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劉少奇給法共原總書記莫里斯·多列士的夫人贈送了一套東北書店版《毛澤東選集》。他在隨書信函中寫道：“送給你這本毛澤東同志的選集。這是非賣品，是以前地方黨委為黨內干部閱讀而印刷的。現在中共中央正準備出版另一種毛澤東選集，內容比這要多，但毛(澤東)同志要自己校閱一遍，所以現在還不能出版。又，這本選集已在莫斯科譯成俄文，亦因毛同志尚未校閱，故亦尚未付印，大概還須要幾個月或半年時間，毛同志才能校閱完畢，那時，中文及俄文的毛澤東選集即可出版，并可在市場出賣。我送你這本選集，只是作為你及法共中央同志研究中國問題之用。特此附注。”

　　劉少奇給外國友人贈送《毛澤東選集》，僅僅是毛澤東著作對外傳播的冰山一角。近90年來，毛澤東著作的國際傳播大致經歷了萌芽、發展、高潮、緩和不同階段，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毛澤東著作海外傳播的歷程延續至今，生動反映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成果為世界所廣泛接受、認同的歷史脈動。

　　《紅星照耀中國》風靡西方

　　早在1927年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已用俄文發表了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一文。同年6月，《共產國際》(英文版)在轉發該文時，加了如下編者按：“在迄今為止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出版物中，這篇報告最清晰。”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的布哈林稱贊這篇報告“寫得極為出色，很有意思”，“字字精煉，耐人尋味”。《共產國際》此后陸續刊發了毛澤東《我們的經濟政策》等文章，并在報道中稱毛澤東為“中國勞苦大眾的領導者”。1934年，共產國際翻譯出版了第一本俄語版“毛澤東文集”，書名題為《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內容包括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及其他若干文章。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與季米特洛夫等人并稱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杰出的領導人。《真理報》等隨之相繼發表有關毛澤東的專文，稱他為中國人民的領袖，具有“鋼鐵般的意志，布爾什維克的頑強，令人吃驚的大無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統帥和國務活動家的天才”。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36年深入陜甘寧邊區，采訪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其系列報道后結集為《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一書出版，一時洛陽紙貴，在倫敦出版的前幾周即連續再版七次，銷售10萬冊以上。該書還首次向西方披露了毛澤東著名的詩作《長征》，斯諾所攝毛澤東頭戴紅五星八角軍帽的側臉半身像堪稱經典，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的真實面貌，由此得以更全面、生動地展現在世人面前。《紅星照耀中國》第四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后被摘編為《毛澤東自傳》一書。1939年11月，蘇聯國家政治讀物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傳》，其主要內容即取材自斯諾所著《毛澤東自傳》，只是未署作者名，僅聲稱“以一位美國記者和毛澤東的談話內容為基礎”，同時配上了前言和附錄，附錄中收載有《毛澤東答新華日報記者問》等文。該書還印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話，按慣例，這是一種特殊標志和榮譽，通常只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傳記和著作上使用。

　　除國外主動翻譯介紹之外，中國共產黨向來也重視對外傳播毛澤東著作。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已著手組織翻譯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著作，由周恩來領導、王炳南具體負責。翻譯家許孟雄等人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著作譯成英文出版，在國內外產生了一定影響。1945年，董必武以中共代表身份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在董必武主持下，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建立，他交給已加入美國共產黨的徐永煐一批毛澤東著作，讓美共中國局組織翻譯審訂。重慶談判期間，延安印出的第一本外文書——英文版《論聯合政府》，被散發到媒體記者等中外人士手中。受當時物質條件等限制，該書為手工檢字、半透明的粉連紙印刷。

　　《毛澤東選集》英文版風波

　　新中國成立后，有組織的大規模對外出版發行毛澤東著作條件相對成熟。1949年12月，中國國際書店(即今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組建，明確提出中國要輸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勝利的經驗介紹到外國去，特別要介紹給東西方被壓迫民族。不久，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改組為外文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著作單行本，第一本為《論人民民主專政》，包括英、法、德、印度尼西亞、阿拉伯文不同語種版。英、俄文版《實踐論》，英文版《矛盾論》隨之出版。這三本書先后再版了13次，印數近百萬冊。

　　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選集》編輯出版工作緊鑼密鼓進行。一方面，斯大林特派蘇聯理論家尤金前往中國協助《毛澤東選集》俄文翻譯審稿相關事宜，另一方面，毛澤東俄文翻譯師哲(后任中共中央編譯局第一任局長)被委任與蘇聯駐華使館翻譯費德林等合作，著手翻譯毛澤東著作。《矛盾論》《實踐論》等俄文譯稿先后定稿，斯大林閱后特別批示：在蘇共中央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雜志上發表。1952年、1953年，莫斯科外文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選集》一至三卷，俄譯本改為四冊發行。

　　與此同時，中宣部《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承擔著一至三卷的英譯工作，英譯委員會由徐永烘等負責，參與者如金岳霖、王佐良、章漢夫等，均是一時之選，許多翻譯家在不同時期參與了不同卷次的工作。英譯過程中，錢鐘書曾指出《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一文原稿孫悟空鉆進牛魔王的腹中的表述有誤，應為鐵扇公主的腹中，從而修訂了原稿中的筆誤。另有一次，金岳霖為《毛澤東選集》中“吃一塹，長一智”這一習語的翻譯糾結，于是向錢鐘書咨詢，后者脫口而出：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一時也傳為佳話。

　　《毛澤東選集》一至三卷翻譯工作歷時三年，于1953年與中文版編輯工作同步完成。外文出版社為此起草了《對于(毛澤東選集)英語本出版的初步意見》上報中宣部。當年5月，中國國際書店與英國共產黨領導的勞倫斯出版公司雙方代表簽署協議，由勞倫斯出版社出版《毛澤東選集》英文版，所有權三年，合同有效期滿后仍歸中方，英方交付中方的版權稅，按銷售冊數的每本零售價10%計算。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本委托翻譯出版的書籍。參照俄文內容版式，英文版《毛澤東選集》一至三卷同樣分為4冊出版。

　　1954年三四月間，英共總書記波立特連續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擬將《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的第一節、第二節刪去，其理由是這些內容主張采取武裝革命，不符合英共“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的綱領，英國的法律禁止一切公開出版物出現推翻政府的言論，如不刪除上述原文，也可能不利于在美國等地出版發行。中共中宣部相關負責人請示劉少奇后，起草了復函，認可波立特的意見。但這一回函受到毛澤東批評，“陸定一同志：中宣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同意英國黨的錯誤提議——應當注意”。毛澤東還指出波立特“提問不妥”，我方同意對方意見“回答不妥”，并“退王稼祥同志照辦”。由王稼祥任部長的中央對外聯絡部隨即重新替中央起草了復信，明確表示不能把《戰爭和戰略問題》頭兩節刪去，“因為毛澤東同志在該文件中所說到的原則，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并不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澤東選集》已經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國文版，都沒有作什么修改。至于《毛澤東選集》英譯本在美國出版發行的困難問題，可以采取下列辦法解決：出版能在美國發行的選集，某些文章或演說如被美國反動法律禁止出版時，可不包括在選集內，但是《毛澤東選集》美國版的目錄事先應當征得作者的同意”。這封復信經毛澤東審閱后于8月23日發出。

　　出人意料的是，英共方面在未經過中方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刪除了《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的第一節、第二節內容后出版了第一版英譯本《毛澤東選集》，起印1.2萬冊。事后，雖經中方抗議、要求恢復被刪除的內容，對方并未采取切實行動。及至合同期滿，中方不再授權勞倫斯出版公司翻譯第二版《毛澤東選集》英譯本。

　　1960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文版出版。《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書稿都經毛澤東親自選定篇目、修訂內容或審定注解，其權威性不言而喻。周恩來曾指示，要集中力量把英、法、西、俄、日等5種外文版出好。其出版、印刷和發行，由外文出版社和中國國際書店分別進行。1962年，《關于改進外文書刊對外發行工作的報告》進一步把毛澤東著作的出版發行確定為基本政策：通過發行書刊向全世界宣傳毛澤東思想，出口總方針是配合國際革命運動的發展，經常地、系統地、千方百計地而又穩步地向全世界特別是亞非拉地區發行我國書刊，首先是外文書刊，以毛澤東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書刊為主。此后十多年，毛澤東著作在外文出版物中所占比例長期過半。“文革”期間，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訪華，向來賓贈送的國禮主要便是英文版精裝《毛澤東選集》一套。

　　“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傳遍全球

　　20世紀60年代初，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他鼓吹“天才論”、“巔峰論”等言論來稱頌毛澤東及其著作，宣稱“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為配合宣傳“個人崇拜”等需要，受林彪指示，《解放軍報》率先在報眼位置選登“毛主席語錄”。按照林彪的要求，對于毛澤東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學習毛澤東思想，一定要立竿見影，就是要用毛澤東思想之“矢”，來射部隊實際之“的”。

　　1964年5月，《解放軍報》編輯部將該報刊載過的毛澤東語錄結集，加以補充編排，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名義選編出版了《毛主席語錄》，林彪專門為圖書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該版本最初雖在軍隊內部發行，卻迅速掀起“語錄”熱潮。一年后，修訂后的《毛主席語錄》公開發行第二版，因大多采用大紅色塑料封皮，“紅寶書”之名不脛而走。“手不離語錄，口不離語錄”成為社會風潮。

　　毛澤東本人對《毛主席語錄》的出版曾表示歡迎。1965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蚌埠同安徽省委同志談話時，找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語錄》給大家看，說，這個本子不錯。這本書共有23章，夠了，比孔夫子的著作還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還沒有這個本子這么多。馬恩列斯文章太長，我主張寫短文章。當安徽的同志表示群眾很歡迎這本書，最好一個生產隊發一本時，毛澤東說，好嘛，向中央辦公廳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提。

　　《毛主席語錄》此后不斷推出新修訂的版本。“文革”時期，印制《毛主席語錄》等領袖著作成為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其外文版同時向海外發行。1966年10月，經中宣部批準，以第三版《毛主席語錄》為藍本，外文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俄文版《毛主席語錄》，這是第一個外文版的《毛主席語錄》。據不完全統計，至1967年5月，僅8個月時間，中國國際書店已向世界117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了俄、英、日等14種文字的《毛主席語錄》。有數據顯示，截至“文革”結束，總政版《毛主席語錄》共出版漢文版4種，少數民族文字版8種，盲文版1種，外文版(37種文字)以及若干漢英對照版，總印數達10.55多億冊。為此，《毛主席語錄》有“東方《圣經》”之稱。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發出《關于停止發行(毛主席語錄)的通知》，其中寫道：“林彪為撈取政治資本而搞的《毛主席語錄》本，斷章取義，割裂毛澤東思想，自發行以來，危害很大，流毒甚廣。為了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自即日起，新華書店、國際書店現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語錄》本一律停止發行。”

　　時代政治的晴雨表

　　除《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外，《毛澤東詩詞》《毛澤東軍事文選》《毛澤東著作選讀》以及各種單行本在毛澤東著作對外傳播中同樣占有相當比重。如1976年，為迎接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再度訪華，外文出版社特別趕制了《毛澤東詩詞》精裝豪華本以備相贈，該版本外加織錦函套，/E文為中英文對照。據統計，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20多年間，中國國際書店向世界各地發行外文版毛澤東著作達300C多萬冊，這是中國圖書對外發行史上發行量最大、發行地區最廣的圖書系列。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毛澤東著作為代表的各種時政類外文版圖書一直呈下降趨勢，1981年至1988年，這類圖書的發行量幾乎為零。

　　不難看出，毛澤東著作海外發行量的消長，與國內局勢變化密切相關，可謂時代政治的晴雨表。如“文革”期間，不少紅衛兵組織搜集了毛澤東早年發表于報刊的文章，與毛澤東的內部講話、文稿、批示、批語等一道，編印成《毛澤東思想萬歲》等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論著集(俗稱“萬歲本”)。“萬歲本”不少篇目未曾刊于《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著作選讀》《毛主席語錄》等公開出版物，問世后往往風靡一時，爭相翻印。由于“萬歲本”為非正式出版物，許多內容還涉及毛澤東內部講話等，存在泄密隱患，出版不久便受到了查禁。但“萬歲本”頗受海外學者、科研機構青睞，他們通過各種渠道搜集相關文本，以致成為海外編著毛澤東作品集的主要取材來源之一：日本學者竹內實主編的《毛澤東集》《毛澤東集·補卷》，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出版的《毛澤東全集》(英文版)，均是其中代表性作品。

　　此外，國際政治變遷的大背景也影響著毛澤東著作的傳播效果。各國民族解放獨立運動或社會變革勃發之時，毛澤東著作往往熱銷，以毛澤東著作為主的對外思想傳播滿足了各國人民的實際斗爭和精神需求，諸多世界名流、政要還成了“毛主義”的“國際粉絲”。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曼德拉早年因領導反種族隔離運動被當局定罪入獄，在獄中，他研讀過《毛澤東選集》，不時比較南非及非洲大陸的民族解放和中國蓬勃發展的革命運動;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已故領導人阿拉法特曾自稱是不怕帝國主義的巴勒斯坦的“愚公”;委內瑞拉已故總統查韋斯多次公開表示一生都崇拜毛澤東，牢記“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卡斯特羅、格瓦拉早年從毛澤東著作中受到啟發，在古巴建立了革命根據地，最終贏得了古巴獨立;日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也曾坦言其文學作品中的烏托邦想象，源自于毛澤東的根據地革命……

　　“文革”結束后，“革命理想”和英雄主義狂熱開始回歸理性。隨著“鄧小平時代”的到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潮逐步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所取代，在出版領域，中國國際書店等對外傳播機構也調整政策，從“政治宣傳、推動世界革命”向“以銷售為主，一般實行薄利多銷”，文化政治轉變為文化產業。然而，毛澤東著作的海外傳播，可謂中國近代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對外思想傳播。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西學東漸”以來，中國人的思想在沉寂上百年之后重新回到世界舞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成果在全球產生了廣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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