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1995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聯合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了書面報告《關于〈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根據報告披露：《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起草的。

　　( 《<毛澤東選集>真相》：http://www.kaixin001.com/repaste/40247610_877418716.html#0.6701828441863147  )

　　事實：《毛澤東選集》4卷，是由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編輯的，它收入了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著作。

　　1951年2月28日到4月27日，毛澤東在石家莊市西郊落成時間不長的保育院(今河北省白樓賓館的前身)選編了新中國第一部《毛選》。其中一至三卷的編輯工作，是1951年3月至4月在石家莊西郊的一所保育院里完成的。第四卷則于1960年2月至3月在廣州完成正文審定。當年5月24日至6月2日，毛澤東又審讀了第四卷的全部題解和注釋。在石家莊，毛澤東對《毛選》的選編工作主要是選稿編目、修改文章、撰寫題解注釋，此外還參加了一些校對工作。

　　對《毛選》要收入的文章，毛澤東對每篇文稿都詳審細閱，反復斟酌。僅以《矛盾論》這篇文章為例，1951年3月8日，毛澤東在給陳伯達、田家英的信中寫道：“《矛盾論》作了一次修改，請即重排清樣兩份，一份交伯達看，一份送我再看。論形式邏輯的后面幾段，詞意不暢，還須修改。其他有些部分還須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覺得以不加入此次選集為宜，因為太像哲學教科書，放入選集將妨礙《實踐論》這篇論文的效力，不知你們感覺如何?此點待將來再決定。“你們暫時不要來，待《矛盾論》清樣再看過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來，時間大約在月半。”

　　3月15日，毛澤東致信田家英：“《矛盾論》的原稿請即送來。”在反復修改后，他對原來第二章的“形式倫理的同一律與辯證法的矛盾律”這一部分仍不滿意，遂整章刪去。《矛盾論》的修改，前后刪掉約7000字，增加了約6000字。《矛盾論》原來已列入《毛選》一卷的選稿目錄中，但毛澤東仍感到不滿意，于是又從已入選的文稿中抽了出來，沒有收入《毛選》第一卷。后又經修改補充才收入到《毛選》第二卷中。以后，《毛選》第一卷再版時，才按時間順序將它移入第一卷。在選編工作中，毛澤東對每篇文章總是對照原稿反復修改、補充，然后付印，校閱，再修改。《實踐論》一文，已修改了多遍，但他仍在清樣上批道：“此件改正后，連同原稿，再送我看。”在《矛盾論》的清樣上，他批道：“照此改正，連同已經改正的清樣一起送來再看，第一次原稿也請送來。”

　　4月1日，毛澤東致信田家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矛盾論》，請不要送去翻譯，校對后再送我看。”16日，他又在信中對田家英交代：“以上這些(指9篇已修改過的文章)及昨付第二次看過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譯———唯其中的一篇，即《井岡山的斗爭》，請送來再看一次。”在對文章內容進行修改的同時，毛澤東對文章的題目也都重新選擬或進行了修改。如在第一卷中，將原題《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改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原題《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改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毛澤東對文章的題解和注釋也進行了逐條審改。僅在《毛選》第一卷的題解中，他就撰寫和修改了10條。在249條注釋中，撰寫和修改了120條以上。第一卷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題解及《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中關于“管公堂”和“收學租”的注釋都是毛澤東寫的。此外，他對注釋的內容和前后排列順序都提出了要求。

　　同時，毛澤東還做了一些校對工作。1951年3月15日，他在給田家英的信中寫道：“凡校對，都須將原稿連同清樣一起送來。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請送來。”毛澤東往往對照原稿和清樣逐字逐句進行校閱，如在校對《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一文時，他發現有兩個鉛字磨損，字體比其他字瘦小，就在一旁批道：“換一個鉛字。”文中有一處字號不符，幾乎看不出來，他也畫了出來，在一旁批道：“改老五號。”在校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時，有三處字排得不好，毛澤東看到后即在此批道，“排攏”、“排齊”，還畫出校對符號。不僅如此，校對中發現數字有疑也打上問號要求重新核實。在審閱一篇文章原稿時，他看到文中提到：“國民黨去年十一月初至今年一月底不足三個月中喪失約105萬人，包括國民黨正規軍105個整師。”他遂進行核查，并將“十一月”改為十月，將“三個月”改為四個月。在“105萬”與“105個整師”處各畫上問號，后經秘書核查，數字確實有誤，“105萬”應為154萬，“105個整師”應為144個整師。

　　毛澤東對收入《毛選》的文章要求很嚴，許多原來認為不太滿意的文稿，雖幾經修改，反復審閱，但最后還是未能入選。在審定過的文稿中有30多篇批上了“此件不用”、“此件不收”、“不用不收”等字樣。例如《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農工展覽會講演詞》最初曾考慮選入第三卷，他曾將標題改為《反對吃摩擦飯》，并定了題解，最后仍覺不滿意，還是未能入選。

　　經毛澤東修改過的《毛選》和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毛選》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毛澤東將原文中的“與”字都改為“和”字。《毛選》第一卷中收錄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的第一個小標題“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原稿在“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之間用的是“與”字，他在校閱時把小標題中的“與”字改為“和”字。這樣改，既避免產生歧義，又使文章更容易為工農干部，特別是普通群眾所看懂。

　　1951年10月，在出版總署召開的《毛選》第一卷出版慶祝會上，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講道：“1949年5月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開始接受了《毛澤東選集》的一部分稿子發排，到現在差不多兩年半，才開始出了第一卷。這一段時間很久，是因為毛主席對自己的著作采取了那樣慎重的態度，親自幾次校閱修改。”出版總署副署長葉圣陶則在《毛選》第一卷出版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選集凡四卷，今出版為第一卷。各篇取舍，經毛氏審慎考慮，存錄者復親加修訂校閱，多者六七遍，少者亦兩遍。”由此可見《毛選》的編輯質量之精，要求之高。

　　(《毛澤東選集》出版往事：《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20期，摘自2012年第7期《黨史博覽》)

　　事實：《毛澤東選集》編輯的依據版本豐富多樣。

　　查閱中央文獻研究室保存的1925年至1949年有關毛澤東檔案，及毛選一至四卷編輯過程稿，并根據有關線索查閱了《中國農民》、《兩條路線》，《紅色中華》、《解放日報》、《新華日報》、《人民日報》等公開出版的報紙雜志。根據查檔結果，大致可以將毛選一至四卷收錄文章所依據的版本情況分為四個大類：

　　第一類為依據毛澤東手稿或毛澤東所作的修改件形成;

　　第二類為依據會議講話記錄稿、談話記錄稿，或有明確署名的抄件、油印件、鉛印件等形成;

　　第三類為依據在公開刊物上發表的署名文章形成;

　　第四類為雖然沒有明確署名，但有旁證是毛澤東撰寫的抄件、油印件或公開發表件，如新華社援引毛澤東某月某日談話，等等。

　　根據查閱的情況，可以看出毛選一至四卷的許多文章有很豐富的版本來源，有時候同一篇文章存在多種版本來源。當然，上述四類版本依據在判明文章著作權方面的重要性是有所區別的，其中第一類最高，第四類最低。總體上看，以手稿或修改件為依據版本的文章占比，隨著卷數的增加而增加，到第四卷已達到80%。

　　為什么不是所有的文章都有手稿、都能夠依據手稿來進行編輯?原因是：

　　第一，毛選一至四卷寫作時間跨度近24個年頭，艱苦的斗爭歲月、久遠的時間跨度，給手稿的保存帶來諸多困難。在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曾多次瀕臨生死存亡的邊緣，進行過數次大的戰略轉移，如長征、撤離延安、轉戰陜北等。在進行戰略轉移前，中央為防止有關機密落入敵手，根據相關要求，曾進行過大規模的文件銷毀工作。在文件銷毀的過程中，毛澤東一些手稿存在散失的可能。

　　第二，毛澤東身為黨和軍隊的領導人，黨務軍務繁忙，因此，在起草電報或寫作文章時，往往采用行書或草書。為了防止文章發表或電報拍發時出現因辨字不準造成的錯誤，毛澤東往往要求工作人員根據手稿抄正后再送閱或發送，以減少不必要的錯誤。在查閱檔案的過程中，我們就經常發現在一些手稿、修改件、手抄件上，毛澤東批閱這樣的文字：“請抄正后再閱”;“抄正一份，再送我一閱”。有些文章則是先寫出初稿，抄正后修改，修改后又抄正，反復多次，直到他滿意為止。他的這種認真態度，就可能造成現存檔案中僅僅只保留有抄件(最終稿)，而手稿(初稿)反而遺失的情況。

　　第三，毛澤東的許多文稿，當年都是用毛筆書寫，占了很多頁碼，戰略轉移的時候，為了攜帶方便，就讓工作人員用鉛筆或鋼筆抄寫在一張紙上，結果也造成只有抄寫稿，沒有手稿的情況。

　　第四，許多電報發出以后，原稿當即銷毀，不再保存，這樣又造成只有接收稿、沒有原稿即手稿的情況。

　　第五，在國民黨長期白色恐怖統治下，為保密起見，中共中央下發的一些機密文件，有時會要求收件人收到信件“閱后即焚”。因此，毛澤東手稿就有可能在轉送、轉抄的過程中遺失、銷毀。這種情況在檔案材料中都有清晰的反映。如《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1947年9月1日)一文修改件上，就有毛澤東如下批示：“內部文件，不得遺失”，“閱后焚毀”。

　　手稿保存不易，在戰爭年代是不難想象的。即便處于和平時期，我們要保存自己全部文章的手稿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此，期望毛選一至四卷中所有文章都依據手稿進行編輯整理，無疑是一種苛求。

　　事實：曾親自參與為《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老中央檔案館研究館員齊得平，他介紹了從提供文稿檔案到校對、鑒別、核實、考訂等過程，更加足以說明《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是十分認真、事實求是的。

　　以下附老中央檔案館研究館員齊得平撰寫其參與編輯《毛選》四卷的具體情況：

　　“一、我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情況

　　1959年10月中央檔案館新館成立。這年12月，中央檔案館副館長裴桐到中南海開會，領受了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任務(此前《毛選》一、二、三卷已經公開出版)。我當時負責保管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的檔案，他要我將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1日前毛澤東的文電、講話、報告做出一個目錄，交給保管部主任吳善昌看過審定，然后上報《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辦公室。

　　1960年元旦一過，裴桐、吳善昌便召集中共中央檔案保管部全體人員開會，動員、布置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工作。當時毛澤東同志起草的文電手稿分散在中央檔案各卷宗中，需要逐卷翻閱查找。因要求急，任務重，時間緊，保管部30多人，大部分都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大家把為編《毛澤東選集》提供文稿檔案當作頭等政治任務，參加這一工作的同志加班加點，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查閱三千多卷檔案，從數萬件文電中，將這一時期毛澤東同志起草的幾千件文稿查出。此后，又由我負責把這些文稿編制目錄，交付打印成冊(其中本館打印了兩年的目錄，另請中辦機要室、機要局各幫助打印了一年的目錄)，同時將毛澤東的這些手稿一一調出來，提供給裴桐和吳善昌逐件閱覽，遴選出他們認為可以考慮選用的文稿，陸續報送《毛選》編委會辦公室。裴桐、吳善昌最后推薦上報的文稿共約一百余件。這些文稿，后來有幾十件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其中《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關于重慶談判》(1945年10月13日)等幾篇文章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講話記錄整理出來的文稿，其余絕大多數是毛澤東同志的手稿。

　　除了查閱館藏檔案之外，還需要在社會上廣泛征集。1960年1月，經《毛澤東選集》編委會和中共中央辦公廳批準，成立了中央辦公廳征集小組。曾三任組長，葉子龍、裴桐任副組長。以中央檔案館征集科和中辦機要室三科為主，共抽調五人組成中辦征集小組辦公室，立即著手工作。征集工作首先在中直機關、國家各部委、北京市有關各單位和中央軍委及各總部開展起來。在各有關部門的配合下，不到一個月就征集到毛澤東手稿原件165份。給我印象深刻的是，這165份文稿主要來自胡喬木處，和新華社負責人范長江處。其中有幾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

　　毛主席還親自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文稿的選稿工作。如《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五篇文章，就是他自己從新華書店出版的《駁艾奇遜》一書中選定的。毛澤東同志寫的這幾篇文章的手稿和《駁艾奇遜》這本小冊子，都收藏在中央檔案館保管的毛澤東文稿中。

　　二、我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校對、鑒別、核實和考訂等工作

　　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期間，我參與了一些文稿的校對、鑒別、核實、考訂等工作，深深感到編輯《毛澤東選集》是一項極其嚴肅認真的事情。

　　我參加的校對工作，主要是用檔案原稿逐件核對《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印文。當時，參加《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工作的逄先知同志帶著《毛選》第四卷書稿的印文，來到中央檔案館，在館部領導安排下，我將原稿調出，用毛澤東同志文稿原稿，逐字逐句進行核對。核對的地點就在我的辦公室，工作程序是我讀原稿，他看印文，確保準確無誤。

　　我參加的鑒別工作，主要是鑒定有些一時沒有見到原始稿的文章是否是由毛澤東同志起草的。比如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關于老區半老區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的指示》一文，當時《毛選》編委會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打電話問我：檔案館有沒有毛主席起草的這個指示的原始手稿?因為他看見的是毛澤東同志在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查看了檔案原始稿，發現是周恩來同志起草的，毛澤東同志作了修改，修改后由秘書謄清，毛澤東同志在謄清稿上又作了修改。《毛選》編委會辦公室看到的就是在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把核查的情況向編委會辦公室作了匯報，說：這個指示是由周恩來同志起草、經毛主席修改的，原始稿就收藏在中央檔案館。后來這篇文章就沒有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980年，該文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選集》上卷。

　　我參加的核實工作，主要是核實毛澤東同志手稿中涉及的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具體數字。比如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的指示》中，詳細列舉了敵軍的數字。編委會辦公室為核實《指示》中的這些具體數字，四處查找材料。在軍事科學院找不到，在中央檔案中也沒有找到，十分著急。我也急編委會所急，經過反復查找，終于在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交來的周恩來檔案中，找到了周恩來當年親筆寫下的關于敵軍數字的統計材料，印證了上述指示中的數字，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我參加的考訂工作，主要是考證毛澤東同志手稿中的一些具體文字和寫作日期。如為查實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關于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的寫成月份。當時，編委會辦公室的一位同志打電話問我：“《指示》中說的有些事是八月十六日以后的，《指示》末尾寫的是‘八月十六日’，這是怎么回事?”接電后，我查閱了中央檔案中保存的《指示》原稿，發現原稿文尾寫的確實是“八月十六日”，但從字跡上看，“八月”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為了查清這個問題，我又查閱了發文的編號，發現編號是9月的，證明這個重要指示發文時間應該是“九月十六日”，而不是“八月十六日”。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編輯出版的《軍事文集》(第二集)中錯印成“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糾正了這一錯誤。

　　以上幾例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等服務工作中的幾件小事，還遠算不上是《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這些情況，足以說明《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是十分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

　　( 據《老中央檔案館研究館員：《<毛選>真相》是捏造的謠言!》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2/02/282867.html  )

　　事實：關于毛選一至四卷中幾篇重要文章的考訂。選一至四卷收錄的文章有159篇之多。限于篇幅，只能抽取相對較為重要、具有一定代表性甚至是有爭議性的文章進行舉例，加以說明。

　　(一)關于《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是毛澤東為1928年10月4日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的一部分，原題為《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收錄《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進行了文字上的修改，并改題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

　　50天后，即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為紅四軍前委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在交通不便的戰爭環境下，為了能將這篇報告送達中央，當時一共抄寄了3份，一份由中共湖南省委轉中央，一份由中共湖南省委轉江西省委再轉中央，一份由吉安縣委交江西省委轉中央。即便如此，1929年3月，中央仍未收到該文。4月5日，紅四軍再次向中央報告時，又將此份報告附上。1951年編輯毛選第一卷時，所依據的就是湖南省委轉交中央的那個報告。該報告上款為“湖南省委請轉中央”。毛澤東親自將這一報告的題目改為《井岡山的斗爭》。1991年毛選再版時，又根據江西省委轉中央的版本進行了個別文字上的校訂。

　　毛澤東在這兩篇文獻中，系統地闡述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它們寫作時間相差50天，所處的歷史背景，所面臨的情況，所要解決的問題大致相同，因此有著很強的關聯性。《井岡山的斗爭》因寫于《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后，所以在吸取其精華的基礎上，得以在思想上、理論上更加系統化和明確化。

　　這兩篇文章之所以是毛澤東的作品，一是因為其中闡述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毛澤東自上井岡山以來一直在探索、闡發和宣傳的，在當時和后來都廣為人知。

　　二是有旁證。當初毛澤東在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在場的人很多，不少人都在回憶文章中證明了這件事情。關于《井岡山的斗爭》，也是如此。例如，當年參加過井岡山的斗爭、長征期間曾任紅一方面軍后勤部部長的楊至成就回憶說：凡是重要報告和文件，毛澤東都是親自撰寫，如《井岡山的斗爭》就是在1928年11月25日寫的。(參見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第14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頁。)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面推斷這兩篇文獻的作者是毛澤東。就是在1943年編的《兩條路線》上，可以查到《井岡山的斗爭》一文，原題為《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署名為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兩條路線》是1943年由中央書記處編輯的文獻集，文獻集中所收錄的文章是經過嚴格考證的，也是為全黨所公認的。這就從側面證實了《井岡山的斗爭》的作者是毛澤東。根據《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內容上的關聯性，我們可以推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作者也是毛澤東。

　　(二)關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澤東1930年1月5日寫給林彪的一封信，是對林彪1929年12月底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如何估計的來信的答復。毛澤東在復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悲觀思想，發展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并將其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聯系起來，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這篇文章也沒有手稿，我們是在《兩條路線》文獻集上查到了這篇文章，原題為《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署名毛澤東。還查到油印件一份，上面有一印刷前言，寫道：茲將“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印發各地，希各戰略區負責同志研究學習，并妥為保存不得遺失。

　　編入毛選時，毛澤東刪去了信中批評林彪的文字，并將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因是1948年2月12日，林彪給中宣部寫了一封電報，說：“這封信是1929年舊歷年毛主席寫給我的，現在當著刊行的時候，使我聯想起這件事來。這封信的內容是有很大的宣傳教育意義的，因此我同意在黨內黨外公布這封信。但為著不致在群眾中引起誤會起見，我認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就好些。”毛澤東尊重了林彪的意見。從林彪的信中不難看出，這篇文章確系毛澤東撰寫。

　　(三)關于《新民主主義論》

　　《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1940年1月9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講演。隨后，毛澤東作了修改，20日在《新中華報》上節錄發表，題為《毛澤東同志講演——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2月15日，文章全文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20日，《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載了全文，毛澤東將文章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不是突然產生的，而是經過長時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來的。用他后來的話說：“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頁。)

　　毛澤東最早提出新民主主義這個科學概念，是在1939年12月寫成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區別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并且明確規定：“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頁。)那么，如何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呢?他在1939年10月4日寫成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給予了明確回答。文章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05—606頁。)

　　既然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那么這個國家是怎樣的呢?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綱領，為新國家描繪出一幅完整的宏偉藍圖。文章指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進行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才是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想要“畢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這兩個階段又必須相互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文章還系統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至此，在1939年和1940年之交，毛澤東接連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在中國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體內容，把中國共產黨所要建立的新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勾畫出一個清晰而完整的輪廓。這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是一次飛躍，是一件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在檔案資料中，我們查到了上述幾篇文章的版本依據。其中《〈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公開發表在《共產黨人》創刊號(1939年10月20日)上，署名為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存有修改件，上有毛澤東修改痕跡。另外，我們還查到了毛澤東寫完《新民主主義論》后，給吳玉章寫的一封信：“吳老：寫了一篇理論性質的東西，目的主要為駁頑固派，送上請賜閱正，指示為感!毛澤東即。”(《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頁。)

　　關于毛澤東寫作《新民主主義論》的情形，曾做過毛澤東警衛員的賀清華有過很詳細的回憶：“有一陣，毛主席接連幾天沒有睡覺，集中精力在寫《新民主義論》。”(《星火燎原》選編之五，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607頁。)無疑，這樣的辛苦是值得的，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的講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對此，溫濟澤曾做過生動的描述：“這個長篇講話，從下午一直講到入夜點起煤氣燈的時分。”“擁擠在會場里的五六百聽眾，被他的精辟見解和生動話語所鼓舞、所吸引，聚精會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溫濟澤：《征鴻片羽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頁。)

　　這篇文章傳到國統區，連一向攻擊共產黨沒有理論的號稱國民黨“理論家”的葉青也不得不承認，自從讀到《新民主主義論》，“我對于毛澤東，從此遂把他作共產黨理論家看待了”(葉青：《毛澤東思想批判》，帕米爾書店1974年第3版，第5頁。)。

　　20多年后，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總書記長征、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時，曾說：“《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八十年是一階段、后二十年是一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因此重新寫起，經過反復修改才定了稿。”(《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

　　( 關于《毛澤東選集》四卷文稿的考辨，該文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委托課題“關于《毛澤東選集》四卷文稿的考辨”的主要部分：http://cpc.people.com.cn/n/2013/1012/c69120-23179789.html )

　　(四)、《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1937年5月8日)。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毛澤東同志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頁，用的是16開紙，是用毛筆橫寫的。以下是這篇文章開頭的4頁(附照片)。

　　(五)《實踐論》(1937年7月)、《矛盾論》(1937年8月)。這兩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應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的請求，前往講授辯證法唯物論所寫提綱的部分章節。當時毛澤東同志每周到抗大講兩次課，每次4個小時，歷時3個月。總政治部把講課記錄整理出來，經毛澤東同志同意后印了若干份。中央檔案館收藏有1937年9月油印的毛澤東在抗大講《辯證法唯物論》的講授提綱和1940年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出版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實踐論》是講授提綱第二章的第十一節，《矛盾論》是講授提綱第三章中的一節。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同志親自將這兩節整理收入《毛澤東選集》。1956年3月14日，他在談到這兩篇文章時說：自己對已經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實踐論》算是比較滿意的。(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5頁)。以下是中央檔案館收藏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油印件和鉛印件的封面，至今保存完好(附照片)。

　　(六)、《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5月19日)。這是毛澤東同志關于延安整風的重要著作之一。當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干部會上講演時，只寫一個提綱。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講演提綱親自加以整理的。全文18頁，用的是16開紙，是用鉛筆橫寫的。以下是這篇手稿的前4頁。(附照片)

　　(七)、《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這是毛澤東同志向中共七大作的書面政治報告。1944年5月21日，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七大的議事日程及報告負責人，決定政治報告由毛澤東同志來作，并特別說明政治報告不設準備委員會。1945年3月31日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討論為七大準備的政治報告草案和黨章草案時，毛澤東同志對政治報告的寫作原則進行了詳細的說明，對報告的主要觀點也進行了具體的闡釋。他說：如果同志們同意這些基本觀點，政治報告修改后可以印發參加七大的所有代表，代表大會上仍可提出各種修改意見。并說：我已改了8次。這次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同志起草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胡喬木同志后來在回憶文章中說：“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會作政治報告。他寫了一個書面政治報告，即《論聯合政府》，發給大會代表，每人一冊。”中央檔案館原副館長裴桐同志也對我說過：“《論聯合政府》是毛主席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

　　(八)、《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這是毛澤東同志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寫的一篇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著作。手稿全文共31頁，用的是16開紙，橫寫。文章標題原為《二十八年》，后來毛澤東同志用毛筆改成《論人民民主專政》，后邊還有他的親筆署名。正文第1-15頁是用鉛筆寫的，第16-31頁是用毛筆寫的，均用毛筆修改過。有過兩次豎排鉛印的清樣稿。第一次清樣稿16頁，標題原為《二十八年》。毛澤東同志用毛筆改為《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年》。正文先是用鉛筆修改，后又用毛筆修改，增加了很多內容。第二次清樣稿也是16頁，毛澤東同志用毛筆作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內容。以下是這篇文章手稿中的4頁和清樣修改稿的最后一頁。(附照片)

　 　( 《<毛選>真相》是荒誕離奇的謠言;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2/01/27894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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