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媒體很重要。為什么?因為時代的原因。第三產業時代和制造業時代不一樣了，制造業時代誰占有生產資料，誰就有發言權，但是第三產業創造的產品主要是無形產品。而在無形產品里我們發現，虛擬的作為真實，比真實的真實還真實。所以，如果說我們看到的是所謂真實的政治，它其實是虛擬的真實，或者是被媒體描繪出來的真實。因此在這個時代，媒體就變得極其重要，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重要。這是我從政治學的視角得出的一個結論。

　　我談四個問題：

　　第一，媒體的功能。作為一個媒體局外人，我認為媒體有三大功能：一是傳播信息。信息在我們這個時代是最重要的，國內國外的信息，如果你不知道，你這個國家在文明上作為一個總體的概念就會出局。還有政治信息，也就是政府管理社會的信息，人民對這類信息是感興趣的，因為關系到人民的命運。今天是信息社會，要求媒體自由，因為必須有信息的自由流動。因此，自由傳播信息是新聞媒體的一個基本原則。

　　二是評論政府的政策。媒體掌握新聞話語權，代表社會的各種勢力來評論和評價政府所做的事。人民是有權利評價政府的，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的，做得對不對、好不好，人民有發言權。這是媒體的第二個功能。

　　三是塑造價值觀。媒體塑造價值觀是通過對信息的選擇以及報道信息所使用的概念和詞匯來實現。任何一種媒體、任何一家媒體在傳播信息時，不僅僅選擇事實，而且選擇使用的語言和概念。這種有選擇的信息傳播表達了媒體或媒體人的價值判斷、價值體系，因此就有塑造人民乃至政府的價值體系的作用。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如果說，過去西方教會是塑造價值體系的主要機構，之后變成大學文科是塑造價值體系的主要機構，今天這個排序要變過來：第一媒體是塑造價值觀的主要機構，第二是大學文科，第三才是教會。

　　價值觀對于政治來說是極其重要的。政府管理社會的基本方法有四種：第一是執法，維持社會整體秩序。第二是代表最強大的社會集團，叫代表性。第三是平衡利益——現在與將來、部分與整體、變化與不變的利益，這是政府的責任。第四種可能是最復雜、最高級的一種管理社會的方式，就是把各種利益凝聚在一種正義觀里，也就是社會核心價值觀。正因為媒體是塑造價值觀的最大機構，所以受到政府的密切重視，要么政府出面管理，要么國家的實際統治者來承擔這個責任。

　　這三大功能中，自由傳播信息與塑造價值觀這兩者是天然矛盾的。就是說，因為媒體有塑造價值觀的功能，政府出于治理的需要，不可能不干涉新聞自由、傳播信息的自由。這一點，全世界哪個國家都一樣。

　　第二，新聞自由的本質和與政治體制的關系。如果我們簡化說，這個世界有一種東西叫專制，那么是否被認為是專制并不在于選舉制，也不在于一黨制，甚至不在于外國人怎么貼標簽。比如英國治下的香港，既沒有政黨制度，也沒有選舉制度，但不論香港居民還是外國學者，都不稱它為專制社會。什么原因呢?專制是個壞詞兒，它跟集權程度沒關系，而且集權的程度也沒辦法來判斷。它靠什么來判斷呢?就是人民最關心、最感興趣的自由，也就是揭露高官違法行為的自由。如果一個國家的媒體缺少這種自由，這個國家就被稱為專制國家，包括它本國的人民也都會這么認為。反之，如果媒體有揭露高官不法行為的自由，這個國家通常不會被稱為專制，本國人民也不會認為自己國家專制。所以，新聞自由的本質和與政體之間的關系就在于，新聞媒體有沒有揭露高官做不法之事的自由。

　　第三，對我國媒體現狀的思考。我談四個方面：首先，30多年來我國的信息傳播自由已經有了飛躍式的進步。我們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兩報一刊就是媒體，媒體就叫兩報一刊。這種情況是我們不滿意的，因為既不可能有獨立，也不可能有創新。那是一個缺乏創新的時代，是一個新聞媒體閉鎖的時代，也是一個無知的時代。今天來看就更清楚了，第三產業的時代是一個創新的時代。誰能夠創新，誰就有前途;誰不能創新，誰就沒前途。所以從歷史的角度看，我認為，我們的媒體有了飛躍式的進步。一方面是專業化，一方面是國際化，一方面是技術進步，廣播、電視、報刊、網絡、手機報，等等，都給人一種進步的感覺。我也認為，很多的新聞從業人員是極其敬業的。

　　但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價值觀混亂與媒體從業人員的價值觀混亂互為因果，已經危及到了國本。為什么是自上而下?因為我們是官方而非教會承擔著教化的功能。今天從上而下看，我們的價值觀真夠混亂的，底線都突破了。而且有各種表述，誰也說不清，記不住。如果美國人說就一個詞——自由，歐洲人說也一個詞——民主，伊斯蘭教國家說，我就一個“伊斯蘭教”，中文的表述簡潔明了也能說清楚。作為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一定要簡單好記，而且是官方和人民共同認可的。

　　今天西方人宣揚“制度決定論”，認為制度分兩類，一個叫民主法治，一個叫專制人治，制度決定一切。這是冷戰后興起的一個唯心主義的理論，是一種極其簡單化的認識。到底歷史是制度塑造的，還是制度是歷史塑造的?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制度，還是制度塑造一切?大量的事實和研究結果表明，制度不是決定一切的。但是這種制度決定論，最后被歸結為民主法治是好制度，其他都是壞制度，而且大家都不得不跟著這么說了。

　　這其實不是西學的精髓。但是這樣一來，一種唯心主義的觀念就被接受了，特別是我們由此上了西方人的當。什么市場與政府干預兩分，國家與社會兩分;以人為本，而不再談以民為本。結果以人為本變成了以個人為本，造成個人主義膨脹到荒唐的地步。學校連體育課都不敢上了，怕被學生起訴。哪個學生摔了胳膊折了腿，甚至跑步的時候心臟病發作，因此學校體育課就不上了，運動會不辦了，春游也不搞了，到了這種極其荒唐的地步。

　　這是自上而下的價值觀混亂。為什么不提以民為本，而非要提以人為本呢?既然以人為本，因此一個人就可以挾持所有人。比如住房拆遷，99%的家庭都同意了，拆遷費也合適了，就有一家人不同意，成了釘子戶，最后沒辦法，就拿錢擺平。結果先遷走的人覺得吃虧了，99%的人都不高興，共產黨因為一個人得罪了99%的人，那你日子還過不過了?所以，中國今天價值觀混亂是自上而下的，是從上頭開始混亂，從精英群體、知識界開始混亂，不是從老百姓開始的。

　　第三個方面是文風問題，官八股盛行，洋八股盛行，導致我們的媒體讓人感覺特別不好。官八股表現為言必稱領導人曰，洋八股則是言必稱阿倫特曰。我剛看完一本雜志，里面一半文章都提到漢娜·阿倫特，把我們今天的社會形容為極權主義社會。雖然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但人家就是這么來回說。為什么有官八股和洋八股的兩極化、對抗化?跟文風有關系。改造我們的文風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為什么會官八股?是有一批從年少到年老都在那寫文件的人，跟社會沒接觸，認識脫離實際，寫出來的東西居高臨下，盛氣凌人，同時又是左一句右一句，全面的、辯證的，讓人不知所云，說得難聽一點，就是不會“說人話”。洋八股是用一種特別蹩腳、劣質的翻譯語言在那故弄玄虛。比如講中國農村，上來先說外國某思想家說過一句什么話，然后就著這個話來說中國農村，其實那人跟中國農村什么關系都沒有。洋八股言必稱西洋理論，長句子、怪詞，什么現代性，這個性那個性，總之是拿洋人來褒揚自己，嚇唬別人。

　　應當認識到，現在這個時代，知識不再被少數專家所壟斷，人民的知識已經普及了，民智大開。我在學校講課時，有學生指出我什么地方說得不對，我會對全班學生說，剛才我說錯了，最新的發展是這樣的。所以別嚇唬別人，今天用居高臨下的口吻跟老百姓說話，老百姓是不買賬的。另外我覺得，沒有青年就沒有未來，與青年的溝通交流出現障礙是今天官方媒體的一個問題，也是洋八股媒體的一個問題。

　　第四個方面，新媒體出現的新情況，即粗俗化、快餐化的傾向。到處都在罵街，罵得可難聽了，這使得學者們避之唯恐不及。對于這個傾向不可任其發展，它破壞輿論環境，擾亂民心。所以要凈化我們的輿論場，增強正能量，消減負能量，糾正錯誤的輿論導向。

　　最后談談怎么辦。第一，政府對媒體不是管不管的問題，而是怎么管的問題。不放開新聞監督的自由，是管不好媒體的。不解決官方自己價值觀混亂的問題，也管不好媒體。政府不改善自己的文風和作風，也是管不好媒體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提個建議。可以像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那樣，召開一個廣泛的、有深度的研討會，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讓媒體從業人員說說怎么來改進。目的不是為了所謂的百花齊放，而是讓全黨和全國媒體從業者在這個問題上統一思想，統一在一個先進的方法上，來改善媒體目前的狀況。如果不讓大家討論，自以為是，覺得我就最正確，那媒體也就會自行其是;你不尊重別人，別人也會不尊重你。所以需要一個充分的討論，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

　　當年毛澤東聽了一個星期的討論，每天聽完后不發一言，但是晚上回去自己總結，最后形成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一篇經典文獻。就是在這個文獻的基礎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認識。這是一個先進的做法，是延安作風。所以我認為，有必要談政府管媒體的問題，而怎么去管是需要大家一起討論的。要讓各方面的人充分發表意見，才有可能找出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

　　第三，如果說，意識形態之戰、話語系統之戰是至關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生命攸關、一個政權生命攸關的事情，那么就必須建立這樣一種認識：共產黨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就是能把媒體變革成認同這個國家、支持國家發展事業的人。換句話說，如果說今天的政治是一種認同的政治，那么誰能夠在這種認同政治里領導打贏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之戰，打贏話語系統創新之戰，誰就是我黨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如果建立起這樣一種認識，那么最出色的人才就應該放在這個位置上。（原載《經濟導刊》）

　　[1]潘維，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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