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國家以來，文化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方面。欲滅掉一個國家，先毀滅其思想文化，欲征服一個民族，先斬斷其文化脈絡，這是統治者們慣用的思維。人類發展的歷史證明，國家要獨立，不僅政治上、經濟上要獨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獨立。數千年來，勤勞勇敢、智慧善良的中華兒女共同創造了無比燦爛的中華文明。無論是在國家繁榮興盛時期，還是在民族危難的緊急關頭，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始終是維系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在近代中國遭受民族災難的艱難歷程中，中國的先進分子深刻體會和認識到，一國之所以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僅在于武力，而且在于其獨特的文化傳承和更新，所謂“學存則國存，學亡則國亡”，如果文化湮滅，民族必陷入“種族滅絕，神靈消失”的萬劫不復之地。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盡管沒有明確提出“文化安全”命題，但文化問題始終是他重點關注的一個方面，其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和社會主義文化理論中內在的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安全思想。對其進行系統考察和深入研究，對于維護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高度重視文化對于國家和民族的重要作用，是毛澤東關注文化問題的認識基礎和思想前提

　　“文化之盛衰，民族之興亡系之”。文化是民族最深厚的根基，是一個民族發展傳承、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脈。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曾指出:“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強調:“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指出:“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其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在當時極其嚴峻的戰爭環境下，毛澤東把文化戰線與軍事戰線并列，提出文武“兩種軍隊”“兩條戰線”，可見其對文化作用的高度重視。

　　毛澤東對文化的認識并不僅僅停留在文化的工具價值上，他還進一步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1949年9月，在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莊嚴宣告:“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現于世界。”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將文化建設作為國家建設的重要方面，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的共同發展，努力實現和維護人民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二、近代中國遭受嚴重民族災難和深層文化危機，是毛澤東思考文化安全問題的歷史起點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社會性質，如馬克思所說，“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列強的入侵，引發了中國民族存亡的危機。民族危機與封建末期本已存在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相互疊加，形成了近代中國多重危機并存的嚴峻背景。而此時中國傳統文化并不能提供解決危機的有效支撐，從這個意義上講，鴉片戰爭不僅是對中國主權的軍事侵略，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悲劇。伴隨著列強的大炮、商品、傳教士而來的，是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侵略和大肆傳播。在以往，中國文化雖然也曾不斷與其他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而如今，它所面對的已不是基于自然經濟之上的傳統社會，而是建立在現代工業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列強。中國傳統文化已經難以適應和支撐中國社會的發展。因此這個時期的中西文化已經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交流，更多的是伴隨征服與抗爭的激烈沖突。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指出: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是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西方同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中國文明之間的文化對抗”，“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場最廣義的文化沖突”。

　　結果是:中國以犧牲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沉重代價，在被動和屈辱中進入世界體系。由于這一開啟現代歷史的必由之路并不是像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重大進步一樣，是從中國文化的內部生發出來的一種內源性表達和需求，而是在外來文化強迫下進行的，這就使得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是從危及國家和民族安全開始的。文化安全作為生存與發展的國家安全形態第一次在世界近代史的意義上成為中國的國家文化安全。

　　三、國人的民族意識在危難中日漸覺醒，中國先進分子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揭露和對文化殖民主義的批判，是毛澤東思考國家文化安全的社會認識前提

　　(一)國人的民族意識在危難中日漸覺醒

　　列強侵華尤其是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在給中國帶來深重的民族災難的同時，也使國人不得不徹底反思，深刻思考民族的前途和未來。在此過程中，中國國民的民族意識在危難中日漸覺醒。

　　盡管中華民族事實上早已存在，但中國人關于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的自覺意識卻是出現在近代。“因為只有到了近代，中華民族才真正與‘非我族類’的外國人相沖突，才有可能使民族意識從自在走向自覺，才意識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們共同體”。

　　為了使中華民族免遭亡國滅種之災，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仁人志士們紛紛著書立說，在各種報刊上就中華魂、民族魂、國民性、民族精神等展開了廣泛深入的討論，以喚醒國人。當時，在全國興起了一個創辦刊物的熱潮，這些刊物多以宣傳愛國思想、號召救亡圖存為中心內容。中國魂問題，就是當時這些報刊的一個中心論題。1899年12月23日的《清議報》梁啟超的文章《中國魂安在乎》，在近代中國第一次提出了“中國魂”的概念。梁啟超在文章中驚呼:“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大索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吾為此懼。”文章認為:“今日所最要者，則制造中國魂是也。”在《新民說》一文中，梁啟超更深刻地指出，“凡一國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國民獨特之特質，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化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后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故今日“欲抵擋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唯有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于中國，舍新民未由。”1903年9月出版的《游學譯編》第10期發表的一篇文章要求對國民進行“民族主義之教育”，認為“德意志之所以統一，意大利、希臘之所以獨立，菲律賓、圖蘭斯法耳之所以抗戰強敵”，是對其國民進行“民族主義之教育”的結果。《浙江潮》第1、2期連載的《民族主義論》一文，也認為“今日者，民族主義發達之時代也，而中國當其沖，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義提倡于吾中國，則吾中國乃真亡矣”。

　　1912年，孫中山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宣稱:“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他大聲疾呼，“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主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

　　(二)先進分子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揭露和對文化殖民主義的批判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要控制中國的政治經濟命脈，把中國變為其殖民地。對于這一侵略的實質，部分民眾并不能清醒認識，甚至有人認為帝國主義是在幫助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對此，李大釗尖銳指出:“中國今日政治經濟的情形，完全是國際帝國主義侵入的結果，中國全民族應該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國的國際帝國主義，作民族獨立的運動，從列強壓迫之下，把中國救濟出來。”張聞天在《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評任曙君的〈中國經濟研究〉》一文中指出:“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目的，是為了要投資，是為了要推銷商品，是為了要取得原料的供給。要達到這些目的，它必須利用政治的、軍事的與經濟的力量，奪取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經濟命脈與政治權力。在中國，各帝國主義利用政治的與經濟的借款以及中國軍事失敗后的賠款，壟斷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取得了它們的勢力范圍，使各地的地主軍閥，以至資本家，變成了它們手中的工具。”正因為如此，“它不但不能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而且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它不但不消滅鄉村中間的封建式的剝削，而且加重了這種剝削。”

　　帝國主義不僅從軍事和經濟上侵略中國，而且在中國大力發展教會、設立學校，積極開展文化侵略。陳獨秀就此指出:“新舊教在中國都有強大的組織，都挾有國際資本帝國侵略主義的后援，為中國之大隱患。”“教會設種種計劃想壟斷中國教育權”，他們的目的“都是養成奴隸人才，為他們的帝國主義之前驅。”為此，陳獨秀主張破壞帝國主義在華教育權，維護國家主權。他說:“國家要有一定的主權。凡是一國，總要有自己做主的權柄，這就叫做‘主權’。……一國之中，只有主權居于至高極尊的地位，再沒別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當今世界各國，人人都知道保衛國家的，其國必強。人人都不知道保衛國家的，其國必亡。”

　　瞿秋白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的步驟為“一、強辟商場;二、壟斷原料;三、移植資本;四、文化侵略”，強調“不去盡帝國主義的一切勢力，東方民族之文化的發展永無伸張之日。”

　　四、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是毛澤東思考國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內涵

　　(一)批判繼承古今中外一切優秀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

　　在近代中國遭受列強欺凌的過程中，中國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機。民族虛無主義者斷言中國一切皆不如人，全盤否定中華民族文化。針對這種為禍甚大的錯誤思潮，毛澤東反復強調要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指出:“中國的面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中華民族的新文化要“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要有自己的特殊風格，獨樹一幟”。他還進一步從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高度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

　　保持民族文化特質，維護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安全，并不意味著文化上的關門主義。從根本上講，文化安全的關鍵在于文化的先進性。也就是說，不能依靠維護文化的純潔性來保障文化安全，而是必須保障和促進本民族文化沿著先進性的方向創新發展。人類文明的發展史表明，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乃是促進文化發展進步的重要途徑。毛澤東積極支持文化交流，承認“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主張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但他同時強調，在學習外國的過程中“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如果“學了外國的，就對中國的沒有信心，那不好。他還形象地說:“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

　　在發展新中國文化事業的過程中，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雙百方針”，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

　　毛澤東還特別強調確保文化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宗旨落到實處。

　　毛澤東提出的這些關于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方針原則，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理論和政策基礎，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為國家文化安全打下了堅實根基。

　　(二)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始終維護意識形態安全

　　意識形態是“文化的核心和靈魂，決定著文化的性質和方向”，國民的意識形態認同直接關系到政權的鞏固和穩定，是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始終高度關注意識形態問題，積極維護意識形態安全。

　　1.確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新中國人民政權的建立必然要求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但是，社會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的發展不一定完全同步。表現在建國初期的思想文化領域，就是無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以及封建思想殘余同時并存。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制度、對馬克思主義不了解，對新生的人民政權心存疑慮，有的還懷疑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因此，在全社會確立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國家意識形態，就成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維護國家安全的迫切需要。

　　毛澤東明確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

　　克思列寧主義。”在學習、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全國性運動中，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如勞動創造世界、階級和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等得以普及。1951年秋至1952年秋，毛澤東領導發動了一場全國范圍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幫助他們克服帝國主義的、封建的、買辦的思想影響，實現立場和世界觀的初步轉變。“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感到有收獲，通過學習，克服舊思想，接受新思想，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使自己獲得了前進的方向和力量。”這場思想改造運動中也出現了一定的偏差，主要是思想批判中有些做法有些粗糙，有的單位采用群眾斗爭的方法，感情上傷了一些人。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展的一系列批判運動，“在我國的思想文化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對于確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絕對統治地位起了巨大的作用。”如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盡管“在政治上上綱過高，語調也過于尖銳”，但是毛澤東“提出的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重新研究一些歷史人物的任務，和他在這個問題上發表的一些深刻見解，應該說是重要的，對于宣傳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有積極意義的。”這場批判運動促使整個知識界思考如何適應新中國和新社會建設的要求，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等重大問題，增強了知識分子自我思想改造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廣大文化工作者初步懂得了觀察歷史的正確觀點，對他們以后在創作中正確反映歷史和現實的斗爭很有幫助。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和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從哲學、史學、文學、社會政治思想等各個方面，對“五四”以后最有影響的一派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了一番清理和批評，對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起了好的作用。但這幾次批判已經有把學術問題當作政治斗爭并加以尖銳化的傾向，方法和手段也比較簡單，有需要總結和汲取的經驗教訓。

　　2.防御西方“和平演變”。中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已經敏銳地預見到奪取政權后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我們:“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給全黨打了預防針，要求警惕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下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情緒的滋長，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封鎖和思想文化領域里的滲透，毛澤東更加突出地強調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要求全黨保持高度警覺，警惕由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滲透和侵蝕，使“黨和國家的領導蛻化變質，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走上所謂‘和平演變’的道路。”

　　1953年1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國會作證時首次提出了“解放”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突出強調了“和平演變”的戰略。他提出應該使社會主義國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為“自由的人民”，這種“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他對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興奮，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杜勒斯提出“和平演變”戰略后，毛澤東極為重視。1959年11月一次小范圍的會議上，他印發了杜勒斯的幾篇關于“和平演變”的演說，并分析指出:“美國不僅沒有打算放棄實力政策，而且作為實力政策的補充，美國還企圖利用滲透、顛覆的所謂‘和平取勝戰略’擺脫美帝國主義‘陷入無情包圍’的前途。”而且，美國所要演變的蘇聯世界“并不是講的蘇聯一個國家，是社會主義陣營，是(希望)我們內部起變化。”后來他又總結歷史經驗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那些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總是采用“奪權先奪人，奪人先奪心”的策略，從意識形態方面入手，攻擊和否定馬克思主義，丑化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動搖人們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社會主義信念，力圖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

　　因此，在毛澤東看來，防止“和平演變”，實際上就是要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防止黨和政權自身的蛻化變質。其中尤為重要的是要警惕和防止黨的高層產生修正主義，這是使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的重要保證。他指出: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他們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基于這些認識，毛澤東在1957年指出:“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

　　為了贏得這場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的勝利，一方面，毛澤東認為，思想領域里的香花、毒草都要讓它開放出來，“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懼怕批評，“馬克思主義也是在斗爭中發展起來的。”另一方面，毛澤東提出了判斷香花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強調進行“必要的思想斗爭”。他指出:“不加批評，看著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斗爭。”但他同時強調“這種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

　　毛澤東還強調:要使社會主義制度“最后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使其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化界都占“主要的和統治的地位”，各級黨委尤其是第一書記，“應該親自出馬來抓思想問題”，并要特別注意報紙和刊物，“動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論”，以發揮強大的輿論導向作用;必須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齊抓共管，“各個部門都要負責任。共產黨應該管，青年團應該管，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管，學校的校長教師更應該管”，努力形成合力;必須建立一支優秀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工作隊伍，“各省、市、自治區要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己的科學家和技術人才，自己的文學家、藝術家和文藝理論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報刊和刊物的編輯和記者”。他要求意識形態工作者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都應該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自覺改造世界觀，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確保意識形態部門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確保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

　　(三)改革舊教育體制，建立適應人民政權性質和國家建設需要的獨立自主的國民教育體系

　　教育是民族和國家最根本的事業，也是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教育安全直接關系一個國家的文化安全，關系民族的前途命運。

　　舊中國的教育事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產物，從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到教育內容、教育方法都深受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階級的影響和控制，其中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活動。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除了政治、經濟和軍事侵略外，尤其注重文化侵略，主要通過津貼宗教、教育、文化等各項事業，加以侵蝕和控制。二戰后，美蔣簽訂“中美文化協定”并成立美國在華教育基金委員會，在中國各大學校推進英文教學，協助美籍教授來華講學等，來滿足美國對中國文化侵略的欲望。國民黨政府還與美國共同組織所謂“中國農村復興聯合會”，以“開發”中國農村為名，使美國的文化漸入中國農村內地。

　　舊教育的這種狀況，顯然不符合新中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這就必須對舊教育體制進行徹底改革，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為人民群眾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嶄新的教育體系。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做《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時就曾指出:“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和教育，應當采取適當的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新中國成立后，他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又指出:“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在這個問題上，拖延時間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過于性急、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對的。”以這一思想為指導，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了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

　　其一是在接管接辦各類學校的基礎上肅清反動教育制度及其思想。接管了國民黨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各級公立學校，并派遣干部到這些學校幫助工作，使其迅速恢復正常秩序。同時對教職工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幫助他們認識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性質，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對于接受外國津貼的各類學校和教會學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0年頒布《關于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決定》。處理方針如下:“一、政府應計劃并協助人民使現有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和宗教團體實行完全自辦;二、接受美國津貼之文化教育醫療機關，應分別情況或由政府予以接辦改為國家事業，或由私人團體繼續經營改為中國人民完全自辦之事業，其改為中國人民完全自辦而在經費上確有困難者，得由政府予以適當的補助;三、接受美國津貼的救濟機關，應由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全部予以接辦;四、接受美國津貼之中國宗教團體，應使之改變為中國教徒完全自辦的團體，政府對于他們的自立自養自傳運動應予以鼓勵”。次年，教育部根據這個《決定》，開始了回收教育主權的工作。到1951年底，所有接受外國津貼的高等學校都已由人民政府接收。此外，還接收了接受外國津貼的中等學校514所，初等學校1500余所，以及幼兒園、孤兒院、育嬰堂、慈幼院等。全部收回了中國的教育主權。

　　其二是改革教育管理體系，加強集中統一領導。把舊中國極端分散、領導關系不清、各行其是的教育管理體制進行了徹底改革，把各級各類教育納入國家事業，在國家的統一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義務教育、工農業余教育，培養各種不同規格的人才，使教育和經濟、社會得以協調發展。

　　其三是改革課程。學校授課的內容，牽涉到教育的方向。人民政府對課程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中小學主要是精簡課程，對高等學校則是制定并實施新的課程。1950年8月，教育部發布高等學校院系課程草案，規定了文、法、理、工各院都設有公共必修課、本系必修課、分組必修課和選修課程。1952年10月，教育部發出《關于全國高等學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課程的指示》，規定了各高等院校應設立的政治課程:綜合性大學及財經、藝術院校自1952年起，依一、二、三年級次序分別開設“新民主主義論”、“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論”;工、農、醫等專門學校，依一、二年級次序分別開設“新民主主義論”、“政治經濟學”;各類高等院校和專修科準備自1953年起開設“馬列主義基礎”課程。人民政府還要求在各高等學校試行政治工作制度，設立政治輔導處，加強思想政治工作。

　　通過對舊教育體制的徹底改造，初步建立起了一個比較適合新中國人民政權性質和國家建

　　設需要的獨立完整的國民教育體系，保障了教育主權，促進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四)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優秀接班人，確保思想文化部門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

　　文化是由人創造、傳承并影響和作用于人的，文化是否安全，最終要落實到人上。維護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安全，必須努力培養造就一大批優秀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確保思想文化部門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毛澤東告誡指出:帝國主義的預言家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他說: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后繼有人的問題，是我們的子孫后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在毛澤東看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必須具備五個條件:第一，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第二，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第三，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第四，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第五，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至于接班人培養的途徑，毛澤東在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同時更加強調實踐鍛煉，認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為此，他鼓勵青年到工農群眾中去接受教育，參加勞動鍛煉;并要求老一輩革命者以親身經歷教育青年，幫助他們辨清思想，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

　　五、結語

　　由上可知，盡管毛澤東沒有明確提出“文化安全”命題，但卻對文化安全有著大量的思考和實踐，尤其是在意識形態安全方面，防止修正主義、抵御“和平演變”的思想至今仍然警醒著后人。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發生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事實證明了他的相關思想的正確性和前瞻性。

　　當然我們也不必諱言，毛澤東對文化安全的思考和探索中也存在失誤，比如他曾錯誤地把黨內不同意見當成修正主義批判;在處理思想文化領域的不同觀點和論爭的過程中也有過把學術文化問題當作政治斗爭加以尖銳化的錯誤傾向。

　　準確地講，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現實社會階級斗爭在思想領域的反映，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敵我性質的階級斗爭。尤其是在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的情況下，意識形態領域的矛盾絕大部分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屬于人們的思想認識問題，應該通過積極的思想斗爭的方法予以解決。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毛主席對這種斗爭估計過高，把各種性質不同的問題都歸結為階級斗爭，都用階級斗爭的辦法來解決”，必然會導致嚴重錯誤。

　　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誤的教訓，毛澤東對國家文化安全的思考和探索都是我們今天十分寶貴的財富。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最核心的仍然是要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文化與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關系，科學地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這些都可以從毛澤東的思想寶庫中獲取重要的啟示和指導。

　　主要參考資料：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版。

　　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 《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版

　　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年版。

　　《龔育之論中共黨史》，上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胡繩: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36 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版。

　　郭德宏、李玲玉: 《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評》修訂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 年版。

　　夏杏珍: 《六十年國事紀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辛文: 《新元初始: 1950 年的中國》，中國工人出版社，1999 年版。

　　費正清: 《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年版。

　　胡惠林: 《中國國家文化安全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宋志明、吳潛濤: 《中華民族精神論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

　　張枬、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 卷 ，三聯書店，1960 年版。

　　沈壯海: 《關注文化安全新課題》，《中國教育報》，2004 年2 月10 日第3 版。

　　《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人民日報》，1964 年7 月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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