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王紹光

　　中國文化論壇理事，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英文學術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編。1990年獲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1993年，王紹光與胡鞍鋼合著《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推動了中國分稅制的改革，時稱"王胡報告"。

　　主要著作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挑戰市場神話》、《分權的底限》、《多元與統一：第三部門國際比較研究》、《左腦的思考》、《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安邦之道：國家轉型的目標與途徑》、《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合著)、《中國地區差距報告》等。

　　如今年"21世紀GNH國民幸福論壇"的主持人袁岳所說，在各個地方都談"國民幸福"這個話題之前，在人們給予它廣泛關注之前，21世紀報系的媒體已經深入討論和報道這一話題了;這一年度論壇也是關注國民幸福和幸福感的很重要的一個平臺。這里刊發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與紐約大學瑞貝卡·卡爾教授的主題發言，以及民生銀行零售銀行部總經理艾民的采訪，以饗讀者。論壇嘉賓關于"幸福社區"的討論，則將于下期"國民幸福"版刊出。

　　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主任)

　　反思GDP崇拜并不是新事物

　　前段時間我讀到一句話："不久以前經濟增長被認為是一個好東西，同時也是經濟理論與研究的一個共同話題，也是一個被形形色色的政客掛在嘴邊的口號，但是這種局面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如果我問，這句話是什么人在什么時候寫的?很多人可能會認為，這句話是某個學者最近寫的。十年前，十五年前經濟增長被認為是一個好東西，經濟增長帶來一切好東西，包括幸福;現在人們對這個問題出現了反思，最近有報道講，日本政府也要構筑自己的國民幸福統計體系，有132個指標，法國總統也在試圖做這樣的事情。不過，這句話實際上并不是一句老話，它是1973年兩位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家寫的。這告訴我們，反思GDP優先并不是新東西。

　　1950年到1960年代，是世界各地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當時的歐洲、美國經濟發展得非?？欤l展中國家有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也不錯，當時很多人以為只要經濟增長了，世界上的事就好辦了，可以創造工作機會，消除貧困，讓更多的人感到幸福。但是這種經濟學界的樂觀情緒到1970年代初的時候就慢慢消失了。因為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長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間，普遍的貧窮在世界上并沒有被消除，而且與此同時，所謂的南北差距，就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這個時期實際上急劇擴大。到1970年代初的時候，人們對GDP和GNP的崇拜已經開始消失。當時GDP(國內生產總值)使用并不太多，人們更多地使用GNP(國民生產總值)。經濟學家開始更多地關注人類的基本需求，而不僅僅是GNP。當初不僅是學者產生了變化，而且一些國際組織也開始產生了變化，例如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及其他一些組織。1981年，世界銀行出過一本叫《第一重要的事情擺到第一位》的書，講的就是人類的基本需求。這個情況在1980年代又發生了一次突變，鐘擺又擺回去，開始對GDP的崇拜，今天我們開始關注發展主義的弊端，關注GDP第一的弊端，關注新的指標體系，關注幸福，其實并不是一個新的東西，只是人們比較健忘。

　　共同富裕的多層次內涵

　　下面談共同富裕和國民幸福的關系。什么叫共同富裕呢?我自己的理解，共同富?？赡苁怯幸粋€階梯的。第一個階梯，各社會群體的基本需求要得到滿足。這個基本需求在學界有長期的討論，到底有什么含義，我今天恐怕也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在這個地方展開。但是關于基本需求的理解有一個很明顯的共同點，就是一定要扶貧減貧，消除人類的種種不安全。我們知道，中國政府前不久修改了中國的"貧困線"，把貧困線從1200元左右提高到2300元。年收入2300元人民幣等于日收入6.3元人民幣，以今天的匯率換算，要比1美元還略低一點。也就是說，中國還有將近1.3億人生活在人均收入每天不到一美元。如果這個問題不得到解決，談共同富裕是紙上談兵，是空談。所以第一件事情，各社會群體的基本需求都應該得到滿足。

　　談共同富裕的第二件事情是，各個社會群體的收入要持續增長，要富裕。這個增長不僅僅是GDP的增長，而且是讓各社會群體都能夠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效，所以要把餅做大。

　　第三件事是，逐步縮小各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而不是逐步擴大。在過去很多年里，經濟增長很快，但是收入差距在擴大。這一趨勢如果持續下去，很難講這可以實現共同富裕。

　　第四件事比較難，要做到各社會群體之間的財富差距逐步縮小。在世界上大部分的社會中，財富差距的程度會比收入差距的程度大得多。它是歷史形成的，在短時間里面要縮小比較困難。但是要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各個群體之間的財富差距也不能過大，而且應該逐步地縮小。

　　幸福指數比GDP更容易被操控

　　所以理解共同富裕其實也不太難，難的是理解幸福。英文Happniss可以翻譯成幸福，也可以翻譯成快樂、開心、愉快，甚至喜悅。學術性一點的表述，會有人把它叫生活滿意度，主觀的生活滿意度。不過，這些詞有同等的意義嗎?其實也未必。我們看一看關于中國的調查，我們就知道不同表述的意思未必相同，不同提問方式得到的調查結果也未必相同。

　　比如說根據"世界價值"在1990年、1995年、2007年在中國的調查，他們把問題答案的選項分成非常幸福、比較幸福、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1990年感覺非常幸福的人有將近30%，但是到1995年，降到了接近20%，到2001年中國人感到非常幸福的就比較少了，只有10%多一點，到了2007年又回升到20%左右。比較幸福人的狀況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問你是否感覺幸福，這是一種問問題的方式。

　　而換一個方法問，可能得到的結果未必是如此。我們看蓋洛普的調查。蓋洛普問問題的方式不一樣，他問你對生活是否感到滿意。通過它的調查結果就看到，感到滿意的人從1994年持續下降，感到不滿意的人從1994年以后持續上升。中國人很有意思，同一個調查，問你是否感到幸福，和問你是否感到滿意，這兩個問題的結果可能是不完全一樣的。所以怎么調查幸福，其實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即使問同一個問題，你給他的選項結構不同，得到的最后答案也會產生變化。比如，如果將選項從非常不滿意到非常滿意做十等分的話，這個結果跟給他三四個選項得到的結果是不完全一樣的。我這樣說的潛臺詞是，幸福這個指標如果不好好研究的話，是比GDP更容易操控的指標，所以要特別的小心。

　　影響幸福的諸種變量

　　影響幸福的變量和因素是哪些呢?如果回顧各種各樣的文獻，我們大概基本上可以大致歸納出影響幸福的因素。第一個方面是剛才講到的基本需求，包括衣、食、水、住等方面，這是影響幸福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第二是收入水平，每個國家或者每個地區，甚至每戶人家的收入水平都會影響人們的幸福感。第三是安全感。現代社會人們的收入可能會提高，一個白領可能每個月賺兩萬塊錢，但可能生活的壓力非常之大：成天要出差，而且就像華爾街那些白領精英們一樣，不知道什么時候可能失去工作，還有健康的風險、養老的風險。所以安全感會影響到人們的幸福感。第四是不平等，包括收入的不平等和財富的不平等。其中關系到一些主觀的因素，比如說參照系，如果老是不跟你自己比，而是跟你的鄰居比，跟你的同事比，覺得別人比你的收入更高，會影響個人的幸福感。比如我每次坐飛機，看到飛機上的刊物，我老是覺得不幸福，因為那上面的廣告描述的生活，都是我不可企及的生活。這種比照的參照系也是一種因素。第五是對自己的期待值。中國有句老話，知足者常樂，但中國人可能是不太知足的，覺得生活可以改善得更好，這會影響你的幸福感。最后一點也是比較重要的，友情、親情、個人自由、政治參與、國家的腐敗程度，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一個國家人們的幸福感。因為時間關系，今天重點講前面幾個因素，介紹一下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

　　關于基本需求和幸福的關系，現在學界基本上沒有太大的爭議。201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討論了基本需求和主觀滿意度的關系。這個研究用了123個國家的數據，最重要的一個發現是，對生活的滿意度是跟基本需求的實現程度緊密相關的。在別的研究里，并沒有太多跟這個發現相反的結論。所以滿足基本需求對一個國家達到一定的幸福度非常重要，這個幾乎毫無爭議。

　　人均GDP和幸福程度的相關關系稍微復雜一點。人均收入越高的國家，人們感到幸福的人的比例就比較高，聽起來好像也比較符合常理，但是事實上比較復雜，一方面，收入高跟幸福相關，收入要提高就需要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經濟增長越快的國家，人們感覺幸福的反倒比較少，收入增長的過程使人們感到不幸福，這是一個矛盾和悖論。很多研究都發現，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人們普遍感覺不幸福，而不是感到越來越幸福。按道理，經濟增長速度非常高的時候，每年工資都在增長，人們的生活素質和各種客觀指標都在改善，但在這個過程中間，不管是幾個國家的研究還是幾十個國家，甚至上百個國家的研究都表明，經濟增長速度高反倒降低了人們的主觀滿意度。

　　實際上十年前，在澳洲的華人學者黃有光就觀察到，東亞地區多年來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很高，比如當時的"亞洲四小龍"，但是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人們普遍感覺自己不幸福。即使到今天，香港的人均收入可能比大陸高十倍，但是香港人的幸福感比中國大陸的總體還要低。所以亞洲地區的人特別不感覺到幸福，可能跟經濟增長有關系。黃有光在一個研究中試圖描述，經濟增長可能會帶來環境的破壞，可能會帶來非常強的競爭感，人們成天要跟別人競爭，要跟別人比漂亮、比穿著，比開的車，比住的房，所有這些東西都會使人們感覺到不幸福，而不是幸福。

　　從這個角度來講，經濟增長所帶來的不安全、不平等的趨向，又會使人們感覺到人們不幸福。以前的研究主要是著重于其他的東亞國家和世界上其他國家。反觀中國，30年來經濟日益增長，年均增長率10%，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改善，但是幸福水平并沒有上升，而且很長時間里是持續下降的。

　　收入不平等跟整個國家的幸福的關系更加復雜一點。2010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人們個體收入、健康水平的不平等，都會影響到主觀感覺的不平等。這個研究說得很清楚，不平等導致主觀的滿意度或者幸福感下降。2010年發表的另一項研究，以日本為例，把日本的各個縣作為一個單位進行衡量，其中經濟收入水平分配不太平等的縣，人們感覺到不太幸福，比較平等的縣，人們感覺比較幸福。這些研究都支持這樣一個簡單的概念，不平等一定導致幸福感的下降。

　　也有一些研究發現收入的不平等和這個國家平均的幸福程度沒有什么關系。這些研究跟前面的研究出現了矛盾。怎么解釋這個矛盾呢?很可能需要解釋，每個國家的人們對不平等的容忍程度是不一樣的，比如說研究歐洲國家，會發現在歐洲越平等的國家，滿意度的平均水平比較高，越不平等的國家，滿意度平均水平會比較低。但是如果研究美國，對美國的50個州進行研究，在比較平等的州，人們的幸福感未必比比較不平等的州高。所以有些國家成了例外。很多研究表明，美國人對不平等的容忍程度會比歐洲人或者其他的地方高一些，這個會影響到平等這一變量的重要程度。

　　關注需求而不是要求

　　小結一下上述研究，我們大概可以得出一些結論，有些可能會比較復雜一點。

　　第一點，要增進人民的幸福，首先要消除貧困。這一條非常重要，其他的很多政策都可以商議，但是這一條不需要商議，不管是地區各級政府，還是全國一級政府，都應該把這件事放在首位。

　　第二點，溫飽問題解決以后，尤其是在大部分城市地區，收入的增加對提高幸福度的作用是遞減的，這是被無數研究已經證明的。溫飽問題解決，達到一定收入水平，已經不存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以后，個人收入增長對個人幸福感的提升并沒有太顯著的作用，而且可能是遞減的作用。

　　第三點，經濟快速增長也許會導致不安全、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從而導致幸福度的下降，而不是上升。就中國而言，在過去30年，在未來三五年，恐怕都依然是這個情況，經濟高速增長，但是人們的幸福感得不到提高，甚至下降。我這個地方用了一個"也許"，政策不一樣的話，也許就不會導致不平等、不安全的程度上升，也許就不會導致幸福感的下降，所以這有賴于政府政策的調整。

　　第四點，在任何情況下，政府應關注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用英文來講是needs，包括對基本生存條件、安全、公平、尊嚴的需求，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團的要求(wants)。這里我把需求和要求做一個嚴格的區分，需求是政府應該關注的，而人們的要求未必是政府需要解決的。打一個比方，一個女同志出去需要拿一個包，這叫需求，如果說我需要一個LV的包，那就是要求。政府可以關注需求的問題，但是沒必要關注太多要求的問題。

　　(雷勇整理，未經作者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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