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葉歸根與狡兔三窟?-----

　　---從回國養老“熱”的現象說起

　　據《深圳僑報》八月七日的報道：“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據外媒報道，對海外華人來說，‘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當年為了生活、事業、孩子教育而選擇出國的他們，一旦退休后，回國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在國外，部分退休華人的日子過得并不寬裕，但是拿著同樣的錢，回國生活就舒服多了。”

　　從明朝末年開始，由于人口激增而造成的人多地少的矛盾，導致許多中國人活不下去，于是廣東和福建等沿海地區的人民紛紛前往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地謀生，于是出現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國潮。演唱過《我的中國心》的香港演員張明敏演唱的《爸爸的草鞋》這首歌曲，吟唱的就是這一段歷史。

　　自第一次“鴉片戰爭”起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了躲避長達百年之久的戰亂，有能力的中國人紛紛出國，奔赴世界各地謀生。特別是在此期間，洋奴買辦與英法美等國的殖民者相互勾結，還拐騙了大量的同胞到海外充當“苦力”。以此為歷史背景，一九八一年，北京電影制片廠還曾經拍攝了一部歌頌中國人的不屈意志和反抗精神，尤其是反映了當時的中國政府由于懼外與崇外、特別是由于漢奸猖獗而不敢保護本國人民的無能、無奈和無恥的名為《海囚》的故事片。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不僅出現了第三次出國潮，而且還一度發生了逃港潮。為紀念鄧小平出生一百一十周年，如今中央電視臺正在黃金時間播出的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的第二集中，為了妖魔化毛澤東時代，為了給當年的中國歷史轉折制造借口，劇中不僅同時出現了逃荒潮和逃港潮，而且逃港潮的時間，也從改革開放后的一九七九年，提前到了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剛剛逝世之后。特別是該劇中通過一個名叫劉金鎖的安徽鳳陽農村基層干部，更是把逃荒和逃港緊密地聯系了起來。

　　在該劇中，編導人員為了告訴如今的中國人當年的中國為什么會發生改革開放這樣的歷史轉折。于是通過一個名叫劉金鎖的安徽鳳陽農村基層干部給社員開逃荒介紹信并又親自逃港這樣的劇情，尤其是通過劉金鎖在留給知青干部夏建紅那封信里的“‘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了，怎么群眾的生活反而越來越差了，我們國家到底怎么了?”等這樣的話，清晰而又虛假地描繪出了歷史轉折的時代背景。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這部歷史電視劇剛剛播出一兩集，就有觀眾認為這部歷史電視劇的劇情嚴重有違歷史事實。而這部歷史電視劇里的臺詞，則更是“閻王爺貼告示，鬼話連篇”。其實，這種說法實在是言重了。該劇中的一些臺詞說的也都是事實，劉金鎖在離家前留給知青干部夏建紅那封信中的“我實在想不明白，為什么人家大寨能搞得那么好，我們怎么就不行”這段臺詞，說得就很真切。

　　在毛澤東的時代，大寨的農業建設搞得就是很好，否則也不會全國的農村都學大寨;在毛澤東的時代，全中國的農村也確實有許多地方都像安徽鳳陽小崗村那樣，農業建設搞得不好，否則也就不需要農業學大寨了。地處太行山區“七溝八梁一面坡”中的大寨大隊，在大災之年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戰天斗地，不僅做到了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的救濟款、不要國家的救濟物資這樣的“三不要”，而且更是做到了上交國家的公糧不少、分給社員的口糧不少、集體的庫存糧不少這樣的“三不少”。可是地處江淮平原的小崗村，不用說能夠成為大寨了，就連學都學不好。因此在集體化的時代，不管是災年還是豐年，小崗村是年年都吃國家的返銷糧，年年都花國家的救濟款。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民族，同樣的政策，同樣的黨的領導，然而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差異，說到底，就是人性的問題。

　　人性，就是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性格和品質。我國幅員遼闊，地域差異很大，特別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因而才形成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這種現象。一方的水土會形成不同的風俗，一方的水土會形成一方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會培育出不同的人性。大寨人由于自覺地接受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所以才一心為公、齊心協力、團結互助，熱愛家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戰天斗地、改天換地。通過自己的雙手和堅強的意志，為自己開辟出一塊新天地;而鳳陽人因為頑固地堅持儒家傳統的獸性文化，于是便一心為己、自私自利、奸懶饞滑、相互拆臺，因此不用說通過艱苦奮斗改變家鄉的落后面貌了，就連一般的農業生產都搞不好，所以也就只好打著花鼓去要飯了。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不僅與普通社員一道戰天斗地，而且更是通過自己的表率作用來教育廣大社員;而安徽鳳陽的帶頭人，卻只知道拿大隊的公章給社員開“逃春荒”的證明。

　　一個民族普遍的人性，是在這個民族的文化和長期的歷史發展條件下才形成的。而一個民族普遍的人性，又反過來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化發展和歷史發展的進程。

　　經過五千年的漫長發展，我們中國的文化、特別是我們中國漢族人的文化形成了太多的“智慧”。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我們中國的漢族人，進化得實在是太“明智”了。由于實在太“明智”了，所以早在戰國時期，就發現并開始效法狡兔三窟的這種做法。從此，狡兔三窟不僅成了漢族文化中的一句成語，而且還更成了漢族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之一和漢族人常常選用的一種做法。

　　戰國末期，與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楚國的春申君黃歇、趙國的平原君趙勝并稱為“戰國四公子”的門下養士三千且又樂善好施的號稱是孟嘗君的齊國貴族田文，曾經采信門下食客馮諼所獻的狡兔三窟之策，不僅躲過了殘酷政治斗爭的陷害，而且后來還更是官復原職，從此高枕無憂。

　　狡兔三窟的故事，載于我國的歷史巨作《戰國策》里的名篇《馮諼客孟嘗君》之中。《戰國策》一書，主要記述的是戰國時期那些政治家、軍事家和縱橫家們的政治主張、軍事思想與縱橫捭闔之策。《戰國策》一書的作者雖然不是一個人，成書也更非是在同一時期。但最晚在西漢時期，《戰國策》便已經成書了。此書一出，由于其中的理念和被列為儒家經典之首的《易經》中的“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敬之，終吉”這種理念如出一轍，于是立刻受到儒家讀書人的追捧，因而也馬上便流傳開來。

　　西漢時期是漢族的形成時期，也漢族歷史上的第一個強盛時期，更是漢族文化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時期。因此《戰國策》一書，對漢民族后來的歷史走向影響極大。

　　由于很早就進入了農耕時代，所以漢民族的人口增長極快。人口的大量增長而生存的空間又沒有增長，于是漢族人就開始了向高山和荒原進軍。漢族人的向高山和荒原的進軍，擠占了豺狼虎豹的生存空間。所以，豺狼虎豹只好先行一步而遠走異國他鄉。從此，中國漢族人日常生活中所能見到的獨自求生存的野生動物，最多也就是兔子了。所以在漢族文化中，也就形成了許多與兔子有關的成語和俗語。如：狡兔三窟，兔死狐悲，兔死狗烹、守株待兔與人老奸、馬老滑、兔子老了鬼難拿等。

　　雖然仿生學一詞是一個外來詞匯，但是就象狡兔三窟這個典故所揭示的那樣，我們中國人很早就從一些動物的身上，學會了許多生存之道并更是把它演繹成了政治智慧。然而盡管兔子和老虎與獅子一樣，同為哺乳動物，但是由于在食物鏈中所處的地位不同，所以也就養成了不同的習性。而中國人由于從兔子的身上學到了太多的生存之道并且還更是把它都演繹成了政治智慧，從此也就漸漸失去了春秋時期的中國人象老虎和獅子那樣自強不息的開拓進取精神。

　　當年，一代一代的中國人為了求生存，為了躲避戰亂，為了追求個人的生活、事業、孩子教育而選擇了出國。而今天的中國，盡管仍然又面臨著東海危急、南海危急、臺灣危急、香港危急和新疆危急等這樣種種的危機，但是由于有毛澤東留下來的“兩彈一星”這樣的終極武器，從而使當今的中國免遭了外來侵略之患。而且由于“中美國”這樣的殖民經濟循環圈而形成的人民幣和美元之間這樣一比六的匯率，特別是由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之后，在經濟發達的蘇州地區都出現了“十元妓”的情況下，拿著美國的護照和美元，回國生活的確是會舒服多了。

　　十三億多人口的中國，出現一些象小崗村“十八條好漢”那樣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都成了精英。

　　年輕時選擇到國外干事業、創名聲、掙大錢，而年老時卻選擇了回國養老的人中，最著名的，那就要算是華裔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了。

　　一九四五年，楊振寧得到庚子賠款獎學金并赴美國的芝加哥大學留學。畢業后，楊振寧留在了美國。新中國成立后，楊振寧沒有象錢學森那樣沖破美國有關方面的層層阻擾回來報效祖國，而是繼續留在了美國。一九五七年，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二○○三年年底，楊振寧回北京定居。二○○四年，八十二歲的楊振寧與二十八歲的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系碩士班學生翁帆結婚。至此，楊振寧不僅實現了個人的名利雙收，而且還更是實現了名色雙收。

　　新中國一成立，錢學森便決定回來報效祖國。一九五○年九月六日，正準備回國的錢學森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拘禁。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經過錢學森本人的頑強抗爭和新中國的嚴正交涉，錢學森終于踏上了回國的歸途。錢學森的歸國，極大地加快了我國“兩彈一星”的研制進程。而隨著“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中國人從此終于結束了一百多年來刀懸頭頂的那種提心吊膽的恐懼生活。

　　雖說同樣都是哺乳動物，但兔子就不會象獅子那樣，想著如何團結一心為所有的.兔子們打出一片生存的領地，而是只會各顧各地到處挖窟窿;盡管都是炎黃子孫，盡管同是人民公社的社員，但是錢學森卻有著楊振寧根本就不能比擬的那種性格和品質。小崗人更不具備大寨人的那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無私奉獻、改天換地的精神和意志，所以也就只能打著花鼓去要飯。雖然乞討與出國一樣，都不失為謀生的一種方式或手段，可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人如果都去要飯，那么又能到哪里去要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人如果為了個人的生活、事業、孩子教育而都象狡猾的兔子那樣去選擇出國，那么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還能存在下去嗎?

　　就象日本全面侵略我國那樣，每當國家或民族有難的時候，不管是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那這“新儒家三圣”，還是象胡適這樣的西化派代表，都象狡猾的兔子那樣一口氣就跑到了大后方四川或是國外。而只剩下了象楊靖宇、趙一曼和王二小等這樣不具有狡兔三窟這種“智慧”的“傻狍子”，還在與侵略者進行著舍生忘死的不屈抗爭，從而延續著中華民族的血脈。

　　每一個國家政權當然有保護它的人民的責任，但是每個國家政權保護它的人民的能力，卻來自于它的人民，特別是來自那些民族精英的性格和品質。

　　不同的民族文化，導致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性格和品質。在崇尚狡兔三窟的儒家文化的長期影響下，于是一部分中國人，尤其是那些號稱是精英的讀書人就象狡猾的兔子那樣，時刻都在為自己著想，于是就都各挖各的洞去了;而一百零二個如狼似虎的英國人卻乘坐著“五月花”號漁船來到西半球，齊心協力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從此，英國不僅成了日不落帝國，而且還更把災難和屈辱強加到我們中國人的頭上。而直到毛澤東通過文化革命的方式，把長期挨打受欺的中國人都改造成了老虎或獅子，從而通過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尤其是通過打敗了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國聯軍的抗美援朝戰爭，不僅為中華民族自己，而且更是為全世界受壓迫、受奴役的弱小民族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從此，不僅中華民族傲然地自立于了世界的東方，而且更是沖垮了舊的世界殖民體系。在打出了一片新天地之后，毛澤東又率領中國人民艱苦奮斗，全力以赴去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這片新天地。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潮中，盡管涌現出了許許多多的象大寨人、大慶人、紅旗渠人、沙石峪人和陳永貴、王進喜等這樣的英雄群體和個人，但是象小崗人那樣的人也不少。因此這才會出現毛澤東剛一逝世，中國就開始了歷史轉折。特別是隨著極力妖魔化毛澤東，極力妖魔化文化大革命的改革開放，又把那些號稱是精英的中國人變回了只知道到處挖窟窿的兔子，于是，不僅美國鬼子和日本鬼子這樣的大鬼，而且就連越南與菲律賓這樣的小鬼，都敢打上門來。

　　盡管在我們中國人中，盡管的確有許多象楊振寧和小崗人那樣狡猾的兔子。但是就象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所寫的那樣：“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那些埋頭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就是我們這個民族脊梁，才撐起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向前發展。象陳永貴等大寨人那樣埋頭苦干的人和象王進喜等大慶人那樣拼命硬干的人，才從來都是自問我能為我的國家做些什么，卻從來不會要求自己的國家會為自己做些什么。而只有象兔子那樣狡猾的小崗人和楊振寧等，才總是會問我的國家能為我做些什么，而卻從來就不曾想過自己能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什么。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漢族迎來了第一次思想文化發展的高峰，出現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現象。在諸子百家文化中，只有墨家文化不僅蘊含著豐富的自然科學和深厚的哲學思想，而且還更是具有“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這種高尚情操。然而自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而使儒家思想成為了統治思想之后，墨家文化在漢民族的主流社會里便失傳了，只是在民間還有一些傳承。因而在漢民族中，才僅有極少數埋頭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為民請命的人和舍身求法的人產生或存在。儒化后的漢族中國，由于具有狡兔三窟這樣智慧的人太多，而象譚嗣同和夏明翰那樣敢于并肯于舍身求法的人太少，所以自古以來，不舍身就求不到法，因此儒化以來漢民族的英雄幾乎都是悲劇英雄;而由于儒家文化導致漢族中國人本性的自私，所以儒化之后象雷鋒和陳永貴、王進喜那樣埋頭苦干和拼命硬干的人根本也不多。就是因為如此，所以儒化之后的漢民族雖然人口眾多，可卻常常被人口稀少且又文化落后的游牧漁獵民族打得或是屈膝投降，或是山河破碎。以至于就連象漢高祖劉邦和唐太宗李世民這樣具有雄才偉略的一代雄主，都不得不靠公主和親的做法，才能保住國家的政權。然而國家的政權雖然暫時保住了，可是民族的尊嚴卻永遠地丟盡了。公主和親的做法，給漢民族、尤其是給漢族男人帶來了無盡的恥辱。晚唐詩人李山甫就曾經發出憤怒的呼喊：“誰陳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兒為國羞”。

　　歷史上，漢民族曾經長期頻繁地采取公主和親的做法，來保住國家的政權。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也不得不靠象天量購買美國與歐盟的國債、甚至是購買美國的垃圾債券這樣“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幫歐洲就是幫自己”的辦法和主張，來維護自身的安全。而不管是當初的公主和親的做法，還是如今的天量購買美國和歐盟的國債、尤其是購買美國的垃圾債券的辦法，都與狡兔三窟之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狡兔三窟之策，對于一個人，充其量對于少數人可能有效。但是對于一個民族來說，那就只能算是自殺之策了。

　　毛澤東的時代，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毛澤東的自力更生精神的指引下，經過象錢學森、大寨人、大慶人、紅旗渠人和沙石峪人等那樣人的艱苦奮斗，新中國從建國時的工業生產能力連蕞爾小國比利時都不如的一個落后的農業國，不僅建設成為了全世界的第六大工業國，而且更是成了擁有“兩彈一星”這樣終極武器并打敗過美國和蘇聯的軍事強國。毛澤東逝世后，在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即將實現，在有了可供改革的龐大而堅實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在中華民族已經沒有了再次挨打之虞的情況下，鄧小平才不僅敢于，而且也更有可能開啟了改革開放之門。

　　年輕時出國干個人的事業掙大錢而退休后又回國養老，尤其是當國家有難的時候而選擇了逃離的這種現象，完全是受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這種思想的影響才導致的。這種現象，充分折射出了在儒家文化的毒害下而形成的這種人性的自私和卑鄙。而正是由于這種人性的自私和卑鄙，特別是由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半途夭折，所以毛澤東剛一逝世，我國就出現了歷史轉折。只是不知今天回國養老的那些人中，有沒有在《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這部歷史電視劇中逃港的田園、吳怡茹和劉金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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