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國金融風暴引發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以來，世界輿論熱議“中國模式”表現出色的獨特制度原因。新加坡著名學者鄭永年撰文指出，波及全球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考驗了中國的發展模式。而中國應付這次危機中的出色表現又提高了“中國模式”的影響力。

　　鄭永年認為，“中國模式”具有以下突出的制度特點。“西方國家在拯救經濟危機過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桿，而缺少經濟杠桿。因為存在著龐大的國有經濟體，中國政府具有金融和經濟兩種杠桿來實施危機拯救計劃。結果是顯見的。這些舉措不僅帶動了本身的經濟復蘇，而且帶動了整個亞洲尤其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回暖和復蘇。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一些同中國經濟體緊密相關的經濟體都開始出現增長的勢頭。”

　　國有經濟是經濟調控的有效杠桿

　　西方爆發危機之后重新審視“中國模式”，中國應該為擁有強大的國有經濟感到慶幸，因為，國際輿論都已意識到這是中國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的優勢。當年泰國、韓國、阿根廷等國爆發金融危機之時，美國操縱國際貨幣基金逼迫這些國家推行私有化，將涉及經濟金融命脈領域的國有企業廉價賣給國際資本。美國卻在本國爆發危機后采取的國有化和政府干預做法，與強迫發展中國家推行的私有化和取消政府干預的做法截然相反。這種雙重標準表露了美國鼓吹的“華盛頓共識”的虛偽性。

　　美國強迫發展經濟轉軌國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目的是利用私有化加深經濟危機并趁火打劫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金融命脈。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之時，美國操縱國際貨幣基金提出了苛刻的貸款附加條件，包括推行戰略行業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推行金融自由化，向西方資本開放金融市場，廢除勞工保護法規，允許自由解雇工人，甚至還規定韓國等國的失業人數必須增加一百萬!美國的目的是首先通過私有化政策拆除國有企業形成的阻礙，再通過金融、投資自由化為美國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命脈打開大門，私有化導致大批工人失業必然出現龐大的產業后備軍，通過勞動力市場供求壓低工資并提高西方壟斷財團利潤，還可促使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并激化為社會動蕩，導致各種資產價格進一步暴跌以利于美國廉價收購。

　　顯然，美國打著“提高效率”的幌子鼓吹科斯產權理論和私有化，其實是為了利用私有化蓄意造成大量失業為壟斷資本牟利。俄羅斯推行私有化不僅沒有提高經濟效率，反而導致勞動力、原料、能源利用等效率指標下降了30%，失業人數、貧困人口和收入差距出現了急劇的擴大。美國曾經宣稱大規模私有化造成的痛苦代價是“短期陣痛”，但是，私有化導致西方控制了許多轉軌國家的經濟金融命脈。這些國家喪失了長久的發展潛力和抵御危機沖擊能力，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后也紛紛陷入了深度衰退，背上了數代人也無法償還的沉重外債包袱。

　　中國前期改革的經驗與教訓

　　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初期，中國推行國有企業的改革，主要是通過責任制創新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不僅沒有造成下崗失業還消化了數千萬返城待業知青，勞動收入不斷提高而基尼系數呈現下降趨勢，國民經濟在不依賴出口需求情況下保持了高速增長。

　　這一時期中國經濟改革的突出特點，是引入市場調節后公有制經濟仍保持主體地位，就確保了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1985年反映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僅為0.24，顯著低于國際警戒線和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威脅穩定的各種社會群體事件保持在相當低的水平。

　　但是，后來受到新自由主義的科斯產權理論誤導，改革過多強調產權因素而忽視了勞動者的利益，各種變相的私有化導致資本同勞動者利益的對立，出現了社會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數不斷擴大趨勢，大批職工下崗和群體事件頻發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勞動收入比重過低限制了國內市場需求的增長，加劇了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公有制經濟的比重迅速下降并逐漸喪失主體地位，公有制企業提供的各種社會福利、保障也被當作包袱推向社會，出現了引起社會強烈不滿的養老、醫療、教育等“新三座大山”。中國基尼系數已從1985年的0.24上升到2007年的0.48，而根據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超過0.4就意味著貧富差距可能引發社會動蕩。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告訴我們，究竟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進行沒有痛苦代價的國有企業改革，還是依據科斯產權理論推行必然帶來種種痛苦代價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造成下崗失業、兩極分化、腐敗泛濫和群體事件頻發?這不僅關系到中國能否解決面對的種種問題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且關系到中國能否捍衛社會主義基本政治經濟制度以及維護社會穩定大局。

　　有些經濟學家竭力否認保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重要性，否認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基尼系數攀升的危險。但是，1993年到2009年間，我國社會群體性事件已由每年幾千起增加到近十萬起，參與人數從數十萬擴大到數百萬，群體事件數量和參與人數均猛增了十倍之多。上述事實充分說明保持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關系重大，直接關系到中國能否扭轉勞動收入比重下降的趨勢，關系到能否擴大國內需求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系到能否解決當前各種緊迫社會經濟問題并維護穩定。

　　國有經濟占比下降導致對出口依賴

　　隨著我國公有制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私營、外資企業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中國國內市場的消費率也不斷下降，反映出勞動者收入比重下降制約了人民消費能力。近十多年來，中國主要依靠擴大對美國市場出口來維持經濟增長和消化生產過剩，中國的國內需求增長與外貿增長出現了嚴重失衡。國內需求的年均增速為8.6%，遠遠低于國內生產總值和投資的增長速度。1980年中國國內消費需求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71.8%，出口需求的貢獻率為2.1%，2006年國內消費需求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的貢獻率下降到38.7%，出口需求的貢獻率則上升到19.3%。

　　由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過度依賴國外市場需求，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必然對中國經濟產生強烈的沖擊。美國網絡泡沫破裂引發嚴重經濟衰退之后，美國一直依靠濫發美元挽救市場刺激經濟復蘇。但是，這種辦法治標不治本而且刺激經濟效果越來越差，必然引起美元貶值嚴重威脅到中國外匯儲備，一旦中國依靠出口實現的價值因美元貶值變成廢紙，就會導致長期經濟增長的成果化為烏有并引發嚴重經濟危機。

　　此外，中國依靠對美國出口消化產能過剩和商品過剩，依靠購買大量美國債券來輸出中國寶貴的積累和儲蓄資源，但美國并不領情反而指責中國儲蓄率高導致了全球失衡和金融危機，揮舞著匯率操縱國大棒威脅對中國征收全面進口關稅。2009年中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主要依靠刺激投資而非提振國內消費需求，投資率和消費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和最低水平，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下降到歷史最低點。

　　20世紀80年代國有、集體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較高比重，那時外資企業被迫將工資水平保持略高于國有企業，以彌補福利保障方面的不足并從不敢搞血汗工廠，國有、集體企業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的可靠產品選擇，當時溫州鞋造假激起公憤并遭到全國商場的共同抵制，迫使溫州私營企業進行整頓并改善產品質量，從未發生奶粉、藥品造假等威脅公共安全的惡性事件。但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各種變相私有化削弱了公有制經濟，出現了食品、奶粉、藥品造假泛濫并屢禁不止的嚴峻形勢。山西煤礦經營的私有化造成了嚴重腐敗和資源浪費，貪婪追求利潤忽視安全生產造成了嚴重礦難頻發，政府僅從企業外部加強監管難以根本阻止杜絕這類問題發生。

　　公有制經濟應恢復到60%以上

　　由此可見，中國重新恢復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限制私營經濟過度發展必然導致的兩極分化，關系到提高勞動收入比重和糾正積累消費失衡，關系到擴大國內需求并擺脫對美國市場的過度依賴，關系到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和實現可持續發展，關系到抵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全球經濟長期動蕩。

　　解決“中國模式”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的關鍵，是堅持以馬克思產權理論指導國有企業改革，摒除新自由主義的科斯產權理論的干擾和誤導，捍衛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維護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的應有主體地位，這樣就能夠避免國有企業改革的痛苦代價，控制收入差距并將基尼系數降低到國際警戒線之下，擴大國內有效需求并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將潛在的各種社會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更好地發揮“中國模式”的潛力并抵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

　　當前，中國為了維護國家憲法和社會主義基本政治經濟制度，恢復和鞏固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的應有主體地位，遏制勞動收入比重下降和基尼系數不斷攀升的危險趨勢，有效解決各種社會經濟問題并消除威脅穩定的風險隱患，防止改革走上鄧小平同志反復告誡的“兩極分化的邪路”，政府部門應該克服一切困難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較快提高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將黨的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經濟應該在數量和質量上占有優勢的方針落實到實處。對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應有明確的數量和質量規定，爭取將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的比重恢復到60%以上。這是體現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和數量、質量優勢的最低限度，從有效解決各種社會經濟問題來看有必要顯著高于最低比重標準，并且根據不同行業的具體特點試驗最適宜的比重標準。

　　國有企業應依據馬克思的生產社會化產權理論，探索政府、職工、消費者共同參與監督和經營的機制，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真正全民所有制企業。中國不必擔心提高公有制經濟比重會影響經濟發展，二戰后西方國家和美國戰略盟友大力推行國有化政策，迅速克服了戰爭創傷并且扭轉了極為困難的經濟形勢，迫使私營企業善待工人并改善了社會收入分配狀況。不同于導致眾多經濟轉軌國家陷入嚴重衰退的大規模私有化，二戰后世界各國盛行的國有化浪潮大大加速了經濟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面臨著嚴峻的物資匱乏、失業和通貨膨脹形勢，通過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迅速克服困難并且實現了社會經濟穩定。當前，中國應果斷拿出像建國初期一樣的決心和魄力，大力發展公有制企業并提高公有制經濟所占比重。應建立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試點的“可控科學實驗室”，盡快在不同地區試驗不同發展公有制經濟思路，同解決中國面臨的各種緊迫社會經濟問題密切聯系起來，從引起群眾強烈不滿和威脅社會穩定的領域入手，如頻繁造成大量礦難事故并嚴重破壞資源的采掘業，導致樓市泡沫投機猖獗和宏觀經濟失衡的房地產業，假冒偽劣產品屢禁不止威脅公眾安全的食品、藥品行業等等。

　　在新疆、西藏和失業嚴重、社會不穩定的省份區縣，政府也可采用類似辦法吸收、安置大量社會閑散人員，讓公有制經濟重新成為各民族人民就業的主渠道，通過新型國企提供工作機會、生活保障和思想教育，防止私營企業扶植分裂勢力并滋生不穩定因素，從改善民生和就業入手消除社會不穩定根源。政府應對困難企業實行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原則，通過計劃調節保證企業生產經營水平高于盈虧平衡點，并激勵企業通過市場調節爭取更多盈利和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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