政策，連資本主義的稅收政策都不及!這樣只體現(xiàn)富人利益的稅收政策，不值得反思?

　　王婆賣瓜（156）

　　根本在于立場和感情，這不僅對參與政治生活最為重要，對寫作任何詩文也最為重要。站在什么立場去寫，懷著什么樣感情去寫，不僅決定詩文品位高低，也決定作者人格高下。就此，對寫作本篇博文，筆者有三點體會和博友交流。

　　一是站在政治的立場去寫。改開以來，公知精英們對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學，一直在嘲笑和污蔑，可他們或許是無知，或許是惡意，在遺忘和掩蓋著經(jīng)濟學一個重要內核，那就是社會財富的產生和分配方式，決定經(jīng)濟學必定有政治立場。為富人撈到更多的錢、還是為窮人爭取更公平的財富，這是經(jīng)濟的核心問題，也是絕對超出經(jīng)濟的社會利益和政治問題。所以，經(jīng)濟學必定有立場，經(jīng)濟學必然有政治。我站在政治的立場，去研究經(jīng)濟;我站在政治的立場，去寫文章。

　　二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去寫。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搞了36年改開，無論取得多大成績，一面是近10萬個億萬富豪(其中，還有300多個百億、千億富豪)，一面是近5億的貧困人口，這么嚴重的貧富差距，怎不讓人憤恨不已!那么多貧困中的凄涼和凄慘，怎讓人心中能安?犧牲幾千萬先烈打下的江山，絕不是為制造比1949年還大的貧富差別!為人民說話，特別是為窮人說話，這是中國古代文人的風骨;而作為一個共產黨的文人，我更不敢不為窮人擊鼓!

　　三是站在中共的立場去寫。鄧大人給特色社會主義劃出兩條紅線--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共同富裕。若沒這兩條，算哪門子社會主義?而現(xiàn)在影響現(xiàn)實一個極突出的矛盾，還不是5億貧困人口，而是作為社會減壓層的中產階級，正雪崩似的墜入貧窮行列，這更為可怕和恐怖!全世界“明星國家”發(fā)生災難性的動亂，幾乎都是由中產階級不甘墜入貧窮，而引發(fā)的社會立體和激烈動蕩。習總書記反復要求全黨要增強憂患意識，我就是懷著對黨的憂患意識在寫。我衷心期待我們的黨，能深刻和全面反思產生貧富差別尖銳化的原因;我衷心期待我們的黨，能及時和加快改變貧富差別尖銳化!

　　蘇軾在《晁錯論》中曰：“天下之患，最不可為之者，名為平安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于無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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