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展望研討會記錄

　　編者按：為推動改革步伐，迎接十八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由中國改革20人論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北京工業大學、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共同承辦，《投資者報》、共識網協辦的“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經濟體制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展望”研討會，于2013年9月14日在北京工業大學舉辦。

　　原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胡德平、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田雪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陳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報告》總編輯張劍荊，以及劉尚希、王占陽、袁緒程、侯永志、張立群、顧海兵、任俊峰、胡星斗、彭真懷、周茂清、杜志雄、楊帆等2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中國經濟時報副總編輯柏晶偉、人民日報經濟社會室主編馬宏偉、南方周末副總編兼北京區域中心主任王溪勇等資深媒體人應邀參會。

　　會議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陳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共同主持。

　　專家們輪流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內容涵蓋當前宏觀經濟形勢、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方法，以及一些社會熱點問題。

　　(以下為部分專家學者發言，根據會議記錄整理，文中部分觀點未經專家確認)

　　會議主持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陳劍(左一)

　　陳劍(主持人)：本次研討會由中國改革20人論壇組委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北京工業大學、北京城市國際發展研究院、北京改革發展研究會承辦，投資者報、共識網協辦。

　　現在有請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袁緒程先生就改革給我們做一個20分鐘的主旨演講!

　　袁緒程：深化六項改革 開發經濟潛力

　　袁緒程(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我講兩點，一是經濟走勢，二是改革。

　　中國經濟的走勢，大家都很關注。GDP增速從2007年的13%滑落到去年的7.8%，跌幅不能說不大。今年上半年繼續下滑為7.6%。經濟從高速轉為中高速，已成為共識，關鍵是在什么位置能止住，不再下行，即能否守住7.5%的底線。在幾個月前許多人還是很悲觀的，所幸的是8月份已經止跌，PMI值已好轉，回升到51.0%。今年GDP增速達到預定的目標7.5%或以上，看來是可能的。最近一些投行也紛紛調高了中國GDP估值。但是，明年GDP增速會是怎樣呢?會不會保持7.5%或以上的增速呢?很難說。因為GDP增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仍然是原有的刺激模式即加大投入和信貸的結果，而不像是經濟結構轉型產生了效益。從短期看，比如看半年，GDP增速還是可能向好或趨穩的。但從中長期看，恐怕是個未知數，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從理論上講，中國經濟在未來的十年內還是有增長空間的。也就是李克強總理強調的三點：一是城市化即生產要素的部門轉移帶來的經濟增長，二是改革紅利帶來的經濟增長，三是結構轉型帶來的經濟增長。關鍵在于，怎樣才能把潛在的經濟增長變為實在的經濟增長。我覺得學術界還是有共識的，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以說，宏觀調控只能解決短期經濟增長問題，中期要靠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長期要靠包括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在內的整體改革。唯其如此，中國經濟才能夠長期健康平穩較快地發展。

　　關于改革問題。海內外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都非常關注并寄以很高的期望。人們普遍預期，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公布經濟體制的頂層設計，給出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其實，改革思路早已討論且有些改革已啟動或擬啟動，如貸款市場利率的松動，上海自貿區的設立等等。概括地講，今年三中全會可能推出六項改革：土地改革及相應的戶籍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資源品價格改革、行政體制改革等等。

　　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破解城鄉二元土地制度，推進土地生產要素的市場化，建立和健全土地使用和流轉的現代產權制度。即將開始的改革將加快農村土地的流轉，推動農村土地交易的市場化，改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的格局。

　　戶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破除戶籍賦權的“二元結構”帶來的不公平，促進農民工變市民，推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戶籍改革將分類推進：一是縣和大部分地級市將加快放開戶籍，讓落戶人員享受公共服務;二是在大城市推動公共服務由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拓展，推行居住證制度。

　　行政體制改革主要是簡政放權，一是減少行政審批的數量或層次或環節，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引入民間投資，打破公用事業和服務業的壟斷，讓這些行業享受“供給需求雙重增量”。三是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大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金融改革主要是深化市場改革。一是建立多層次市場體系，通過減少國家持股，提高直接融資和拓寬地方融資渠道等等。二是利率的市場化，存款利率市場化按先長期后短期，先大額后小額的路徑。三是推進匯率市場化。匯率將繼續增加匯率彈性，并完善人民幣中間價形成機制。四是資本項目開放。資本項目開放先直接后間接，先增量后存量。

　　財稅改革一是完善原有的分稅制，中央上收事權而不是下放財權，分稅制主體不變。二是財政支出結構向民生傾斜，擴大民生財政支出，壓縮行政經費開支。三是稅制改革，推動房產稅和消費稅成為地方主體稅種，改革資源稅，開征環境稅。四是通過增加中央為地方代發債券規模，壓縮或控制地方表外融資等方式來化解地方債務問題。

　　資源品價格改革主要在能源和公共事業領域，去年以來有所加快，核心是逐步放開價格管制，形成競爭性市場結構，并建立有效監管。改革按進度由高到低排序為“煤水油氣電運”，按難度由易到難排序為“水煤油氣電運”。

　　我個人認為，如果能推進上述改革，中國經濟長期健康穩定增長是可期或有保障的。但我感覺，改革的難度是非常大的，只能有序推進。

　　例如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的市場化以及資本項目的放開，其中的邏輯關系是，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匯率市場化最終有賴于資本項目的放開，而資本項目的放開卻有賴于國家信用的穩定，國家信用的穩定不僅依賴國家的經濟實力，而且有賴于一個民主法治的政治結構為基礎。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民主法治體系的建立，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匯率的充分市場化以及資本項目的徹底放開是非常危險的，也是不可能的。

　　再如土地改革，在現有的體制格局下，我感覺土地改革也可能不會大改，只能是中小改革，也就是說有限度的讓某些農村建設用地進入市場，或者說放開一些管制，在土地征收及增值收益分配上有所改進，還不可能從根本上改造“土地財政”，按照世界通行的以稅收方式而不是以政府對土地低價強買高價強賣的方式聚集財政資源。土地財政的徹底轉型要有相應的政治和社會體制改革配套。改變土地財政的運作方式又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也是抑制和消除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債務的惡性膨脹，影子銀行等問題的必要條件。

　　總之，能夠有效推進或完成上述“六大改革”已經非常不容易了。也許有人還有更高的期望值。但理想總是豐滿的，現實只能是骨感的。飯也只能一口一口吃。不過，就設計而言，應當更寬更高更廣一些。如教育、文化體制等社會領域的改革，公共決策體制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等政治領域的改革也應有一幅藍圖，恐怕也只能等待來年的高層會議了。謝謝大家!

　　胡德平：綠色GDP是未來發展的重要議題

　　原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胡德平出席會議并發言

　　胡德平(原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各位朋友好!今天的討論是關于經濟形勢的分析討論，我對經濟是外行，我想從歷史資料談一點看法。

　　下一輪的改革，中央和政府都非常積極，而且明確提出我們的經濟要進行結構調整，要打造經濟的升級版，要改變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在這個時候，我就想到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有很多好的文件和決議，比如1985年，當時中共中央對于“七五計劃”有一些建議，建議明確說從85到90年，產業結構調整應該從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進行調整。當時居民消費已經從老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車、縫紉機向電視、電冰箱和洗衣機轉變。另外還提出了住宅商品化問題、社保問題、汽車工業問題、環境污染治理問題等，我覺得這些文件和決議非常好。在這些文件上，和現在不同的就是特別重視民間投資，明確了集資是對的。文件還提出，從86年開始， GDP增長不要再到兩位數字以上，可以降到7%-7.2%水平，為什么呢?因為從兩位數降到7.2%，國家的投資就要減少，要給改革、體制轉型更寬松的條件。但是，很遺憾的是以后沒有按照這個建議去做，現在又提出了內需、消費的問題，所以我覺得85年和86年的一些文件和決議還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現在我覺得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綠色GDP的問題，今后的產業升級、結構調整，能不能按照綠色GDP進行?如果GDP減去資源消耗，減去治理污染的投資，減去原來的各種成本，得了一個負值，一兩年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是如果長期是負值的話，我們的經濟發展能不能說是成功的呢?綠色經濟和低碳技術對經濟的發展是有影響的，真要下決心對環境進行治理的話，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這個問題是應該考慮的。解決這個問題有很好的經驗可以借鑒，首先能源要低碳、清潔的，各種技術革命大力支持，對風電、太陽能，雖然我們走了一段彎路，但方向是對的。美國頁巖氣技術革命，對世界能源格局的影響將會起到作用，在這方面我們也應該加快步伐。

　　環保技術方面，應該加強與國外的緊密合作，很多國家不賣高新技術，尤其是和武器、國防有關的技術，但是在環保方面，我們花錢買一些技術，完全可以和北歐、和歐洲、日本、美國達成很多協議，因為這是對世界都是有好處的。

　　現在我們的重金屬耕地局部已經達到1000萬畝，農業方面我們最大的污染源還是農業化肥和農藥，這個應該下力氣治理。第二產業中的各種加工業和各種制造業，如果需要整頓的話，發改委應該有相應的指標和要求，不能說只關閉小的企業。小的企業技術水平達到了就應該支持，大的企業如果達不到指標也要限改或者關閉，這才是公平的。

　　我認為在市場經濟中不是沒有行政手段，如果行政手段和市場經濟能很好地聯合起來，會有很多突破，比如美國的反壟斷法，如果企業做大壟斷了價格和市場，就要被分拆。對我們現在來說，這個也可行。既有行政的手段，又按市場規則來交易。

　　最后一點，兩個研究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是從事改革研究的單位，希望這兩個單位在自己給政府的有關報告中，把綠色GDP問題提出來，尤其是在北京市的環境保護方面有這個責任。現在北京的車輛已經達到535萬，北京的擁堵問題、人口問題、水資源問題已成為制約北京發展的重要因素。現在確實不應阻礙人口的自由遷徙，但是特大城市中總要有些條件，有些門檻，才能發展。北京應該成為我們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經濟不是不要，但應該搞一些高精尖的產業，發展旅游、高端服務業、食品工業等。謝謝!

　　石小敏：危機催生改革

　　石小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縱觀我們的改革，三十多年來，真正大改革，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撥亂反正，農村改革、城市改革;一次是鄧公南巡之后的大開放，這兩次改革開放都是在兩次大危機的推動進行的。危機是改革的第一動力，這兩次大危機是三十年來全球史上份量最大的兩次危機：一次是打到四人幫以后的政治經濟危機，毛那套不行了，搞哪套，行不行要讓老百姓認，要讓上下都認;第二次是蘇聯崩潰了，背后一片漆黑，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到底出路何在?當然，蘇聯一崩，阻力也減少了，原來天天辯論到底要走什么路，你要市場經濟，我要改良的斯大林模式。蘇聯倒臺了，這個模式崩了，阻力也少了，才有南巡和又一個十幾年的開放。這種改革是危機導致來的，不是紅利導致來的，是為了解決危機改了才獲得紅利，不是為了拿紅利去改革。

　　第二個感覺，經濟在下行。全世界都在關心中國，因為中國現在塊兒大。一些出國的朋友，特別出國跟人家討論中國問題的朋友有一個深刻感覺：半年前出去討論的都是中國經驗與中國模式，而當下都轉而討論中國危機與中國崩潰了。中國下一步怎么走，中國經濟到底向何處去?成了全球關注的焦點。目前好在歐美恢復得還不穩定，還不是特別可靠，還在一個緩慢的進展中，而金磚四國里其他三國的日子也都很不好過，甚至還不如中國。執政者現在提出“底線論”，到底這個經濟形勢怎么走，有沒有危機，現在也有不同的看法，經濟會不會出現重大危機，“6.20”是不是一次警告，現在基本大家都是圍繞著統計數字評價，而搞經濟研究的人越來越對統計數字感到懷疑。下面請陳劍教授講。

　　陳劍：推進經濟體制改革 需要政治體制改革相伴隨

　　陳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我發言的題目是：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需要政治體制改革相伴隨。我講四個問題：

　　宏觀賦稅

　　中國企業的宏觀賦稅確實太重了。按照國務院財政部今年7月公布的數據，中國宏觀賦稅達到了40%以上，經合組織(OECD)最高不超過27%，平均就是24%左右。我們要減少賦稅，但怎么減?減多少?這次國務院對小微企業進行減負，形式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因為此次減負只在40%的宏觀賦稅中只占了百分之零點幾，減負實際意義十分有限，更多的是象征性意義。這幾年中國實體經濟萎縮，提振乏力，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賦稅太重。但是這個賦稅重又是和中國的行政成本太高有關。政府行政機構龐大，冗員過多，導致行政成本高昂。此外，政府花錢如流水，無節制，各級人大沒有很好的扮演監督作用。這些都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如果政府轉型、職能調整不能取得突破，行政體制改革不能取得成效，行政成本也就難以降下來，宏觀稅負的削減就會形成很大制約。因此要減少宏觀稅負，讓實體經濟能夠輕裝上陣，政治體制改革這一環節不可或缺。

　　社會改革

　　李克強總理說了凡是社會能做的要交給社會。今年9月在大連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又重申這一觀點。但社會組織的培育和發展需要一個過程，雖然這些年中國的社會組織成長有一定進步，但總體來說，“社會”弱小的局面還很難改變，還難以接替政府轉型以后轉交給社會的大量工作，要推進“社會”的成長，也需要政治體制改革相伴隨，凡是社會能做的交給社會需要一個過程。

　　對監管部門進行監管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一個重要的職能是對市場的監管。但是多年來，監管部門問題不少，有些監管部門嚴重瀆職，甚至有的監管部門領導走上犯罪道路。比如鄭筱萸擔任國家藥監局局長的時期，監管部門形同虛設，甚至帶來混亂。因而，如何對監管部門(如保監會、銀監會、證監會等)進行監管，就成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何對監管部門進行監管，這又與加強社會監督有著密切的關聯，需要推進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做到。

　　關于市場經濟的基礎和主體

　　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實際是一個被動接受，是一個“不得不”的過程，不情愿但又必須做這樣的選擇。因而在選擇市場經濟之后，理論準備尤其不足。對人類幾百年形成的市場經濟理論，包括對市場經濟的一些規律性的認識，主流的意識形態至今往往采取漠視或不承認的態度。今年9月2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思去世了，這是一位對市場經濟理論作出重要貢獻的經濟學家。他的“產權的清晰界定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對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至今我們對市場經濟基本原理和一些規律性的認識，由于無視仍然爭論不休，全球公認市場經濟的基礎和主體是民有經濟，國有企業才是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承擔特殊國家職能的手段。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至今沒有形成一個共識。如果在這些最基本的原理上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認可，中國的市場經濟仍將是裹足不前，很難繼續往前推進。而要推進中國市場經濟建設，仍然需要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吸收和借鑒人類文明一切有用的成果，包括幾百年來西方社會對市場經濟的一些規律性認識，而這也與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有關。

　　謝謝大家!

　　田雪原：淡化GDP并不等于GDP不重要

　　田雪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我談三點意見。

　　一、關于當前的經濟形勢。盡管現在我們要淡化GDP，但是淡化GDP并不等于GDP不重要，問題是過去我們把GDP看得太重了。淡化GDP就要淡化GDP的增長速度;然而速度一降下來，各種叫聲便接踵而來，壓力增加。怎么樣看待當前GDP增長率下行?我認為，應該明確提出是正常的理性回歸，因而要堅定不移地實現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的轉變，順利步入中速增長戰略期。社科院經濟學部每年都要召開經濟形勢分析會，在今年的會上我有一個發言，主要講希望本屆中央領導一定要挺住，將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下去。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堅持下去就是勝利，就能夠取得預想的效果。

　　二、人口紅利是否消失。這個問題現在各種說法都有，高唱“消失論”者不乏其人。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人口紅利是一條重要的原因，占了很大的權重。我收集了一下，盡管估量有出入，但是大都估計占到1/4到1/3，有的做過詳細的論證。中國人力資源豐富，人口紅利期勞動力最為廉價，在擴張型經濟發展當中地位和作用顯赫。出口貿易成本低廉，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對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特別是2010年普查數據公布后，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到峰值，有人說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了，并且對經濟發展產生直接的影響。甚至某財經名嘴，也將中國股市熊罷天下，也歸之為人口紅利的消失。事實果真如此嗎?不是的。所謂人口紅利，是指15-59歲或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較高，0-14歲少年和60歲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之和占比較低，因而勞動力豐富、老少被撫養人口之和占比較低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特殊階段。如以從屬比(撫養比)0.5作為衡量標準，中國經歷和將經歷1990-2030年長達40年左右的人口紅利期。不過這個人口紅利期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20年為紅利累進增長時期，后20年為紅利逐漸衰減時期。也就是說，2010至2030年人口紅利在逐步減少過程中--但是減少并不等于消失，真正消失殆盡要到2030年以后。國內外大同小異的預測表明，中國將經歷40年左右的人口紅利期，呈倒U型曲線走勢。日本、韓國的人口紅利也在40年上下，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也頗為相似。因此，講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并不確切。打個比方，春分開始晝長夜短轉換，好比進入人口年齡結構變動“黃金時代”，提供相應的人口紅利。夏至達到峰值，開始步入晝短夜長的轉換;但是要達到白晝短于黑夜，則要到秋分以后。整個春分到秋分白晝始終比黑夜要長，都可收到相應的人口紅利;只是以夏至作分界，分為之前紅利累進增長和之后紅利逐步衰減兩個階段而已。

　　三、城鎮化還是城市化。這個問題大家有一些爭論。《人民日報》理論部的負責同志來了，7月17日該報在發表我執筆撰寫的“以改革創新推動城鎮化轉型升級”文章時，也發表了洪銀興的文章和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的文章，并且加了編者按“新型城鎮化該怎樣推進”，以推進不同觀點的討論。我覺得很好。我想談幾個觀點：一是“城鎮化”是“中國制造”。不過有人講是1992年某某人士最早提出，實是誤傳。據筆者所知，最早提出并使用城鎮化一詞，是1984年的事情。當時世界銀行對中國援助前，先進行一番考察并寫出考察的背景材料。接待單位財政部同志讓我同世行專家進行一次交流，主要談城市化、老齡化兩個問題。世行專家談了他們考察的情況和看法，提出Urbanization可否譯為城鎮化。我當時以為，其一，中國處于城市化第一階段，主流是農村人口向中小城鎮轉移和集中;其二，政府的城市化方針是積極發展小城鎮、適當發展中等城市和嚴格限制大城市規模。有鑒于此，譯成城鎮化也未嘗不可;但這是非規范化的翻譯，因為Urbanization系指城市人口占比不斷增長的一種過程，城市包括大、中、小，小城市即是鎮，沒有必要將鎮從城市中單提出來。后來由國務院技術研究中心王慧炯、財政部楊光輝主編的世行對中國考察的背景材料《城鎮化：世界經驗和中國的前景》一書，由氣象出版社出版，首次使用城鎮化一詞。

　　如今中國城市率達到53%并進入以大為為主S曲線第二階段，繼續沿用城鎮化概念容易造成某些方面的誤解。在理論層面上，城鎮化抽象掉城市化中的“市”，變成城、鎮可以脫離“市”而單獨存在、自行發展，這就從根本上切斷了城、鎮與市之間不可分割的內存聯系。城市化的本質是什么?從人口學角度觀察，是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一種過程，是人口的城鄉結構問題;從勞動學角度觀察，是就業在一、二、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和結構問題;從經濟學角度觀察，是農業、加工業、服務業為主的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動問題;從社會學角度觀察，是工業社會取代農業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現代文明取代傳統文明的社會進步問題。不過經濟是基礎，現代城市化主要是工業化和信息化發展的結果;核心是人口的城市化，因為變農村人口為城鎮人口的過程，就是人口和就業結構轉變、產業結構升級、現代文明取代傳統文明的社會進步過程。由此可見，在城市扮演特定區域內經濟、政治、文化中心角色中，“市”是支撐城市運轉的最重要的基礎。城鎮化把“市”這個最重的經濟基礎抽象掉，將城、鎮與“市”分離開來、割裂起來，這在概念上就違背了以“市”為基礎的合理內涵;同時在外延上，也必然失去“市”對城鎮規模、地理范疇的自然界定，變成可以由人的意志決定的主觀的東西。

　　在實踐層面上，容易混淆正常的城市化與人為造城的界限。甚至出現為城鎮化而城鎮化，先造城鎮、后興市“倒過來”的城鎮化，形成諸多城鎮化虛張。諸如城鎮化速度虛張，一個時期以來城市化率競以年平均1個百分點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城鎮化規模虛張，不僅城鎮化“大餅”越攤越大，而且越攤越厚，掀起“垂直城市化”熱;城鎮化人口虛張，目前53%的城鎮化率，至少虛張3個百分點以上;城鎮化房地產虛張，形成土地超前式城鎮化，推動政府土地財政運轉超速，成為各種問題中的核心問題;城鎮化質量虛張，特別是城鎮化集約化程度不高、經濟密度低、產業結構落后、污染加劇等最為嚴重。治理城鎮化虛張，需要走出認識上的誤區。主要是：只有“城鎮化”才是“中國特色”，只有 “以小為主”才能加快城鎮化速度，以及只有城鎮化才能有效避免“城市病”等。

　　劉尚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共同富裕”

　　劉尚希：現在大家都在談經濟體制改革，我覺得僅僅談經濟體制改革是不夠的，對我們整個國家來說，經濟體制改革毫無疑問是一個基礎性不能滿足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么一個目標，我認為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就是小平同志的社會主義在經濟方面的定義，他從的改革，也可以說是經濟基礎領域的改革，但如果僅僅滿足于現狀，很多經濟問題就無法解決。因此，改革應該放在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的視角來看，確定改革的目標，經濟角度定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么?是共同富裕。我們應當評估一下我們現有的體制能不能有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只看它是不是有助于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是不是可持續、經濟增長能不能保持，這些問題很重要，但是這個問題必須和共同富裕這個問題聯系起來，如果偏離了這個目標，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我們的改革很可能就會走偏。

　　所以，經濟體制的改革應當納入到怎么有利于走向共同富裕這么一個大方向上，我認為這是很關鍵的。社會主義如何體現?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研究是很多的，但現在說的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部分，不等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這是很清楚的。但我們現在更多的是關注了市場經濟本身，對“共同富裕”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有所忽略。所以才導致現在所面臨的這些社會問題越來越多，這些矛盾和問題反過來又制約了經濟的可持續的發展，形成了一個循環。所以，我認為在討論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首先應該明確大方向。

　　從這個角度評估一下當前的改革，它的關鍵性問題在哪兒?我認為現在來看，現行的體制和共同富裕的目標在某種意義上是存在一些背離的。并不是我們想背離，而是說這個體制出現了一些障礙，這些障礙不由自主的導致了偏離共同富裕的目標。過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強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目標已經實現，現在要變成走向共同富裕，這是比“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更困難的一件事情。這個不僅僅是經濟放開搞活就可以實現的，它要涉及到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和政府自身的改革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考慮，有一個基礎性的問題被忽視了，即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問題。這個問題以前提出來了但是一直沒有答案，股份化是公有制實現形式之一，對于企業來說現在國有企業的改革是朝著股份化方向前進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國有企業的組織形式的問題，通過股份化，讓國有企業變成一個真正的市場主體，但是國有企業本身改革任務并沒有完成，因為涉及到跟國有企業怎么定位的問題，國有企業的歷史使命到底是什么?實際現在還有很多模糊的地方。除此以外，我覺得比國有企業改革范圍更大、更具有基礎性的的問題，剛才陳劍會長也談到了，公有制的問題。兩種公有制：一個是國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再就是集體所有制。公有制的積極作用從理論上是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和市場經濟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也是匹配起來的，這兩種所有制怎么找到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更有效的實現形式?這方面在體制上沒有真正的破解，為什么這么說?除了國有企業以外，大家談到的土地問題、礦產資源等問題，按照憲法規定這些資源歸國家所有，我們從計劃經濟到現在一直在實現國家所有，從法律上來說由國務院代表所有者，實行分級管理。但是實際的狀態是什么呢?實際是分級所有、部門所有，以行政權力行使所有人的權利，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可操作的、法律制度化的產權制度，很多腐敗問題都和這個交織在一起。很多人都在批評的土地財政也是這個問題。土地財政的背后是什么呢?城市土地是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國家所有的土地是地方政府在出讓，礦產資源在誰的地域范圍內誰就來處置，這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沒有?是不是我們現在國家所有、分級管理變成了事實上的中央所有制、地方所有制、部門所有制?國有企業分得很清楚，比如央企有地方企業，有市一級企業。但是現在礦產資源、土地這類資源性的資產，到底以什么樣的方式進入市場?招拍掛的方式，比起行政劃撥有很大進步，但這并不是一個真正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產權的有效實現形式，我覺得它和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實際不是一個觀點，或者說實踐中我們這方面的探索是不足的。在公有制的背景下大量的資源、大量的財富是國家所有，但是又要進入市場，又要以市場的方式配置，這個機制怎么建立是一個空白。國有企業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經營性資產的問題，但是沒進入市場狀態處于自然狀態的資源性的資產，現在處于誰都在管、誰都不管的狀態，在地方來看，在誰的一畝三分地里就是誰的。這與我們的所有制改革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很有關系，我們現在還是延續了過去計劃經濟的國家所有、分級管理的辦法，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明確提出來，中央與地方之間應該也有一個確權問題，這就形成一個產權制度的改革，這是一個觀念。這個問題與我們的分配差距的擴大是有緊密的關聯的，理論上講，公有制是有助于共同富裕的，但是現實來看，公有制卻成了分配差距擴大的一個加速器，起了反作用，為什么呢?就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沒有找到，沒有找到一種可操作、可運行的機制，這種機制是什么?我認為首先要超越傳統的所有權的概念，建立一種新的產權制度，這種產權制度應該是一種新的財產組織形式，國家財產也有進入市場的有效途徑和方式，在體制機制上予以實現，但是現在以行政權力履行所有人的權利，問題就很多了，這個問題如果不改，分配差距怎么縮小?“十八大”提出公共資源共享，怎么共享?我們現在的財政收入有多少體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的財產性收益?我們現在只談稅，說稅收占了多少比重，作為公有制國家，國家所有在經濟上的實現就是財產收益，財產收益有多少體現在國家的財政收入里呢?現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我們只看到了分稅但是沒有分產。中央與地方要不要分產?不分產應該怎樣確權?國家作為所有者采取一種什么樣的委托方式讓地方來管理屬于國家的財產，象土地、礦產資源等，應該有明確授權。如果沒有明確授權，地方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拿著這些東西搞地方政績，成為招商引資的補貼的重要資源。地方之間的競爭靠什么?區域之間的競爭靠什么?實際就是靠土地，招商引資零低價，招拍掛再還給投資者。礦產資源也是一樣，國家的也好私人的也好，推向市場都能變成GDP，但是這些東西很多變成了投資者的了，這樣分配差距能不擴大嗎?我認為這是一個關鍵性的、真正上升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的問題，但是現在談改革的時候很少有人觸及。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集體所有問題，現在談到城鎮化，城鎮化問題不僅僅是進城問題、進城戶籍制度改革問題，還有農村怎么出村的問題，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武漢評了十大優秀農民工，可以解決武漢市戶口，但是大多數人不愿意到武漢市，農民在農村有宅基地、承包地、山地、房子，所有這些怎么退出?原來集體組織的成員實現承包，怎么把他的東西利用市場的方式退出這個集體，進入到城市?在我們現行的體制下，農民在農村里，在這種集體所有制的形式中，我們設計的制度好比給農民一個沒有底的桶，這個桶沒有底，擱在那兒是可以放東西的，但是不能拎起來，拎起來一跑，桶沒有底全漏光了。農民在城里打工掙錢在農村蓋了房子，改善了生活，但是這些房子他能交易嗎?能帶走嗎?不行的。城鄉之間的財富差距更大，城市里的房價一直漲，享受了發展帶來的增值收益，農民享受什么?是在貶值，所以這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集體所有制的改革也是一個大的問題，怎么樣改革，這是基礎性問題，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要完善，要從大的目標走向共同富裕這個方面衡量，所有制改革的問題怎么找到一種有效的實現形式是不能回避的一個基礎性問題。謝謝大家!

　　顧海兵：厘清問題屬性 辨出輕重緩急

　　顧海兵(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我建議研究會以后討論一些專門的問題?哪些是專門的問題呢?

　　第一個是北京問題。現在有很多現實的小問題值得我們研究，小中見大，比如說北京汽車搖號，北京公交的價格、水的價格，若干年不調整;低標號的汽油價格很低、停車問題沒人討論，戶口上附加的各種福利越來越大，所以我們應該研究北京的問題，不要老說外地。

　　第二類問題是一般的問題，不是北京獨有的問題，是普遍的問題。比如搞一個工程項目要蓋一百個公章，我們能不能只蓋一個公章?再比如器官移植問題，現在每年有150萬人等待器官移植，按照傳統辦法只有1萬個可以提供，那些人都在等死，怎么辦?所以我一直主張器官移植的市場化，必須走這條路，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有就是官員的特權問題，過去有人講800萬干部住在醫院里花了多少錢，說數據不對，那正確的數據是多少呢?我們的干部們究竟在醫院花了多少錢?現在還存在所謂公費醫療，公費醫療到現在沒改，一直在推，一直在拖。我覺得這些問題以后應該加大一些研究。

　　第三類是基本問題，是本質性問題。市場化的“量”和市場化的“質”是我最近提出的概念，我借鑒了“現代化”和“現代性”這兩個概念，我比較贊成現代性這個提法，不太贊成現代化的提法，因為這里有本質的區別。到目前為止我始終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程度非常低，沒有高過50%。首先是人的市場化沒有做到，所謂黨管干部，什么叫做干部?干部的概念本身就是無法琢磨的一個概念，根本說不清楚，把人都管死了，還有什么市場經濟?第二是資金，五大國有銀行控制了近一半天下，幾乎所有銀行直接間接的都被黨政控制，銀行行長是黨管干部，都有行政級別，是高官，就算存款利率放開了，作用能有多大?我對中國金融改革一個提法：什么時候中國民間金融能夠占到一半以上份額，我們才有資格談中國金融改革。再看土地，所謂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沒有老百姓所有的土地制度，沒有土地民有和市場化，哪有土地市場?如果人、資金、土地這些基本經濟要素都沒有市場化，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怎能達到一半?中國市場化極其艱難，中國金融改革還任重道遠!

　　最后一個問題，憲法的問題。憲法是根本大法，現在所有的問題都不討論憲法，過去五年左右動一次，現在十年不動，憲法不改革怎么往前走?所以我建議下一次專題討論憲法改革。

　　王占陽：分配制度改革離不開公眾參與

　　王占陽(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今天我說一下退休和養老金問題。

　　第一個問題，退休和養老金由誰來設計，由誰來決定?在國際上，我們看發達國家，退休和養老金問題都是公共話題，搞不好就上街游行，這是有高度的公共參與的，通常最后由公眾來決定。但在我國，人保部幾個人就在那里做了頂層設計，就要決定這么大的一件事了，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前幾年我在《學習時報》上發了一篇文章，說分配制度改革必須依靠公眾參與。退休和養老金問題就是一個分配改革問題，必須有公眾參與。沒有公眾參與，將來出臺的方案搞不好就要激起大亂子。

　　第二個問題，關于退休和養老的國際經驗，真相到底是怎么樣的?我看一些文章里講，國際上各國退休年齡是多少，養老金領取年齡又如何，二者是分開的。但是我跟一個加拿大華人仔細談這個事，他說在加拿大根本沒有退休年齡這個概念，只有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概念。所以我就懷疑，這里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誤區?最近清華搞了一個方案，說是先退休，幾年以后再領取養老金，我在網上給予了強烈抨擊，我說這是前所未有的法西斯行為，因為這等于強制退休，退休后又不給錢，不用五年就得死多少人?這是不可思議的。

　　第三個問題，退休年齡問題。去年我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訪談，就退休年齡問題發表意見，我認為現在根本就沒有到談論延長退休年齡的時候。

　　剛才田雪原教授已經講了人口紅利問題，我也是這個看法，雖然我不是專門研究的，但是我大體上知道。只是坐外國飛機和中國飛機，稍微比較一下就知道，中國的人口紅利還很大。美國、加拿大的飛機哪兒有空姐?都是空阿姨、空大嫂。現在有些人說我國的人口紅利下降到什么什么程度了，那是開玩笑。

　　有些干部想延遲退休年齡，想從60歲退休變成65歲退休，再多服務五年，再多威武五年，有人還想再多撈五年，無非就是這個，為此就制造出種種謊言，說是人口紅利沒有了，已經到了應該延遲退休年齡的時候了，又讓某些“學者”為之造勢。

　　我的看法是，雖然從中長期看，延長退休年齡是大趨勢，但是在未來的5至10年內還不應延長，也不可能成為現實。既然不應該，也做不到，那就不該說。現在官方提出延長退休年齡問題，不僅毫無意義，而且自找麻煩，更損公信力。

　　第四，養老金缺口問題。養老金缺口，有關方面一會兒說缺口很大，一會兒說肯定沒缺口，反反復復的，這兩個必有一個是謠言，這就應該有人被抓了，但是官謠肯定是不抓的。實際情況呢?實際情況是幾年前就已向上級匯報出了大窟窿，這是事實。出現這個大窟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應該有人來負責?這也是一個大問題。如果沒有工作反思，又無人負責，將來誰放心?

　　第五個問題，養老金缺口怎么補?現在有些人振振有詞地說：國際慣例是人口老齡化了，肯定就要延長領取養老金的年齡，這才能夠補上養老金缺口，中國現在也要這么做。可是他們忘記了，人家延長領取養老金年齡有兩個前提，一是人口確實已經老齡化了，二是政府已經充分承擔了自己在養老金問題上的責任，但養老金仍然不夠，這就沒有辦法了，只能讓納稅人再掏錢，推遲領取養老金的年齡。

　　但我國在這個問題上做得很差勁，我國財政養老金的撥付比例在世界上是很低的，政府遠未盡到應有責任。不僅如此，政府在養老金方面還有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的大量歷史欠帳，財政也遠未補齊，實際是讓那時過來的老職工自己吞下苦果了，這也很不公平。

　　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新、舊養老金缺口都應由財政來補齊(包括用國企股份補齊)，而不是制造一個“人口紅利消失”的大謊言，用推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辦法來彌補，即把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推卸給人民。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做的事。否則，那就是極不負責任的，而且很容易激起普遍的強烈不滿，導致公信力大幅下滑，甚至有可能引起社會爆炸。

　　第六，養老金如何保值增值?十幾年前我講過社會保障課程，知道這方面的大致概念。養老金問題中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如何保值增值。這個保值增值必須特別慎重。一般國際上都不主張把養老金的主體部分拿到股市上去，因為這個主體部分必須是非常安全的。但在國內，現在看來，有關方面的基調就是想靠股市實現養老金的保值增值，我覺得極其恐怖。中國股市和美國股市還不一樣。美國股市比較穩定，中國股市則像賭場，極不規范，大起大落，有如過山車。如果將養老金的主體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放到這樣股市上去，那就太可怕了。這是一個大炸彈。我不相信有關方面有能力在這種股市里保證養老金的保值增值。

　　那么，究竟應該怎么辦呢?我提一個建議，供大家參考。我認為首先還要靠銀行，即把養老金的主體部分放到銀行里去，通過銀行保值增值。這也是成熟的國際慣例。

　　但銀行現在是負利率，放到銀行里就貶值，這個貶值問題怎么解決?我認為應該由政府負責解決。因為這個負利率和貶值是政府造成的，銀行的固定利率是政府制造的，通貨膨脹是政府使勁印錢印出來的，那么出現了負利率和貶值問題，就應該由政府來解決。

　　政府怎么解決?我提一個辦法。我認為，存款利率的市場化，可以先在養老金方面突破。也就是說，養老金的存款利率可以率先突破現有存款利率的底線。比如說，現在的存款利率是4%、5%，養老金的存款利率則可以提高到7%、8%，或者更高，原則是高于通貨膨脹率一兩個百分點。國家要制定這樣一項特殊政策，而且至少要上升到法規層面，最好是上升為法律。

　　那么，這樣的政策對銀行有什么問題呢?銀行也不會有大問題。由于貸款利率已經放開了，銀行有大量養老金存款注入后，它可以通過大量貸款收回這筆錢，所以銀行并不吃虧。

　　如果這還不夠，那怎么辦呢?那就可以讓銀行把一部分利潤直接注入到養老金里面去，而不必再經過財稅流程間接注入養老金。這就是政府通過國有銀行負責任。我認為，對于政府來說，既然養老金的存款負利率是政府造成的，既然銀行還沒有完全市場化，國有銀行仍然是主體，你就應該去做這件事。

　　這樣就能確保養老金保值增值了，全國公眾也能放心了。

　　至于銀行存款利率全面市場化，我覺得恐怕還要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們還可以再想辦法。至少在這之前，我認為用這個辦法是比較牢靠的。

　　謝謝大家!

　　胡星斗：發展民營企業 推進市場經濟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最近中央在整頓中石油，國資委的主任也被抓，這應當成為終結國進民退的一個機會。中國過去沒有搞真正的市場經濟，沒有遵循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可以說中國經濟與政治一直是在反向運動，經濟是越來越自由化，但是公權力卻在不斷擴張。民企長期受到排擠，民企甚至被妖魔化，民企為了自保，也紛紛投靠了一些地方政府。由于中國沒有建立憲政制度--約束政府權力的制度，國企的擴張、公權力的擴張使得改革開放有可能隨時停頓，或者是夭折，私人企業、市場經濟隨時可能遭到打壓或者是可能被顛覆，極左的文革思潮回歸，國有化獲得了特權派與極左派兩個陣營的支持。但是大家都知道國有--我指的是傳統的國有，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效率低下，貪腐嚴重，消費者利益的損失、國家利益的損失，對私營企業產生擠出效應，催生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阻礙了改革，國家被分利集團化，加劇了分配不公等等。特別是過多的國企孳生了人治，破壞了法治，扼殺了民族的創新精神。特別是我認為國企的擴張、公權力的擴張也將壓縮人民自由的空間，甚至最終可能取消某些自由，比如最近的網絡自由言論受到過度的隨意的限制，其實與國企的擴張、公權力的擴張都是密切相關的。就像哈耶克所說的“國有是專制的經濟基礎，政府對于經濟的過多控制是通往奴役之路”，而且國企傷害了憲法的尊嚴，損害了政府的信用和誠信，一些地方政府出爾反爾，先是巧舌如簧，引誘民營企業去投資，然后又國有化，一些人稱之謂“關門打狗”，強制剝奪或者低價購買民營企業。我遇到很多這樣的案子，包括我最近接觸的陜西購買煤礦的一些案子，都是天量的財產，上億元甚至幾十億元的財產，都被地方政府侵占或者某些貪官污吏巧取豪奪，這樣的案例可以說數不勝數。

　　一些特權壟斷利益集團利用它的話語權、立法權可以以一紙行政命令就可以輕松地占有國家的資源，比如中石油、中石化憑借著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國家經貿委的一個38號文件，就輕而易舉地壟斷了對石油的開采和銷售。但是我認為只有民選的人大有權決定把資源交給誰經營以及利潤怎么分配。而目前大多數壟斷性國企的壟斷資格沒有經過全國人大的批準，當然即使有，有的壟斷比如說煙草專賣獲得了人大的認可，但是由于人大代表缺少民意基礎，因此，煙草專賣仍然很難說體現了大多數國民的意愿。日本、韓國都曾經實行煙草專賣，1991年全世界有70多個國家煙草專賣，到2003年是20多個國家，目前只剩下幾個國家，日本、韓國早就廢除了落后的煙草專賣的制度。

　　由于國有企業定位不清，邊界不明，所以它只應當出現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公共產品生產的領域，但事實上在我們國家現在國有企業定位成了特權企業，擴張與經營都沒有邊界。現在，我認為正好是時機，來推動國退民進，只有民營企業才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是民主法治的基石，否則在中國別談民主法治;民營企業也是中國現代化的保障，依靠國有企業中國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可以說是“永遠”，世界上還沒有這個例子，哪個國有企業主導的國家建立起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現在沒有這個例子。所以應當撤銷對國有企業壟斷的各種文件條例，包括我剛才說的關于中石油中石化壟斷的38號文件等等，鼓勵民營企業進入這些壟斷的產業;中國還應當大力保護民企產權，因為產權保護是市場經濟的關鍵，也是建立法治國家的關鍵，我們應當來推動民營企業財產的保護。所以我也歡迎在座各位朋友，未來蒞臨我的“民營企業產權保護論壇”做指導。謝謝大家!

　　張立群：當前中國經濟在穩增中轉型

　　張立群(國家發展中心研究員)：剛才聽大家關于中國經濟的很多討論，很受啟發。我主要還是按照這個題目，針對當前經濟形勢談一些觀點。觀察當前經濟形勢，我想兩件事情必須要注意：

　　第一，我們過去這四年的政策調整，我把它也作為一個周期，從2009年的一攬子計劃推出，2010年、2011年一攬子計劃退出，2012年政策轉向穩增長，構成了一個政策調整周期。經過2012年到目前穩增長政策的持續，中國經濟增長現在總體向平穩的方向在發展，包括我們看到今年7月份、8月份工業增長率連續兩個月在提高，包括我們看到投資數據，包括消費數據、外貿出口數據現在都有一個恢復的態勢。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們政策的效果現在是在顯現當中，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平穩增長態勢。

　　第二，我想應該注意中國經濟轉型，中國經濟現在正在經歷一個重大轉型，我想我們談的改革，實際都是圍繞著支持中國經濟轉型來進行的。要有一個制度上支撐來引導企業和每一個人更認真、更負責任的做事情，這樣才有更高品質的產品和更高品質的服務，生活水平也才能夠進一步提高。所以這個過程真正的能夠支持我們有更高水平的制造業，更高水平的服務業的一些制度安排，應當是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

　　為什么中國經濟出現這個轉型呢?我認為主要是兩個方面原因：第一是市場供求關系的改變，第二是要素成本水平的提高。

　　市場供求關系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供不應求，另一種是供大于求。供不應求的市場為企業的生產提供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市場選擇標準很低，供不應求的時候市場選擇的重點在于有沒有，而不在好不好，這個時候企業很容易擴張的，隨便生產什么，很容易賣出去。第二條件是供不應求的市場會給企業提供豐厚的利潤，市場供不應求，定價權在企業，所以企業利潤豐厚，導致企業有很強的發展動力，2003年以后企業就是24小時加班加點，埋頭苦干掙大錢。在市場供不應求的時候，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能力是比較強的，企業的發展能力和發展動力都很足。這個供不應求的市場會把所有產能都動員起來，把所有資源都動員起來，2003年初的小煤礦發展那么快，就是市場利潤吸引的。但是供大于求的市場提供另外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它的選擇標準從有沒有轉到好不好，東西多了我就要選一選，這個時候企業的發展難度加大，現在強調產品或者服務的性價比，而提高產品或者服務的性價比又必須走質量效益的路線，只有質量不斷提高，產品性能或者品質才能不斷改善，只有效益不斷提高，降價才有空間。性價比這樣一個比較迫使企業必須轉向質量效益型的發展，這個發展道路比低水平的快速擴張要難得多。所以企業的發展能力現在是階段性的明顯下降。供大于求的市場帶來的是微利或者是沒有利潤的回報，市場供大于求了，競爭首先在價格方面，價格競爭的結果必然是微利或者沒有利潤的均衡。所以目前這種均衡就使企業的發展動力大大下降，現在企業說我忙了半天掙不到錢，我就不干了。所以現在企業的發展能力、發展動力都是明顯下降的。在這個背景下，經濟內生性的增長能力下降，或者叫做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要素成本水平提高就結束了低成本擴張。現在再搞低成本擴張就要虧損，低成本擴張比較容易，這就是我們講的“三高一低”的發展，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三高一低”容易就在于“三高一低”的項目都是小項目，比如小鋼鐵、小火電、小水泥等，這些項目的資金起點要求很低，技術起點要求很低，人的素質起點要求很低，所以有點錢就做起來了。但是恰恰這些小型項目就屬于投入產出比很低，污染排放很嚴重。現在當勞動力成本提高了，礦產資源成本提高了，土地水資源成本提高了，污染排放的收費標準提高以后，這些三高一低的小項目做不下去了。所以在這個時候企業的發展能力也是下降的，不是說哪個企業隨便現在建一個新項目就能發展起來的，現在發展的門檻客觀上是提高了，而且要素成本的提高也擠壓了企業的利潤，降低了企業的發展動力。在成本條件、市場條件都發生深刻變化之后，我們這個企業的發展能力、發展動力是明顯下降的，這個明顯下降決定了潛在經濟增長的下降。這次在達沃斯論壇李克強總理講經濟開始由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增長水平的變化我想就是潛在經濟增長率區間的變化。以前我測算過，2003-2007年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區間我們測算應該是10-11%，現在應該在7%-8%之間，目前政策重點之所以努力使實際增長率穩定在7%-8%之間是圍繞這個潛在增長率區間在調整的。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經濟的重要轉型是不可避免的，你要適應這樣一個市場環境的變化，成本條件的變化，企業就必須要轉型，必須從低水平、低成本的數量擴張轉到一個質量效益型、集約型的增長，這樣的轉型恰恰是我們制造業的水平、服務業的水平提高的一個重要臺階，這個臺階如果邁上去了，中國進入到全面小康或者是進入到現代化才有堅實的保障。一個民族如果光會消費而不會生產、不會制造，這個民族沒有任何希望的。所以中國真是要達到十幾億人能夠過上發達國家的好日子，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流的制造業，一流的服務業。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想改革的重點可能也要考慮這些，怎么樣強化風險責任約束，怎么樣強化行政問責，通過責任的強化來約束每一個人、每一個企業、每一級政府更認真、更負責的做事情，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這個過程當中我想人的綜合素質、企業的綜合素質就會不斷提高。而由此支持的產品的這樣一個性價比、服務的性價比就會不斷改善，這樣的話，也才是我們生活不斷提高的一個扎實基礎。

　　謝謝大家!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