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是維持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所必須的代價。忽悠減稅的民粹主張歷來受到人們的歡迎，但其本質是害人的，是反文明的，是違反公眾利益的。

　　人們一直認為高稅收會增加人們的痛苦感，其實而那些稅收最高的國家反而幸福感最高，這是因為高稅收可以帶來高保障，這樣人們可以用更多的時間用于休閑，娛樂和社交，大家也會互相信任、互相照顧，當然幸福度更高，只有高稅收和高福利的國家，人們才會輕松擁有以上這些，蓋洛普健康組織曾對人們的生活滿意度進行了定期調查：根據各國的年度調查報告顯示：稅率最高的北歐國家的居民是地球上最快樂的人，丹麥一如既往地名列第一，隨后是芬蘭、荷蘭和瑞典，而在低稅率的美國，人民反而不快樂，調查顯示，大約25%，也就是四分之一的美國人患有心理疾病，大約16%，差不多接近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將終生遭受抑郁癥的痛苦。跟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這些數字幾乎是最高的，是歐洲的兩倍，美國人每年花費大約800億美元治療抑郁癥，可見，高稅率高保障給人帶來的是快樂，而低稅收低保障帶來的只是人們的痛苦。

　　近年又開始流行一個說法，那就是福利國家讓政府欠債，這也不符合現實，福利國家不僅沒有欠債，反而是債務水平最低的，高福利國家的債務水平不僅遠低于美國，日本，甚至比中國更低，可以說是世界上最低的，比如瑞典的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約為30%左右，財政赤字不超過1%，而挪威不僅沒有赤字，反而用大量的盈余，新加坡也是這樣，不僅沒有一點的債務，而且每年還向民眾分紅。

　　這背后的原因是因為高福利國家一般都經濟非常繁榮，而且非常的穩定，國內需求旺盛而穩定，經濟危機對其基本沒有沖擊作用，因此政府也沒理由欠債，而大家所熟悉的南歐四國，其實他們都不是高福利國家，比如希臘的福利支出水平都不及歐盟的平均水平，更是遠低于高福利的北歐。

　　總之，經過我們的考察和研究之后，認為社會對福利的投資不僅不會成為經濟的負擔，反而成為經濟繁榮的基礎，福利社會不僅不會讓人變的懶惰，反而會讓人變得勤快，福利社會不僅不是經濟發達的產物，相反卻是最先在落后國家興起，福利社會不僅不會讓政府欠債，反而因為經濟的穩定繁榮讓政府出現財政盈余，福利國家不僅不會限制自由，反而創造了積極的自由，不僅不會有痛苦感，反而更輕松和幸福。

　　現代社會實行所謂的“小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因為社會越發展，文明程度越高，需要的公共服務就越多，而這些問題其實就從來沒有逃脫經濟學的研究范疇，在制度經濟學中，這屬于私人財富暴增導致的“公共貧困”問題，早就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現代化導致公共服務需求在增加，汽車在增加，公路就需要增加，垃圾越來越多，清潔工就需要增加，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保障防范社會風險的機制就必須越來越完善。如果前者增加，后者而不成比例的增加，就必然會造成社會的紊亂，新制度經濟學將這種矛盾總結為：“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穢”。

　　也就是私人財富的迅速增長本身就對公共服務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沒有汽車的年代，我們也沒必要修那么多的公路，農業為主的國家，顯然也不需要城市清潔工，現在人們只想購買私人汽車，卻不想為公路建設支付稅收，我們只想享受干凈的街道，清新的空氣卻不想為此支付稅收，這是不可能的。

　　GDP高速增長、私人財富劇烈膨脹的年代，本應該公共服務也成比例增長，但在減稅的民粹思潮影響下，教育、環境、交通等公共福利被關注的程度卻越來越少。現代人類遠沒有從公共服務的應用中獲得愉快，甚至所提供的服務遠沒有使我們免于煩惱。“我們擁有昂貴的電視機，但學校卻破敗不堪;我們擁有清潔的私人住房，但街道卻骯臟混論。”精力集中于汽車，卻忽略了學校和公園，對私人貨物毫不吝嗇，而對公共貨物的生產卻極度克制，這不是通情達理的做法。

　　由于沒有很好的擴充公共服務，我們失去了本該享有的機會，我們必須在私人世界和公共世界之間建立一座橋梁。必須通過有效的政府手段使人們盡量避免個人的過度奢侈消費，而在公共服務上增加合理開支，讓社會財富的產生從私人生產轉向公共生產，這樣人民的生活就會更有意義。并且這是很長一段時期內的主導任務。

　　而這就涉及到觀念的轉變，必須在民眾中樹立“公共產品”的概念。并且愿意將自己的一部分財富擁有公共產品生產，因為除了郵政等少數幾個例外，大部分公共服務是不適合收費的，他們是公共產品，必須給一切人使用，這些必須用稅收支付，雖然增稅一直是一個禁忌的話題，但卻是不得不做出的一個決定。社會越發展，需要的公共服務就越多，這是無法逃避的選擇。

　　政府支出不是為公務員開工資，盡管很多人將大政府形容為雇傭更多的公務員，這種說法是與事實嚴重不符的，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公共開支養活的最大的兩個群體恐怕就是“教師”和“清潔工”了，現代民眾接受教育越來越高，教師就得增加，城市化程度越來越高，清潔工就得越來越多，而這兩個財政供養的最大群體顯然不屬于我們平時所謂的公務員。

　　除了公務員、教師、市政清潔等常規支出外，其財政收入主要用于扶持新興產業和社會福利和基礎設施建設，如果削減的話，也只能是這三個方面，而這方面的削減一般會導致三方面的危害：新興產業得不到扶持，經濟發展沒有后勁：貧富分化嚴重，窮人無錢消費，最終消費不足，產能過剩;財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機橫行，經濟泡沫嚴重，最終爆發金融危機，宣言減稅的基本都是騙子。這種政策之所以被稱為巫毒經濟學，而不僅僅是毒品經濟學，這是因為盡管他施行的是有毒的經濟政策，但是民眾仍然像著了魔一樣對這些騙子進行英雄般的歡呼。所謂巫毒經濟學，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時代的“減稅+赤字+借債”的經濟政策，而當前美國所承受的國債危機、財政懸崖等一系列問題都來源于此。

　　事實證明，“小政府”國家都遭到了失敗，而實行大政府的都取得了成功，美國政府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應對全球化的決策中走錯了方向,他們沒有對教育、科技和基礎建設加大投資,而是削減政府開支、減少稅收。30年來,美國政府一直在削弱自己在本國經濟中的角色,而非提高現代化經濟和勞動力所需的必要投資。富人得益于大規模減稅,利用財富捆綁了權力,帶來了更多的社會不公。

　　而在北歐。北歐國家利用高收稅資助了高水平的政府服務,成功地營造了經濟繁榮、社會公正。這是今天全球化經濟保持良好狀態的關鍵。對于世界許多國家,尤其是年輕人來說,應該看到這一現實。可惜的是,由于中國青少年接受的都是英語教育,留學都是去歐美的英語國家,以至于中國至今對北歐模式研究非常有限,我們整天聽到的都是對北歐模式的污蔑和詛咒,而很少人真正對其進行客觀分析和評價。北歐模式和美國模式經過三十多年的競賽,已經分出高下,中國應該向哪個學習,應該心里有數了。

　　在這里筆者要提出“社會危機”的概念，中國雖然不面臨經濟危機，但面臨巨大的社會危機，而這種社會危機就是由于私人財富暴增的同時，公共服務沒有成比例增加造成的，如果說經濟危機往往是由于私人產品供給過剩造成的，那么社會危機往往是因為公共產品供給不足造成的，這種供給不足既包含看得到的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也包含看不到的公共制度的不足，可以統稱為“公共貧困”，現在大家常見的食品不安全，公共環境差，社會治安不好，公眾道德滑坡等都是社會危機，要解決這些危機就需要加大社會公共產品的供給。

　　減稅在中國還有一個誤區，中國應該警惕，中國稅收是以企業稅為主，主要是“比例稅”，具有“自減稅”機制，不需要“人為減稅”。其次現代社會的大趨勢是，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越高，公民生活越來越依賴于政府的公共服務，社會越發展，公共服務越多，稅收從本質上是要不斷增長的，但這種增長只會讓民眾越來越幸福，因此減稅根本就不可能，事實也證明減稅的美國等國家失敗了，美國成為了世界上的抑郁癥大國，反而沒有減稅的北歐，卻成為世界上最幸福，最快樂的國家，中國應該學習走高稅收高保障的北歐道路，而不是美國道路。中國應該結構性的增稅，并且避免“稅直接加于民”，讓有能力承擔稅收的人和企業承擔更多稅收，這才是中國應該做的。

　　減稅所導致的后果，絕不是“借錢—還錢”那么簡單，其最毒的地方是利息，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不帶利息的貸款，利息是民眾的一個額外負擔，里根-小布什減稅的最終后果是什么呢?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最新的預測顯示，美國需要在未來十年支付5萬億美元以上的利息，這是什么概念呢，當經濟危機剛爆發時小布什救市也才花了七、八千美元。未來十年，美國政府所有收入的14%以上將用于支付債務利息。2013至2022年期間，美國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將超出醫療補助計劃支出;是社會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國未來十年國防開支總和。從2014年凈利息支出將超過美國用于教育、交通、能源和國防之外的所有其它可支配項目開支的總和。

　　如果你對這些空洞的數字沒有概念的話，我們可以這樣通俗的表述，那就是民眾每年將大量的稅收交給政府，但無法享受到任何公共服務，因為這些錢都被用來還利息了。光干活，沒收入是奴隸的特征，美國民眾就即將成為這樣的債務奴隸，而這還僅僅是利息，還不包含本金，如果包含本金，幾百年也還不完。中國人不能將中國政府也逼上這樣的道路，這樣做受害的最終還是人民。

　　在減稅方面，還是一個觀點頗能迷惑人，他們提出“自己的錢自己花是最有效率的”，這種觀點頗能迷惑人，但也是偽科學，比如經濟學家范劍平，前段時間在自己的微博發出了一個典型的哈耶克口吻的微博，“小政府好在哪里?自己的錢自己花是最有效率的。既然如此，為什么要繞圈子交稅給政府然后讓政府來分發福利?民眾給政府這個權力，正是政府規模膨脹、官員腐敗的根源。民眾越少地依賴政府，要政府做的事越少，政府的規模才會越小，貪腐才會越少。政府包辦，推演到極致，就是計劃經濟”。

　　這段話看起來很有道理，也非常具有煽動性，被很多平面媒體轉載使用，其實哈耶克的很多東西，根本就不用別人來批駁，只要他們自己稍微的睜開眼，看一看現實，就會發現他們的錯誤。自己的錢自己花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嗎?顯然不是。

　　在市場上一共有三種市場主體，分別是個人，企業和政府，各有各的分工，一般個人干效益不如企業干的事情，就會由企業來做，企業干效益不如政府干的事情，就由政府來做，這里面有成本的問題，有效率的問題，也有能力的問題，這幾個問題歸結起來就是效益的問題。

　　我們先看，為什么企業做事情效益要比個人高?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搬家公司為什么會存在呢，如果你時間允許的話，你自己一點點搬，一件件搬也是可以的，但是時間也是有成本的，搬家時的誤工費就是成本，雇傭車輛也是成本，即使自己開車也要耗油，當這些成本加起來比請搬家公司的成本還要高時，搬家公司自然就具有了優勢，這就是企業的效益要高于個人的案例。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什么出現了那么多的企業，就是因為企業辦事的效益比個人高。

　　政府只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這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撒切爾改革時，流行起來的一個說法，本身就是錯誤的，不應該被廣泛應用，我們可以看看政府的起源，在中國，政府產生于治水，西方的政府產生于戰爭，其實是國防的需要，如果政府只做裁判員，那將治水和國防都交給民間可能嗎，正因為民間完不成了，才誕生了政府。也就是政府之所以誕生，就是因為民間有辦不了的事情，政府一誕生就為辦事而誕生的。政府一開始就是扮演的運動員的角色。

　　道路清潔，國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保障體系，基本上都是公司干效益比較低的，比如道路清潔，請清潔工的成本不高，但是向路人收費的成本卻非常高，路人扔一次垃圾，清潔公司就跑過去收一次垃圾清理費，這是多高的人工成本啊，因此基本上沒有任何一個清潔公司愿意干這種事情。

　　同樣道路也是這樣，現在社會修路并不難，但是收費難，如果修路公司，將路全封閉起來，兩頭社卡，向過路的人收費，也可以，但是成本會非常高，所以沒有任何修路公司愿意這么做。現在的收費公路也僅限于高度公路這種收入比如容易的道路，首先高速公路面向的是車輛，收費量比較小，其實高速公路本身就是封閉的。

　　而對于道路清潔和普通馬路，只能讓大家先免費享用，然后政府再通過稅收支付給相應的公司，這種方式才是效益最高的。同樣，國防，治水這些也會遇到因為收費成本過高，而沒有一個公司去做的現象，這類事情只有政府做效益才是最高的。

　　政府辦事為什么會產生高效益呢，首先政府享有規模效益，每個家庭在自家后院留出半畝地進行休閑娛樂也可以，政府修建個大的公共廣場也可以，但從效益上說，后者的效益更高，因為政府修建的公共廣場利用率更高，休閑娛樂的效果更好，比一家一戶修個小廣場更省地，這就是規模的優勢。另外，每個人出門帶個垃圾袋，將自己產生的垃圾帶回家，然后再自己運到垃圾場也可以，政府建立垃圾桶，然后雇傭清潔工也可以，當然后者效果更好，這也是規模優勢。

　　除了規模優勢還有批發優勢，政府做很多事情，其在采購方面就具有批發優勢，當然比個人購買成本更低。政府做事還有專業優勢，政府來街道清潔，修建基礎設施，建立社會保障可以采用最先進的技術，聚攏最優秀的人才，運用效率最高的設備，這就是專業優勢，如果是個人則不具備這種優勢。當然政府構建的社保體系，也比“養兒防老”和“存錢養老”效益要高的多，這方面筆者在上一篇文章中也有專門的介紹。

　　政府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個人和企業做效益更低的事情，這就是政府的優勢，是分工的優勢，政府也是市場的主體之一。

　　“自己的錢自己花”是小農思想，不符合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講究的是專業分工。專業人做專業事效率才最高，“自己的錢自己花”不僅效率最高，很多時候反而效率最低。

　　高連奎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世界經濟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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