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批判反毛謠言《真相》及其傳播者們（之一）
奚兆永
《毛澤東選集》，顧名思義。當然是毛澤東重要著作的結集。但是，有那么一些人，他們出于反毛非毛的需要，不惜制造和傳播種種謠言，妄圖達到否定毛澤東的偉大形象、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進而達到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罪惡目的。對此，我們當然應該保持高度的警惕，對這一類謠言進行堅決的揭露與批駁，跟這些謠言的制造者、傳播者和辯護者進行最堅決的斗爭，以粉碎他們的罪惡圖謀，而絕不能讓他們的罪惡目的得逞。但是有些所謂的教授、學者，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對這類謠言卻情有獨鐘，非常熱衷于傳播這類謠言；甚至當人們向他們大喝一聲，指出這是“憑空捏造的”“謠言”之后仍然不遺余力地為謠言辯護。這就足以說明，他們和謠言制造者的立場觀點是完全一致的，他們其實是一伙人！在這種情況下，與他們的斗爭就顯得更加重要了。
一、《〈毛選〉真相》來自海外，且看它說了些什么？
人們都知道，2009年的春夏之交是一個極其敏感的時段，一篇矛頭直指《毛澤東選集》1-4卷和中國共產黨的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的造謠文章悄悄悄地從海外傳到了國內。這篇泊來品的所謂“真相”說：
“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聯合向中央書記處提出了書面報告《關于<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根據該報告披露：《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起草的。”
《真相》在說到“《毛澤東選集》成書經過”時說：
“《毛澤東選集》所收的‘著作’，大部分是中共在不同時期的各種書信、電報、文件，以及領導人所作的演講稿匯編而成的。原來在‘解放區’只是印成小冊子傳閱。到了四十年代后半期，‘東北解放區’有了像哈爾濱這樣的城市，這些小冊子就匯編成了厚厚的《毛澤東選集》。大陸建政后，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并于1951年10月12日出版了第一卷，1952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二卷，1953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三卷，1960年10月1日出版了第四卷。1951年10月12日出版第一卷時，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在書前冠有‘本書出版說明’，說：
‘這部選集，包括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各個時期中的重要著作。幾年前各地方曾經出過幾種不同的《毛澤東選集》，都是沒有經過著者審查的，體例頗為雜亂，文字亦有錯訛，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沒有收進去?，F在的這部選集，是按照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所經歷的各個歷史時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編輯的。這部選集盡可能地收集了一些為各地方過去印行的集子沒有包括在內的重要著作。選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經過著者校閱過，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個別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內容上的補充和修改?！?nbsp;
“從這個出版說明，不難看出，整個《毛選》的定稿，是毛澤東親自參與了的。既然如此，選集中的每一篇文章當然都是毛澤東本人認定是自己的著作無疑了。
“但是，四十四年后，經過中共有關部門的審核、考證，卻發現在《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著作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有十三篇，其余諸篇全是由中共其他領導成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起草的。這是上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聯合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的書面報告《關于<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所披露的。經審核、考證、查證，《毛澤東選集》中的若干著作，分別由以下人士起草：瞿秋白、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張聞天、謝覺哉、董必武、林伯渠、劉少奇、艾思奇、陳伯達、康生、胡喬木、陸定一、楊獻珍、鄧力群等，以及毛澤東的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有關班子的成員。該報告披露的對《毛選》一至四卷中若干著作審核、考證結果如下：
“《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此文為1929年12月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的部分，是周恩來起草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選》中說此文是毛澤東于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實際是瞿秋白寫的指示信件，由毛澤東，滕代遠、周逸群在紅軍中宣講的。
“《反對本本主義》，此文為1930年5月，由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領導干部的宣傳、教育文件。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選》稱本文為毛澤東于1936年2月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寫的，實際上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由張聞天和周恩來起草，由毛澤東出面在紅軍大學的演講稿。
“《實踐論》（1938年5月）、《矛盾論》（1937年8月），《毛選》說這兩篇論文都是毛澤東寫的，曾由毛澤東在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作過講演，實際上是由周恩來、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陳伯達等人起草的，毛澤東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澤東寫的了。
“《為了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此文為毛澤東于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總結報告，但文稿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張聞天、周恩來作了修改。
“《論持久戰》（1938年5月）、《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前者為毛澤東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的演講稿，實際上，這兩篇文章都是由周恩來、張聞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參加了修改，曾被定為黨校的中心教材。
“《論新階段》，毛澤東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政治報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集體起草的，后經周恩來、劉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為黨校的中心教材。
“《新民主主義論》，此乃毛澤東于1940年1月9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文稿是由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陳伯達、艾思奇等人起草，經中央集體討論定稿的。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時局》（1941年3月18日）《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1941年5月8日），《毛選》稱這兩篇均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的對黨內的指示，實際上是中央委托周恩來起草的，董必武也參加了部分意見。
“《改造我們的學習》，此文為毛澤東于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經王稼祥修改的。當時是以中共中央學習研究組的名義發表的?！?
“《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前者為毛澤東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講，后者為毛澤東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會上的講話。這兩篇文章都是由林楓起草的，陳云、李富春等人參加了修改。
“《論聯合政府》，此文為毛澤東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文稿是由康生、艾思奇、胡喬木等人起草的，任弼時、張聞天、劉少奇等作了修改。
“《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此文為慶祝中共建黨二十八周年的專論，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體起草的，主要執筆人是陳伯達、艾思奇和鄧力群。
“《毛選》著作權的爭議從未中斷，綜觀以上各篇文章，完成的具體情況，并不完全相同；但不是毛澤東寫的，最后都變成毛澤東寫的了。就這一點來說，毛本人是知情的。因為最后成書時他本人是親自審定過的。這就構成“知識產權”的侵權問題。當然，那個年代，無論是毛本人還是其他任何執筆者的頭腦中，都沒有‘知識產權’意識。盡管如此，在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中，文責自負，君子不奪他人之美，應該說對上述侵權行為還是有道德上的規范和約束的。也許正是出于這個原因，關于毛澤東著作的署名問題，在中共內部也是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和爭論的。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對這一問題曾有過以下兩點非常不合情理的決議：
”一、凡是有毛澤東同志演講的、由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審閱的文件，在編印時要用毛澤東同志名義；
“二、凡是過去已由毛澤東同志名義發表的著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康生曾提出《堅決捍衛毛主席著作光輝思想》的意見書，提出：“黨內有人企圖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黨的指導理論”，為此于1956年11月中旬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做出決議：
“一、全黨要維護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權威；
“二、毛澤東同志著作是毛澤東思想的集中表現，是毛澤東同志的革命工作經驗的結晶。
“1980年9月，習仲勛、譚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再重新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應當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體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1985年2月，中共中央黨校十二名主任級教員及二十五名學員聯署向中共中央、胡耀邦提出關于《毛澤東選集》中若干著作是其他人的著作問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也提出“是否在《毛澤東選集》再版或重新出版時，作出適當的更正、闡明”。對此，李先念、王震、宋任窮等人作了批示，指出：‘這是一股逆流’‘黨內一直有人要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問題出在領導層’，‘黨內右傾思潮發展到了危險的地步’。王震當時為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在黨校黨委會上破口大罵：‘誰敢否定毛主席光輝的一生，誰敢反對毛主席著作，就撤他的職，開除他的黨籍；誰敢當我面否定毛主席，我就用槍來回答。’（見1985年3月中共中央黨校《簡報》）
“1992年初，胡喬木在重病期間，曾對來探望的楊尚昆、喬石、溫家寶提出：關于毛澤東著作，黨內一直有分歧，應當做出全面審核，哪些是毛澤東親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編輯過程中被牽強地肯定下來的。
“胡喬木提出：毛澤東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稱《老三篇》）——《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為人民服務》，甚至毛澤東詩詞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園春•雪》，即那首‘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都是出自他的手筆，并要求恢復用他胡喬木的名字。
“1993年6月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曾聯合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過兩份報告，一份是《關于毛澤東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另一份是《關于胡喬木和其他人士對毛澤東著作的意見的處理》。前者披露：經過五年來的工作、訪問、考查、翻閱、核實關于毛澤東生前四百七十多篇著作，包括講話、報告、會議決議、論文、電報稿、社論、按語與批示等，一共有二百五十多篇不是毛澤東親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一百六十多篇報告、講話、電文、社論是由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中央秘書局（辦）和中央工作人員起草完稿的。毛澤東僅僅對部分報告、講話作過審閱或批上“同意”，“好”或簽上“毛澤東”三字。
“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上述報告曾作過三點批示：
“一、中央一貫認為，《毛澤東選集》中的理論、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革命工作的結晶，不是個人的。
“二，審核、考證《毛澤東選集》原稿的作者、原稿部門、發稿時間與場合的工作是必要的。
“三，一些情況以內部掌握為宜，以免引起混亂和爭議。
‘而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于今年六月中旬又提出書面報告《關于<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中共中央書記處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又作了三點批示：“一、維持原有的決定是正確的，一旦更改會有大的影響；
“二、《毛澤東選集》中的理論、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革命工作經驗的結晶；
“三、審核、考證結果資料存檔留作參閱用。”
二、浙大教授葉航對《〈毛選〉真相》的的大力推薦
上面這篇所謂《〈毛選〉真相》漏洞百出，謊話連篇，是一篇特大謠言。它的炮制者是誰，人們似乎還不得而知。有人說是羅冰，還有人進一步說，這個羅冰是一個活動于美國的民運分子，是一個受雇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專業寫手。但是，這些說法似乎還沒有得到證實。我很懷疑，這個所謂的羅冰極可能是一個化名，并不是一個真實的姓名。過去小說里有所謂“嘍啰兵”或“啰啰兵”，這是一個帶有輕篾口吻的稱呼，因為這些“嘍啰兵”或“啰啰兵”并沒有什么真本事，而只會搖旗吶喊、虛張聲勢。這個所謂的“羅冰”很可能就是“啰兵”的諧音，用這樣一個化名帶有自嘲的意味，而并不是真有一個姓羅名冰的人寫的。試想，一個人撒了這么一個彌天大謊，他還敢用真名實姓嗎？不過有一點是確實的，就是這篇《真相》是一件泊來品，是從“海外”傳到國內的，它的收件人是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葉航。據葉航的《推薦說明》說，他從一個“海外的朋友”那里收到了這份《〈毛澤東選集〉真相》。他當然很清楚，這個材料非同小可，因此未敢馬上就將其公開，只是在“朋友們”中流傳，到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時，已經放了“有些日子了”。因此，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他在他的那些“朋友們”的慫恿之下覺得“這個東西不像八卦，還是有很大的可信性”，于是決定在自己的博客上將其公開了。幾天后，他又于2009年10月8日在《天天財經》網上發表了一個《關于“毛選真相”的一點說明》。該說明說：
“關于《〈毛澤東選集〉真相》，是我一個海外的朋友傳給我的，有些日子了。前幾日吃飯，與朋友們談及此事，有人希望看看，我覺得，還是有很大的可信性，就在博客上貼出來了。沒想到引起許多博友的關注，而且還引發了一些爭論。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毛的聲譽沒有什么大礙。說實話，秘書們幫老板寫文章，這不是天經地義嗎？一個，我雇你來就是干這個的，就像時下很多明星雇槍手寫回憶錄一樣，根本不涉及版權問題，或者說，這種契約關系一開始就決定了版權是雇傭者而不是被雇傭者的。另一個，更重要的是，秘書們是根據領袖的思想來寫的，，任他們怎么折騰也寫不出這些傳世之作，否則他們就不會甘心當這個小秘書了（說實話，對胡喬木臨終前的那些要求，我覺得很不齒，如果是真的話。有膽量你在老毛生前提呀?。?。因此，如果不讀民國史，你就只知蔣介石而不知陳布雷。就像我們今天只知道華盛頓、林肯、丘吉爾，而不知道他們的秘書或秘書班子一樣。
“至于毛的許多文章出自他的同僚和戰友，我覺得這也十分正常。共產黨早就聲明過，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集體產物。在這件事情上，中國共產黨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包裝’，難怪老蔣當年也不得不佩服共產黨的宣傳。
“我贊同一個博友的留言，在這件事情上，惟一重要的是，人民需要有知情權！這就是我轉帖這份材料的初衷。感謝搜狐，居然沒有封貼?！?
對這樣一個事關事關毛澤東和《毛澤東選集》的聲譽，事關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譽、事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指導思想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途與命運的大事，葉航一句“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毛的聲譽沒有什么大礙。說實話，秘書們幫老板寫文章，這不是天經地義嗎？”說得是何其輕巧啊！應該指出，毛澤東作為一個革命領袖，他與他的同事和下級的關系絕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老板與雇工之間的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而是一種平等的同志式的關系，葉航的這一說法本身就是對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的一種詆毀。他說，秘書們“貢獻的只是文采罷了，沒有思想”，在他看來，毛澤東缺少文才，為文沒有文采，所以要秘書們“貢獻文采”，這不是對文章高手毛澤東那些文采飛揚的文章的否定又是什么？至于說毛的“許多文章出自于他的同僚和戰友”“正常得很”，因為共產黨也承認“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集體產物”。這顯然也是故意曲解。不錯，毛澤東曾經說過：“你們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為黨總要找個代表，毛澤東思想不是一個人的，是從大家來的，我把它綜合起來、概括起來，你們叫毛澤東思想也可以。”（馮顯誠主編：《毛澤東思想研究與探討》，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0 頁）。毛澤東的意思很清楚，他的思想是從群眾中來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只不過他進行了綜合和概括罷了，但這絕不是說可以把別人寫的文章拿過來當成是自己的文章。正是在七大作口頭報告的結尾，毛澤東曾經明確號召大家，“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他說：“什么是不偷？我曾經看到過這樣的事情，把別人寫的整本小冊子，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來時是自己的，這是不是偷呀！有賊。我們黨內也有賊，當然是個別的，很少的。”（《毛澤東文集》第3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頁）毛澤東如此嚴厲地批評剽竊現象，他說毛澤東思想不是我一個人的怎么可以像葉航所說的那樣去理解呢？毛澤東也反對“裝”，主張“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也反對“吹”，主張要“老老實實”。這就是毛澤東的態度。葉航所說完全背離了毛澤東的主張，把毛選的出版說成是一個“成功的包裝”，這是對毛澤東的一種污蔑。也正因為這樣，他的內心深處其實是非?？謶值模@一點，從他的《推薦說明》的最后一句話——+“感謝搜狐，居然沒有封貼”可以看出來。而實際上，他真正害怕的，在我看來還不是什么“封貼”，而是要追究他的刑事責任。誰人不知，造謠和傳謠都是誹謗，已經觸犯了刑律，“違法必究”本來就是一件理所當然、法所必至的事情。而居然我們共和國的有關部門居然不聞不問，他能夠不感到意外嗎？顯然，他不僅應該感謝搜狐，更應該大大感謝有關部門對這類造謠傳謠文章的麻木不仁和寬宏大量！要知道，在我們這個號稱共產黨領導、號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連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流》、《真理的追求》都不能存身，而這種直接惡意攻擊毛澤東、反對毛澤東思想指導、反對共產黨領導的謠言竟然可以通行無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天大的奇事！
所幸的是，中國共產黨畢竟是一個由毛澤東締造的黨，中國人民和中國的知識分子畢竟是曾經受到過毛澤東長期教育的人民和知識分子，對于《真相》這樣一個彌天大謊，他們和葉航教授的看法完全不同，并沒有多少人相信；相反，此文一上網，就遭到了人們的批駁。因此，盡管官方在長達一年另八個月的時間里都不聞不問，既沒有進行辟謠，也沒有進行批駁，更沒有在法律上對這些造謠傳謠者進行追究乃至治罪，而此文卻因為廣大群眾的抵制仍然沒有產生太大影響。直到2011年5月25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才通過中央三單位的發言人向記者發表了一篇辟謠的文章，而且這篇文章只是指出了其為謠言和捏造，卻沒有拿出具體事實進行有力的駁斥，而有關執法部門對這種造謠、傳謠的非法行為也沒有采取相應的行動，如此麻木不仁和無所作為實在令人感到吃驚。
這里特別需要提到的是，當筆者正在撰寫此文時，讀到了《烏有之鄉網》轉自《中央文獻網》的由中央檔案館研究館員、毛澤東文稿鑒定專家齊得平同志以個人名義寫的一篇文章，即《所謂的“<毛澤東選集>真相”究竟是“真相”還是捏造的謠言——我所了解的毛澤東手稿管理工作和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情況》一文。齊文以確鑿的事實，包括作者親身的經歷和影印的毛澤東手稿有力地批駁了所謂《真相》 的無恥讕言，給了那些造謠者和傳謠者以沉重的打擊，讀了真是大快人心。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文章是否還有必要繼續寫下去，我曾有過短暫的猶豫，不過考慮到齊文所涉及的而且主要涉及的只是《真相》里提到的有限的幾篇文章，還有一些文章沒有涉及，而且主要是針對的謠言的制造者，——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對于幾個不遺余力的謠言傳播者，似乎都把他們作為“不明真相者”而加以寬容，而在我看來，這些打著“教授”、“學者”招牌的人，他們用他們的言論為這個所謂的《〈毛選〉真相》“背書”， 說它“有很大的可信性”，還高呼什么“人民需要有知情權！” 甚至在有關部門指出其為“憑空捏造”的謠言以后還大力宣傳這類謠言，并竭力為之進行辯護，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惡劣的。毛澤東在一首《七律》里一反過去“窮寇勿追”的思想，主張“宜將剩勇追窮寇”，魯迅在《費爾潑來應該緩行》中也教導人們，對落水狗要“從而打之”，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我當然應該遵循他們的教導，本著“除惡務盡”的態度，把這篇文章繼續寫下去，寫出來，對其進行徹底的批判才是。
三、《〈毛選〉真相》是一篇漏洞百出、謊話連篇的反毛謠言大雜燴
《〈毛選〉真相》的推薦者葉航大講什么“在這件事情上，惟一重要的是，人民需要有知情權！這就是我轉帖這份材料的初衷”，很對，人民應該有知情權，他們需要了解事實的真相，但是葉航推薦給人們的是什么東西呢？他推薦給人民的是一篇漏洞百出、謊話連篇、集謠言之大成的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彌天大謠言！不信請看事實：
先說它的“漏洞百出”。這篇名為《〈毛選〉真相》的東西，其實并不涵蓋全部《毛澤東選集》。我們知道，《毛澤東選集》在毛澤東生前出版了四卷（1951年出第1卷，1952年出第2卷，1953年出第3卷，1960年出第4卷），第5卷是在毛澤東生前開始編輯，而在他去世后的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真相》以《毛澤東選集》為對象，理應包括五卷，而所謂《真相》只包括第1-4卷而不包括第5卷，這本身就文不對題。當然，1991年出版的由鄧小平題寫書名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只出了第1-4卷，而未再版第5卷。究竟是什么原因把第5卷從《毛選》中排除出去，《第二版出版說明》沒有向人們作出交代。就此而論，人民倒是真正需要有知情權的，我希望有關部門能夠采取真正負責任的態度（這些年中國時常在國際上對一些發達國家說自己是“負責任”的國家。我們不能只是對這些帝國主義國家說負責，重要的是，在被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面前，在自己國家的人民面前，應該勇敢地擔當起“負責任”的態度），對這個問題作出明確的解釋。
撇開這個問題不說，所謂《真相》說，“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聯合向中央書記處提出了書面報告《關于<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根據該報告披露：《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起草的?！比藗円獑枺杭热皇侵醒肴齻€直屬單位向中央書記處提出的書面報告，那當然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為什么連《毛選》第1-4卷的篇數都搞錯了呢？我過去讀《毛選》不大注意它有多少篇，但是，看了《真相》所說的三單位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里說“《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有“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不禁懷疑起來：《毛選》1-4卷的篇數應該是一個確數，而不應該是一個約數；特別是《書面報告》要指出其中有多少篇不是毛澤東寫的更應該是一個十分明確的確數，而不應該是一個模模糊糊的約數。于是，我把1-4卷的《毛選》的篇數數了兩遍，得到的結果都是：第1卷18篇，第2卷40篇，第3卷31篇，第4卷70篇，第1-4卷合計159篇。就是說，第1-4卷的總篇數不到160篇，又怎么會變成了160余篇呢？由于總篇數的不確，在此基礎上計算的結果自然也就不不可能是正確的了。退一步說，即使不說確數而說約數，也應該是“近160篇”，而不應該說“160余篇”。在這個極其簡單的問題上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這就不能不使人懷疑這個所謂的“書面報告”的真實性。至于《真相》借所謂的《書面報告》說，“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起草的”云云，人們當然就更不會相信了。造謠者連《毛選》的第1-4卷篇數這樣簡單的事都懶得去核對，他們會對《毛選》第1-4卷159篇文章逐篇去進行調查和核對嗎？這怎么可能教人們去相信他們呢？問題還在于，在《真相》的炮制者和推薦者看來，《毛澤東選集》第1-4卷全部文章里，只有12篇是毛澤東起草的，13篇是經過毛澤東修改的，有134篇（按照他們所謂全部160余篇的說法，還要更多）都不是毛澤東寫的或改過的，那么，為了說明真相，就應該詳細地列出這些文章是別人寫的證據才是，但是，我們看到，他們只提了22篇文章，而其中的《沁園春•雪》還不在《毛選》的范圍之內。就是這21篇文章（22篇-1篇）也是只有斷語而沒有證據。退一萬步說，就假定這 21篇文章真的都不是毛澤東寫的（事實當然不是這樣，許多同志的批判文章，特別是齊得平同志的文章都否定了這種說法，本文在下面還要作進一步的批駁），那也不能說明其余138篇文章都不是毛澤東寫的，因為特稱的否定并不能推出全稱的否定。再說，《真相》先說中央三單位向中央書記處提出報告的時間是“1995年6月中旬”，但是卻沒有說中央書記處對這個報告是怎么批示的，而后面又說“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上述報告曾作過三點批示”，怎么中央書記處作出“三點批示”的時間比三單位提出報告的時間還早一年另五個月呢？歷來都是先有請示而后才有批示，哪里會有先有批示而后才有請示，這個程序怎么會是倒著的呢？《真相》還說什么“中共官方宣布的對《毛選》審核、考證結果”如何如何，我們要問：“中共官方”何曾“宣布”過“對《毛選》審核、考證結果”？如果真的“宣布”過這樣的“對《毛選》審核、考證結果”？為什么大家在2009年10月以前這樣長的時間里對于此事都一無所知，而只是在這之后由于對所謂《真相》的“推薦”才“知道”此事“真相”呢？這不正好說明“中國官方”以前從未“宣布過那個“對《毛選》審核、考證結果”嗎？
所謂的《真相》，就是這么一個漏洞百出、十分拙劣的東西，可是身為浙大教授的葉航，還有身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的唐寶林竟然看不到它的漏洞，反而對其深信不疑，甚至還千方百計地向人們推薦這種東西，這究竟說明了什么問題呢？很值得人們深思。
再說它的“謊話連篇”。在所謂《〈毛選〉真相》里，除了其為了反諷而引用的《毛澤東選集出版說明》是真話以外，可以說，通篇都是謊言。由于這里所涉及的毛澤東著作較多，需要批駁的謠言也較多，為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以方便讀者閱讀，特再分點論之：
1．《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毛選〉真相》說，“《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此文為1929年12月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的部分，是周恩來起草的?！倍聦嵤?，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縣古田鎮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根本不可能由周恩來起草。當時周恩來還在上海的黨中央，既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也不可能起草這次會議的決議。當然，作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和軍事部的部長，周恩來對紅四軍的問題非常關心，但卻得不到他們的消息，于是在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紅軍,此信被稱為“中央二月來信”，信中根據共產國際的要求，提出紅軍要分散而不能集中，并且要毛澤東和朱德離開紅軍，要他們到中央工作。由于當時處于戰爭環境，紅四軍前委直到4月3日才收到此信。這時由于紅四軍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誘殲敵軍劉士毅旅打不，打了一個大勝仗，局面已大有好轉。紅四軍前委在5日給中央的的報告里認為，中央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并表示不同意朱毛離開隊伍。這時，由于形勢的發展，中央的認識也在改變。就在紅四軍寫報告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并且在4月8日寫了一封致朱毛的指示信，信中已不再堅持要朱毛離開紅四軍，而只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來與中央討論問題。在這期間，紅四軍領導內部在建軍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這里既有剛從蘇聯回國擔任紅四軍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的劉安泰與朱毛之間的分歧，也有朱毛之間的分歧。6月22日 舉行的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由于指導思想存在問題和方法不當，爭論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正確的解決，反而把堅持正確意見的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一職給選掉了，迫使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他只好一方面在上杭的蘇坡村養病，一方面指導閩西特委的工作。由于當時處于戰爭環境，中央在6月12日才得以討論朱毛于4月5日寫來的信。周恩來在會上談到了中央2月7日指示信在分散問題和形勢估計問題上的毛病，再次表示要紅四軍派一得力的人來中央討論軍事問題。這樣，陳毅就在8月下旬代表紅四軍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中央政治局在8月29日舉行了一次臨時會議，聽取陳毅的報告，并決定組織以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負責起草對紅四軍工作的指示文件。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對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缺點進行了批評，指出這次擴大會議沒有把紅軍引向對敵斗爭，而是放任內部斗爭，關起門來鬧糾紛；不是在政治上指出路線問題，而僅僅在組織上追究個人責任；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助長了極端民主化傾向的發展；對朱毛的問題，沒有顧及他們在責任上的重要，而批評大半又是唯心主義的猜測。并且指出，朱毛應該回到前委，毛澤東應仍任前委書記。陳毅作為當時代替毛澤東的前委書記，在中央無疑受到了周恩來等的嚴厲批評，認識有了很大的高。他自己也認為，在上海近兩個月，好像進了一次訓練班一樣。根據周恩來的多次講話，陳替中央起草了一個指示信，經周恩來修改審定后帶回紅四軍。周恩來囑咐陳毅：回去后，要請毛澤東復職，并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議，維護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這便是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人們又稱其為“中央9月來信”。（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195頁）
中央的指示信于1929年10月20日由陳毅帶回紅四軍前委。11月26日，毛澤東又回到前委，28日，毛澤東復信中央，稱：“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薄八能婞h內的團結，在中央的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前委根據中央9月來信是精神決定召開紅四軍第9次代表大會集中解決紅軍建軍的原則問題。毛澤東為大會起草了決議草案。大會選舉了新的前委，毛澤東為書記，朱德、陳毅等11人被選為委員。紅軍第四軍不僅勝利渡過了危機，而且經營部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成無產階級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大踏步地向前發展。（同上，第126-127頁）在這方面，周恩來無疑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若說《古田會議決議》是周恩來起草的，則是不正確的。應該說，中央9月來信和后來在12月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9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有某種聯系，實際上，毛澤東在起草《決議》時也并沒有否定《決議》與指示信之間的這種聯系?！稕Q議》在第一段的后面部分就說了這樣的話，“大會根據中央9月來信的精神，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地加以肅清。”（《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6頁）但是，這種聯系決不能混同指示信和決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件。周恩來在聽取了陳毅關于紅四軍的問題的匯報后固然可以作出大體正確的判斷，但是，由于他沒有直接參加紅軍在根據地的斗爭，還缺少這方面的具體實踐，是不可能對紅四軍乃至整個紅軍中所存在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根源和糾正方法有深刻的了解的。而毛澤東和朱德就不同了。毛澤東在1927年9月在湘贛邊界領導了著名的秋收起義，9月29日到永新縣三灣鎮，對起義部隊進行了改變，并決定向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進發，于10約7日到達井岡山的茨坪，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隨后，朱德、陳毅也率南昌起義的余部在1928年1月在湘南發動了年關暴動，1928年4月底，朱德、陳毅率參加南昌起義的國民革命軍殘部和在湘南年關暴動后發展的農軍共萬余人來到寧岡龍市，并于5月4日在龍江橋舉行了慶祝會師大會，正式宣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立，從此，他們攜手合作共同創建了中國第一個革命根據地——井岡山根據地。為了擴大根據地和紅軍，1929年1月，毛澤東主持了包括紅四軍和紅五軍（紅五軍是由彭德懷、滕代遠于1928年12月在平江起義過程中建立的革命軍隊，該部隊建立后即上井岡山與朱毛會師）、湘贛邊區特委和各地方領導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決定紅四軍主力向贛南發展，而由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紅五軍和紅四軍的32團留守井岡山。以后紅四軍又由贛南向閩西發展，建立了閩西根據地，并建成了贛南與閩西連成一片的中央蘇區。朱毛一直在基層，和紅軍官兵戰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們對于軍隊情況的了解和熟悉程度自是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的周恩來所不能相比的。因此，像《決議》這樣的文章，只有毛澤東才能寫得出，周恩來是寫不出來的。
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決議》原文有八個部分（東北書店出的《毛選》列出了9個部分），當時曾經印成小冊子，發給紅四軍每一個官兵，作為教材要求他們熟讀，對紅軍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1942年1月23日，毛澤東還曾致信時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譚政和時任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驊，要求他們“將四軍就此大會決議多印數千份，發至留守部隊及晉西北部隊，發至連長為止，每人一本，并發一通知，叫他們作為課材經加以熟讀。（各級干部均需熟讀）”（《毛澤東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頁）可見毛澤東對此《決議》的重視。實際上，新中國建立后，《決議》也一直是部隊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本很重要的教材。
2.《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選〉真相》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選》中說此文是毛澤東于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實際是瞿秋白寫的指示信件，由毛澤東，滕代遠、周逸群在紅軍中宣講的?！痹谶@里，《真相》的炮制者在時間上耍了一個花招，把毛澤東在1930年1月5日寫給林彪的一封復信說成是瞿秋白在1932年1月5日寫的指示信。實際上，瞿秋白無論是在1930年1月5日還是在1932年1月5日，都不在中央機關工作，怎么會為中央寫“指示信”呢？而且，從內容看，這封信里講當前形勢講到了蔣桂戰爭，并且還大段地引用了毛澤東在1929年4月5日為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這都足以證明，此文的時間只能是1930年1月5日，而不可能是1932年1月5日；此文的作者只能是毛澤東，而不可能是瞿秋白。這里還可以說一下此文和前面說的《決議》一文之間的關系。這兩篇文章都是毛澤東在閩西上杭縣寫的，《決議》是在古田會議上通過的，而給林彪的復信則是在離古田鎮很近的賴坊村“協成店”寫的。兩地相距只有一公里。現在，這兩個地方都因此而成為閩西紅色旅游的著名景點。而就兩文寫作的時間來看，它們也非常接近：《決議》通過的時間1929年12月28-29日，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寫作的時間是1930年1月5日，二者相隔的時間只有一個星期。長久以來，這兩篇文章和毛澤東在閩西寫的一些詩詞，都是閩西老區人民引以為驕傲的，怎么可能是一篇偽作呢？
關于瞿秋白，我們知道，他是在1927年4•12反革命政變以后召開的“五大”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他曾經主持過著名的“八七會議”。 1928年4月，他前往蘇聯，為黨的“六大”作準備，并且在6-7月間，他和周恩來共同主持了在莫斯科舉行的黨的“六大”。后又作為中國共產黨常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和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成員，長期在蘇聯工作和生活，直到1930年8月下旬才回到上海。在這期間，他是不可能代表中央寫所謂“指示信”的。1931年1月，米夫和王明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指責瞿秋白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并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自此以后，他一直在上海和魯迅一道從事馬列著作和蘇聯文學作品的翻譯和文學創作工作以及其他文化工作（如他在1931年底將《中國拉丁化的字母》改訂為《新中國文字草案》等）。直到1934年1月才進入中央蘇區，成為中央蘇維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員（教育部長）。顯然，無論是在1930年1月5日還說在1932年1月5日，他都是不可能代表中央寫什么“指示信”的。
其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為毛澤東給林彪的復信是非常清楚的。因為正是林彪提出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這樣一個悲觀失望的問題。毛澤東對他講的一些道理和他此前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有著明顯的內在聯系。只要稍加對照就不難看出，這兩篇文章顯然是同一個人寫的。特別是文章的結尾部分，充分展現了毛澤東的詩人氣質，表現了毛澤東將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特色。這個結尾是這樣寫的：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著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絕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的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岸邊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毛澤東選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頁）
這是多么形象、鮮明、生動的比喻，又是多么充滿激情、鼓舞人心的文字??！
順便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寫的這封信，當時曾以《時局的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為題印成小冊子發給每一個紅軍官兵，作為學習的教材，對于提高紅軍官兵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曾經發生過巨大的作用。1948年東北出版《毛澤東選集》，此文沒有收入。林彪曾寫信給中央，希望公開刊行這封信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因此在出版《毛選》第1卷時將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在指名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頁）
3.《反對本本主義》
《真相》在說到《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時說，“此文為1930年5月，由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領導干部的宣傳、教育文件?！蔽覀円獑?，1930年5月時，劉少奇在哪里？他在東北，在白區做地下工作。他是不是可能寫《反對本本主義》這樣的文章呢？我說不可能。如果讀過《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就會知道，那里講的許多問題都和南方的根據地有關，和紅四軍又管。比如該文批評說，“ 許多巡視員，許多游擊隊的領導者，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边€批評說，“近來紅軍第四軍的同志們一般的都注意調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調查方法是錯誤的?！辈⑶疫€說到，“我們從前的調查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偏于農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許多同志對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這二者的策略始終模糊。斗爭的發展使我們離開山頭跑向平地了，我們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們的思想依然在山上?！保ā睹珴蓶|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3、114頁）按照毛澤東的經歷，這些話從他的嘴里講出來是在自然不過了，而按照劉少奇的經歷，他是根本不可能講出這樣的話的。《反對本本主義》的中心不是不要馬克思主義的本本，而是要人們把馬克思主義的本本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強調要作調查研究，強調“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這正是毛澤東當時所十分重視并且身體力行的事。我們知道，毛澤東早在20年代中期就寫過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了30年代，寫的調查報告更多，如《尋烏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興國調查》、《〈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等。把毛澤東的這一著作說成是劉少奇寫的顯然是毫無根據的。這個問題還有一個佐證。毛澤東在1930年寫的這篇文章在1951年編輯出版《毛選》第1卷時并沒有收錄進去，因為30年代和40年代都處于戰爭環境之下，這篇文章沒有保存下來，出版《毛選》時這篇文章已經找不到了。直到1961年1月，當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田家英把《調查工作》（《反對本本主義》的原名）拿到毛澤東的面前時，毛澤東寓義深長地說:“失散多年的孩子終干找回來了。”原來，在殘酷的戰爭年代，不僅毛澤東未能將此文保存下來，就是檔案部門也沒有能夠加以保存，實際上已經散失。但是，閩西老區上杭縣的一位名叫賴茂基的農民（30年代為紀念惲代英犧牲，上杭東北地區曾建立代英縣，賴茂基當時曾任該縣蘇維埃糧食部長）完好地保存了這個革命文物，并于1957年2月獻給龍巖地委。1959年,中國革命博物館建館，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這個名為《調查工作》的石印本（一說油印本）被送交博物館。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將它從博物館借了出來，于是就有了上面說的一幕。我們從此書是一個石印本或油印本、并且在閩西被上杭縣茶地鄉被一位農民和蘇區干部保存，可知它當年流傳的地點是在中央蘇區；而從毛澤東把它看做是“失散多年的孩子終于找回來了”這句充滿感情的話語里，更可看到他對于這本書的心愛和珍視。事實上，毛澤東關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最早就是在這本書里提出來的，因此它對于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無疑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把《反對本本主義》作為專門一章來寫是極有見地的。此文重新發現后，中共中央因為有感于它的現實意義，曾于1961年3月把它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各中央局，個上省、市、自治區黨委。1961年3月11，毛澤東還特地為它寫了一段說明：
“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一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1930年春季，已經30年不見了。1961年1月，忽然從中央革命博物館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從福建龍巖地委找到的?？磥磉€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頁）
后來此文又被編入《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1991年出版《毛選》第二版時才被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斗磳Ρ颈局髁x》是毛澤東所寫難道還有什么疑問嗎？
《真相》在說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說，“《毛選》稱本文為毛澤東于1936年2月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寫的，實際上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由張聞天和周恩來起草，由毛澤東出面在紅軍大學的演講稿。”此說顯然也不正確。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要總結經驗，當然應該由毛澤東來總結，怎么會由張聞天和周恩來來總結呢？要說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張聞天是一個外行，周恩來在大革命時雖然當過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但是在帶兵打仗方面的實踐經驗也不能與毛澤東相比。毛澤東過去雖然也不會打仗，但是，上了井岡山之后，由于他善于深入群眾，進行調查研究，并且勤于實踐，善于總結經驗，能夠“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還看了不少“兵書”，包括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他都研究過。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進行武裝割據和反圍剿的斗爭，使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一點，可說是有口皆碑，不然，為什么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在遵義會議上要讓毛澤東出來當前敵總指揮？當然，即使在遵義會議以后，有人對于毛澤東的打法還有不同意見。劉英在其所寫的回憶錄里曾經講到打打鼓新場一事。當時多數人要打，毛澤東不贊成打，“負總責”的張聞天就來了個“民主表決”，結果否定了毛澤東的意見，把毛澤東的前敵總指揮也表決掉了。而此時的毛澤東并不灰心，他當晚又與周恩來、朱德商量，在他們兩位的支持下，說服了大家，還是沒有攻打打鼓新場。劉英在回憶錄里曾這樣寫道：“實踐證明毛主席這個意見是對的。聞天也認識到這件事處理失當。由此更覺得軍事領導要改變辦法。戰場情況瞬息萬變，必須臨機決斷，靠開中央會議來決定會貽誤戰機，而且他自己對打仗也不熟悉，自認是外行，覺得過多地參與軍事指揮不適合。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議，決定成立軍事三人小組統一指揮。這個三人小組的成員是：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頁）這里講到了張聞天“打仗不熟悉”，“自認是外行，覺得過多地參與軍事指揮不適合”，怎么會由他起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而由毛澤東來讀他寫的稿子呢？更不要說，張聞天和周恩來都是中央的領導人，又不是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怎么會要他們二人為自己起草講話稿呢？這說不通嘛!
4.《實踐論》和《矛盾論》
《真相》還說什么，“《實踐論》（1938年5月）、《矛盾論》（1937年8月），《毛選》說這兩篇論文都是毛澤東寫的，曾由毛澤東在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作過講演，實際上是由周恩來、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陳伯達等人起草的，毛澤東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澤東寫的了?！痹谶@里，《真相》在“兩論”的寫作時間上又故意制造混亂。其實這個問題，毛澤東在1965年1月9日與斯諾講話時說得很清楚：“他說，確實是在1937年夏天寫的。在盧溝橋事變前后的幾個星期里，他在延安有一段暫時的空閑的時間。軍隊開到前線了，毛騰出時間來收集材料，準備在（延安）抗大作關于哲學基礎的演講。這批青年學生經過三個月的短期訓練，準備在今后幾年作政治輔導工作，需要為他們寫一些簡明而基本的講義。在黨的堅持要求下，毛寫了《矛盾論》和《實踐論》，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的日常的實例結合起來。毛說，他大都夜里寫，白天睡覺。他花了幾個星期寫成店東西，講課時兩小時左右就講完了。毛還說，他自己認為《實踐論》比《矛盾論》重要?！保珴蓶|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頁）對于這個問題，我在《狂犬吠日無損于太陽董的光輝》一文里已經對所謂《矛盾論》是陳伯達、艾思奇所寫的謬說已進行過批駁，這里當不再重復。最近，中央檔案館齊得平同志的文章更提供了中央檔案館保存的1937年9月發行的包括“兩輪”在內《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油印本封面的影印件，更可以說是鐵證。至于說是周恩來、林伯渠、康生所寫，顯然也是毫無根據的一派胡言。關于周恩來，毛澤東說他“不但會說，而且會干”，周恩來不是以理論家聞名于世，而是以“外交家“、“實干家”聞名于世的。我們要問：當時周恩來在干什么？金沖及主編的《周恩來1898-1949》里有兩張照片就可以說明問題：一張是1937年7月和博古（秦邦憲）、林伯渠代表中國共產黨在廬山同蔣介石談判后回到西安時的合影，一張是1937年8月和朱德、葉劍英、黃琪翔、郭秀儀（黃的夫人）、張群在南京黃琪翔寓所的合影。顯然，周恩來正在忙于國共談判，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能幫助毛澤東寫“兩論”講稿嗎？至于林伯渠，他生于1886年 ，比毛澤東大7歲，是延安的“五老”之一（另外四位是吳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林老是同盟會會員，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革命，1921年1月經李大釗、陳獨秀介紹在上海參加了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后來他又參加過國民黨改組，當過國民黨的中常委和農民部長。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后曾到蘇聯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后曾任中央蘇區政府國民經濟部長，紅軍到陜北后曾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他的專長也不是在理論方面，而是在統一戰線和財經工作方面。對毛澤東來說，他還是前輩，毛澤東怎么會拿他當自己的秘書使用，請他為自己講課起草講稿呢？而且從他當時的工作情況來看，他在1937年2月24日即奉命負責陜甘寧邊區政府工作，7月27日，又作為中共代表團一員與周恩來、博古一道前往西安，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他也不可能為毛澤東起草“兩論“的講稿。當然，康生可以說是一個理論家，但是，他在1933年7月去蘇聯，成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主要負責人之一，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直到1937年， 抗日戰爭爆發后，康生才隨王明于11月返回到延安，而這時的“兩論”已經早就講過，還要他來“起草”嗎？
關鍵還在于，“兩論”并不是任何人都寫得出來的。即使是毛澤東，也不是一下子就寫出來的。沒有長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入鉆研，。他曾對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曾志說，“1932年開始，我沒有工作 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讀那本，又是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他還明確地說，“后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保ㄔ荆骸墩務勎宜赖拿飨?，《緬懷毛澤東》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頁）在這方面，毛澤東確實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他反復學習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關于辯證法問題》，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基礎》等經典著作，還閱讀了中外思想家的許多著作以及中國和蘇聯30年代出版的許多哲學讀物，并且寫了《哲學批注集》。當然也不僅是讀書。沒有對中國革命實踐的深入了解和深刻總結，特別是右傾機會主義導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和左傾機會主義導致第二次國內戰爭遭到重大挫折的教訓，當然還有他在實踐中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成功的探索，“兩論”是寫不出來的。《真相》說這個人寫，那個人寫，殊不知這樣的著作不是哪個人都能寫得出來的。
5. 《為了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真相》還說什么“《為了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此文為毛澤東于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總結報告，但文稿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張聞天、周恩來作了修改。對此，齊得平在他的文章已經用最確鑿的事實指出，《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1937年5月8日）“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毛澤東同志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頁，用的是16開紙，是用毛筆橫寫的?！敝醒霗n案館現在還保存著這個手稿。他還提供了這篇文章開頭4頁的影印件，可謂鐵證如山，無可辯駁。此外，曾經參加這次會議的張聞天的夫人 劉英在其后來寫的回憶里也說，“聞天在會議開始時致開幕詞，……關于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和‘結論’是毛主席作的，這就是后來選到《毛澤東選集》中去的兩篇名文：《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劉英：《我與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頁）在這些事實面前，不知那些謠言的制造者、傳播者和辯護者還有什么話好說？！
6.《論持久戰》
《真相》還說什么“《論持久戰》（1938年5月）、《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前者為毛澤東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的演講稿，實際上，這兩篇文章都是由周恩來、張聞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參加了修改，曾被定為黨校的中心教材。”這個說法也是毫無很據的胡言亂語。
實際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雖然是1938年5月發表的，但是其基本思想早在1936年夏在與斯諾的談話里就已經形成了。不信請看《論持久戰》里的下面兩段話：
“（五）于是問題是：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隊。中國能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六）這些問題的主要論點，還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還在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變前5個月，盧溝橋事變前12個月，我同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就已經一瓣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并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為備忘急，不妨抄錄幾段如下：……（略。有三頁半小字引文，原載斯諾：《西北印象記》，引文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6頁）當然，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在《論持久戰》里是發揮得更為詳盡了。但是，對于毛澤東來說，關于既不是亡國論又不是速勝論的基本觀點及其分析方法早在1936年7月就已經相當明確了。在這種情況下還需要別人為他起草文章嗎？
在這個問題上，抗戰初期擔任毛澤東警衛員的翟作軍是最有發言權的，因為他親眼看到了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的全過程，在《〈論持久戰〉的誕生》一文里記述了毛澤東一個多星期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寫作此書的情況，還記述了他送毛澤東手稿到解放社付印和毛澤東校閱清樣、進行修改以及送書給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征求意見的情況。（翟作軍：《〈論持久戰〉的誕生》，載《我眼中的毛澤東》上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06頁）這是一個人證，是對上述物證的一個補充。這兩個鐵證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7.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至于《真相》說《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一文是“周恩來、張聞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參加了修改“的說法，顯然也沒有根據。幾個人中，除周恩來有過一些軍事方面的經歷，張聞天、林伯渠、康生、董必武都缺乏這方面的經歷，要他們寫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文章，顯然是找錯了對象。而毛澤東則不同，他正是從武裝割據、游擊戰戰爭中成長起來的領袖人物，寫這樣的文章對他來說可以說是“非我莫屬”、“舍我其誰”的事，為什么還要那些根本不熟悉這方面情況的幾個人勉為其難呢？沒有這個道理嘛！在這篇文章里，毛澤東強調游擊戰爭在一般情況下只有戰術的意義，而沒有戰略的意義，但是中國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又處于進步的時代，而日本是一個小國，兵力不足，因此在廣大的占領區就留下了許多空虛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就產生了游擊戰就不僅僅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紫外線單獨作戰；而由于中國處于進步的時代，有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人民群眾的廣泛參加，戰爭也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這樣就產生了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的問題，產生了根據地的問題，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發展問題。毛澤東有土地革命時期的豐富經驗，領導過井岡山的斗爭和中央蘇區反圍剿斗爭勝利的成功經驗，他想到這些問題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沒有這方面經驗的人，是不會想道這些問題的。這樣的文章也只能由毛澤東來寫，張聞天、康生、林伯渠、董必武他們是寫不出來的。而事實上，1938年5月，周恩來也好，張聞天也好，康生也好，林伯渠、董必武也好，他們也正為自己的工作忙碌著。周恩來此時正在武漢忙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不僅團結了一大批進步人士，而且還和許多國際友人經歷了廣泛的聯系。他哪里會有時間去為毛澤東起草文章？張聞天那時還是中央“負總責”的總書記，他也不可能為毛澤東起草文章。至于康生，他1937年11月從蘇聯歸來，先是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后來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次年又擔任中央社會部和情報部部長，做隱蔽戰線的工作，自然也不輕松，也不可能幫毛澤東起草文章。再就是林伯渠和董必武二老，他們都長于作統一戰線工作，抗戰時一個曾經被任命為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黨代表，1938年4月12日又被 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一個則曾任中央黨校校長、陜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抗戰時期曾與周恩來一道常駐重慶?？梢姡瑹o論是林老還是董老，都不可能為毛澤東起草文章。這個謊言顯然編造得太離奇了。
8.《論新階段》
《真相》還說到《論新階段》，說這是“毛澤東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政治報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边@個說法也難以成立。六屆六中全會是由土地革命戰爭轉向抗日民族戰爭的一次重要會議。此會的舉行，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為了準備這次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14日到27日首先舉行了十多天的會議。這時，任弼時已受中央委派到莫斯科擔任中共朱公村國際的負責人，向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介紹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情況。而王稼祥則剛從莫斯科共產國際回來。他在政治局會議的第一天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意見 “國際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泵珴蓶|在24日會議上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周恩來在26日的會議上也作了發言，表示完全同意國際的指示和毛澤東等的報告。毛澤東在27日的會議上再次發言，肯定了這次會議的成功，并且說，這次會議的成功可以保證六屆六中全會的成功。這次會議決定，由毛澤東代表中央向全會作政治報告。（見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頁；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頁）9月29日，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各方面 負責干部55人，是六大以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王稼祥再次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在10月12日下午、13日下午和14日下午和晚上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長篇政治報告，后又在11月5日又作了題為《戰爭和戰略問題》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的結論。顯然，說毛澤東用三個下午和一個晚上作的長篇政治報告是王稼祥和康生寫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為如果讀別人起草的稿子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長的時間；而如果毛澤東只會讀別人寫的稿子，連話都不會自己講，他還能夠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走向勝利嗎？他還會被共產國際如此看重、提出要以他為首組成領導機關嗎？附帶說一下，共產國際如此看重毛澤東，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29年秋，毛澤東曾因瘧疾而大病一場，后在閩西上杭縣的蘇家坡養病，國民黨造謠說，毛澤東已死于肺結核病。共產國際在莫斯科也聽到了這個誤傳，于是在1930年初的《國際新聞通訊》上發了一個訃告，對毛澤東作了很高的評價：“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 、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病而在福建前線逝世?！薄斑@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薄懊珴蓶|同志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范圍內完全執行了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的決議?！保ㄞD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頁）當然，如果說王稼祥或康生在政治局會議上參與過一些意見，這應該說是可能的，因為他們都懂俄語，又作為中共代表在共產國際工作過，對共產國際的情況比較了解，但是，若說毛澤東的講話告訴他們起草的，那明顯就是胡編亂造了。毛澤東很反對請別人為自己講話寫稿子，他自己怎么會一當黨的領袖就帶頭這樣做呢？不可能嘛！
9.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真相》還說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說什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集體起草的，后經周恩來、劉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為黨校的中心教材。”誠然，《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有一部分即第一章（共11頁）不是毛澤東寫的，這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題注里是講得很清楚的。那里說：“《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1939年冬季，由毛澤東和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寫作的一個課本，第一章《中國社會》是其他幾個同志起草，經過毛澤東修改的。第二章《中國革命》是毛澤東自己寫的。第三章，準備寫《黨的建設》，因為擔任寫作的同志沒有完稿而停止。但是這兩章，特別是第二章，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中仍然 起了很大 的教育作用?！薄墩嫦唷氛f：“本文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集體起草的，后經周恩來、劉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顯然也不確。六屆六中全會后，周恩來任南方局書記，常駐重慶；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在華中敵后開展工作，皖南事變后任新四軍政委，1943年才回延安人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康生雖然在延安，但他們并不擅長歷史，似也不可能寫涉及歷史問題的《中國社會》部分。寫這個部分的應該是熟悉歷史的范文瀾、何干之等人，他們當時都在延安，寫《中國社會》部分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應該說，在一本書里有一部分內容由其他人來寫的情況并不鮮見。比如《反杜林論》是恩格斯寫的，但是這并不妨礙其第二編（《政治經濟學編》）的第十章（《批判史論述》）是由馬克思寫的。難道我們可以因為其中有很小一部分是馬克思寫的就斷言說《反杜林論》不是恩格斯寫的了嗎？當然不能。這里有一個量與質的關系問題，或者說有一個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問題。更不要說，這些問題在相處友好的作者之間早有協商和默契，根本就不會發生今人所謂的“著作權”問題。
10. 《新民主主義論》
《真相》還說到《新民主主義論》，說什么“此乃毛澤東于1940年1月9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文稿是由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陳伯達、艾思奇等人起草，經中央集體討論定稿的?！鼻懊嬉呀浾f過，要寫像《矛盾論》、《實踐論》這樣的書需要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同樣，要寫像《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這樣的論著，也絕不是一時想到要做報告才臨時決定請什么人去寫就能夠寫得出來的。曾志在1939年底從白區到延安，組織上要她進馬列學院學習。一天，她去看望毛澤東，說，“馬列學院，我準備學一年。”“毛澤東則說，“不行，一年太少，要學三年，至少要學兩年。要學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要精讀，讀了還要理解它，要結合中國國情，結合自己的工作實踐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論和實踐結合了，理論就會是行動的指南?！彼€說，“我在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于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還可以從中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在各種理論觀點爭論和批判中，就加深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認識?！保ā毒拺衙珴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頁）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把寫作《新民主主義論》的過程看作是一個反復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這個過程顯然不是一次就能夠完成的。后來，在1956年3月14日同越南勞動黨總書記長征、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談話時再次談到了他寫《新民主主義論》的過程，說：“《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八十年是一階段，后二十年是一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因此重新寫起，經過反復修改才定了稿?！保ā睹珴蓶|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談話中，艾地說：“印尼有許多同志認為毛主席思想成熟，寫文章一定是一氣呵成，不必修改。”毛澤東回答說，“那樣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我們的頭腦、思想反映客觀實際，無論什么時候誰都不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確，無遺無誤?？陀^事物是錯綜復雜的，不斷變化的。我們的頭腦、思想對客觀實際的反映，是一個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明確到更明確、不深入到更深入的發展變化過程，同時還要隨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寫《新民主主義論》時，許多東西在起初是不明確的，在寫的過程中才逐漸明確起來，而且經過反復修改，才把意思表達得比較準確。”(同上，第16-17頁)如果《新民主主義論》不是毛澤東寫的，他會說出這樣的過程和體會嗎？《真相》說是康生、陳伯達、艾思奇起草的，可以斷定，他們沒有毛澤東那樣的經歷，也沒有毛澤東那樣的水平，是根本寫不出來的。這些說法在上述事實面前，完全是憑空捏造的一派胡言！。
11.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時局》和《關于大腿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
《真相》還說到《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時局》和《關于大腿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真相》說，“《毛選》稱這兩篇均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的對黨內的指示，實際上是中央委托周恩來起草的，董必武也參加了部分意見?！边@種說法顯然也是毫無根據的主觀臆測。
我們知道，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出現有其國際背景，主要是：1940年9月間，德、意、日三國在柏林簽訂了三國軍事同盟條約，英美也簽訂了協定，兩大集團的斗爭日趨激烈，而他們都想拉蔣介石介入他們的集團，蘇聯也在繼續援助蔣介石抗日。此時的蔣介石自然十分得意，他待價而沽，既準備參加英美同盟，也準備參加得意日同盟。毛澤東判斷，無論哪一種情況出現，國共之間都會出現嚴重的斗爭局面。1940年10月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黨正副參謀總長的名義給朱德、彭德懷、葉挺發了一份電報（即所謂皓電），要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并且從50萬人縮編為10萬人。這實際上是一個最后通牒。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此開始。毛澤東對此事的態度非常慎重。他認為，蔣介石全面反共的決心也不容易下，如果操切行事，可能會導致國共破裂。周恩來于11月1日來電，提出“還是用朱、彭、葉、項名義通電答復何、白?！?1月2日，中央書記處研究周電，毛澤東在同日回電周恩來，說：“此次反共是國民黨發動的，投降危險是嚴重的，但各中間派紛紛議論猜測，我們在實際沒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積極辦法，稍等一下再說話不遲?，F距何白皓電限期尚有20天，待10號左右拍發，不必復得太早?！?1月3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何應欽、白崇禧皓電，中央決定以主、彭、葉、項名義答復，采取緩和態度，以期延緩反共戰爭爆發時間。對皖南方面，決定讓步，答應北移?！?1月9日，毛澤東起草了以朱、彭、葉、項名義寫的復皓電的電報（史稱“佳電”），電報“明確區分江南江北部隊，江南確定主力北移，以示讓步，江北確定暫時請免調?！蓖眨诮o周的電報中解釋說，“說暫時乃給蔣以面子，說免調乃塞蔣之幻想?！奔央娺€說了這樣一段話：“目前正屬奸偽四逞謠言紛起之時，亟宜調協各方，統一對敵，庶免為敵所乘，自招分崩離析之禍。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蕩，演成兩敗俱傷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復違德等之始愿。我為鷸蚌，敵作漁人，事與愿違，嗟悔無及.”而在給周恩來的電報里，毛在給周的電報中解釋說，佳電的這一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進攻，我方必自衛，而以鷸蚌漁人出之?！奔央姲l出后，在社會各界，特別是在中間勢力中產生了很好的影響，得到了廣泛的同情。但是，蔣介石要消滅新四軍的決心已定，繼續加緊了他的各種部署。12月8日，何、白再次電令八路軍、新四軍全部調往黃河以北。同時蔣介石又命令顧祝同做好圍殲新四軍的準備。此間，黨中央又多次催葉、項向北轉移，但項英卻一再借故不從，貽誤了時機。直到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 9000余人遵命北移，國民黨已在新四軍必經地區埋伏了重兵。1月6日，當倉促行動的部隊到達茂林地區時，即遭到了預先埋伏的國民黨第33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指揮的七個師八萬余人的嚴密包圍和猛烈襲擊。由于利率過于懸殊，寡不敵眾，經過七天七夜的激戰，除兩千人突出重圍外，大部分都壯烈犧牲。葉挺軍長為保存部隊實力曾親自與國民黨軍隊談判，結果被扣；而項英與袁國平在緊急關頭擅自離開部隊，后又回到部隊，最后也在戰斗中陣亡。1月17日，蔣介石發布命令，誣蔑新四軍為“叛軍”，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并把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至此，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已達到頂峰。
針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進行了堅決的斗爭。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舉行會議，毛澤東指出，要挽救時局，實現好轉，必須由國民黨當局取消1月17日命令。會議決定，成立中央軍委主席團，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王稼祥組成。駐國民黨統治區的辦事除實行撤退。當天，政治局還決定，發布毛澤東起草的重建新四軍總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張云逸為副軍長，劉少奇政委，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隨后，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整編全軍為七個師七個旅，共九萬多人，在大江南北堅持抗戰。
周恩來在得悉蔣介石的反動命令后，當即打電話給何應欽，痛斥：“你何應欽就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痹?7日當天，他還以無比悲痛的心情寫下了十分有力的政治口號——“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并且還寫下了一首膾炙人口的四言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這兩件手書登在《新華日報》被國民黨新聞檢查而“開天窗”的空白部分，在重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紤]到周恩來等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同志的安全，中央要求各辦事處撤退。南方局在周恩來主持下討論了中央的這一意見，董必武、鄧穎超、錢之光等參加了討論，大家認為在這種時刻周恩來不能離開；周恩來也表示，一定要堅持到最后。后來中央也同意了他們的這一意見。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一直堅持在第一線進行斗爭，同時也一直與黨中央保持者聯系，把黨中央的要求變成為實際的行動。
中央政治局在1月20日提出了包括“懸崖勒馬，停止挑釁”、“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云相等三人”等“十二條”對國民黨的要求，周恩來就即使地把這個“十二條”交與國民黨的談判代表張沖并要求其轉達蔣介石，而董必武、鄧穎超作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則以不參加“國民參政會”表示抗議。在這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指揮得當，而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在第一線的同志也行動有力，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擁護，也爭取了一批中間派，使蔣介石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尷尬境地。蔣介石雖然一意孤行，沒有接受這個“十二條”和后來中央采納周恩來、董必武建議作了進一步讓步的“臨時十二條”，（不是《毛選》里的兩個黨內指示，《真相》在這里很明顯是故意混淆視聽）但蔣介石為了爭取董必武、鄧穎超參加國民參政會也作了不少努力，但董、鄧依然沒有與會，而《新華日報》準備發表的長文《中共參政員未出席本屆參政會真相》一文遭到扣押，周恩來決定不經送審自行出版增刊一大張，使得有關文獻都能為廣大群眾所了解。這樣作使蔣介石在國人和美國人（當時羅斯福的助手正在重慶）大失面子。此時國民黨的威信已大大下降，而共產黨的威信已大大提升。國民參政會后，蔣介石于3月14日約見周恩來，宋美齡也在座。此時的蔣介石已沒有以前的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不過對周恩來提出的問題，或者避而不談，或者推說問題在下面，他甚至也沒有再提“開往黃河以北”的事。至于共產黨軍隊人數和軍餉問題，則說，“只要聽命令，一切都好說，軍隊多點，餉要多點，好說?！睂嶋H上，蔣介石所發動的這次反共高潮已接近落幕。（以上材料均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之《毛澤東傳1893-1949》和《周恩來傳1898-1949》兩書的《皖南事變前后》一章，前書為第24章，后書為第25章，以及逄先知主編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的有關部分，其說法有文獻檔案之支撐，應該是可靠的。為行文方便，恕不一一注明頁碼。）
這次打退國民黨的反共高潮能夠取得重大戰果，固然與周恩來等在第一線的堅決斗爭分不開，但是，若沒有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也是不可想象的。當然，在中央的決策里也有第一線的積極參與，如臨時十二條就是周恩來和董必武起草的，但是，這和把《毛選》里毛澤東起草的兩份黨內指示說成是周恩來、董必武起草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在這方面，周恩來在給黨中央的報告里也說，“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著團結的人是共產黨中央?！泵珴蓶|自始至終領導了這場斗爭，他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提出了積極穩妥的方針和政策，使整個斗爭過程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是毛澤東思想發展中的一個高峰。正如《毛澤東傳1893-1949》所說 ，“這半年，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非常緊張的一段時期 。他思考問題很細，很具體，處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緊。他所起草的關于這個問題的文電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發出兩三件。在1940年12月14日這一天就發出了十一件，說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發出文電最多的一天?！保ā睹珴蓶|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00-601頁）在這個事實面前，怎么能夠設想，他起草的并且收入《毛選》作為重要文獻保存的兩個黨內指示是遠在重慶的周恩來為之起草、董必武為之修改的呢？附帶說一說，從這里也可看出，《真相》說毛澤東生前的全部著作只有470多篇是多么不符合事實！在這個問題上，胡喬木在1990年9月6日談話中也說，“經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們黨內更團結了，毛主席的領導威信大大提高了。這半年的斗爭，對后來抗戰、解放戰爭初期的勝利都有很大的意義?！保ā逗鷨棠净貞浢珴蓶|》，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9頁）如果毛澤東所做的一切都是別人做的，他的領導威信還能“大大提高”嗎？！沒有這個道理嘛。
12. 《改造我們的學習》
《真相》還說到《改造我們的學習》，說什么“此文為毛澤東于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經王稼祥修改的。當時是以中共中央學習研究組的名義發表的。”對此，齊得平同志的文章已用手稿的照片指出，“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講演提綱親自加以整理的。全文18頁，用的是16開紙，是用鉛筆橫寫的?！边@也是鐵證，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13.《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
《真相》還說到《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說什么“前者為毛澤東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講，后者為毛澤東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會上的講話。這兩篇文章都是由林楓起草的，陳云、李富春等人參加了修改。”其實，《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做的三次演講，也是整風需要學習的基本文件，這樣重要的事情毛澤東怎么會交給別人去起草、修改而不親自去做呢？難道毛澤東就那么自卑，認為自己的水平不如這些人嗎？顯然不是這樣。不說思想理論水平，就以演說和講話的水平來說，毛澤東的水平也遠在這些人之上。早在1929年12月，毛澤東在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9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即《古田會議決議》里，就提出了“十大教授法”，主張：“1．啟發式（廢止注入式）；2．由近及遠；3．由淺入深；4．說話要通俗化（新名詞要釋俗）；5．說話要明白；6．說話要有趣味；7．以姿勢助說話；8．后次復習前次的概念；9．要提綱；10．干部班要用討論式?！保ā睹珴蓶|鄧小平江澤民論教育》，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他的三個講話都體現了這個精神。讀過這三個講話的人，都會感到毛澤東講話在語言上是下過功夫的。他的語言，既有來自古人和前人的東西，也有來自人民群眾的東西，形象生動，趣味橫生，具有很高的藝術特色。而且他講話不是居高臨下地教訓別人，而是平等地和別人談心，啟發別人，循循善誘，由近而遠，由淺入深，通俗易懂，既沒有一般知識分子的“學生腔”，更沒有一些人故作斯文的酸腐氣，讓人愛聽。這些，別人就是想學也不是那么容易學得到的。如果毛澤東是讀別人起草和修改的稿子，能夠產生這樣的效果嗎？
14.《論聯合政府》
《真相》還說到《論聯合政府》“此文為毛澤東于1945年4月20日中共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文稿是由康生、艾思奇、胡喬木等人起草的，任弼時、張聞天、劉少奇等作了修改?！边@又是信口開河的胡言亂語。在這里，所謂的《真相》連開會的日期都搞錯了。中國七大并不是在1945年4月20日召開的，這一天六屆七中全會還在舉行，毛澤東當然不可能作七大政治報告。我們知道，六屆七中全會是在1945年3月31日舉行的，當時《論聯合政府》已經寫好初稿，毛澤東在3月31日的全會上作了一個題為《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的報告，他說，“中國在這一次有成為獨立、自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可能性，為近百年來、五四以來、有黨以來所僅有，我們應該在此時機提出適當綱領，動員全國人民爭取其實現，頁就是團結全黨全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中國。這個綱領以前大部分是有的，現在加以綜合及發揮。”他講了報告的基本觀點，說，“對外國主要聯合蘇聯，對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國家以聯合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們尊重中國人民的意見?！薄皩O中山講的是否太多？不多。我們要善于引用他，這沒有害處，只有好處，列寧也要我們發揮他?！彼€說，“報告中講共產主義的地方，我刪過一次又恢復了，不說不好。關于黨名，黨外許多人主張我們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壞了，所以報告中索性強調一下共產主義的無限美妙。農民是喜歡共產的，共產就是民主?！彼谡f明中特別提到了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的區別，說：“這個區別以前沒有指出，其實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抗戰時期的一般綱領都沒有改變，以后還可以用若干年。工農民主專政是新民主主義的本質。具體綱領在各個階段是不同的。聯合政府是具體綱領，它是統一戰線的具體形式。這個口號好久沒有想出來，可見找一個口號、一個形式之不易。這個口號是由于國民黨 在軍事上的大潰退、歐洲一些國家建立聯合政府、國民黨說我們講民主不著邊際這三點而來的?！睉撜f，《論聯合政府》里多講孫中山、講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都與這個具體綱領有關。他還說，“如果大家同意報告的這些基本觀點，則修改后即發給所有代表，代表大會仍可提出各種修改意見。”（《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276頁）如果《論聯合政府》不是毛澤東親自起草和修改的話，他是講不出這一番話來的。在這方面，齊得平同志在文章中引用中央檔案館原副館長裴桐同志的話說：“《論聯合政府》是毛主席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作為一個曾任中央檔案館副館長，他講話的背后有檔案的支撐，其真實性應該是無可置疑的。還需要指出的是，七大是4月23開幕的，毛澤東在開幕那天致了開幕詞（《毛選》中題為《兩個中國之命運》）。4月24日，毛澤東做政治報告，但是他并沒有照事先準備好的《論聯合政府》講，而是把這個已經印好的書面報告分發給每個與會者，另外作了一個口頭的政治報告。當時，他是這樣說的：“同志們！我代表中央委員會作報告。政治報告的書面稿已經印發，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找這個書面稿來講，只講一下這個報告里頭提出的一些問題，以及這個報告沒有充分展開來說的一些問題。我講三個問題：路線問題，幾個政策問題，關于黨內的幾個問題?！保ㄒ姟睹珴蓶|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頁）這種做法，和毛澤東后來提出的上課把講義發給學生，再對一些重點問題作一些說明的主張相一致的。后來，毛澤東在1956年3月14日與長征、艾地談話時曾談到《論聯合政府》，他說，《論聯合政府》只是把政綱排列起來，加工不多，不好。”在場的周恩來插話說：“《論聯合政府》當時動員的力量和作用很大，甚至比《新民主主義論》還大?！保ā睹珴蓶|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應該說，毛澤東的說法和周恩來的說法并不矛盾，毛是就文章本身來說的，作為作者，毛澤東對于該文行文是不滿意的；而周是就文章所起的作用而言的，當時《論聯合政府》在國民黨統治區曾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周恩來身在重慶，有著切身的感受，所言自然也不虛。我們知道，《論聯合政府》發表時正值抗戰勝利的前夕，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是全國人民所關心的問題，因此，“聯合政府”的口號一提出就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對此，毛澤東甚至說，“這個口號一提出，重慶的同志如獲至寶，人民如此廣泛擁護，我是沒有料到的?！保ā睹珴蓶|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頁）根據以上所說，《論聯合政府》為毛澤東所寫應該是毫無疑問的。若是別人起草，他是不會說它“不好”的，正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啊！
15. 《論人民民主專政》
《真相》還說到《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說“此文為慶祝中共建黨二十八周年的專論，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體起草的，主要執筆人是陳伯達、艾思奇和鄧力群。”此話也明顯是胡說八道。一篇文章可以在事先或事后進行集體討論，至于所謂集體起草是不可能的。所謂“起草”也就是“寫”，要寫總有具體的人“執筆”，而絕不可能“集體執筆”或“集體寫”。這本來是一個常識，說話豈可違反常識？！在這個問題上，齊得平同志的文章也提供了手稿的影印件。據他說，“手稿全文共31頁，用的是16開紙，橫寫。文章標題原為《二十八年》，后來毛澤東同志用毛筆改成《論人民民主專政》?！饼R文一共提供了手稿4頁影印件，可謂鐵證如山，是任何人也翻不了的。而從《論人民民主專政》文章的文風看，也完全是毛澤東的風格：整個文章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嬉笑怒罵，一氣呵成。這樣的文章是陳伯達、艾思奇和鄧力群所寫不出來的，更何況他們三人中當時只有陳伯達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其他二人都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鄧力群甚至還在外地工作，又怎么幫助毛澤東執筆寫《論人民民主專政 》？至于陳伯達，他曾親口對華僑領袖陳嘉庚說，“毛主席為人甚謙和慈祥，善體貼人情，虛懷若谷，文章極好，所發表文章，皆自手出，未有人增減一字。”（陳嘉庚：《新中國觀感集》，新加坡南洋華僑籌賬協會1950年版，第84頁）顯然，此文也不會有陳伯達“執筆”。而據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893-1949》說，“這篇文章是他用兩天時間寫成的?！保ㄖ醒胛墨I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924頁）人們有理由相信，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領袖傳記，說得如此具體而明確，肯定是得到有關文獻檔案的支持的。
16.關于毛澤東著作的署名問題
《真相》還胡說什么，“關于毛澤東著作的署名問題，在中共內部也是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和爭論的。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對這一問題曾有過以下兩點非常不合情理的決議：
”一、凡是由毛澤東同志演講的、由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審閱的文件，在編印時要用毛澤東同志名義；
“二、凡是過去已由毛澤東同志名義發表的著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實際上，在中共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這個所謂關于署名權的爭論。我們知道，毛澤東鑒于王明路線對中國危害之列，曾經與之進行了長期的斗爭，并且通過整風從思想上、理論上進行了徹底的批判。當時的忙寧也曾承認自己錯誤的嚴重，做過檢討，但是后來跑到蘇聯就一概不認賬了。他寫了一本《中共五十年》，還寫了一些攻擊毛澤東的回憶錄，其中雖然也有謠言，但卻沒有對“毛澤東著作的署名”提出過任何異議；如果真有這等事，他在書里還能不不置一詞？僅憑這點，就可以斷定《真相》所謂的在“毛澤東著作署名問題”上“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和爭論”之說是一個無中生有的憑空捏造。
關于所謂“七屆一中全會”的“兩點決定”，也完全是憑空捏造。一般來說，各次代表大會以后舉行的第一次一中全會所要解決的是產生新的領導機構（如政治局，書記處）這一類重大的組織問題，而不可能是像如何“署名”這樣細小具體的問題，更不會為這樣具體而微的細小問題作出什么決定。這都是常識。更何況，毛澤東在“七大”期間就明確講到過“署名”問題，他在口頭報告里講“不偷”，就是非常明確地反對“抄襲”現象。他說，“這種事情歷來就有的，叫做‘抄襲’。這是不誠實。馬克思的就是馬克思的，恩格斯大家是恩格斯的，列寧的就是列寧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總司令講的就是朱總司令講的，劉少奇講的就是劉少奇講的，徐老（徐特立）將的就是徐老講的，哪個同志講的就是哪個同志講的，都不要偷。”（《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350頁）他怎么會贊成通過《真相》說的“兩點決定”呢？可以說，絕無這種可能。道理很簡單：如果毛澤東是一個“自食其言”的人，他后來還能有那么高的威望嗎？
17.關于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議題問題
《真相》說，“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康生曾提出《堅決捍衛毛主席著作光輝思想》的意見書，提出：“黨內有人企圖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黨的指導理論”，為此于1956年11月中旬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做出決議：
“一、全黨要維護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權威；
“二、毛澤東同志著作是毛澤東思想的集中表現，是毛澤東同志的革命工作經驗的結晶?！?
這個說法顯然也不符合事實。八屆二中全會的召開（時間是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距剛剛舉行的八屆一中全會（時間1956年9月29日）只有一個多月時間。之所以在這么短的時間后又要召開全會，顯然不是因為陳伯達、康生在11月上旬寫了什么意見書；再說11月上旬才提出，11月10日就要開中央全會這樣大型的會議，這在時間上也是來不及的。開這次中央全會，主要是因為國際上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劉少奇曾于1956年10月23日至31日去莫斯科與蘇共中央進行會談，當然國內也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會議有三個議程：一是劉少奇作時局問題的報告，匯報他與蘇共中央會談的情況；二是周恩來作關于1957年計劃的報告，建議按照“保證重點，適當壓縮”的精神進行調整，反對冒進；三是陳云作關于糧食和副食品問題的報告，提出改善糧食收購和銷售、增加豬肉等副食品生產的措施。(《中中國共產黨大事典》，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49頁)會議主要討論的是國際局勢和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問題。劉少奇在會上作關于目前時局問題的報告，報告了他不久前訪問蘇聯，就波匈事件等問題同蘇共領導人會談的情況。他強調，“我們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不能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要重視農業和輕工業，要關心人民生活；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反對干部官僚主義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保ā秳⑸倨婺曜V》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頁）毛澤東在全會最后一天作總結，他在講波蘭匈牙利事件時講了列寧和斯大林這“兩把刀子”，并進一步指出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造成的危害，他敏銳地指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斗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F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埃ㄞD引自金沖及主編之《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08-609頁）在八屆二中全會期間，即11月11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主席鐵托在普拉發表演說，認為波匈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義強加在他們頭上，他還說，“問題是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于是毛澤東又在二中全會結束后連續在11月24日、25日、27日、29日和30日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國際形勢，分析鐵托的講話和一些共產黨對他的評論。最后決定寫一篇長文，表明中國共產黨對這些重大問題的態度。這就是后來以《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為題的著名文章。此文由胡喬木起草初稿，于12月2日晚，由毛澤東召集常委開會討論初稿，毛澤東對文中的要點重新進行構思。12月10日起繼續進行討論和修改，直到12月27日最后一次討論修改，八易其稿，才最后完成，并于28日晚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29日在《人民日報》見報。（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08-611頁）可見，從1956年10月到12月，毛澤東所最為關注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中央全會、政治局會議、政治局常委會議所圍繞的中心都是這個問題?！墩嫦唷钒寻藢枚腥珪恼匍_歸之于所謂重新肯定“毛澤東思想”問題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多次刪去一些文件里的“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建國后一直到籌備八大期間，他又多次刪去文件中“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因此，在八大文件里，都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毛澤東怎么會在八大開會就結束還不到兩個月召開的二中全會上同意重新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呢？
18.關于所謂習仲勛、譚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央提出的意見
《真相》說，“1980年9月，習仲勛、譚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再重新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應當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體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人們要問：為什么五位老革命家向中央提出的意見，僅只列出三個人？為什么不列全五個人？五個人列全不是顯得更有分量嗎？之所以列出習仲勛等三位，無非是因為習仲勛1962年曾因小說《劉志丹》而獲罪，被保護性隔離達16年之久，就認為他是反對毛澤東的；而出譚震林和徐向前，大概是因為他們曾經是“二月逆流”的積極參加者，估計他們對毛澤東也是有看法的。殊不知，這些老革命家對毛澤東還是很有感情的。就以習仲勛來說，在陜北根據地，少數老同志中曾有一種議論：“陜北救了中央?！绷曋賱讎勒赋觯骸斑@句話應該倒過來：“中央救了陜北。”他說，“毛澤東和黨中央長征尚未到達陜北前，陜北根據地外受國民黨重兵，內遭左傾路線的危害，許多優秀的黨員干部、知識分子和下級軍事指揮員被槍殺、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陜北，陜北根據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沒劉志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們（“左”傾機會主義者）已給劉志丹和我們挖好了活埋坑。”這里所說應該都是肺腑之言。1962年對他的處理，周恩來強調不是敵我矛盾，而且為了便于他學習，讓他在中央黨校附近住下來，實際上也是對他的照顧。對此，毛澤東也表示同意。而在這之前，毛澤東對他也很器重，多次稱贊他“年輕”，是“群眾領袖”，讓他擔任中央西北局書記、中宣部部長、副總理兼秘書長。而習仲勛對毛澤東也充滿崇敬和感激的感情，前面引用的那段對話就是證明。因此，沒有理由認為他對毛澤東會懷有不好的感情。
關于譚震林，我最近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看到一則他在1980年講的一個與毛澤東有關的故事：51年前，即1929年8月下旬，當時，譚震林在紅四軍四縱隊，正在準備第三次攻打閩西上杭縣城。四縱隊司令部設在上杭白砂，譚震林召集干部、戰士開戰前動員大會。正巧，毛澤東也來到了白砂。聽說部隊在開會，毛澤東就趕到了會場，就在后面悄悄地坐下來，靜靜地聽譚震林講話。大會結束后，毛澤東嚴肅地對譚震林說：“你剛才的講話總的看很好，但是有一句話不妥當！”“你說，‘打下上杭城，城里什么東西都有，部隊放假三天，可以上街大買東西?！筷犨M城，紀律應該更嚴格。你帶部隊進城后是這樣干的?我帶兵可從來沒有這樣干過?！边@件事情，給譚震林非常深刻的教育。51年后，他回憶到此事時，還深有感觸地說：“毛主席是非常嚴格的，你講錯一句話他都要批評的。”他這樣說，顯然不是不滿，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敬愛。正巧，《真相》說他和其他四人也是在同一個時間——1980年9月向中央提意見。人們不能想象，同一個人，在同一個時間，一方面非常敬佩地講著毛澤東的故事，一方面又向中央反映對于《毛澤東選集》的不滿——實際上。也是對于毛澤東的不滿。這兩件事能夠統一起來嗎？
至于徐向前，他對毛澤東也充滿了崇敬的感情。早在1925年，他就知道毛澤東很有學問，要“找毛澤東”，但沒有找到。后來知道朱毛紅軍的“十六字訣”也很佩服，并且在鄂豫皖根據地也學習運用。后來在長征中，他作為四方面軍的總指揮，明確表示贊成毛澤東的北上路線，而與張國燾的分裂路線進行了斗爭。后來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他長期生病，毛澤東對他非常關心和愛護，讓他休息靜養，同時說他打仗的風格就跟他的名字叫“向前，向前！”一樣，也很欣賞。文革中雖然有所謂“二月逆流”的事，后來毛澤東見到他仍然十分親切，在握手時連稱徐是“好人，好人?！彼麄冎g心中并無芥蒂，更不會有什么不好的感情。
問題還在于，三位老革命家并不是理論家，對《毛選》的出版情況也不知情，應該不會就此問題提出什么意見，而所謂的意見頁根本不像是他們所提。而且，這些老革命家向中央提出意見，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中央都應該有所回應，但是《真相》只說提出意見的上文，卻沒有中央回應的下文，顯然是不合情理的。而事實上，盡管有這個所謂1980年9月五位老革命家的意見，而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和五十年代的第一版比較，在篇數上除了增加《反對本本主義》一篇外，其他并沒有發生變化。那豈不是說，無位老革命家說話竟如此不起作用？所有這些，都不能不讓人懷疑《真相》所說的五位老革命家意見的真實性是有問題的。
19.關于“老三篇”的作者問題
《真相》說，“1992年初，胡喬木在重病期間，曾對來探望的楊尚昆、喬石、溫家寶提出：關于毛澤東著作，黨內一直有分歧，應當作出全面審核，哪些是毛澤東親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編輯過程中被牽強地肯定下來的。他還提出：毛澤東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稱《老三篇》——《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為人民服務》，甚至毛澤東詩詞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圓春·雪》，即那首‘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都是出自他的手筆，并要求恢復用他胡喬木的名字?！?
這個謠言的水平之低下，不禁令人捧腹?！都o念白求恩》是1939年寫的，而胡喬木當毛澤東的秘書的時間是1941年2月，當時胡喬木既然還不是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又怎么會叫他寫《紀念白求恩》？至于毛澤東寫《為人民服務》和《愚公移山》時他雖然已經在做毛澤東的秘書，但是，毛澤東是寫文章的高手，寫這樣短小的文章還用得著秘書幫忙嗎？這也未免太小看毛澤東水平了。其實在毛澤東所寫的文章里，這三篇也并不是最有文采的所謂“名篇”。它們之出名，完全是由于后來有人特別提倡的結果。據我所知，這三篇文章在早期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并沒有收錄，比如40年代后期東北書店出版的《毛選》里就沒有這三篇文章。建國后出版的《毛選》收進了這三篇文章。鑒于這三篇文章所具有的教育作用，它們被收進了中學的語文課本，因此在50-60年代對青少年的思想教育曾經發揮過很好的作用。1959年，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后，在部隊開展學毛著活動，這三篇文章被稱為“老三篇”在部隊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也發揮了很積極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后，全民學毛著，“老三篇”因其言簡意賅、易學易懂而成為首選，成了全國人民都能夠熟讀乃至背誦的毛澤東著作，更促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大普及，并在“斗私批修”中發揮了強大的作用。我很懷疑，胡喬木會提出要“恢復他的名字”，更懷疑楊尚昆、喬石和溫家寶三人在聽了胡說的這些話（？）后竟然沒有表示任何意見！至于說《沁園春•雪》一詞，本身就不知《毛選》范圍之內，放在《〈毛澤東選集 〉真相》內提出就是文不對題的。至于該詞的作者是誰的問題，胡喬木之女胡木英已經明確表態，指出其父既沒有長征的經歷，更沒有毛澤東那樣的偉大氣魄，是寫不出那樣的的作品來的。更不用，胡喬木在毛澤東寫那首詞時還根本不會寫詞，他在1965年才學習寫詞，而在寫作過程中，正是毛澤東曾悉心幫助其修改并且幫助其發表，他充其量也只不過是毛澤東的一個學生，哪里有資格和毛澤東去爭署名權？由此看來，此事的謊言性質是再清楚不過了。
總之，這個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可謂通篇都是謠言，完全可以說它是一個反毛謠言的集成或反毛謠言的大雜燴！
盡人皆知，謠言可以惑眾，謠言可以動搖軍心，謠言甚至可以亡國，謠言是敵人對付革命的慣用的武器，謠言是革命人民的大敵！大敵當前，徹底批判它、打倒它，當然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了。
對于謠言的制造者和傳播者來說，人們常常看到他們膽大妄為、氣勢洶洶，其勢如牛的一面，實際上，他們還有另一面，就是膽小如鼠、外強中干、色厲內荏的一面。謠言最怕的是事實。一旦有事實出場，謠言就不攻自破。在事實面前，一切就都回到事物本來的面貌：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偉大人物終究還是偉大人物，無恥之徒必定還是無恥之徒。而且，相形之下，偉大人物會愈益顯示出其偉大和崇高而倍加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擁戴；而無恥之徒則會更加暴露出其卑劣和低下而格外遭到眾人的鄙視和唾罵。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這個可悲的下場，恐怕也是那些造謠者和傳謠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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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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