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因寫了《墓碑》一書而名揚海外,該書得出了我國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3600萬”的結論,正好契合了多數資產階級、封建地主勢力和右派知識分子控訴毛澤東時代的情感需要,更契合了海內外反動勢力陰謀反共反毛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需要。楊繼繩此人在80年代就因積極批評文革而受到重視,并與趙紫陽一起并肩戰斗,而后進入《炎黃春秋》任副社長一職,常年主抓《炎黃春秋》反共反毛、虛無歷史、鼓吹憲政和西方普世價值的工作,成為極右派當中相當著名的一員干將。
但就在離80年代并不遙遠的70年代,楊繼繩卻是一個在文革當中表現優于常人、極力崇拜江青的極左分子。
據清華教授李定凱回憶,他大學與楊繼繩同一個系,楊比他高4屆。李定凱披露說:
“文革開始后,他是我系批判劉少奇派的工作組執行的“資反路線”較早的一個學生,是‘云水怒’戰斗隊的主要成員。因為我的一個同班同學也參加了那個戰斗隊,所以我聽說過楊繼繩的一些事,后來也接觸過一次楊繼繩。
我頭一次聽說楊繼繩,是在文革開始后沒幾個月,他被作為根紅苗正、文革中表現好、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紅衛兵代表特別挑選到新華社當記者,以加強新華社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力量。當時這在我系學生中引起了轟動,因為其他66年的應屆畢業生都還在學校里參加文革,我系只有他被選到新華社當記者,算是按期參加了工作,當然被視為是一件很光榮的事,也成為‘云水怒’戰斗隊引以為驕傲的一件事。后來楊繼繩被分配到新華社天津記者站工作。
1970年3月,我畢業后留校,在校辦工廠當‘新工人’,7、8月間,我和我的那位同學一起被派到天津第一發電廠實習。一個周末的晚上,我的同學邀我一起去見楊繼繩。楊繼繩的住處在新華社天津記者站。在他的宿舍里,我第一次和他見面交談。因為他是高班學長,又在新華社經歷了幾年文革的洗禮,見過大世面,再加上和他頭次見面,我自然聽得多,說得少。言談之間,我感覺楊繼繩對毛主席特別崇拜,對江青也很佩服,他特地把壓在寫字臺的玻璃板下(或者是夾在錢包里,記不清了)的一張毛主席、江青和李訥小時候在延安拍的照片拿出來給我們看,流露出似乎很深的感情。我是第一次看到那張照片,覺得很新奇,也生出對楊繼繩的一種神秘感。”
在李定凱的印象中,文革當中的楊繼繩是一個非常左的角色。所以當他聽說楊繼繩成了《炎黃春秋》的干將,極端反對毛主席時,便“十分驚愕”。
李定凱打電話向他同學咨詢楊繼繩的情況,“我的同學告訴我,楊繼繩家里很窮,過繼給他的伯父,他從小上學一直到大學,都是靠國家培(供)養。在1971年林彪倒臺后批林的時候,楊繼繩還在新華社天津記者站,他寫過一篇內參,反映軍隊占用地方學校校舍的問題,還受到了中央(毛主席?)的肯定,他很自豪。文革后楊繼繩批文革也很積極,所以“89動亂”前在新華社蠻吃香,但是趙紫陽的下臺影響了他的仕途,好像還被批評或處分過。據說后來香港出的趙紫陽訪談錄就是楊繼繩采訪的。”
楊繼繩走向極右的過程中,對極右派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論證了”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3600萬人”。而事實上,這個結論是站不住腳的。歷經數年的辯論,真相已經相當清楚。7月5日—7日,華中科技大學舉行國際研討會,孫經先與楊繼繩就“餓死三千萬”問題直接對話,孫經先指出,由于我國戶籍管理制度發展變化,導致1960年—1964年間戶籍統計人口減少了2644萬。這些減少僅僅是統計數據的減少,不是實際人口的真實減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孫經先教授在發言中(以及在提交的書面文章中),對楊繼繩先生發言中提到的所有學術問題都做了正面的回應。孫經先提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饑餓死亡人數應在366萬人以下。最終以楊繼繩對孫經先的發言提不出實質性質疑意見而告終。
后來,鞏獻田做了一篇《所謂“餓死三千萬”的彌天大謊被當場戳穿!》的新聞報道,楊繼繩情緒激動地做了一個公開聲明,在聲明中卻并不正面回應學術問題,而是粗暴地提出:“以后孫經先再挑戰我,我不再理睬。”
其實楊繼繩《墓碑》一書出版之后,就受到來自學者和網友的廣泛質疑。網友鶴齡提出,楊繼繩為了坐實“餓死3600萬”的歷史謊言,竟到了捏造自己父親餓死的地步。
鶴齡質疑為何楊繼繩家鄉只有他父親一人“餓死”:“楊繼繩的家鄉下灣有多少人?餓死了多少人?他沒有說。是不知道嗎?不可能!全中國餓死的人他一概全知,難道自己的家鄉反而會一概全不知!
他肯定全知,但他不愿意說。為什么,因為他的家鄉沒有餓死人,與他的《墓碑》不能時刻保持協調一致,所以,他不好說!不過,他雖不說,餡還是露出來了。”
鶴齡又質疑楊繼繩父親死亡日期,不在自然災害期間內:“他父親死的時候是1959年的四月底,這個時候,真正的大饑荒還沒有起動‘正常程序’!
就算楊繼繩的鄉親行動迅速,提前跨入了大饑荒。楊繼繩又面臨了一種更加尷尬的局面。1959年4月底,他的家鄉人就把樹皮樹根啃光了。接下來還有漫長的三年啃什么?若是真的啃上三年泥土石塊,那么,他家鄉的人必定全部死絕,一個不剩!”
鶴齡接著質疑,楊繼繩父親出生于1889年農歷6月6提,死于1959年4月底,他父親死時已經快70了,在那樣一個缺醫少藥、平均壽命50來歲的年代,楊繼繩父親已算少有的高壽,何來餓死一說?
李定凱就楊繼繩描述的1959年4月湖北浠水出現大饑荒、樹皮吃光、餓死人的情況也提出了嚴重質疑,他強烈建議年輕同志到楊繼繩家鄉湖北浠水去做實地調查。李定凱回憶說:“我是安徽人,老家在巢縣農村。1958 — 1961年在合肥讀初中,1961 — 1964年讀高中。我的初中同班同學很多來自安徽各個縣的農村,如肥西縣、肥東縣、廬江縣、蕭縣等等。安徽是1960 — 1962三年困難時期的重災區。(楊繼繩所在的)湖北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是王任重,在全國執行政策是比較好的,再加上湖北的自然條件好,所以困難程度是比較輕的。
安徽農村的真正困難是從1960年春天開始的,1959年4月還處在58年大躍進的余韻氛圍中,沒有發生大面積缺糧的情況。從1959年冬天到1961年冬天,在我的同班農村同學中,我沒有聽說哪一個人家里有餓死人的,大家只是說農村缺糧嚴重,吃不飽,得浮腫病。家在肥西縣的一個姓許的同學說他的家鄉發生了死人。在我們同學中,當誰有家長到學校來時,同學們就每人省出一個饅頭給來的家長吃,剩下的再帶回去,這樣互相幫助。學校是食堂制,不大可能同意學生把定量的糧食領出去。1962年開始,情況就大為好轉了。
請大家把眼光放得更寬些,讀讀《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1959.1 — 1959.12)、第九冊(1960.1 — 1961.12),就會明白當時國家大的政治經濟形勢,也可以戳穿楊繼繩的謊言。1959年2、3月間中央開鄭州會議,毛澤東集中力量想打通黨內各級領導干部的思想,糾正急躁冒進、共產風,調整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為隊為基礎,三級所有。1959年3月2日凌晨4時半,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嚴肅地指出‘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我國過去幾年合作化講步驟,無破壞。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須講步驟,避免破壞。’3月5日,毛澤東寫了鄭州會議紀要,其中有:‘(二)規定了如下十四句話作為當前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這十四句話是: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3月8日,寫了轉發湖北省委貫徹鄭州會議精神報告的批語;3月15日,又寫轉發湖北省委報告的批語;3月16日,給王任重連寫兩封信,討論農村工作。從1959年3月9日到5月2日,毛澤東連續寫了6封黨內通信。這個期間,從地方到中央都沒有說到餓死人的問題。1959年4月,西藏平叛。5月3日,李先念在全國財貿書記會議上報告糧食問題,布置夏秋兩季糧食收購、銷售、儲備、出口政策,也沒有提到缺糧嚴重的問題。7月5日,毛澤東為印發糧食部副部長陳國棟的報告寫批語,還說‘手里有糧,心里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1959年7、8月份開廬山會議,起初毛澤東是帶著信心去“糾左”的,會上彭德懷等人發炮提意見,也沒提到餓死人的問題,只是說大躍進比例失調,得不償失,造成困難等問題。如果1959年4月湖北就發生了吃光樹皮,餓死許多人,全國就不得了了。那么,不僅西藏平叛的仗沒法打,廬山會議就會更鬧翻天了。李銳的廬山會議揭秘,揭出楊繼繩那么多的“墓碑”了嗎?沒有吧?這說明,1959年廬山會議前,‘墓碑’就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困難是發生在1960年,所以1961年毛澤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
李定凱最后說,“把前前后后的事連起來,楊繼繩這個人給我的印象就是在政治上善于見風使舵,變來變去,什么浪頭有力就趕什么浪頭。對這樣的人寫出來的東西就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楊繼繩不單捏造“餓死3600萬人”的歷史謊言,還是資本主義的鼓吹手。他在《炎黃春秋》雜志2009年笫8期發表了“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門口”一文,這是他為從《炎黃春秋》中精選出來的文章編成的小冊子《起點》、《轉折》所做的序言,該文中,楊繼繩羅列了人類大規模社會實踐的四條道路:
一條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給人類帶來了災難;(他在這里把法西斯帝國主義稱為國家社會主義);
一條是“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制度”,走向解體;(他在這里將列寧、斯大林時期的前蘇聯與后來的社會帝國主義前蘇聯進行混淆)
一條是“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楊繼繩對其進行美化;
一條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完善和改革。”,美國為代表,楊繼繩同樣對其進行無盡的美化;
這樣,楊繼繩完全不提資本主義剝削、壓迫、奴役的殘酷事實;不提禍及全球的金融危機;昧著良心抹殺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建設的豐功偉績;故意歪曲前蘇聯和東歐的教訓:把修正主義內部上臺,帝國主義外部和平演變下推行休克療法私有化造成的惡果,歸罪于社會主義。
楊繼繩就這樣肯定了資本主義;否定了社會主義。
楊繼繩說:“中國的改革目標明確:從蘇聯那一套模式中走出來,進入人類的主流體制,即民主政治,市場經濟”。楊繼繩這里所鼓吹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不就是西方資本主義體制么?
而且,楊繼繩反對馬克思關于消滅資本主義的主張。他也反對孫中山關于節制資本的主張。
楊文中明明白白地說“資本是貪婪的”,“在利益面前,資本是沒有人性的”。它還清清楚楚地說“近兩百年來”,“批判資本罪惡的著作汗牛充棟,其中馬克思主義最為深刻”??墒菞罾^繩話鋒一轉,十分明確地說:“資本是不可能也不應當消滅的”,“節制資本有點過分,會限制資本的積極方面。”
楊文主張駕馭資本。那么由誰來駕馭?怎樣駕馭呢?楊繼繩提出了“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
西方的民主政治實質是金主政治,受到資本壟斷財團寡頭的操縱,而所謂的完善市場經濟中,也是資本為王,由壟斷財團興風作浪。根本看不出在楊繼繩所心儀的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如何“駕馭”了資本。其實楊繼繩唱的依舊是資本主義為自己辯護的老調而已。
在這個老調下面,楊繼繩鼓吹在中國推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鼓吹資本專政、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政體的目的昭然若揭。
更多內容參見:南方系、炎黃系是真正的文革余孽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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