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解放軍涌現出雷鋒、歐陽海、王杰、麥德賢等英雄人物，還出現了“南京路上好八連”、“南海前哨鋼八連”、“神槍手四連”等英雄集體。這可謂是其一貫重視文化管理結出的碩果，又可謂是林彪將“紅軍大學”時的辦學方針、校訓貫徹到全軍的結果，還可謂是解放軍為新中國立的座座文化燈塔。

　　1963年2月，總參謀長羅瑞卿提出了宣揚典型、運用典型的建議。隨后，總政向全軍發出了“學習雷鋒”和“南京路上好八連”的通知。于是全軍掀起了“學先進，趕先進”的文化熱潮。這件事得到了深諳文化管理的毛主席支持，并在3月5日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又于8月1日寫下了《八連頌》雜言詩。

　　早在1937年，毛主席與時任紅軍大學校長的林彪，把“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個字作為“紅大”的校訓，之后，又把人民軍隊在長期革命斗爭中養成的風格歸總結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三句話，并在《抗大三周年紀念》文章中，作為抗大辦學方針提出。林彪任國防部長后，將這三句話、八個字簡稱為“三八作風”，又把人民軍隊的管理思想歸結為“四個第一”，繼而在全軍推廣。因此使軍隊面貌一新，毛主席對此也非常滿意，且認為，值得全國各行各業學習。

　　1963年12月9日，毛主席收到了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的《為了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提議在企業里學習解放軍》報告。這一想法與毛主席可謂一致，于是，將此報告批轉給了薄一波：“此件請你看一下。別的工業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請你查告我。看來學解放軍，并且調一些解放軍好干部到工業部門工作，是一個好辦法”。12月15日，薄一波致信毛主席，肯定了在企業學習解放軍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收到薄一波回信后，毛主席又致信林彪、賀龍、聶榮臻、羅瑞卿等人，向他們正式提出工業部門學解放軍的問題。次年1月7日，毛主席在聽取全國工業交通情況匯報時，指示報紙應報道學習解放軍的情況。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全國人民都學習解放軍”的社論，由此，學習解放軍，在全國全面鋪開。那么，如何學習解放軍?

　　《社論》開頭指出：解放軍之所以能夠成為一支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戰斗化的軍隊，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軍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解放軍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堅持“四個第一”的原則;解放軍堅持我國革命軍隊的優良傳統‘三八作風’;解放軍注重創造四好連隊、加強基層建設等等，這些都是解放軍無往而不勝的原因。

　　就社論先弄清：(1)何謂“無產階級化”?主張圍繞“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樹立價值觀，且培養人們的“團結、友愛、勇敢、堅定”品質。(2)何謂“非無產階級化”?其表現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宗派主義、極端民主主義”。那么看社論對“四個第一”、“三八作風”與創造四好連隊的具體闡述。

　　(一)解放軍的管理哲學——“四個第一”

　　1、我們要像解放軍正確處理人和武器的關系那樣，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

　　《社論》說：因為人的因素，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決定性因素。毛澤東同志說過：“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能不能順利發展，物質條件是重要的因素，但決定的因素是我國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和革命精神，是廣大干部和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也就是，應該把“人”看得比“資產”還重要，把“心力”看得比“物力”還重要。正因有如此觀念，解放軍很早就重視“以人為本”與“以文化人”。

　　“三灣改編”時，毛主席就認為，“人+心力”是最重要的資本，此后認為，它不僅是造就軍隊戰斗力的最重要資本，還是造就企業高生產力的最重要資本，因此不論是軍隊，還是企業，他都重視“人+心力”，并主張“黨建”“黨指揮槍”“思想政治工作”與“支部建在連上”，都應以此為出發點與落腳點而開展工作。然而在我們黨內，將之用到軍隊，認可者多、反對者少;而用到企業則認可者少、反對者多，乃至出現了“路線之爭”。對此事，毛主席1970年會見斯諾時指出：“他們注重經濟而不注重人，他們大搞物質刺激，他們只搞生產，他們只靠‘專家’來提高技術水平。……不是以積極的勞動的思想熱情來做資本”。

　　社論后文中還說，解放軍要求每一個指戰員應該“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那么，“黨的話、毛主席的話”在建設時期、乃至改革開放時期，還值不值得聽?筆者認為，僅對比“自由主義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看那一個更能產生出高生產力便能判斷。毛主席在我們黨領袖中，可謂是熟悉“政治經濟學”第一人、且比馬斯洛更早就懂得了人的需求層序。早在“鞍鋼憲法”出現之前，毛主席就專修了政治經濟學，還得出結論：“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不涉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正可謂如此，毛主席反復說“抓革命，促生產”，然而如今，這也受到了爭議。那么其荒不荒謬?作為黨員，筆者向黨坦誠自己的觀點，其至少不會與“政治經濟學”產生沖突，若與美國企業推出的“管理革命”抑或“企業文化革命”目的相同，更不應該受到指責。

　　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不無困惱地說：“戰爭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比較容易，王明說自己的路線正確，根據地是整片整片地失去嘛!張國燾說自己的路線正確，八萬人過了兩次草地，大隊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要難得多”。然則，通過時間還是可以檢驗的。1970年代，美國企業因為只重經濟、不重人，只搞生產、靠“專家”與物質刺激，結果受到了把“積極的勞動”與“思想熱情”當做資本的日本企業威脅，進而也通過“抓革命”(管理革命)，才促進了生產，還擺脫了“關停并轉”的命運。我國那些接受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企業，由于也只重經濟、不重人，只搞生產、靠“專家”與“物質刺激”，結果不乏也步美國傳統企業的后轍。

　　2、像解放軍正確處理各種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關系那樣，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

　　《社論》說：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就是做好人的工作。政治工作不只是解放軍的生命線，而且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生命線，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證。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真正發揮起來。

　　誠如德魯克指出，企業欲產生高生產力，就要把管理中心由“資金、機器、原料”轉移到員工身上;德魯克還說：“所謂企業管理最終就是人事管理;對人的管理，就是企業管理的代名詞”。亦即在處理“人、財、物，產、供、銷”等各種工作中，應該把做好人的工作(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

　　3、像解放軍正確處理政治工作中事務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關系那樣，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

　　《社論》說：在各項工作中樹立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因為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下，人們的思想狀態如何就決定工作的結果如何。正確的思想，是工作成功的條件。不正確的思想，是工作失敗的根源。……所以要把任何工作做好，都要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首先做好思想工作。

　　即圍繞“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等為核心樹立價值觀，并以此作為出發點、歸宿點而打造文化;克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宗派主義”等滋生的價值觀。

　　“人們的思想狀態決定工作的結果”。即：思想決定態度、態度決定行動、行動決定結果。誠如毛主席在《心之力》一文中說：“蓋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發于心性而成于物質”。

　　(4)像解放軍正確處理思想工作中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關系那樣，把活的思想放在第一位

　　《社論》說：書本要讀，但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把書本教育和實際結合起來。我們要像解放軍那樣認真抓活的思想，在工作中帶著問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學會用毛澤東思想來解決實際問題。要學會及時掌握群眾生活的脈搏，掌握群眾思想變化的規律，能夠從實際出發來進行思想工作。我們在各項工作中，只要堅持抓活的思想，把活的思想放在第一位，就能夠及時扶植先進的萌芽，及時糾正不良的傾向。

　　“掌握活的思想，把書本教育和實際結合起來。”，即權變管理(或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不照搬教條，馬列主義應中國化，民族文化應時代化等。

　　綜上所述，解放軍之所以要求“聽毛主席的話”，以筆者之見，不僅因為毛主席是黨的領袖，更是因為被我們黨視為“導師”。毛主席可謂屈指可數的辯證法大師，對于撲朔迷離問題，他最能抓住根本。除以上“四個第一位”，他還指出了很多“第一位”，如在處理干部與群眾的關系時，群眾是第一位的;在處理集體與個人的關系時，集體是第一位的;在處理人文工作與事務工作的關系時，人文工作是第一位的;在處理革命化與現代化的關系時，革命化是第一位的;在處理普世路線與中國特色的關系時，中國特色是第一位的。還有，黨與槍、德與能、物質與精神、公平與效率、眼前與長遠、小仁政與大仁政、剛與柔、“統一戰線”等等。這些對解放軍都產生了積極影響，并使他們少了一些意見不合、多了一些觀點一致，少了一些空談、多了一些實干，既能實現民主、又能快速決斷。或許有人認為，區分“第一位與第二位”無關緊要，然則一個“公心第一，私心第二”的人與“私心第一，公心第二”的人卻有本質區別;視“物質與意識”那一個是第一位，還能分出哲學派別;視“人”是第一位，還是“物”第一位，所建立的管理體制與管理方式會截然不同。

　　(二)解放軍的行事指南——“三句話”

　　“三句話”，簡言之，即“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如今，企業文化理論也把“崇高目標、風格、技巧”作為軟管理要求提出。社論具體解釋如下。

　　1、解放軍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在一切工作中以毛澤東思想為指路明燈

　　《社論》說：解放軍要求每一個指揮員和戰斗員都應該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朝著黨和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進。解放軍熱愛國家、熱愛人民、熱愛社會主義，對無產階級的事業無限忠誠。他們日日夜夜警惕地守衛著社會主義的祖國，捍衛著世界和平。黨和國家哪里需要，他們就熱情地奔赴哪里;他們到哪里愛哪里，就全心全意地保衛它，而且用他們的心血來建設它。他們大公無私，為公忘私，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甚至把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生命貢獻給社會主義。學習解放軍，就要始終忠于祖國，忠于人民，忠于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奮不顧身地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的火熱斗爭中，把自己最大力量貢獻出來。……就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革命利益。就要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各項政策，并且向一切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傾向作不調和的斗爭。

　　這在圍繞“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樹立價值觀，以“胡蘿卜加大棒”對治，不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齒的西方，會被認為不可理喻，誠如巫繼學說：“在一個極端自私的社會環境里，會壓抑人的社會性，進而會挫傷人的創新性與奉獻精神”。然而，在都堅信“大同”，“革命大家庭”給了高度安全感、歸屬感、尊重與友愛，以“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等培養價值觀，利他主義者已超過3%(“集體行動困境”規制的指標)，不讓“雷鋒”吃虧的解放軍軍營，并非不可理喻。即令人們產生上述行為，在西方環境之下是很難的，而新中國環境之下則非難事。

　　2、解放軍要求每一個指揮員和戰斗員繼承和發揚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

　　《社論》說：解放軍無論在革命斗爭和建設斗爭中，能夠在最困難的環境下堅持戰斗，經常搶著擔負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吃大苦，耐大勞，以此為榮，以此為樂。學習解放軍艱苦奮斗的作風，就要堅持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的作風，堅持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的作風;反對鋪張浪費、貪污腐化等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作風。學習解放軍樸素老實的作風，就要在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深入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按照客觀規律辦事，把革命干勁和科學精神結合起來。堅決反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反對華而不實、弄虛作假的浮夸作風;反對畏首畏尾，一切按舊規矩辦事的保守作風。

　　解放軍各級指揮員每時每刻都注意發現上述亮點，能見微知著，且在每天或每周的講評中加以肯定與宣揚;對于不良行為，又能通過民主生活會進行溝通。在解放軍隊伍里，每一個善舉都能得到及時回報，或物質利益、或他人的敬重、或榮譽、或成就感等。海爾每天的講評也有解放軍的遺風。

　　3、解放軍有大無畏的講克敵必勝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社論》說：解放軍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活用戰略戰術原則，對什么敵人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有什么條件打什么仗，以我之長，攻敵之短，在戰爭中高度發揮主觀能動性。不只是打仗要如此，做其他一切工作也要如此。學習解放軍，就是要在戰略上藐視困難，在戰術上重視任何具體困難，善于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采取靈活機動的方式方法，來克服困難，做好工作。要像解放軍樹立積極殲敵思想那樣，樹立積極完成任務的思想，干起事來智勇多謀，主動攻破一個一個的難關。既要反對故步自封、墨守成規的經驗主義，也要反對不問條件、機械搬運別人經驗的教條主義。

　　(三)解放軍的核心價值觀——“八個字”

　　“八個字”，即“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社論對此分別作如下解釋：

　　1、要學習解放軍團結的作風

　　《社論》說：解放軍官兵之間、上下之間、部門之間、友鄰之間，以及軍政之間，軍民之間，那種政治一致、思想一致、行動一致的作風，是值得全國學習的。學習解放軍這種同心協力的團結作風，就要在處理一切相互關系的時候，互相尊重，互相幫助，嚴于責己，寬于對人。就要發揮“見困難就上，見榮譽就讓，見先進就學，見后進就幫”的共產主義風格，發揚“一人有事，萬人幫助，一處困難，八方支援”的共產主義協作精神。就要樹立全局觀點，顧大局、識大體，反對本位主義和分散主義。就要保持謙虛態度，在非原則問題上能忍讓諒解，反對妨害團結的驕傲自大的思想傾向。就要不管再大的干部，都以普通勞動者的身分出現，平等待人，把下級和群眾當成親兄弟一樣。

　　2、要學習解放軍的緊張作風

　　《社論》說：解放軍在戰斗時，積極、勇敢、不怕疲勞，連續作戰，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執行命令堅決、迅速、嚴格，不打折扣，不講價錢。解放軍在工作上，雷厲風行，說干就干，抓緊干，干到底，一鼓作氣，貫徹始終;在生活上，奮發圖強，精神抖擻，反對松松散散，拖拖拉拉。解放軍這些優良的品質，都是值得學習的。學習解放軍，就要特別強調時間觀念，強調行 動迅速;要養成力爭上游，力爭高速度的作風。就要把苦干和巧干結合起來，把數量和質量結合起來，有勞有逸，有突擊，也有必要的休整，把事情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3、要學習解放軍嚴肅的作風

　　《社論》說：解放軍要求每一個指揮員和戰斗員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向一切違反黨和人民利益的現象作斗爭，堅決克服自由主義。學習解放軍這種高度原則性的嚴肅作風，就不僅要對別人的錯誤思想進行實事求是的批評，而且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同志都要有高度的自我批評精神。就要對待工作認真負責，老老實實，埋頭苦干，任勞任怨。就要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堅決執行上級的命令指示，嚴格遵守各種規章制度。

　　4、要學習解放軍活潑的作風

　　《社論》說：解放軍要求全體指揮員和戰斗員生龍活虎，朝氣勃勃，精神煥發，心情舒暢;而不是委靡不振，暮氣沉沉，無精打采，機械呆板。學習解放軍這種革命樂觀主義的作風，就要高度發揮革命的創造性，永遠保持旺盛的政治熱情和進取精神。就要不只是使青年同志在工作、生活、學習中，能夠人人身心活潑;而且使年齡較大的同志也能夠好學上進，老當益壯。就要像解放軍那樣，一切集體單位都努力做好文化娛樂和體育工作，應該做到歡歡喜喜，熱火朝天。

　　“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團結”是綱，“緊張、嚴肅、活潑”是目。試想，在“零和博弈”“叢林法則”主宰的社會里，人們能“精誠團結”嗎?而解放軍比日本企業還講“利益共同體”與“親如一家人”，有“團結”的充分條件，進而又能“緊張、嚴肅、活潑”。

　　《社論》還指出：“三八作風”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一旦成為群眾自覺的行動，就可以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人們的精神面貌就會煥然一新，一個單位形成了這種優良的作風，工作也就會蒸蒸日上，蓬勃發展。——即先進文化對生產力能產生巨大的促進力量。

　　(四)解放軍的文化基石——“革命大家庭”

　　《社論》闡述：解放軍特別強調把工作重點放在連隊。連隊是執行戰斗、訓練和一切任務的基層單位，是刀尖子，所以一定要把連隊建設好。而連隊建設的好壞， 又首先取決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強弱，取決于是否堅持“四個第一”、發揚“三八作風”。因此，解放軍大力開展創造四好連隊運動，以四好為綱帶動一切工作。四好就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在創造四好連隊的時候，解放軍又把工作落實到每個戰士身上，開展五好戰士活動。五好就是政治思想好，軍事技術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鍛煉身體好。這樣，就把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和培養“三八作風”的根子都緊緊地扎在基層，深入戰士，形成無比堅強的基礎。

　　林彪同志說過：“事情在任何時候都是千頭萬緒的，我們幾十年搞過來搞過去，最重要的事情還是這幾樣：搞好政治思想工作，搞好作風，搞好訓練，搞好生活，這些都是過硬的東西。把這幾樣事情搞好了，雖不能說所有的事情完全搞好，但遇到情況就能對付了。……我們部隊建設不把基礎單位搞好不行，要搞好基礎單位不搞好這四樣也不行。”林彪同志這些話雖然是對軍隊說的，其實對我們其他一切工作部門也是十分適合，十分正確的。全國學習解放軍，就要把一切工作、特別是政治思想工作都根深蒂固地落實到基層，一切工作才能真正建立在健全的鞏固的基礎上。

　　“四個第一”、“三句話”，使解放軍能抓準管理的大本大源，亦使廣大官兵能自覺追求“崇高”;“八個字”、“大家庭”，使解放軍能明了“帶隊伍”的標準與方法，亦能充分滿足官兵的社會需要，進而能產生“全員質量管理”與“自我實現”的能動性。

　　解放軍的經驗，一度被我國企業借鑒效法，基于《工業七十條》，還增強了“以人為本”與“以文化人”的意識與能力，并促進了企業文化、人性化管理與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如今，GE也接受了與“四個第一”相近的觀念，也注重從思想上、作風上、訓練上、生活上“帶隊伍”，為此還推動了“管理革命”。

　　然而，由于“政治掛帥”造成過空頭政治與誤認為毛澤東不懂經濟，加上對《工業七十條》意見不一受到擱置，我國便轉變了思想：一方面認為企業管理與軍隊管理不能相提并論，一方面又認為企業應淡化政治。或正因為如此，我們把“自由主義經濟學”也當做主流經濟學，進而出現了與GE“管理革命”相向而行的情況。此后，在處理“資產與人”的關系時，把“資產”放在第一位;處理“人財物、供產銷”時，把“人的工作”放在最后位置;在處理“引導人與控制人”的關系時，把控制人放在第一位;在處理“中國特色與普世路線”的關系時，把與“普世路線”放在第一位，還淡化了抓政治方向、思想教育，并也淡化了被GE已認為能產生高生產力的“價值觀、溝通、士氣”，使我們企業也以“胡蘿卜加大棒”對治，從而造成“緊張、嚴肅”有余、“團結、活潑”不足，結果GE等美國企業因為制度創新而呈現了生機，我們企業的“制度創新”卻造成了：其一，數十萬家比青島冰箱廠還要好的企業，沒有乘改革開放之機而“枯木逢春”，反而凋謝了;其二，數千萬比“農民工”素質強N倍的產業職工，在我國已成為“世界工廠”時，沒有成為中堅力量，反而成了“包袱”。固然不是說我國企業不需要改革，但筆者堅持認為，之前的問題，除偏離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主要是機制問題、而非體制問題。拋棄了之前的體制、抑或我們黨創建的管理模式，就再無使我國企業產生出“大慶精神”并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生產力的可能。

　　如今，我國企業較普遍存在如下傾向：在資產與人之間、重資產，在精英與工人階級之間、重精英，在引導人與控制人之間、重控制人，在社會關系與生產關系之間、重社會關系，在抓業務與帶隊伍之間、重抓業務，在商業炒作與生產制作之間、重商業炒作，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重個人主義，在現代化與革命化之間、重現代化。由此，不僅造成我國工人階級如今的主力軍——“農民工”還只具有農民素質、“流動人才”還在流動，還造成企業難以創造先進文化，因此也難以出現高生產力、難以升級發展與造出“頂級貨”。究其根源可謂一念之差——不把“人+心力”當作最重要資本，進而根本動搖了在我國早成為共識的“民為邦本”抑或“兵民是勝利之本”、“修身”、“齊家”、“化性起偽”、“平等，公平，民主”、“吏為民役”等等價值觀，繼而也像西方一樣視員工為“活工具”“經濟人”，又藉此形成了截然不同于我國從前的管理模式所致。

　　綜上可見，解放軍是一所比蘇聯紅軍還名副其實的紅色管理大學校，它組建伊始就抓住了管理本源，因此能締造出敢于迎接一切強敵的英勇無畏軍隊(對比蘇軍，面對朝鮮戰場與其力量并不懸殊的美軍，卻退避三舍)，這可謂是毛主席領導的結果。解放軍是一所比哈佛還有真知灼見的高等學府，它剛成立，就重視人本管理，由于其被我國企業界所推重，因此中國能在一窮二白、靠“勒緊褲腰帶”的條件，只用二十余年就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進而使我國主要產生了工業經濟生產力，這可謂是毛澤東思想指導的結果。解放軍已為我國企業“文化管理”(即人本管理)探出了明路、做出了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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