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這篇文章是在《釣運學芻議》（以下簡稱芻議）的基礎上改寫的。芻議者，是說所論只是提出的一種假設性的構思設想，可能成立，也可能不能成立。

　　《芻議》一文正式成稿于2010年，經過其后三四年的積淀，國內外主客觀形勢的發展，日益證明本來屬于設想中的理論已與歷史的發展契合。值此中日甲午國殤120周年和日本竊奪釣魚島119年之際，特將《芻議》的內容作了重要補充，增訂為《論釣運學》（并對其中行文遣詞上的失誤也一并改正），作為紀念這兩個歷史事件的獻禮。

　　目錄

　　一、 目的

　　二、 釣運學的界定

　　三、 釣運的定位、定性

　　四、 一個要求和愿望：盡量往深處挖

　　五、 方法學·歷史方法學·釣運學

　　1、 動態歷史學

　　2、 量態歷史學

　　3、 心理歷史學

　　4、 社會歷史學

　　六、眷村對中國統一運動的作用

　　正文

　　一、目的

　　旨在探討構建「釣運學」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要言之，不在研究釣運本身的歷史過程，它的來龍去脈，它的后續發展，它的影響等等。那是釣運史的課題，不是釣運學的課題；釣運學的最終目的，是要為釣運史的研究提供一套堅實、系統、嚴謹縝密的學理依據。當然，釣運史的研究也是廣義的釣運學的內容。

　　具體而言，本文在利用目前文（統稱的文科）理（統稱的理科）學術的最新研究成果，加上個人在歷史方法學上的獨創，也即動態歷史學和量態歷史學，探討如何才能構建一套直探釣運的底蘊，更深入、更有效地分析、揭示引發釣運的深層歷史動力的方法；也就是說，將發生在1970年代的釣運愛國運動，作為一個科學歷史學的課題，以便證明運用一種新的歷史方法學的說明力和解釋力，從而將「釣運學」構建為這種歷史方法學所衍生的中國近現代史中的一門新的學問。

　　二、釣運學的界定

　　釣運學，顧名思義，是研究保釣運動的學問，是釣魚臺問題研究的簡稱；這里的學，就是研究的意思，相當于英文的study,就是對問題的研究。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任何一個問題，只要是構成一個問題，值得探索，都可以成為一門學問。同樣地，在人文社會領域亦然，一般而言，例如China Study, 中國研究，或中國學，紅學（紅樓夢研究）、廬山學、臺灣學等。所以，任何問題，不論是自然界的或人文界的，只要是研究問題，而且言之有據，論之成理，就是「學」。當然，學也有大小深淺之別，而釣運學，是門小學問，充其量，只是研究一個當代的歷史事件，記錄和探索其因果關系、分析來龍去脈的一門歷史知識，完 全不具有學派、流派school的意思。

　　要而言之，本文所謂的釣運學，只是將釣運史作為中國近現代史中許多專題中的一個專題來研究；對釣運史的研究, 在廣義的社會科學和科學歷史學的范圍內, 提供學理上的依據；簡言之，釣運史在挖掘釣運的真相(facts)，而釣運學則將釣魚臺事件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從而對其發生、流變、成因、后續進程的原因進行系統的學理考察，特別是促成事件本身的內因和外因及其衍生的外延運動，也即其后引發的中國統一運動，文化思想運動，甚至外延為東亞秩序、中西文明碰撞等一系列相關問題，進行學理探索；前者又簡稱統運，后者就是所謂的海外新五四運動，也有人稱之為海外文革；甚至在臺灣島內有人稱之為臺灣的文藝復興運動。但是，這些都是從釣運導出的或衍生的運動。

　　質言之，釣運學的目的是在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的基礎上，探索其后面的本質（essence，being）和動力。由此本文將釣運學界定為對發生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一個海外華人知識分子或知識人自動自發的社會、政治、文化思想的歷史現象， 客觀理性地探索其發生、發展、延續過程的模式pattern、范式paradigm和規律及其動力的學問，從而構建一套有學理依據的系統說明和解釋。釣運的文獻史料則為這種運作提供不可或缺的素材原料。

　　當然或許也可以稱之為「釣統運學」，但考慮到統運的政治意味過強和時間性（統一只是個時間遲早的問題，但釣運衍生的問題，卻具有超時空的意義），而且又是前者的派生運動；其次考慮到，當時的釣運，放在大中國的框架上或國事議程上來審視，越來越成為一個早熟的議題，所謂早熟，就是由于主客觀條件，當時并沒有引起重大的歷史回響，而且在島內遭受到統治者強力的鎮壓而結束；但是，「釣運」的原始主題，卻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日趨重要?！副Ｐl釣魚臺主權」運動，反而日益被濃縮成為一個象征，一個時代的符號，一個時代的信息，成為綜合統攝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運動的統稱。因此，本文將之簡稱為「釣運學」，而不稱之為「釣統運學」。（如果基于政治的需要，在特殊的情況之下，稱之為釣統運學，也無不可，但不宜成為正式的學名）

　　對于釣魚臺運動本身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研究，目前國內外已有一些專論、專書、叢書，但都屬于非常初步的專題性的文獻史料的編纂和記述，所以為釣運學作為一門新興學問的發展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釣運學的設想，實質上也是對迄今對釣運進行的專題研究，提供學理的依據；所以其獨特之處不在于文獻史料本身，而是除了廣泛地應用社會科學中各學科的研究成果之外，還進而應用了自然科學的前沿研究成果，將兩者有機地融為一體。還需強調，這樣定義的釣運學自然有其學術的客觀性、獨立性、嚴謹性、邏輯性；當然也會考慮到政治因素，但不會為政治因素所左右或支配；要言之，本文的目的在將釣運研究建構為歷史學、或中國近現代史學中許多專題研究中的一個門類，一個有其獨自特征的專題門類。但其方法學則具有普適性，可以推廣應用于一般的歷史研究，而釣運的研究只是將其應用于歷史研究的一個范例。

　　這是建構釣運學的原始意圖或初衷。

　　能否成為釣運學，主要取決于它能否滿足下列三項基本條件：釣運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歷史定位和定性，也就是其歷史的重要性及其后衍生的影響；其次是有無一套作為社會科學或歷史學的獨家研究方法，也就是方法學methodology；最后是，有無充分的文獻史料作為考訂、記述、歸納演繹推論的基礎。如果能夠滿足這三個既必要又充分的條件，就可以成為一門嚴格意義上的學問; 否則只是一廂情愿、閉門造車的空想，或流為政治宣傳。

　　本文首先概述釣運的定位、定性，然后將集中論述釣運學的方法學；如果基本上能夠成立，則運用此方法學構建的釣運學，也應該能夠順理成章地在學術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 -- 即便是殿堂的一個角落，可以堂而皇之地成為一門貨真價實的學科門類了。

　　三、釣運的定位、定性

　　1、定位：

　　先談一下歷史的定位。釣魚臺事件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個簡單的歷史事件卻引起一系列、環環相扣的連鎖變化，其內容如此復雜多樣、意義如此廣泛深遠，歷時又如此長久，至今猶余波蕩漾，甚至愈演愈烈，確屬少見。至于如何定位，要看定位的人站在什么角度、什么立場、采取什么視野，就會得到不同的歷史場景。

　　根據這個意義，一般對釣運有以下幾種定位：

　　一場上個世紀70年代發生在海外和港臺的愛國護土（主權）護權（漁權）運動；

　　一場海外臺港留學歐美學生自發的民間運動，延伸為島內的民主運動、 文化思想運動；

　　一場啟動、促進兩岸和全球華人大和解的中國統一運動，和全球華族的大整合運動；

　　一場反對帝國主義欺凌弱小民族、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充滿理想主義激情、同情弱小民族正義斗爭的國際主義自覺運動；

　　一場孺慕西方文明的海外知識精英、經過深刻反思、脫歐美回歸中國歷史文化、認同中國近代革命史、學習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深刻文化思想運動，稱之為海外的一場深刻的文化革命（文革）也不為過；再衍生為海歸、回歸祖國的思潮潮流；

　　一場海外知識精英沖破冷戰美蘇二元格局，呼應建立中美蘇三元格局的中國走向世界的運動；

　　一場海外臺港華人大夢初醒，豁然醒悟的偉大自覺運動；特別是喚醒島內知識界的社會意識，關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和弱勢群體，等。

　　并由此發出時代的警示，揭示前瞻的遠景：

　　中國必須盡快把建立強大的海權和建設固若金湯的海防，喻之為「海上長城」更為形象，提到國事日程上來；

　　重視海洋資源的勘探和開發；

　　建立中國主導的和平發展、正義平等、互利共榮的東亞新秩序，取代傳統的儒道宗法朝貢秩序、歐美的殖民擴張主義秩序、民主資本帝國主義秩序、日本的皇道軍國主義秩序和雅爾塔密約的后冷戰秩序;

　　……。

　　這樣的一場運動，臺灣著名小說家陳映真譽之為海外華人一頁偉大的史詩，也不為過吧！

　　定性：

　　運動的本質或精神：釣運的內容如此繁富，必然會隨著時間和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而以上述的各種形式呈現出來manifestations, 但呈現的形式，只是其本質的外在表相。根據釣統運文獻刊物，其本質或精神可以基本上歸納為下列三項：

　　1、戰斗性

　　同歷史上所有的社會運動一樣，釣運具有鮮明的造反、背叛、挑戰的戰斗性。最能刻畫釣運這個特點的就是當時在西岸柏克萊出版的、被譽為運動早期吹鼓手之一的《戰報》的發刊詞；在這篇相當于運動檄文的社論《宣戰時代》中，該報以洋溢的激情宣告自己的創刊宗旨和當時70年代的時代特征:

　　同學們！面對歷史，面對全體中國人民利害抉擇的關頭，面對我們自己—— 千萬顆為正義燃燒著的良心，我們應該說：

　　不再是沉默的時代了，不再是容忍的時代了。從現在開始，往前去，是留學生的「宣戰時代」；向一切惡勢力，向一切黑暗面，我們并肩攜手宣戰，開火！

　　為了這個信念，我們的刊物才叫做《戰報》。……

　　讓留學生的「宣戰時代」從此刻開始！向一切不合理的既成體制，我們宣戰！向一切違反中國人民利益的措施、政策，我們宣戰！

　　向所有躲在暗處的卑鄙無恥的狗腿子們，我們宣戰！

　　向一切不準碰，不準問，不準懷疑的TABOO(禁忌)，向一切偽善的面孔，鄉愿的心態，懸在墻上的偶像，躲在象牙塔里的抽象「真理」，我們宣戰！

　　同學們，把我們二十年來可恥的沉默，與一切腐敗丑惡的東西，一起埋葬在歷史的垃圾堆里！

　　從今天起，做一個敢哭、敢笑、敢罵、敢鬧的中國人！(1)

　　另一個當時的智者，臺灣著名的小說家陳映真，作為臺灣人間出版社的當家人，也熱烈呼應《戰報》揭示的這個時代的基調，但他的目光卻投向未來，寄望「將生的一代人」：

　　但我深知，這套書（人間出版社出版的《春雷系列》），不在為了對過去的悼念，而在為未死、將生的一代人留下比較清晰的腳蹤，以便為未來的跋涉者知道有先驅的余音舊縱，知道有未竟的思想和實踐的課題，等候雪融土破后另一次行軍的號角。（2）

　　2、群眾性

　　第二個鮮明的特點是其群眾性。另一份最能刻畫釣運這個特點的就是當時在東岸紐約出版的、也被譽為運動早期吹鼓手之一的《群報》的發刊詞。在這篇相當于運動的另一份檄文的社論《向偉大的釣運致敬》中，該報以清醒冷靜的理性語言，宣告自己的創刊宗旨和當時70年代的時代特征:

　　群眾是釣運的靈魂，釣運顯然是一個由學生群眾推動的政治社會運動。它是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絕不是一小撮人主觀上心血來潮所制造的鬧劇。

　　群眾路線是釣運的靈魂。我們將這份報紙命名為「群報」就是要畫龍點睛，和盤托出我們為釣運而服務的宗旨和精神。

　　在近代中國無數次的革命運動中，學生運動始終是扮演著一個先導的前鋒角色，今天的釣運學生群眾將是海外華人社會思想革命的先鋒軍，是引發海外華人大覺醒和思想革命的主力。（3）

　　3、凝聚性

　　二十多年的國共內戰和國際上的冷戰，使海外華人社會支離破碎，在異國他鄉老死不相往來；在空間上造成阻隔現象，在時間上造成斷裂現象，在心理上造成疏離現象，以致華族大家庭陷于支離破碎的境地。釣運應時而興，破除阻隔、疏離和斷裂，起了不容忽視的巨大凝聚性、整合性、大和解的作用，從而使人心思漢，認同同胞、認同祖國。（4）

　　所謂空間的阻隔，是指釣運群眾散布的空間而言，他們遍布世界各大洲。所謂時間的斷裂，就是失憶了；所謂心理上的疏離，是指陌生感、敵視、甚至仇視。釣運啟動了兩岸和全球華人同祖國的大和解進程，打破了兩岸、海外華人的空間阻隔、重新恢復歷史的記憶、消除了或淡化了對祖國的敵視、仇視，而將華人又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凝聚整合在一起，再次成為一個新的華族大家庭。（5）

　　4、平民性

　　老保釣雖然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階層、階級，即使功成名就，但在大陸文革高唱正義平等的時代主旋律下，在紅衛兵批四舊，挑戰學閥權威的光焰下，美國的釣運人士也都成為平等的同志戰友了；例如已經成為國際權威學者的楊振寧、陳省身、王浩、任之恭、何炳棣等，已經身列教授行列的袁旂、謝定裕等，不因自己功成名就、家世學歷顯赫而高人一等；出身卑微，尚在求學階段的窮研究生，同他們交往時，也絲毫沒有自卑感。不但彼此之間平等相待，就是來到僑社也都放下了知識分子高人一等的架子，同移民和一般勞工打成一片，提供各種日常生活上的服務，例如關文亮、廖約克、陳天璇、羅蘭等一大批老保釣，將知識反饋社區，作為橋梁，樹立了現代知識分子平民化的風范，也拉近了華人學術界和僑社的距離。臺灣的保釣青年，也不遑多讓，熱衷于社區服務，輔助弱勢群體，工、農、漁、礦的勞苦大眾，尊老慈幼，成了釣運期間一道亮麗的人道—— 而非人權——景觀！

　　由上所述，足以有力地證明釣運資料的收藏和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及時性。

　　四、一個要求和愿望：上下求索

　　對于釣運這樣一個高度「戲劇性」的奇特歷史事件---奇特之處在于它的春雷式的爆炸性、突發性；在于它時間的持久性和空間的廣泛性,在于它自發的民間性和主要載體的臺港的海外留學生的知識人性；在于它在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引發了連續不斷的后續發展，直到現在還在余波蕩漾，甚至愈演愈烈。像這樣一場偉大的、「史詩般」的群眾運動，是不可能孤立的，偶發的，簡單的，其成因必然是復雜的，其內涵必然是豐富的、多層面的；形象地說，它的水是很深很深的，深得像釣魚臺列嶼外緣的琉球海溝那樣深邃（6）；它又像座冰山，我們看見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誠如《戰報》的社論所言，釣魚臺事件，只是埋藏在水面下的冰山的一小塊而已：

　　釣魚臺事件的發生與演變，事實上只是整個歷史性、國際

　　性諸事物之矛盾發展到相當程度后的一個集中表現而已；它

　　埋藏在水面下的實質才是我們真正要去探索的課題。

　　也就是說，如果僅僅把這個事件孤立、片面地看做是一個爭油的問題，國際法上的領土爭執問題，或是什么條約條文界定不清的問題了，那就大謬不然、大錯特錯了。所以，為了徹底了解與全盤透視這個偉大的歷史事件，必須利用所有現有的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向引發釣 魚臺事件的內因深處走，向外因、遠因整體、全面地審視，才能看得透徹；確切地說，就是通過釣魚臺事件，“把一切有關的東西都挖出來！”（7）

　　《群報》也發出同樣的呼吁和提出同樣的要求：

　　《群報》是不是單純地只講釣運呢？不，絕不！任何一個偉大運動的發生和成長，它的原因都不是單純的、片面的。我們為了保證釣運的繼續茁壯和最后成功，我們必須首先向主觀主義的唯心論挑戰，要時時刻刻分析群眾的進步性，和不斷前進的客觀大形勢。我們必須學習掌握客觀規律，把問題往深處看，向遠處看，把問題看穿看透；不僅要抓問題的枝節，更重要的是，要直逼問題的根源，打破砂鍋問到底。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把釣魚臺事件的來龍去脈，弄得一清二楚，才能找出有效的 對策，才能確保釣運的勝利。（8）

　　五、方法學·歷史方法學·釣運學：

　　怎么挖？怎么才能「把一切有關的東西都挖出來！」；才能「直逼問題的根源，打破砂鍋問到底」？這就涉及到手段或工具的問題了，用什么工具才能挖得深，才能直指其底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謂器者工具也，手段也；就涉及到方法學和歷史方法學的的問題了。釣魚臺事件 本質上是一個歷史事件，必須作為一個科學歷史學的課題來研究探索。

　　是的，釣運提出了很多發人深思的問題，那么如何方能有效解答這些問題？唯一的有效方法是構建方法學 (methodology)。方法學是解答問題的最有效保證，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其間必然是一系列解決問題的思維運作過程。

　　那么什么是方法學？簡言之, 它是一組或多組，為了解答某特定問題或題材，而設定的運作形式叢或程序，包括懷疑、提問、搜證、歸納、演繹、統計、分析、綜合、定義、假設、求證、通則等，這是從事科學研究必須遵循的一系列程序，這就是方法學或方法論。當我們使用方法學時，這表示我們在處理各特定問題或題材的運作過程中，是從嚴密地考察它們命題的合理性、它們的建構程度、它們所依據的基本假設和它們的解說方式著手。需要強調的是，隨著各個學科所處理的題材的不同而設計出不同的手段，例如不能運用研究礦物學的手段來研究變態心理學的問題；同樣地，不能運用天文望遠鏡來研究地球上經濟的變化，股票市場的變動等。但不論采取何種手段，其運作程序則是一致的。這就是方法學。

　　一個受過嚴格方法學訓練的專家學者和一個未受過嚴格方法學訓練的專家學者，當他們碰到具有相同條件的問題時，兩人在解答此問題的運作過程（process of operation）中，優劣立判。其主要原因在于前者受過形式思維的訓練，而后者則無。熟練方法學的專家學者，在他們的思維運作中，好似裝置了敏銳的思想觸角，可以直覺迅速無誤地規避一些不相干 (non-relevant) 的因素，并將注意力集中于一些相干 (relevant) 的因素。

　　無庸贅言，一切學科的產生都是為了解決某些特定的問題，因此，相對于某些特定的問題，便產生了各自獨特的方法學。歷史學是研究人類活動的學科之一，既有它特定的問題，當然必須針對其特定的問題，而構建一套有效的歷史方法學。釣魚臺運動是個不折不扣的歷史事件，必須放在歷史學的范疇內來研究審視、分析探索；質言之，作為一個獨特的歷史事件應該也有其獨特的研究手段，但也必須遵循一套上述公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學、歷史方法學。

　　就史學方法而言,當今治史門徑,要而言之,不外三大流派,一個是以辨別真偽的考據學為標志的傳統歷史學，廣義而言即文史哲的人文治學傳統，其本身作為一門學科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和方法，完全用于去偽存真、考訂排比，撰寫所謂的信史（9），自詡為還原歷史真相。

　　如果要系統深入分析歷史事件的本質、解釋說明歷史現象背后的因果關系，也就是說要解答如何how和為什么why，則傳統史學本身是力不從心、甚至是無能為力的；縱令找到的所謂「真」，也只是似真非真。隨著相關的輔助學科如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以及自然科學的驚人發展，歷史學必須作出相應的調整，提供一個理論和結構框架，以便使這種科際整合和密切的互動關系成為可能。這就為哈佛學派的興起提供了客觀的條件。

　　費正清所代表的哈佛學派，借用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設定并構建了一些服務于它的目的的框架、模式或理論；采用了韋伯（Max Weber，1864～1920）和柏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現代化理論來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另一個特點就是，非常重視歷史學的基本功：就是檔案、語文和跨學科的現代研究法，也即將中國學的研究置于科學的基礎之上，說它是史學方法的革命，也不為過。(10)

　　著名的已故美籍華裔中國近現代學者徐中約（Immanuel C.Y. Hsu）認為，將社會科學的各種理論、方法、手段融入中國學研究，從而大大開闊了研究者的視野，豐富了中國研究的內容，并使研究結果更為確切可靠。利用這種銳利的新方法建立的中國學China Study，同以前歐美傳教士主導的重視語言學、文化學的傳統史學，截然不同，從而使哈佛學派的治史方法為國際的中國史學界所景從效法，獨領風騷，臺港海外的中國史學家尤為奉行崇尚。（11）

　　最后一個流派就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質言之就是階級分析法；確切地說，應稱之為辯證唯物史觀，一般也稱之為經濟歷史學或經濟社會歷史學。其核心理念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不是精神力，而是物質力，即生產力，然后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或階級關系。但人，不是完全被動的，而是能動的，通過政治、思想或精神，可以反作用于社會經濟，推動社會前進。

　　研究釣運史，如果交叉運用這三大流派的治史方法，也即傳統史學的考據本領，加上應用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例如政治 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甚至較新的心理歷史學和社會歷史學、經濟歷史學（實際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或階級分析），再加上新興的口述史的手段，的確可以使我們可以挖到這座釣運冰山隱藏在水下很大的一部分內容了；但是如果還要繼續再往深處挖，直指其底蘊，也就是登堂入室，這些手段顯然又有所不足了，就需要構建新的手段了。為此目的，本文提出一個全新的歷史方法學的概念，就是歷史力學的概念，（12）由此推出動態歷史學（dynamic history）和量態歷史學（quantumic history）。（13）

　　1、動態歷史學

　　動態歷史學和量態歷史學不是特別為研究釣魚臺事件才構建的，而是筆者早已構思并將其運用于治中國史了。這些年來，筆者已經應用這兩個概念寫了多篇宏觀的中國歷史的大文章，并取得很好的成果(14)。現在只是將其在應用到釣魚臺事件的研究上面而已。

　　動態歷史學的概念接近英文的Historiology，只是接近不是對應或等于。Historiology，不是個新字，不是門新興的學問，早在17世紀，在西方理性啟蒙時代，為了使歷史學科學化、理性化，就構建了這門學問。（15）其語尾 -logy,相當于sociology, psychology, scientology 中的-logy；當然其字根來自希臘文的logos,英文的logic,就是理則學的意思。但是到現在為止，中文卻一直沒有相對應的譯文，其確切的譯文應當是「科學歷史學」。但是由于「科學歷史學」這個名詞用的太泛，泛到濫用的地步，令人產生許多不相干的聯想。所以為了本文的目的，本文特別偏愛而譯為動態歷史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dynamic history 或簡稱為historiology (取其簡明，但精神相通。服膺這種方法學的歷史學家，稱之為historiogist,與sociologist, psychologist，scientologist等同類)。

　　本文的目的不在詳細介紹動態歷史學的內涵,而是將其所發展的概念運用或應用于研究探索釣魚臺事件。如上所述，應用三大流派的治史方法，已經相當有效地使我們可以挖掘到隱藏在水下的這座冰山的相當大的構成部分了，但尚不足達到上述《戰報》和《群報》要求的「把一切有關的東西都挖出來」、「要直逼問題的根源，打破砂鍋問到底」，也即不足以帶領我們登堂入室，窺其底蘊全貌。動態歷史學，相對而言，可以無限趨近此目的。這就是本文所謂的釣運學的實質內涵，釣運學的真意。

　　下面將引介用于治釣運史或同釣運學有關的幾個動態歷史學的核心概念:

　　一、動態歷史學衍自社會物理學，研究人類社會現象中的法則、規律、模式、范式等一般帶有普遍性的行為準則。圣西蒙 (Saint Simon) 的學生，法國浪漫主義大史學家奧古斯坦·蒂埃里(Jacues Nicolos Augustin Thierry,1795～1856)就曾說過，「歷史學就是社會物理學」的名言。這不僅意味著歷史學也可以運用人類的理性從錯綜復雜的歷史現象中概括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規律、模式或準則、原理，而且也意味著，物理學特別是現代物理學發展出來的一些概念—當然也包括廣義的自然科學、生物學等，往往對歷史學的研究可以起到很大的啟發和促進作用。例如，與歷史學密切相關的學科，考古學、語言學（即古代習稱之小學、訓詁學）、印章學、錢幣學、年代學、地理學等等，則非借助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不為功。

　　二、動態歷史學的核心概念同物理學一樣，就是運動，歷史的運動。歷史不是靜止的，是在不斷運動的；如果借用牛頓物理學的概念，將物體比擬為質點，那么歷史的主體載體，人或歷史人，也可以化約為質點；物理的質點在力場中運動，歷史人（區別于自然人、生物人、社會人）作為質點在史場中運動。其運動的特點同在自然界按照自然規律進行重復運動一樣，按照一定的行為模式、準則、規范而運動；所以，人、事、時、地，雖然不同了，但卻遵行同一個模式、準則、規范而運動，與自然界的運動無異，只是史場中的質點，由于精神的因素，而有更大的個性和不確定性。

　　三、既是運動，必須有力的存在，否則運動成為不可能。自然界中有四種力: 重力、電磁力、強力、弱力。史場中的力，人作為自然物，除了受這四個力的支配外，（16）還作為生物的生力（支配生物的力，life force）的支配（17）；此外作為歷史人，必須受心力的支配。（18）簡言之，人，作為歷史人，在史場中必須服從重力、電磁力、強力、弱力、心力、、物力、生力、滅力這八種力的支配。（19）但在這八種力中，就歷史人而言，實際上只有物力、心力、生力、滅力這四種力對其產生支配作用，研究其互動關系的學問就是動態歷史學 historiology。 本文提出的釣運學就是從這個流派衍生的一個分支；換言之，探索釣運的方法學，也適用于一般歷史問題的研究探索。

　　一些擬歷史學家（pseudo-historian）和一些非歷史學家，以命定式的口氣說：「歷史學與科學之間有一條永遠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它們之間，有著性質上根本的差異」。為了支持他們的論點，乃不殫其煩地提出一些人云亦云的理由，如歷史事件的單一性、獨特性 particularism，uniqueness 、偶然性等，為其論點辯護。毋庸置疑，這的確是歷史學獨有的特點；但隨著人類知識的進步，隨著社會科學，例如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法學等相關學科的發展，特別是物理學（20）中的相對論、量子力學、混沌論（21）、不確定原理、測不準原理等的紛紛出現（22），這條所謂的「永遠不可逾越的鴻溝」，似乎不是那么令人望而生畏、望而止步了。

　　本文對知識所持的基本立場是，即凡研究人、自然、生物、動物的本身或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的學問或知識，其終極的末端必然輻輳于一點。這種諸學科末端重合的特點，顯示它們之間，并無根本性質的差異，雖然各自有其自身的特點；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這個同就是萬流歸宗的終極輻輳點。（23）

　　這原是作者年輕時的一個愿望、夢想，就是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于一爐而為歷史學服務的大膽設想，看來愈來愈有可能成為現實了。

　　歷史學的輔助學科

　　讓我們進一步來分析一下干擾歷史研究的一些主觀因素，以及如何盡量將其消除至最小限度，從而讓史家更加接近歷史的真相、真實、真理。

　　歷史學是一門求真（真相facts、真理truth、essence，being）的學問，就是要探求一件歷史事件是什么、何時何地發生、何人所為，以及如何和為什么發生（就是英文的六個 W ：what、who、where、when、how、why）。但是，這是一件講起來容易做起來極其困難的工作，因為歷史的真相、真實，常為下列因素而隱而不彰：

　　1、 史學家個人的史心、史德、史才、史識；

　　2、 當道者或統治階級的立場、政策和意識形態；

　　3、 當時流行的思想和當令的學術流派；

　　4、 國家、民族的關懷，所謂的價值、信仰、文化符號；

　　5、 史料的不足和史料的偽纂失實；

　　6、 相關分析認知的手段不足或缺乏，等。

　　這是六項導致歷史失真或隱而不彰的主要因素。這些一般常見的誤區，也是研究釣魚臺運動歷史時斷難避免的誤區和迷障。

　　如上所述，隨著歷史學本身的理論和研究手段的進步，特別是相關學科――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正在使得歷史學愈來愈趨近歷史的真相、真實。

　　行為科學與釣運學

　　這里將特別著重地敘述社會科學與行為科學與釣運學的關系。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特別有助于史學家解釋和說明歷史的因果關系及其動力。本文對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作出區別，因為本文認為前者側重對人類社會的結構、制度和功能作普遍性的研究，如政治學、法律、貨幣金融等，而行 為科學則側重對人類的精神和心智活動作專精的研究，例如心理學特別是心理分析在這方面有獨到的研究。所以，行為科學同釣運學的關系特別密切。

　　具體地說，行為科學的范圍，乃在厘定人類行為的范疇 (category of praxiology)。理解此行為范疇的能力植基于人的內心，是先驗的 (priori) , 由此而產生演繹和推理的驗證性（testability）,與邏輯和數學上的驗證性相類，當然不是相等。行為科學的特殊程序是理解與經驗相結合，人類行為的本質是一常數，只能被暫時隱沒，不能被淹滅。演繹行為的理則，便是理解這些行為的本質，此乃人內在的知識，即王陽明所謂的良知良能。識別這類理則的唯一途徑是對人的所有行為的因果關 系進行邏輯分析，然后建立行為理則。

　　1920年以后，社會科學在概念方面，從自然科學借鑒了就題設定方法的做法，用以說明或解釋目前還只有部分得到證明的行為模式。

　　顯然，歷史學的科學化從這些相關學科的進步中深受助益。

　　量態歷史學與釣運學

　　上文提出的量態歷史學就是借助于量子力學中的一些概念來為歷史學家解惑。例如歷史學家，一直為偶然、或然 chance, probability、必然、決定論、預測等老大難的問題爭論不休，難得定論。但是量子力學告訴我們，宇宙歷史必然是粗質備選性，是或然的，不是必然的，因為太多的未知因素。再者，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則indeterminacy遠遠超出海森堡的不確定uncertainty原則, 測不準原則可以因混沌現象phenomenon of chaos而擴大適用,這表示一個歷程的結果很容易受初始狀態initial condition 的影響，例如常見的氣象學領域的「蝴蝶效應」就是最好的例證。(24) 在研究歷史現象時，由于太多太多的因素是我們不知道的，所以或然機遇的因素一直存在而且有增無已。

　　還有丹麥物理學大家波爾的互補原理complementary principle，光的波粒兩重性，(25)就是既具有粒子性又有波動性的雙重性質。自然界出現了同一事物的雙重性質，那么人事為什么就一定不是必然就是偶然呢，不是黑就是白呢？為什么必然和偶然不能并存呢？難道歷史現象中不可以同時并存偶然和必然的雙重性質嗎？黑格爾說，凡是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 （reasonable不能理解為合理的），偶然和必然都是存在的人事現象、歷史現象，那就都是有存在的理由的，不是either 或or 的問題；既然存在了，你就不能隨意地否定它的存在，除非你用個人的喜怒哀樂或意識形態或宗教教條的理由予以抹煞,而是應該解釋它們為什么會這樣。歷史現象 中充滿了這種矛盾并存的雙重性。

　　釣運這個歷史現象就是個范例，顯示一個在歷史方法論中爭論不休的問題，用波爾互補原理的概念就輕易地解決了。

　　動態歷史學與釣運學

　　人文歷史研究同科學研究自然現象的最大不同點就是后者可以使用精密儀器在實驗室里反復驗證檢測，直到成功或失敗為 止。但是歷史現象都是一次性的，無法復制重演。鑒于這種獨特的特征--這也是自由主義者的看家本領，動態歷史學家不妨效法理論物理學家，應用思想實驗室， （thought laboratory）和思想儀器(thought instruments or apparatus)，就像愛因斯坦一樣坐在研究室里，思考探索宇宙的奧秘，結果也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為了形象起見，我們不妨將動態歷史學家的思想儀器稱之為智鏡（thought 或intellectual instruments，取自蘇格拉底的智眼，intellectual eye），這個智鏡具有魔術般的無限法力:

　　時間上可以縱觀上下古今，空間上可以四面八方，無遠弗屆；可以放大，可以微縮；可以透視，可以分析。借用朱熹在《中庸》注中的話說，「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傊?，智鏡可以隨心所欲，任君使用于觀察所選定的史場中的歷史事件或特定的歷史人；質言之，史學家，也可 仿效愛因斯坦，坐在研究室或書房里，運用智鏡審視觀察古往今來的人事變化，世變滄桑；當然脫離不了文獻史料或文物，否則流于憑空玄想。

　　現在就拿智鏡來觀察審視1971年「4·10」的華盛頓大示威這個偉大的歷史性的群眾運動吧。我們可以將來自美國各地 (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 及加拿大也就是北美洲各主要大學的留學生、學人及部分華僑等共2500 多人（一說是4000人），濃縮為史場上微小的質點。這批群眾被化約為史場中的質點或歷史人，每個人的個性特征完全消失了，不見張三李四，只是一群歷史人，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群體，一個集體，像閱兵方陣中的集體一樣，整齊劃一的動作；只見集體性，不見個體性。現在我們再讓當時的學生刊物呈現這種集體性的中國特征和時代特征：

　　當外侮的事件發生，每一個角落的中國人都會挺身站出來，因為他們不再是一個一個的中國人，他們就是「中國」。他們的神情是凝重的，眼神是憤怒的，意志是堅決的，行動是一致的。請看下面一段憶述：（26）

　　解散時大家已在外面凍了三個小時。有人說：「我的腳已凍成了一塊硬板，分不出腳趾頭了?！沽硪粋€說：「我的臉才慘，僵了半天啦！」但不論多冷，凍得多僵，對參加游行的人來說，今天可是個大日子。因為「中國人」不再是一個名詞，今天大家已觸著「中國」的心臟，已和「中國」合為一體?！钢袊乖谖覀兊纳眢w里。 長江大河在我們的血裹，滾滾地流著。（27）

　　這就是量態歷史學研究的課題；也就是說，這2500人，如果作為一個社會人，一個個的個人，你無法預測其行為動向，但作為一個史場中的歷史人的集合體，卻是完全可以預測的，他們的言行舉止如此的一致。

　　于此足證，以量態歷史學的概念來研究釣運史，是有很強的詮釋力的。

　　心理歷史學·釣運學

　　另一門學科對釣運研究更有密切關系的是心理歷史學。所謂心理歷史學，即假定而且事實上也是，人是心的動物；從心理學特別是從行為科學的觀點來看，歷史是許多個體的行為和群體的行為的總和或綜合結果，而行為是心理的實現，所以歷史的本質是一部「心」的活動史。當然心理受制于物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這是唯物史觀的鐵則。心力，是精神的力量，但精神可以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愛因斯坦的質能互變的概念對動態歷史學提供了堅實的學理依據。國共三年內戰中的三大決戰，也有力地證明, 共產黨主要靠的是人，是精神，不是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裝備精良的八百萬國民黨軍隊，推翻了蔣介石的統治，建立了新中國。這樣的史例，在中國歷史的朝代更迭時代，屢見不鮮。心理、精神與歷史演變的密切關系，于此可見。毛澤東早在年輕的時候就本能地體悟到心力的偉大作用，可見其思想和不世出的功業，是其來有自的。

　　所以集體的精神活動，往往在歷史上起著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德國的哲學家Von Herder, J. G., (1744～1803)說，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中，有民族精神的存在，并強調歷史中的具體心理特征。Dilthey, Wilhelm, (1833～1911) 在所著的 《青年時代的黑格爾》中認為，人類的歷史可以用一系列心理上的世界觀表現出來。法國的歷史學家Lucien Febvre, (1878～1956)在其所著的Francois Rabelais, 1494～1553(法國諷刺作家）中傳達一個時代的希求、感覺和思考。Dilthey和 Febvre，一個是德國哲學家，一個是法國歷史學家，均致力于探求心理學和歷史學之間的關系。[實際上二人所處理的思想史上的課題，不一定要扯上心理 學] 當然，我們決不能將精神的作用絕對化，那就陷入了唯心主義的誤區了。

　　釣運群眾反映的一種黑格爾所謂的時代精神zeitgeist, 即近代中國人的具有濃厚中國人文主義國情的時代共性或時代精神，就是愛國主義；一位已故的數理邏輯學家王浩說，釣運中釣運群眾把愛國主義當做宗教來信奉崇拜。這是心力，心力轉化為物力，推動歷史前進。中國人的宗教情懷一向淡泊，而人文情懷則至深且厚，所以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當做宗教一樣膜拜的心態和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8）

　　下面讓我們再引述一個老保釣賴尚龍的個人感受（口述史）：

　　保釣運動真正的意義在于，我們這些臺灣香港的學生通過這次運動深入了解了中國大陸，我們也通過這次運動深刻感受到了中國幾千年文明所具備的巨大感召力。我們這個運動是非?？蓯鄣模铣形逅倪\動，集中體現了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精神，象征著我們的人民就像海浪一樣，一波一波激蕩起的愛國主義情懷。雖然我們有 著不同的教育背景、成長經歷，但在中華民族危難的時刻，還是會被共同的民族精神凝聚在一起。真是，中華凝聚英雄氣, 重新裝點舊河山。（29）

　　所謂感召力，就是心力，從而成為凝聚力。因此, 正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 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是這場運動得以發生、發展并最終走向高潮的基本動因。

　　參加“4·10”大游行的一位海外作家姚立民當時有感而發，以詩書懷道:

　　“華府春光獨占先,櫻花賽雪艷陽天。只因國土強權下, 遂使書生闊步前。熱血翻騰東海浪, 豪情揮舞祖生鞭。八方風雨中州會, 正義伸張在我肩。(30)

　　心理歷史學應用于釣魚臺事件的研究，可以在兩個方面證明其顯明彰著的說明力和解釋力。

　　一是壓抑的潛藏和爆發：心理歷史學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性的沖動 (drives)，但因受到社會現實的阻力而無法在意識領域得到滿足，于是被壓抑的沖動退回到下意識或潛意識領域隱藏起來。這種潛意識，有的逐漸消失了，有的卻頑強地存在。人在不自覺的狀態下，迂回曲折地尋找適合的時機和適當的替代物，以求得到滿足，這是人—— 作為一個個人或一個群體——的一種本能的自衛反應(defense)。

　　美國的大史學家威廉·蘭格Langer, William L.（1896～1977）于1957年12月，以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身份，在史學年會上以《下一個任務Next assignment》 為題，倡導用心理學的知識來研究歷史，以增加歷史學的深度和鮮活度。他所謂的心理學，不是傳統的心理學，而是指心理分析學而言，也即后來發展的動態心理學（Dynamic psychology）和深度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

　　應用這一概念來研究分析釣運群眾的內心世界，是一個長期在臺灣受到各種壓抑得不到宣泄的心理狀態。一旦風云際會的中日釣魚臺主權爭端發生時，則成為引爆春雷的導火線，心中積壓已久的郁悶即像火山一樣噴發而出。只有從這種心理歷史學的角度，才能充分說明《戰報》所謂的「宣戰時代」，《群報》所謂的「群眾時代」的深刻歷史意義。

　　本文之所以使用「心理歷史學」一詞，因為它至少具有下列幾個重要和根本性的意義：

　　1、它的題材是歷史事件；

　　2、所研究的人的行為必須是角色性的（歷史人）；

　　3、借鑒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的知識，律則或假定，進行解釋說明；

　　4、具有廣泛和普遍性的意義；

　　5、如有必要，可將歷史人化約為質點，以便運用思想實驗室觀察其宏觀的外在活動和微觀的內在的心理活動。

　　上面論證了心理歷史學應用于研究釣運史的有效性，現在進一步說明其成立的基本依據：

　　讓我們對心作進一步的探討：心，一般含有三種屬性，都是與生俱來的人的精神稟賦；一是心智（mind、 intellect、thought），受制于理性；二是心靈（psychic）, 受制于感性； 三是心緒（passion），受制于情欲。人之內在的主觀需求和外在的刺激，在某一特定時空通過這三種稟賦構成反應網時，視何者為主導則以何者的形式作出反應。如果心智主導，則是理性的；如果是心靈主導，則是超驗的；如果是心緒的，則是情緒性的。所以，這三種精神稟賦構成的心力，視當時的具體情況，都有支配人的行為的可能。

　　這三種稟賦，均依附于物質例如細胞而存在，其運動是這些細胞的互動作用的呈現而已。這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出發點和依據。茲舉一例，以資說明：當我們在海濱觀賞海景時，常見波峰、波谷次第推進，因而我們看到波浪起伏的形態，實則只是作為物質的水分子的運動而已；當風源停止，波浪也自然消失。精神之產生，源于細胞之運動和互動，一旦機體死亡，細胞消失，精神現象也隨之消失。近代生理學和心理學在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卓有成效。假以時日，定可揭示其間的互動關系。果如此，歷史現象中令人困擾的精神因素，將再無神秘可言。物理學的基本粒子中夸克精靈的存在，「上帝粒子」（即希格斯玻色子（可簡稱希格斯子）的存在，也無限拉近了物質與精神的界限。

　　其次是人格與行為。動態歷史學中以歷史人為單位，心理歷史學中則以角色(role)為核心概念。角色為具有人格之單一機體或機體群所擔任，而人格則由其行為而表現。

　　根據角色的概念來界定歷史人，最有說明力。所謂角色，就是機體行為之特定方式 (pattern)。例如，一名政治家和一名小工，都在承擔特定的責任和扮演某種角色，如同演員扮演戲中所要求的角色一樣。因此，歷史中之個人，只有角色的性質和重要性之不同，沒有人格上高下尊卑之分。因此，在歷史中，只見角色，不見個人。中國二十四史中的所謂忠奸，是史家作出的褒貶的價值判斷，在動態歷史學和心理歷史學中他們只是歷史人，扮演了歷史人的角色；一個顯而易明的現實例子，就是閱兵方陣，我們只看到列兵的角色，不見每名列兵的個人特征。

　　角色，一般具有兩種功能，即分配的和整合的。一旦機體存在，就命定地被分配要擔任某種角色，就是要逃避都逃避不了；例如為人父母，為人子女等，這是在家庭中的角色。在社會上，古代由于社會分工是固定的，是世襲的，如世代務農，世代為工，根本不容個人有選擇的可能。但隨著社會的開放，社會流動性的擴大加快，選擇的可能性增加；在近現代社會，更是多半可以由個人意志作出選擇。當然，也有例外，有時被「逼上梁山」，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釣運時期，國民黨的打壓手段制造出來的白色恐怖氣氛，將不少原本沒有要同國民黨作對的人，被「逼上梁山」，從而否定了自己的對「中華民國」的認同，而向更大的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角色認同，或歷史中抽象的中國的一分子的角色認同，走上了反蔣反政府的道路上去了。

　　再就是與角色密切相關的人格，何謂人格？人格是指人的氣質、性格、質量、能力等精神特征的總和，復以眾多個人的人格為基礎，集合而成群體人格。此群體人格，則為群體行為之定向和動機系統，而以「少數個人」為其領導，例如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巨人毛澤東，為其指引。在某一時空中，無數個人人格凝成群體人格，則成為時代共性，或時代精神zeitgeist。這時，群體人格已隱而不彰，少數個人則被突出為代表，即當時之政治家、 哲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等。心理歷史學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研究這些少數個人的人格，何以能擴充為一時代、一集體之共性，以及一時代、一集體之共性又何以能寄現于少數個人之中。

　　那么，我們接著要問：釣運群眾的群體人格有何特征？其所呈現的時代共性和時代精神具有什么特征？釣運領軍人物的人格有何特征？這些問題豈不是釣運學中很好的研究課題嗎？

　　這里就進一步涉及到社會心理歷史學的概念了，就是當社會和歷史的變動引起心理的變動，而當心理大規模變動時，就會促使社會和政治轉變。釣運引發的海外華人的心理上的巨大變化，觸發了兩岸關系的改變，也屬于這個研究范疇。（31）

　　最后要強調的是，自從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出現后，理性人的觀念研究有所改變，非理性人的行為則日益受到更多的重視。此后更注意人的人格發展，以及人如何從自然人發展為社會人，再從社會人發展為歷史人。當然釣運學主要是研究歷史人，以研究社會人作為補充輔助手段。

　　除了心理歷史學之外, 動態歷史學還借助社會歷史學、經濟歷史學和政治歷史學的研究成果；與本文有關的，特別是社會歷史學的一些概念對釣運的研究很有啟發。歷史學的終極目的是要利用考據方法找出歷史真相（facts）、真實（essence），社會學則利用已經得到確證的歷史真相，建立模式，建構普遍法則、范式，從而尋求解釋的普遍效果及其過程和因果律。這種研究，在大歷史的研究中，特別是以世紀為時間單位的歷史變動時，特別具有說明力或解釋力；也即在較長的歷史時段內，才能更清晰地觀察社會事物變遷的軌跡，從而建構模式或理論。例如司馬遷的變遷理論說，天運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32）；斯賓格勒的「文化衰微論」， 湯恩培的「文化成長論」，馬克思的「歷史階段論」，都屬此類。將這些模式或理論或概念，運用于歷史現象的研究，就是社會歷史學。

　　六、眷村對中國統一運動的作用

　　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證明社會歷史學之用于研究釣運的說明力：就是釣運的老保釣中有不少人來自臺灣的眷村。為什么會這樣？社會歷史學可以有助于揭開這個現象的謎底。

　　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時，天下大亂，中原華族四散流亡，避禍江南的就在各地安家落戶成立僑郡，例如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兩個大動亂時代的江南一帶，出現了很多僑郡、僑鄉；今天閩臺的所謂「河洛人」，也是這種歷史變動下造成大移民的產物。與此相類的是，1949年以后，數以百萬計的軍民逃亡臺灣，也在臺灣各地前后建立了多達880多處僑鄉，臺灣稱之為「眷村」。（33）

　　眷村在臺灣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社區景觀，具有自己獨特的眷村文化，眷村的人形成了獨特的人格，其特點如下：

　　一種文化中華的氣魄，延伸中華民族的情懷；

　　一種從大陸各省帶來的本省的風土人情和文化，形成一種有異于臺灣本土的「很中國」或「中原」的生活方式。這種大「中國的情懷」和「中國生活方式」，牢牢占據在臺灣很多大陸人的內心深處，成為一部充滿個中幽微的心靈史詩，也不斷在影響臺灣和兩岸關系的歷史進程，成為兩岸的粘合劑、凝聚力。（34）

　　一種保守的、教忠教孝的、忠黨愛國的政治文化；眷村人對中華民國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感情，這和每一個眷村家庭的戰爭和流離的經歷有關，因而孳生了堅決反對臺獨，與中華民國休戚與共的想法。

　　所以出身眷村的子弟，例如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國安會秘書長蘇起、臺北市長郝龍斌、臺中市長胡志強等，都是擁護中華民國的國民黨的忠貞黨員，毋寧是很自然的；但在釣運期間，也有不少眷村的子弟異化，走向反面，例如賴尚龍、葉先揚、林國炯、董敘霖、董慶圓、徐守騰等一大批眷村子弟，卻走上了背叛黨國的道路，卻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課題。我們必須交叉運用社會歷史學和心理歷史學來破解這個謎底。

　　歷史的吊詭：眷村拉近了兩岸關系

　　來自眷村的老保釣走上了背叛國民黨的道路，認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仍然忠黨愛國的眷村子弟，也以另一種方式，文娛活動，架起了兩岸關系的一道無形的橋梁,成為兩岸的無形紐帶，化解了兩岸的敵意，拉近了兩岸的距離。

　　早期來自眷村的鄧麗君、蔡琴、林青霞以他們與大陸風格不一樣的歌聲和演技，在改革開放時代引領神州大地的潮流，擁有為數可觀的鄧麗君粉絲、林青霞粉絲、蔡琴粉絲。近期來自眷村的臺灣演藝界的佼佼者賴聲川和王偉忠，他們執導的的電視劇《光陰的故事》、《眷村傳奇》，將眷村文化刻畫得入木三分，受到中國大陸和全球華人社會的熱捧。他們制作的以臺灣特有的「眷村文化」為背景的大戲《寶島一村》，已經在臺灣公演了三輪，每場演出都是爆滿，堪稱近年來臺灣劇場界最大的文化奇跡，并且即將在中國大陸幾個城市盛大公演。這種屬于心理歷史學和社會歷史學領域的軟性的文化力，無形中有力地促進了兩岸關系的大和解的歷史進程。（35）

　　當然，就時間而言，這些現象已經超出釣運研究的范圍，但對其后釣運衍生的中國統一運動，卻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所以難道這不是值得廣義的釣運學研究的一個熱點課題?

　　根據上述的一系列論證，作者認為「釣運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和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門類，是可以成立的。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的成立，則為這種「上下求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體制上和文獻史料上的堅實基礎。深盼本文能夠引起年輕的一代對保釣運動的興趣，從而激發投身于釣運研究的熱情。

　　【注釋】：

　　1、《戰報》，傅運籌主稿，1971年2月15日。頁3、26.

　　2、陳映真，《突破兩岸分斷的構造,開創統一的新時代》, 《春雷之后》前言，載于《春雷之后》，第一冊，人間出版社，2006年。

　　3、《群報》 ，龔忠武主稿，1971年8月1日。

　　4、龔忠武，《釣運春雷傳達的時代信息—兩岸大和解》，載于謝小芩、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蒙·狂飆·反思》，頁 116，臺灣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另見《五個老保釣的兩岸破冰之旅—啟動了兩岸的大和解進程》，載于《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上冊，頁71， 海峽學術出版社，2010年；見龔忠武，《溫故開新—海外華人走自己愛國的道路--美國紐約美東釣運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稿, 2010年12月18日。見北京烏有之鄉網，2010年12月26日。另見

　　《溫故開新—海外華人走自己的愛國道路》，《僑報》，文藝版，2011年2月19日。

　　5、同上。

　　6、中國稱琉球海溝，亦稱琉球海槽 （Liuqiu Trough）,古稱黑水溝，日本則稱南西諸島海溝(Nansei-Shoto Trench)，是一條沿琉球群島東緣向北延伸的深海溝，歷史上是清帝國與其藩屬國琉球王國的分界線。位于臺灣島和琉球群島之間的中國東部海域中。以琉球群島南約90公里(60哩)處最深， 達7,507公尺(24,629呎)，長2,250公里(1,398哩)，平均寬度60公里(37哩)。溝底面積約135,000平方公里(52,000平方哩)，相當于四個臺灣島的面積。

　　7、《戰報》，第二期，特大號，1971年6月1日。

　　8、龔忠武，《向偉大的釣運致敬》，載于《群報》，1971年8月1日。

　　9、參見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汪榮祖，《史傳通說》 ，聯經出版社，1997。

　　10、龔忠武，《試論費正清及其哈佛學派的得失成敗》，中國經濟史論壇，2008年9月。

　　11、同上。

　　12、楊秀峰曾提出歷史動力的概念，表明他已想到作用于歷史的力的概念，參見楊秀峰，《歷史動力學說之檢討》，1935年5月北平師師范大學校刊； 劉大年，《歷史動力學說之檢討》重印記，《近代史研究》，楊秀峰，1984年03期。，但與作者的歷史力學中的力，不是一個概念。

　　13、為了避免因使用量子而聯想到量子力學，所以本文使用了量態歷史學，當然必須承認是受量子力學的啟發。

　　14、龔忠武，《兩宋時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試論河洛文化渦漩運動核心中衰之衰變裂變》，載于中國經濟史論壇，2007年4月16日、6月11日、10月2日；《尋根問祖—試論河洛文化之渦旋運動》，同上，2007年2月13日、2月14日。

　　15、Historiology 這個字最早出現于1616年，然后沿用至今。它的原意是歷史知識，歷史的純粹研究，對歷史的理解，the scholarly study of history focused on the shaping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or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一般理解為歷史科學，探索歷史的本質、模式和規律the discipline which systematically reflects on the nature (and sometimes the laws or regular patterns) of history。這正是我要的意思，所以我偏愛這個接近對應的英文譯名。這里使人連帶想到，最令歷史學家困擾的就是，歷史學沒有像數學、音樂、物理學、幾何學等一樣，有專為自己的學科而設定的精確的特定表達形式，即歷史學語言。由于采用的是自然語言，所以一些與自己專題不相干的語意、主觀成見等必然摻入其 中，而影響到對歷史事實的表述和理解。

　　16、誠如譯述大家何老（兆武）所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其歷史當然也是自然史的一部分?！挂簿褪钦f，作用于自然物的力，也作用與人。（《歷史與歷史學》，頁11。

　　17、《周易·條辭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句話的意思是“天地之間最偉大的道德是愛護生命”。易經又說，生生之謂易，指生生不息，循環往復，革故鼎新是萬事萬物產生的本源。陽生陰，陰生陽，這就是易；要符合自然，要隨順自然，這就是易。在天成象，古人觀物察象，演為易經的陰陽八卦學。陰陽只有兩個，一陰一陽之謂道，生命之道其實就是一陰一陽之道，離開了一陰一陽之道就很難對生命現象予以正確理解和全面把握。中國古人之偉大在于拿天地社會作為實驗室，而非現在自然科學的所謂實驗室。中國人走上了人理學，而非物理學，所以中國有科學哲學，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這是東西文明的起點，就分道揚鑣，各自走了自己的路。

　　18、近代中國第一次明確提出「心力」概念的應該是譚嗣同（參見其所著《仁學》），其次應該是毛澤東。毛早在1917年（24歲）在湖南一師求學時讀了楊昌濟的《倫理學原理》后得到啟發，就以非凡的領悟力，寫了一篇400來字的讀后感，叫《心之力》，得到楊昌濟的高度贊揚，打了滿分。可惜原文已經遺失。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心為萬力之本，由內向外則可生善、可生惡、可創造、可破壞。由外向內則可染污、可牽引、可順受、可違逆。修之以正則可造化眾生，修之以邪則能涂炭生靈。心之偉力如斯，不可不察?！?/p>

　　其思想源于宋明理學，上溯于儒家、佛家、道家。儒家之本體論曰：人生于天地之間，形而上者曰真心實性，心性者先天地之所生；形而下者曰血肉之軀，血肉者物質之所成。人活于世間，血肉乃器具，心性為主使。血肉現生滅之相，心性存不變之質，一切有靈生命皆與此理不悖。蓋古今所有文明之相，皆發于心性而成于物質。文學、藝術、器物乃至個人所作所為均為愿、欲、情等驅使 所生。故個人有何心性即外化為其生活，團體有何心性即外化為其事業，國家有何心性即外化為其文明，眾生有何心性即外化為其業力果報。故心為形成器世間之原力，佛曰：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 法滅?？鬃用髦收f修心，知止而不怠。釋迦明之故說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說無為，清靜而不私。均在闡明心之偉力也。

　　立足于唯心論，闡明心之偉力，可以說是毛后來接受唯物論，提出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理論來源。

　　19、這八種力，將宇宙中的人（自然人、社會人、歷史人）與自然統一起來，也是中國天人合一的科學表述。

　　20、讓我們看看德國量子力學權威普朗克對物理學與人類知識之間的關系的權威論述：

　　在物理學，同在其他的科學領域一樣，單靠常識是斷斷不行的；理性必須也得占有一席之地。此外，沒有邏輯上的矛盾，并不必然意味著一切都是合理的；現在理性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對所謂的物體視而不見，不再管它，但該物體還是會繼續存在的。

　　理性還告訴我們，個人和整個人類，以及我們通過我們的感官所感知的整個世界，只不過是浩瀚無際的自然界的一顆渺小的沙粒，人的大腦對自然界的法則絲毫不發生影響。相反，自然界的法則，早在地球上出現生命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并且在最后一個物理學家消失之后，還將存在很久很久的時間。

　　正是基于這一考慮，而不是什么邏輯的論證，才迫使我們假定在感官世界的背后存在著另一個真實的世界; 它是獨立于人之外而存在的世界，我們只能間接地通過感官世界的中介來感知，通過若干符號才能讓我們的感官得以了解。這就好像我們被迫去通過眼鏡去思考某一我們感興趣的東西一樣，而對眼鏡的光的屬性我們卻是一無所知。（參看，普朗克Max Planck， 《從近代物理學看宇宙》（The Universe in the light of modern physics）Trans. by W.H. Johnston, W.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5th Ave., New York, 1931 The Van Bees Press）

　　簡言之，人類的活動，愈來愈同自然界、同征服自然界的科技的發展密切結合，亦步亦趨，所以對一個歷史學者，應當了解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數學、天文學或天體物理學等前沿科學之最新研究成果。

　　21、參見James Gleick, Chaos—Making a New Science, Vikings Penguin Inc., 1987.

　　22、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消除了關于絕對空間和時間的幻想，普朗克的量子力學則消除了關于可控測量過程的牛頓式的夢幻，而洛倫茲的混沌論chaos則消除了拉普拉斯關于決定論式可預測的幻想。被科學家譽為二十世紀的三大理論突破，大大開拓了人類觀察認識物質世界的視野，當然也連帶地開拓了人類對觀察認識歷史和社會活動的視野，畢竟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23、參見注釋（19）。

　　24、1963年美國的氣象學家愛德華·洛倫茲Edward Lorenz發現，簡單的熱對流的現象居然能引起令人無法想象的氣象變化，產生所謂的「蝴蝶效應」；亦即某地的大雪，經追根究底竟然發現是受到幾個月前遠在異地的蝴蝶拍打翅膀產生的氣流所造成的。這就難免讓人聯想到1970年中國東海上的幾座荒瘠無人的小島，竟然因中日對其主權之爭，而在萬里以外的美國掀 起了波瀾壯闊的護土愛國的釣魚臺運動。其與蝴蝶效應何其相似！

　　25、參見甘永超，<波粒二象性研究的歷史學與方法論思考—洛倫茲-康普頓佯謬及其雙勝判決性實驗>,《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3期，2002年5月。

　　26、大川，芝城的示威（一九七一年二月）。

　　27、同上

　　28、此外還有憂患意識以及士人的傳統等價值和信念，構成中國人的心理結構。決定中國人的行為。參見（注釋4）。

　　29、賴尚龍口述史，《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上冊，頁372；參見（注釋4）。

　　30、姚立民，參加4·10大游行有感，《春雷之后》，上冊，頁21。

　　31、中國歷史上太多的例子可以證明這個論斷。參見Fred Weinstein and Gerald M. Platt: “History and theory: the question of psychoanalysis,”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II, no. 4, Spring 1972, p. 431。

　　32、《史記·天官書》，卷27。

　　33、參見齊邦媛的《巨流河》，龍應臺的《大江大河》等記述當時的大移民的歷史場景。

　　34、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已故的顏元叔教授和華人社會家喻戶曉的文壇怪杰李敖。

　　35、參見，童清峰，〈發現臺灣眷村傳奇文化中華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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