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周刊封面報道《王岐山臉譜》

　　核心提示：《鳳凰周刊》最新一期刊出文章《王岐山臉譜》，文中寫到，“時日一長，如何避免老友生疏，或是被認為官大了不好相處就成了難題。王岐山夫婦想出兩全之策：寧愿邀請朋友們到家里做客，開伙煮飯，而且王岐山夫婦幾乎都不喝酒。這樣一來既遵守了中央的規定，擋住了一些應酬，又能和朋友們正常交往。”

       其中，還提到從下鄉務農、上書中南海農村改革，到莫干山會議，之后廣東挽救金融，北京抗擊“非典”，最新的中紀委書記這一角色，同樣令王收獲頗多好評。而他的每一次身份轉變，都與當時的社會與經濟環境密切相關。

       王岐山準備用五年時間堅決遏制腐敗的勢頭，為黨風的根本好轉打下基礎。過往一年，王為帶頭遵守中央規定而推掉了各種人情往來，為避免與老友生疏，王岐山夫婦寧愿邀請一些朋友到家里做客，開伙煮飯。

　　原標題：王岐山臉譜

　   記者/吳如加林子敬

　　2012年11月15日，王岐山當選中紀委書記。他曾對友人稱，因為年齡原因，或將只擔任一屆中紀委書記。本屆任期五年，他將以“倒計時”的心態，逐步往前推進，力爭為徹底扭轉風氣、遏制腐敗打好基礎。

　　因過往多次臨危受命的經歷，輿論普遍將王視作解決問題的高手。此次中共決定安排王岐山執掌中紀委，解決最棘手亦最迫切的腐敗問題。履新中紀委后，王岐山在一次座談會中強調，“黨的作風關乎人心向背，關乎黨的生死存亡”。接下來，在他執掌中紀委的這一年之內，多位省部級高官落馬。

　　紀檢是王此前工作經歷中沒有涉及過的領域，與王岐山共事多年的好友黃江南分析，王岐山的思路不落窠臼，“他很多事情的做法想法，不按官場的思維來……中國的官僚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這個崗位上應該說什么話，這個事情應該怎么說，都是有規矩的，每件事情應該怎么處理，官場其實有一套約定俗成的規矩，這套規矩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落俗套的，最不用費腦子的”。

　　黃江南非常確定：“王岐山一定不按這個套路。”

　　多次提到美劇《紙牌屋》

　　坐鎮中紀委之后半個月，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一場專家座談會，聽取學者對反腐工作的建議。在會上，第一位發言的專家剛說了句“尊敬的王書記”，就被王岐山打斷了。他希望在場專家們免去這樣的客套話。

　　誠如黃江南所言，王岐山告訴專家們：“參加王某人的會，不準念發言稿。”王岐山要求內部開會時多談問題，不講大道理，要求做報告的人“情況明、數字準、責任清、工作實、作風正”。曾參加過這樣會議的人稱，發言人被王岐山問倒十分常見。

　　該知情人士表示，王岐山非常低調，在媒體的上鏡率不高，一般上鏡時也都是談反腐敗的問題。為此王岐山多少給民眾留下“不茍言笑”的印象，但王本人私下幽默風趣，才思敏捷，會和下屬開玩笑。只是這樣的幽默和玩笑涉及腐敗議題都會收止。

　　王岐山針對現在一些大案要案多涉及經濟、金融領域事務，要求紀檢干部盡可能多學一些財務、經濟、金融知識，王認為紀檢干部知識結構要全面才能應對新形勢下的查案情況。一位熟悉王的人士回憶，王曾直言，內行和外行查案的差別很大，要求紀檢干部盡快變成某一領域行業內的內行、學者。

　　此外，王岐山喜歡看書、強調制度設計，曾向下屬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鳳凰周刊》2013年總第470期曾詳細介紹此書)、《大清相國》等書。

　　《大清相國》是作家王躍文所著的長篇歷史小說，講述一代名相陳廷敬行走官場五十余年生涯，體現他揭時弊、倡清廉、恤百姓，充滿著濟世救民的理想主義情懷。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近期王岐山還曾向紀檢干部們提到了美國政治劇《紙牌屋》。《紙牌屋》改編自英國同名小說，描述眾議院和華盛頓的權力角逐。消息稱，王岐山在提及這部美劇時，非常重視劇中“黨鞭”這一政治角色。“黨鞭”(Whip)一詞源于英國，指議會內的代表其政黨的領袖人物，負責督導同黨議員，并維持議會黨團紀律，多為黨內權威人士。政黨的“黨鞭”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多人。

　　王岐山重視網絡建設，認為中紀委作為權威機關，必須注重通過網絡拓寬和民眾聯系的渠道。過去監察部網站排名比較靠后，王來后表示要充分發揮網絡的作用，否則不可能把中央反腐倡廉的決策以及成果宣傳出去，也難以反映群眾對反腐的要求和建議。

　　據透露，過去中紀委在人民網和新華網也做過在線訪談，但是最高只派出過正局級副主任。現在副書記、常委等人都在中紀委監察網站做過在線訪談。有消息人士透露，王岐山在開會時告訴工作人員：“你們統統都要到紀委監察部網站去做在線訪談，宣傳黨的反腐敗主張。” 據知情人士稱，在過去一段時間內，中紀委平均每天會收到800來件信訪，王岐山要求件件有著落。接訪的工作量非常大，但是中紀委沒有增加一個編制。王岐山要求局級、處級干部以及各科室的主任都必須要接訪。過去沒有接訪任務的某科室被分配了三個人的指標，需要輪流接訪，日程表已經排到了下個季度。

　　在接訪問題上，王岐山在內部會議上強調，要把上訪民眾當親人，把接訪當作紀委的責任和義務，而非“給老百姓辦好事”，接訪時不能來回踢皮球。有工作人員總結了一套“接訪禮儀”：“看身份證后確定對方的年齡，大10歲以上的要叫‘老叔’，大10歲以下的叫‘大哥’，比你小的要叫‘兄弟’。一進來首先要握住手，然后另一只手半摟住對方，熱情地道一聲‘歡迎’!”

　　王岐山準備用5年時間為黨風、紀檢工作打下基礎，5年內堅決遏制腐敗的勢頭。此亦是本屆中紀委的中心工作和基調。即使在周末，中紀委工作人員也可能需要向王傳送資料。王本人則時常強調，中紀委繁雜的反腐工作方針皆是聽從黨中央的指揮和安排。

　　在家中做飯招待老友

　　2013年6月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提出反對“四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作為中共整頓黨風以及反腐的總執行機構，反“四風”亦成為中紀委下半年重要的部署。

　　王岐山更是律己于先。王曾在廣州、海南、北京等地任職，交游士林，商界學界亦多故人。往日王岐山偶爾偷得閑暇也與老友相聚。但今年幾乎所有飯局，王岐山都一應不赴。甚至中秋節朋友們送來的月餅都堅決不收，他的夫人姚明珊也將朋友夫人相贈的月餅退回去了。時日一長，如何避免老友生疏，或是被認為官大了不好相處就成了難題。王岐山夫婦想出兩全之策：寧愿邀請朋友們到家里做客，開伙煮飯，而且王岐山夫婦幾乎都不喝酒。這樣一來既遵守了中央的規定，擋住了一些應酬，又能和朋友們正常交往。

　　王岐山帶頭遵守中央的規定，在一些事情、細節上甚至苛刻到“不近人情”的程度。2013年5月底，中紀委下發通知，要求全國紀檢監察干部限期清退收受的會員卡。一位王岐山的老友告訴《鳳凰周刊》，前些年有個國企老總曾送過一張高爾夫球場榮譽卡給王岐山，王從未用過。王想起此事后，讓秘書翻箱倒柜找出來退回去。該國企的老總接到電話后十分為難：“企業股權都已賣光，沒法退卡。”但是王岐山堅持，無論如何，必須處理掉。

　　王岐山的工作風格注重由小到大，由淺入深，不急于求成。對此，一位接近紀委的人士解讀為：“小作風問題都不讓犯，更何況大腐敗?”

　　11月21日，中紀委下發了《關于嚴禁元旦春節期間公款購買贈送煙花爆竹等年貨節禮的通知》，這是中紀委繼治理公款買月餅、寄賀卡之后，對公款消費進行治理，持續反“四風”的又一次規范，被中紀委內部稱之為“一個節一個節”推進至此。

　　此時距離春節尚有兩個多月。知情人士透露，中紀委提前兩個月下達中央精神文件，意在防止一些行業企業開始為公款購買煙花爆竹等禮品準備原材料甚至下單，避免浪費。這表明此類規范絕非作秀之舉。通知強調“嚴禁用公款購買贈送煙花爆竹、煙酒、花卉、食品等年貨節禮”，旁邊特別用括號注明：慰問困難群眾職工不在此限。稱得上用心細致。

　　2013年，中紀委的工作節奏被總結為：“一年一年抓，一個節一個節抓，一件事一件事抓”。另有紀委人員形容今年中紀委的行動如鉚釘般層層“釘緊”。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劃》。現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結束，這份5年時間表預計或即將于近期公布，或將有更加系統、細致的規定出臺。

　　公社里的讀書人

　　主政中紀委之前，王岐山的工作領域跨度廣泛，歷練頗多。從下鄉務農、上書中南海農村改革，到莫干山會議，之后廣東挽救金融，北京抗擊“非典”，最新的中紀委書記這一角色，同樣令王收獲頗多好評。而他的每一次身份轉變，都與當時的社會與經濟環境密切相關。

　　1969年元月，21歲的王岐山和兩萬多名北京知青一道，來到延安馮莊公社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多年后，據《京華時報》報道，王岐山對這段艱苦的生活仍記憶深刻：“后來跟黑龍江的同學見面后我都想哭，他們干活累了至少還吃得飽啊。我這是累了還吃不飽，知道餓是什么滋味了。”

　　轆轆饑腸無從安慰，山村生活整日勞作也清寂單調，讀書是當時不多的休閑方式之一，王岐山尤以此為好。王岐山所在的康坪村村支書尹治海，至今記得王以石板為桌看理化數學，其中一本“外國經濟方面的書，”曾引起村民的特別關注。

　　據延長縣作協主席張思明曾采訪習近平的文章記述，這本“外國經濟方面的書”是王岐山從習近平那里“順”來的。習近平曾和王岐山同期在陜西下鄉，一次從北京返回延川時，曾在王岐山處借宿，隨身攜帶的一本經濟學書籍被王留了下來。

　　讀書的愛好一直伴隨著王岐山。出任北京市長時，王岐山公開稱討厭聽別人講套話，“我沒有那么多時間來給他們扯這些事，留下時間我還不如多看幾本書。”他尤其偏愛歷史和西方經濟學。

　　1971年，閉館5年的陜西省博物館重新開門，亟需一批講解員，王岐山等10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被挑中后前往西安，在講解員的崗位上工作了6年。據《南方人物周刊》報道，2011年，時任副總理的王岐山與老友們敘舊，談起博物館的碑林時稱：“讓我現在去講碑林都能講。”

　　在博物館工作期間，王岐山以工農兵大學生的身份，進入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習。這一時期，王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年輕人，一起參加當時在西安的地下讀書會。在“文革”后期，不少城市都有“內部書店”，一部分高級干部享有在此類書店買書的特權。“讀書會”成員中不乏高干子弟，因此在那個相對封閉的年代，“讀書會”的成員往往能接觸到常人看不到的“內部書”。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教授葛巖當年同為“讀書會”成員，“西安有兩個有名的中學生領袖，都是西北大學的子弟。由于“文革”中政見互異，兩人不相往來，但卻都視王歧山為要好的朋友。”葛巖回憶，王岐山曾約兩人見面，以期化解矛盾，但未能成功。據《南方人物周刊》報道，王岐山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早在插隊時就已顯露，康坪村村支書尹治海也曾向媒體透露，彼時“哪個隊的知識青年鬧意見、打架，就叫他去，去開開會，讓他去調解調解。”

　　葛巖認為，王岐山身上有一種“人際親和力和強烈的政治興趣”。“文革”結束三十周年之際，葛巖在其紀念文章《七十年代：記憶中的西安地下讀書活動》中寫道：“在當時西安對政治感興趣的青年人中，王歧山是敏感政治新聞的重要來源。”

　　1976年，“讀書會”的伙伴們就是從王岐山處首先得知了“四人幫”被抓的消息，當時中央文件尚未傳達，于是眾人到飯館“飲酒至酣”。在這一年早些時候的清明節，王岐山和“讀書會”的朋友們就曾來到西安新城廣場，參加悼念周恩來的活動。這在“四人幫”尚掌握大權的當時，是頗具風險的“反革命事件”。

　　對話中南海的“四君子”

　　1979年底，王岐山作為實習研究員，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研究室工作。 時任民國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曾對媒體描述，王岐山是“一個熱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輕人……學了四年歷史，基本功不錯。”

　　據《京華時報》報道，當時王岐山被分到了編纂《民國人物傳》的小組。期間，他先是參與修訂《辛亥武昌起義人物傳》，與作者賀覺非一起花了近半年時間將書稿敲定。之后，王岐山接著參與到《民國人物傳》的編纂中。“如果這么發展下去，他肯定會成為一名出色的研究員。”朱信泉曾如此評價。

　　1978年8月，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出任商業部部長、黨組書記。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姚依林出任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就在這一段時期，王開始將一部分注意力從歷史研究轉移到改革和經濟問題上。

　　當時，中國長期積累的各類國民經濟問題開始顯現。人們對于中國未來的走向感到迷茫，也存在分歧。1979年，全國提出建設10個“大慶”、30個“大化肥”，以及若干個“大鋼廠”，“大躍進”中打了雞血一樣的時局隱隱可見。

　　這些急躁的政策，引起了社科院研究生黃江南的注意。當時在社科院的學生中，流行著一種小型沙龍，十來個年輕人聚在一起，討論經濟和社會問題。其中就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黃江南、朱嘉明，以及后來的社會學家李銀河。

　　“(在“文革”結束之前)從70年代開始，就有很多小圈子。”李銀河告訴本刊記者，當時氣氛非常禁錮，“國家亂成那個樣子，大家在圈子里會討論一些政治問題”。當時圈子里最熱門的書，有喬治•奧威爾的《1984》、德熱拉斯的《新階級》，以及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

　　在黃江南的記憶中，那時的討論輕松愉快。“大家連玩帶討論問題，甚至還放個錄音機在亭子里，大家一塊跳舞。”

　　“文革”結束之后，這些小圈子迅速活躍起來。提起當時的年輕人，李銀河形容為：“簡直就是群情激昂，在壓抑了10年之后，有解放的感覺，覺得中國有希望了。就是這樣一種歡欣鼓舞的氣氛。”

　　此后，黃江南結識了《農民日報》的記者翁永曦，翁將他的一幫朋友也帶進了這個圈子。這些年輕人約定時間舉行了三次討論會。未曾想，由于口口相傳，討論會的影響力日趨擴大。第一次只有三五十人，第二次上百人，第三次則達到近千人之眾。許多人慕名而來，彼此相互不認識。黃江南形容這樣的相逢和聚會為“英雄不問出處，只較武功。”

　　在討論會上，黃江南對國民經濟結構失調的分析勾起了李銀河的興趣：“我們當時認為，80年代初，中國可能要出現一次結構性的經濟危機。這個很重要，但是咱們小老百姓議論也沒用，要讓領導同志知道。” 于是，她把王岐山介紹給黃江南。

　　王岐山與黃江南等人聊了一次就理解了他們的想法，黃江南對王稱贊不已：“岐山這個人，他不學經濟真是可惜了。他異常聰明，對經濟知識的吸收和理解非常快，第一次聽就懂”。王岐山很快提議起草一個報告呈交中央。

　　于是，黃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一行四人在北京車公莊附近的市委黨校租了一個房間，在里頭關了幾天，寫出了報告。在這篇題為《關于我國當前經濟形勢和國民經濟調整的若干看法》的報告中，四個年輕人“預測了1980年經濟將要出現的衰退，分析了衰退產生的原因，并給出了應對危機的對策。”

　　為了這份報告，黃江南遍查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種經濟數據，并得出結論：“58年、60年不是自然災害”，而是“社會主義周期性的短缺危機”。如果不立即采取調整政策，那么過去的危機將有可能重現。

　　在報告中，王岐山主要負責分析危機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他是學歷史的嘛，任何一個政策，都不是純粹的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問題。”黃江南說。

　　報告完成之后，王岐山首先向姚依林做了匯報。此后，姚又當面聽取了幾位年輕人的闡述，深感此事重要，于是將報告轉給了陳云。陳云批示：“一個學工業的，一個學農業的，寫了一份很好的報告。”

　　這份報告最終轉到了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處，趙在中南海一個會議室接見了他們。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次在這里聽30歲以下的年輕人匯報工作。”趙紫陽在見面之初，這樣對他們說。實際上，這次對話發生于1979年底，當時翁永曦32歲，王岐山31歲，黃江南29歲，年齡最小的朱嘉明28歲。

　　這次接見被后來人稱為第一次“老青對話”，參與對話的，除了趙紫陽和三位年輕人外(朱嘉明此時在安徽參加改革會議，不在北京)，還有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的高層官員，包括姚依林、薛暮橋、馬洪等人。

　　黃江南做了主報告發言。“我們當時年輕，初生牛犢不怕虎，很狂的。”多年之后，黃江南對《中國新時代》雜志的一次訪談中談及此事，笑道：“我們當時認為自己發現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運行的規律。”

　　這些年輕人嘗試著告訴國家的掌舵者們：社會主義是有經濟危機的。當時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認知。以至于時任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當場批判他們“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最基本原理”，因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

　　“他當時做了一個比較長的發言，發言的宗旨就是說，你們年輕人，理論都沒學好，社會主義的我們不可能有經濟危機”。在黃江南的回憶中，薛暮橋的發言最終被趙紫陽打斷了，“你甭說了，我們不是聽你說，我們聽年輕人說。”

　　黃江南認為：“過去的領導層里并沒有反對市場經濟的。陳云也好，姚依林也好，發展市場經濟是共識。只不過是進程的快慢問題，所謂穩健一點或激進一點。從骨子里面，沒有一個人反對市場經濟，也沒有一個人要堅持計劃經濟。我們說的保守派還是改革派，其實應該說是穩健派和激進派。真正的不改革派是沒有的，我從來沒見過陳云說要反對改革。”

　　王岐山那時就提出“困難要向人民群眾講清楚”，二十多年后，王岐山在北京應對“非典”危機時，也是如此行事的。“要告訴大家，我們有困難，來了困難大家才不會怨恨。”

　　這次對話后不久，《人民日報》在1980年的元旦社論中，提到了“國民經濟潛在危機”的警告，“這是中國第一次承認社會主義存在經濟危機，是非常了不起的進步。”黃江南如是評價。 在那個充滿了理想主義的年代，這次與中南海的直接對話，對當時的年輕人而言，無疑是一個莫大的激勵。他們意識到，自己可以參與國家的變革。“應該說我們的意見當時中央聽進去了，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決策。國策上從大發展轉為大調整。從發展政策變成危機對策。”

　　從此之后，四個年輕人就經常湊在一塊討論研究、寫報告。從生態、農業，到經濟體制改革，無所不談。“因為中央領導都比較認可，凡是我們送的報告，他們都比較重視。所以這個報告就成了一個系列，就叫‘四簽名’。后來也不知道誰就給改成‘四君子’了。”

　　“四君子”名氣越來越大之后，各部部長不時會帶著一些司長請他們去做報告、提建議。

　　1980年夏天，黃江南和王岐山來到廣州，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任仲夷請他們為廣東的經濟改革出主意。于是二人著手開始調研工作，花了大量時間與省政府各個部門進行座談，并走訪各縣、市及農村。

　　“廣東每個廳局的一把手帶上各個處長，都來給我們匯報。我們當時給他們發提綱，就是問卷，讓他們先做功課。做完功課他們來對著我們講，我們就提問，一個個回答問題。”

　　緊張的調研之后，兩人開始著手起草報告。當時的廣東正值盛夏，“我和岐山熱得呀，那會兒也沒有空調，就光著膀子趴在瓷磚地上，瓷磚地涼快點嘛。在小凳子上寫，小凳子放在電扇底下，我們倆就趴那寫。”

　　報告完成之后，任仲夷召集所有負責經濟的省長、副省長和廳局級干部至省委招待所開會，由黃江南和王岐山對報告進行說明介紹。

　　“我們提出要重點依靠香港這個窗口，引進管理和技術，發展外貿型的經濟結構。七山一水二分田嘛，廣東省農業要以發展出口型產品的農作物作為方向。”

　　后來廣東省的發展進程，與這份報告基本吻合。但在這次會議上，王岐山和黃江南還是受到了尖銳的質疑。“我們說廣東糧食不用自給啊，不用以糧為綱啦，進口也行，內調也行。廣東地少嘛，要改成為出口服務的，要提高它的價值。”

　　在民國時期，由于戰亂和交通阻絕，廣東省曾發生過慘烈的饑荒。餓殍遍地的景象給經歷過這段歷史的廣東省領導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當時就有領導提出“以糧為綱絕對不能動”。會上，還有一些老干部對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投機倒把現象深惡痛絕。“有痛哭流涕的，老同志的意識形態不能接受。”

　　對此，王岐山和黃江南提出了“改革污泥期”的概念。“改革首先要走出第一步，一開始肯定會有一些泥沙俱下的時候。蓮花只有頂破那層污泥出來了，才能開出秀麗的花朵。要是想從一開始就干干凈凈的話，那改革就沒法搞。這個成本我們要允許，不能因為有這些我們就不動了，就不改了。不干凈我們也要改。”

　　田埂上的改革者

　　在1984年之前，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心主要停留在農村，涉及城市的改革相對較少。

　　“文革”結束之后，一些知識青年對農村的經濟、社會問題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在成功舉辦了幾次討論會之后，為了更好地研究改革問題，年輕人們籌劃著成立一個機構。“大家一合計，成立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簡稱‘農發組’)。”黃江南回憶。

　　當時農發組的成員以學生為主，其中包括后來的知名經濟學家周其仁，以及鄧力群的兒子鄧英淘。作為一個由年輕人自發組織起來的民間機構，農發組還得到了兩位中共高層人士的支持，這在今天是難以想象的。一位支持者是鄧力群，另一位則是時任國家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副主任的杜潤生。兩人親自參加了農發組的成立大會，雖然所謂“大會”也不過只有三四十個回城知青。

　　經過鄧力群與國家計委的溝通，農發組被掛靠在社科院農經所，經費則由農委發放。

　　1981年，農發組在杜潤生的帶領下，開始參與起草中央一號文件。這份名為《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文件改變了中國，文件中肯定了“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包產到戶”自此合法化，人民公社在政策層面被瓦解了。

　　此后，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簡稱“農研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成立，兩套班子一套人馬，杜潤生任主任。原有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則被撤銷了。

　　農研室由于坐落于北京西黃城根南街九號，又被習慣地稱為“九號院”。

　　1982年，由于杜潤生的賞識，王岐山被借調到農研室。他在九號院一呆就是7年。

　　九號院里曾流傳著一個調侃“四君子”的順口溜：“翁永曦的腦子黃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黃江南對這一調侃并不以為然。在他的記憶中，每當需要打印文件，或者送報告，王岐山就主動跑腿。“他經常說‘這事我去’。只不過是不擺架子，小事他也干。不能因為這個就說這是‘腿’。這都是外面人調侃的說法。”

　　“同事、朋友們找他幫忙或議事，總是很熱心，騎個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驢狗子似的。”翁永曦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回憶，這輛引人注目的小摩托是王的親戚所贈，在當時給了王岐山很大的幫助。

　　王岐山在農研室的工作主要是安排遞送文件資料、組織會議座談，“保持基層任職年輕人與中央農研室密切聯系”。趙樹凱當時在農研室任辦公室秘書，在他的印象中，王岐山“廣泛交往”并且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先是擔任聯絡室成果處處長，很快又被提拔為該室的副主任。

　　《三十年三十人之指點江山》一書中記載了張少杰的回憶，農研室設立聯絡室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保持與農發組的溝通，安排農發組的年輕人進行一些農村調研。“農研室有什么項目，我們就接過來，然后拉上一幫同學一起做。我們那時沒事就跑到王岐山的辦公室，問他最近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就會告訴我們，比如最近農村有這么一些事，你找幾個人跑一趟怎么樣?杜老最近要抓一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你們去調查一下吧，如此等等。” 在農研室的這些年里，王岐山的辦公室是年輕人聚會、討論的重要場所。除了農研室的工作外，當時王岐山還積極參與了80年代的思想運動。當時廣受知識分子歡迎的《走向未來》叢書中，就有王岐山的身影。

　　“當時剛剛開放，國外很多科學前沿，大家并不知道。”黃江南告訴記者，《走向未來》叢書的誕生就是為了“把全世界人文科學的前沿，用簡單明了的方式，介紹給國內的青年。” 這套叢書致力于普及西方先進理念，其編委和原創書目的作者，大多是當時國內優秀的知識分子。叢書上市之后，各地紛紛搶購，不斷再版。“這套叢書已經是現代中國人精神史的一部分。”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朱曉陽這樣評價，“這是那個時期中國自由思想界的象征和中堅，其地位有些如《新青年》之于五四時代的人。”

　　1986年，農村發展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長。他依舊嗜書如命，喜歡給朋友們開書單。他當時推薦的書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寫的《激蕩的百年史》，這本書從明治時期日本打開國門、致力維新說起，一直敘述至二戰之后在廢墟上重建日本，并創造經濟奇跡的整個過程。 據當時在發展所工作的王振耀所述，“讀《激蕩的百年史》，就是要提醒大家日本在現代化中走過的哪些路我們應該避免。改革有了成就后，還會有危險，會遇到崩潰、戰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前瞻性的問題。”

　　“他是在引導大家。”王振耀說，“他跟我們一塊兒學，聽我們每個人發言。他一般不發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和大家針鋒相對，而是會提出問題，讓大家思考”。王岐山并不拘泥于改革與保守的標簽，“而要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問題”。

　　在王振耀看來，在王岐山手下工作非常舒服：“發展所里寫了那么多文章，沒有一篇署他的名字，他參與討論、起草，但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現在有些領導寫文章愿意署名，領導一署名，底下人怎么署?領導署在最前面，那些寫得多的人署在他后面?王岐山有他的領導方式，他不署名，反而大家好署名。他很自覺，(各方面問題)他都給你考慮到了。可能外面人看來，王岐山很兇，很狠，但我們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很舒服。”

　　王岐山以自己獨特的工作風格和組織協調能力，帶領著發展所的年輕人，激發他們的思考。并把他們的主意向杜潤生匯報，落實到農村的改革中。“他知道你思想的價值。”王振耀感慨道。“他從那時候就不愿意說一些套話，一直到他當省委書記以后，還是講話不打稿。”

　　王岐山處事的特別之處，還可從另一件小事中窺一二。有一次，王岐山和黃江南一起到河南省某縣，縣里的領導招待他們。河南省有“灌酒”的風氣，餐桌上，該縣的一個辦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頂在頭頂，跪在地上，對王岐山說，到我們這來，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來。

　　“要一般人就說起來起來，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這種方式脅迫，他就不屑一顧。他說，你喜歡跪著就跪著吧。”黃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頗感驚奇。“王岐山繼續和其他吃飯的人談笑風生，留他一個人跪那。”

　　如此場面讓黃江南倍覺尷尬，因此他主動提出替王岐山飲下此杯。王岐山卻不同意，只說“他喜歡跪就跪去”。最后這位辦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不買賬，你愿意跪就跪著，我理都不理，我不但不喝，我也不勸你起來。”黃江南說，“他經常會有一些超乎尋常的處理方法，我想一百個人里都不會有一個人這么做。”

　　莫干山上的大旗

　　“包產到戶”的開展，使得中國農村的局面大為起色。1983年，農民取得了空前的大豐收，人們對國內的改革前景更加樂觀。但是城市的改革卻進展緩慢，保守勢力仍較強大，在意識形態領域也頗為謹慎。

　　在此背景之下，活躍在改革前線的年輕人們，認為有必要組織一次全國性的討論會。一方面研究城市經濟改革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讓處于北京之外的優秀青年，有機會參與到北京日漸高漲的青年研究大潮中。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召開這樣一次全國性的改革大會，是要承擔一定政治風險的。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曾召開過一場旨在“把全國的改革者聯合起來”(溫元凱語)的會議，這次被民間稱為“改革者大會”的會議，由于鋒芒畢露，受到了中央領導的批評。 “改革者大會”之后，再召開全國性的同類型會議，便顯得異常敏感。為了規避風險，增加合法性，會議的組織者們想到了采用新聞機構聯名發起的方法。

　　1984年6月12日，《經濟日報》刊登了一條兩百字的簡訊，作為會議征集論文的啟事。簡訊稱，會議由《經濟日報》《經濟學周報》《世界經濟導報》《中國青年》和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后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青年報》《中國村鎮百業信息報》《經濟效益報》和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也加入了聯名的行列，可謂聲勢浩大。

　　“當時人們的思想很單純，紙媒的認可度高，大家認為只要是報紙上報道過的肯定是正確的，這對我們取得更多人的支持非常重要。”黃江南坦承道。

　　這次會議被命名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學術討論會”，時任浙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劉佑成表示愿意提供杭州德清縣境內的莫干山，作為開會的地點。莫干山會議沿襲了之前“北京青年改革者”圈子內“英雄不問出處”的規矩，采取“以文選人”的方式。在評選論文的過程中，提出“五不講”，即：不講關系、不講學歷、不講職稱、不講職業、不講名氣。

　　只要論文被選上了，就能上山參加會議。“從現在看，對很多年輕人來說，這都意味著人生最大的一次機遇。”黃江南稱。從6月12日開始全國征文，到8月15日兩個月間，會議組織方收到了來自全國的1300余篇論文，平均每日二十余篇，作者遍布各行各業。會議籌備者們最終從中選出了124名代表參會。其中最年輕的，是來自西北大學的張維迎，當年他只有24歲。

　　作為會議的組織者之一，王岐山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可小覷。著名經濟學家華生也曾參加了莫干山會議，他后來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莫干山會議“最主要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是王岐山，那時他是杜潤生手下的“大將”，80年代初我們都是從他那兒領出差費到農村去調研。” 有政府背景的人中除了王岐山，上山的還有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秘書李湘魯、國務委員張勁夫的秘書孔丹。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當時政府對莫干山會議的姿態。莫干山會議從9月3日到9月10日，前后歷時8天。參會者上山時不能帶著論文，只身上山，以防止念稿。由于會程緊湊，思想碰撞激烈，參會的年輕人常常從白天一直激辯到晚上，精神持續亢奮。長會開完之后，許多人都生病了。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議題是價格。會議上，圍繞價格改革的爭論最為激烈。代表們分為“以調為主”和“以放為主”的兩派，“調派”認為當前只應該通過測算，進行穩健的價格調整，“放派”則堅持放開價格控制，由市場供求決定價格。

　　會議之后一共形成了八份專題報告。其中，作為國家體改委“筆桿子”的徐景安，由王岐山點將，執筆主報告《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

　　10月1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這份報告，由此產生了重大的歷史影響。一個多月后，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了此前諱莫如深的“商品經濟”概念，突破了計劃經濟的傳統束縛。

　　自此，改革重心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

　　開放前線的金融專家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國農村信托投資公司總經理，此時中國非銀行金融機構剛剛起步。這并非王岐山首次接觸金融，早在發展所時期，為了啟動中國農村改革試驗區，王岐山就曾與世界銀行洽談數億美元的貸款項目。最終成功說服世界銀行，將這些貸款給了中國。 從1989年，王岐山出任建行副行長，并在此后9年里一直在銀行系統中工作，這是他迄今為止在同一性質領域工作的最長時間。

　　在此期間，王主導了與美國摩根士丹利的合資協議，成立了中國第一家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在銀行系統的這段長時間積累，使得王岐山對金融領域建立了深刻了解。但真正讓他聲名鵲起的，卻是他在廣州省委、省政府任職期間經手的“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案。

　　1997年，王岐山轉調地方任職，出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廣東省副省長。其時，香港正處于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之中，股市地產大跌。而作為香港的“后院”，廣東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王此時赴任，頗有“救火”的味道。

　　“對于借債問題的影響可以說最大。大環境好的時候，銀行輕松把錢借給你，大環境壞的時候，銀行就不得不逼你還錢，即使如此，金融業的損失也是最慘重的。”時任廣東省省長的盧瑞華在2006年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如是回憶。

　　“廣國投”的全稱是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中國第二大信托投資公司，僅次于中國國際信托公司，由廣東省政府全資所有。1983年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為非銀行金融機構，并享有外匯經營權。1989年被國家主管部門確定為全國對外借款窗口。

　　在此之后，廣國投的經營規模不斷擴大，海外融資額總計50多億美元。和當時的其他“窗口公司”一樣，廣國投的地位曖昧，一方面，在法律上，它是一個獨立的企業;另一方面，它又有著濃厚的政府背景。而其大量的外海融資，正是建立在其政府背景之下的。

　　這種尷尬的處境，源于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轉型。

　　1999年，王岐山接受《財經》雜志采訪時這樣描述“窗口公司”的形成：“中國早年從計劃經濟體制走上改革之路，不可能有獨立的企業信用。當時要向外借債，只有一個信用，就是國家的主權信用。政府還指定中國銀行為唯一的對外金融機構。后來通過放權，沖破原有計劃經濟高度集中的體制，就把國家的對外信用也分解開來，放出一批‘窗口公司’”。

　　“窗口公司”的債務雖然不具有主權債務的性質，但是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往往被國際金融市場視為風險較低的債務，而被廣泛接受。在國際債權人眼中，中國企業從來未曾不還外債，這種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曖昧關系，使得中國企業成為了他們的“理想客戶”。

　　在當時的環境下，“窗口信用”確實為許多企業和項目的發展籌措了資金。廣國投和“粵海”得以在國際金融市場進行融資，離不開“窗口信用”。

　　進入90年代之后，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政企分離成為必然趨勢，公司日漸走向獨立。此時，“窗口公司”的債務，實際上已失去了國家財政收入的擔保。但作為過渡手段，地方政府仍存在違規或違法開具擔保、承諾或“安慰函”的情況。以至于一些外國金融機構將上述“擔保”視作政府信用或主權信用。在放貸時，并沒有對借款企業或項目進行嚴格評估或審核。

　　在廣國投破產之前，中國已有“中銀信”、“中農信”和“中創”等三家信托投資公司倒閉，但此三家公司所拖欠的外債均有政府出面進行償還。因此，“窗口信用”并未隨這些公司一并破產，反倒被進一步強化了。

　　“當時有種錯誤的想法，即海外銀行借給中國國有企業的錢，認為這錢是由政府擔保的;而企業也認為，向政府借的錢或由政府擔保的錢就可以不還。當時規則不明確，所以借和貸雙方都有責任。”盧瑞華說。

　　及至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加之自身的管理不善，廣國投陷入了外債支付危機。其資產總額為214.71億元，負債361.65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168.23%，嚴重資不抵債。而另一家“窗口公司”——粵海集團的情況也不容樂觀，經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粵海資不抵債91.2億港元。

　　王岐山在廣東面臨的最大考驗，就是廣國投和粵海的巨額債務。兩家“窗口公司”的債務，不僅遠超其自身資產總額，亦在廣東省政府的支付能力之外，其中廣國投的債務相當于廣東省政府財政收入的30%。更何況當時面臨債務支付危機的窗口企業，遠不止廣國投和粵海兩家。曾有學者估計，當時中國企業在香港的國際債務總額，可能超過800億美元，相當于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外匯儲備的60%。

　　對于王岐山而言，重新立規矩的時候到了：“由政府，特別是各級地方政府充當負債主體和投資主體、由政府在投融資過程中扮演主角的時代，在相當的市場領域必須結束了……以地方政府為背景的‘窗口公司’融資模式，必須從體制和游戲規則上改弦更張”。

　　經過深思熟慮，廣東省政府作出了廣國投破產和粵海重組的決定。這個決定讓國際債權人大感意外，他們原指望中國政府會為廣國投和粵海全額償付所有外債。

　　由于債務規模巨大，牽涉到130多家境外債權人，其中包括一些當時國際知名的金融機構。若處置失當，中國企業的國際信用將受損，負面影響極其深遠。

　　面對這一局面，一方面，王岐山采取強硬手段，向外界傳遞了堅定的信息，即“中國政府對廣國投破產的處理完全符合國際通行的做法，中國政府不該也不會替廣國投還債”。另一方面，也積極向債權人解釋廣國投的信用不等同于主權信用，其“政府背景已被稀釋，接近于零”。

　　1999年，廣國投正式進入破產程序，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非銀行金融機構破產案。境內外共有近500名債權人申報債權。此案歷時4年，最終破產清償率為12.51%。通過廣國投的破產，王岐山以具體案例，對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即國有企業獨立經營，政府不再對企業債務負責。

　　而對于粵海集團，王岐山則采取了重組的策略。據其本人所述，原因就在于“粵海是境外集團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們要考慮香港市場的穩定”，并且，粵海資不抵債的程度要小于廣國投。

　　經過與境外債權人漫長的討價還價，2000年12月，粵海公司的巨額債務實現重組。平均削債率達42.78%，重組后的資產負債比例為67%，與之前相比已有明顯改善。因此，這一重組項目也被《國際金融評論》評為2001年“亞洲最佳重組交易”。

　　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廣國投和粵海案只是廣東所面臨挑戰的一部分。當時，廣東省的金融機構普遍面臨支付危機，在一些地區，還出現了擠兌現象。

　　1999年11月，“廣東省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和農金會金融風險處置工作協調小組”成立，王岐山擔任組長。為了解決金融機構的遺留問題，廣東省向中央銀行借款380億元，在一年時間內，對數以千計的中小金融機構，實施了停業整頓。

　　盧瑞華回憶時說道：“當時向中央借錢是一個非常果斷的措施，當時朱镕基總理是支持的。時任廣東常務副省長是王岐山，他是銀行家，他懂得這一規則，他提出來向中央借錢，我贊成。”

　　2000年至2001年，廣東省稅收增加700億元，中央的借款提前還清了。

　　“非典”疫區的“救火隊長”

　　2002年，王岐山來到海南，出任省委書記。在任期間，王岐山改變過去“工業立省”的思路，提出“生態立省”的規劃。

　　黃江南對此頗有感觸，“所有的省委書記、省長，一般來說都要追求GDP，追求業績，追求產值。他呢，就有自己獨特的想法，他是從海南的長遠發展和根本利益出發。哪怕自己在任的時候業績不那么輝煌。”

　　“這就是一個政客和政治家的區別。”

　　2003年4月20日，在海南上任還不到5個月的王岐山，被突然召回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長一職，再次被置于風口浪尖。這次他要處理的，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金融事務，而是傳染病疫情。此時的北京，因為“非典”病例大量激增，而人心惶惶。

　　20日這天，北京“非典”確診病例從37例激增至339例。早在4月3日，中國衛生部在北京召開發布會，衛生部長張文康曾表示，“中國局部地區已經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并說：“在中國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后來的事實證明，并非如此。4月4日，解放軍總醫院的退休外科醫生蔣彥永率先披露北京瞞報“非典”疫情，國際嘩然。

　　4月20日，國務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外界公開了“非典”的真實情況，同時將張文康免職，之后，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孟學農也引咎辭職。

　　王岐山正是在這樣的時候被“空降”到了北京。在急赴北京的第二天，清晨8點零5分，王岐山就來到北京急救中心指揮大廳，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站。他一語不發，只是觀察。王岐山面前，是一盤危局。

　　已退休的呼吸道傳染病專家朱宗涵醫生，被緊急任命為北京市“非典”防治專家組組長。王岐山出任代市長后，朱宗涵接到了讓他去市委開會的通知。會上，王岐山和眾人討論了防治“非典”的初步方案。

　　“劉淇和王岐山都強調，必須把病人死亡率盡快降下來，每天都有人死，老百姓安能不恐慌?”十年后，朱宗涵在接受鳳凰周刊記者采訪時，這樣說道。

　　“每天都有人死”，朱宗涵并沒有危言聳聽。王岐山上任第九天，病例數就從339例暴增至2705例。由于恐慌，市民中已出現搶購、囤積物資的現象。在4月24日的第一次政府常務會議上，王岐山提出：“我就要求你們匯報的時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軍中無戲言。” “困難要向人民群眾講清楚”，這是王岐山多年來一直堅持的執政理念。

　　他相信，透明和公開非但不會加劇恐慌，反而能夠安撫人心。他將原來五天公布一次疫情的慣例，改為每天公布一次。因此，盡管北京感染“非典”的病例和死亡人數比此前成倍擴大，他依舊坦然：“我可以負責任地講，我上任以來公布的數字都是非常準確的、坦白的。”當時WHO(世界衛生組織)的駐華代表則評價他“喜歡說實話”。其實，王岐山與WHO官員的第一次會面，氣氛并不輕松。WHO的官員對于此前北京隱瞞疫情，非常不滿，提出了批評。王岐山回應道：“你不滿，我比你更不滿，我了解的問題比你知道的更多。但當務之急是，我們要真誠合作，一起把北京的SARS控制起來。以前的事我們就不要花太多時間了，等以后再總結吧。”

　　在與WHO的合作中，中國的官員也開始學習如何與媒體打交道。這原本是WHO媒體組提出的建議，得到了王岐山的支持。北京市政府邀請了國外的專業培訓機構，對“非典”指揮部的媒體工作進行培訓。此類培訓在中國尚屬首次，開創了中國政府的新聞發言人制度。

　　在媒體的報道中不難發現，“說句實話”似乎是王岐山的口頭禪。4月30日上午，王岐山出席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聯合工作小組的第二次新聞發布會。會后，他在接受央視半個小時的采訪中，一共說了18次“說句實話”、“說實在的”。

　　在“非典”期間，他一反常態地保持高曝光率。他甚至對記者開玩笑道，希望能在自己的辦公室安裝一臺直播電視。這樣，市民們就能知道他在做什么了。“你們的市長知道你們的事;反過來，你們市長愿意把事告訴你們。”王岐山說。

　　在王岐山的指揮下，北京“非典”防治工作逐漸有了起色。5月12日，“國際護士節”，王岐山親自撥通“非典”熱線，問候留守120指揮大廳的志愿者。5月19日，北京新增確診病例降至個位數。6月8日，北京新增“非典”病例為零。

　　6月24日，王岐山到任第65天，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解除對北京的旅游警告，將北京排除出疫區名單。

　　大城市治理，并不是王岐山仕途的最后一站，此后，王岐山又經歷了多次身份轉變，他因籌備2008年北京奧運會，出任北京奧委會執行主席，被人們稱作“奧運市長”。2008年王岐山升任國務院副總理，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金融領域主持工作。

　　2012年，王岐山再次變換了臉譜，執掌中紀委。 (實習生林紅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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